政治与经济之四十八

中国何处去？

——中、美、台、港经济战略与政策运用之比较

中国农历新年，海外最大的中文媒体《世界日报》洛杉矶分社社长陈世耀先生和专栏主任孙绩洋先生代表《世界日报》总社，在洛杉矶东区罗兰岗的钻石广场内红宝石酒楼宴请金尧如先生，于浩成先生，伍凡先生，并致新春问候。笔者也受邀前往。

金尧如先生身体欠佳，原本很善谈，但在这次聚会中却说的很少，数小时的面谈中只简单地讲了几句话。由于大部分人都是新闻界出身，谈话的内容也就不离中美台港的政治经济话题。从国共内战到眼前的两岸三地政治经济，无话不谈，坦率真挚。在谈话中，陈世耀先生对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中美台港的经济共同点在哪里？战略区别是什么？怎么互补？这次美国经济为什么恢复的这样快？原因在哪里？”

半年前，美国发生911事件，当时我预测美国经济复苏会加快，最快会在2002年中恢复。当我的预测一发表，马上就招来众多的反对声音，海外最大的中文BBS〈文学城〉上出现了数篇驳斥我观点的长文，数位读者也在网络上打赌。在短时间内，我也收到了数十封专门讨论这个话题的来信。很多读者问：“你预测的根据是什么？理论基础是什么？”其中一位在澳洲读经济的读者这样问道：“美国的经济战略是什么？911是否会影响到它的实施？”

美国经济战略和政策运用

二十年前，美国学者托夫勒写了本影响世界的书《第三次浪潮》，数年后他又写了《第四次浪潮》。某种意义上讲，这两本书产生的影响非常大，基本上是美国新经济的奠基人，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人的经济观念和思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经济的崛起迫使美国重新认识自己。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都在思考美国的未来，为美国未来寻找新的出路。为刺激美国经济，里根政府施行扩张经济政策和强权军事。美国经济开始全面转型。在以后的十多年中，美国经历了近代史上为期最长的一次衰退，大量的生产企业倒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以航天和军工企业为经济支柱的加州，工厂大量倒闭，失业严重，企业家纷纷重新起步，寻找新的经济点。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加州经济全面转型，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摇身一变成为IT重镇和北美最大的贸易集散地。经济增长再次跃升为美国第一大州。从整体看待美国，基本上与加州相似，经济全面从生产制造业转向新经济体系，贸易，品牌，网络和知识成为美国未来的新经济增长点（有关美国新经济请参考本人之“美国新经济理论与WTO的本质”一文）。

很多朋友问我：“911之后，美国经济为什么很快恢复，而且是在代表新经济的IT行业并没有起色的情况下很快恢复。”其实，要解释这个问题并不难。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美国就已经从一个资本输出国转变为资本输入国，而且成为世界第一大资本输入国，如果按照传统的经济理论分析这个现象，往往会让人感到很悲哀。更会联想到早年大英帝国的衰落。但经过了二十年后，美国不但没有衰落，反而更加强壮，成为世界唯一的强国，这个现象怎么解释呢？美国真实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

如果从表面看今日的美国，看起来和一个世纪前的大英帝国很相似，但实际上国际环境和经济发展已经有很大的不同。新经济理论已经通过时间和事实浸入美国企业和民众心中，经过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十多年的经济转型，今日的美国已经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和知识中心。美国的跨国企业已经从单纯的产品制造中心转变成为品牌和设计中心，美国文化和生活模式推广中心。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贩卖的不是消费产品和生产设备，而是一个企业的文化，经营理念，更主要的是传播影响各国人民生活方式的信念和思想。全球自由化正是这种经营方式的最大促进者，也是美国长期经济战略的主题，IT事业的发展更为这个战略提供了必要的实施基础条件。美国制造业的转移并不意味着美国企业赢利状态的改变，相反，美国的跨国企业可以赚取更多的利润，让美国的经济更强大，更趋向于管理层次，高知识、高技术层次。良好的教育体制为美国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让美国人成为世界的领导者，更多的世界级白领阶层。从另一个角度上看，美国制造业外移，造成资本外流，但同时又有更多的资本流入美国，美国企业通过合资经营和发达的金融手段，使用很少比例的资本就控制了更多的海外资本，而这些海外资本创造的财富养活的是更多的高薪的美国白领和知识阶层。这些跨国公司将在海外吸收的资本通过美国金融界之手转换为充满美国经济理念的资本再次投资到海外，从而控制更多的它国资本。根据美国纽约大学的一份调查报告中的调查资料显示，在1955年，美国跨国企业的资本控制率是1:12，1975年的资本控制率是1:34，而到了1998年，美国跨国公司的资本控制率竟然达到了1:268。换句话说，在目前，美国企业只要投资一美元，就可以控制其它国家企业资本268美元（注：美国主要是以股份控股和金融市场来完成这个过程）。而美国在经济制度上是全球征税，也就是说，美国企业无论投资到哪个国家，只要它有赢利，就有责任和义务向美国政府交税。举个简单的案例，假设投资一美元政府可以收到5美分的税，美国通过资本控制，投资一美元就可以控制268美元，这个投资创造的税收就是13.4美元（注：此指的投资与税收的关系并非单独指贸易企业的收入所得税，也非独指消费税。在美国，计算投资有个基本的考量，就是投资与税收的收益比例。这个指标是衡量投资与政府税收的一个统计数字。这个数字很重要，关系到地方政府投资的收益。政府也会依据这个数字来制定未来发展方向。这与常用的投资回报率类似，但不是衡量企业的回报，而是衡量政府税收的回报）。美国如此强大的资本控制率，于无形中使美国政府和人民用最小的投资获得了最大的利润，通过企业税收盘剥了其他投资人及国家应拿到的税收和利润。而美国强大的军事更是保证这个过程完成的必要手段，没有军事上的强势，政府就没有办法保证美国人投资到世界各个角落里的投资，就会损害美国利益。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一向所说的：“军事的强大是美国利益的基础，全球化是美国未来的出路”。

军事的强大，必然带来政治上的稳定，民主的社会又给美国人民及世界人民带来更多的自由和信任。面对不稳定的世界，各国资本拥有者最大的心愿就是如何让自己几十年辛苦所赚的财富不受侵犯，这样一来，美国就是他们最放心的国家。无论是在亚洲还是欧洲，美国都早已经取代瑞士成为世界第一的安全国度。美国越强大，资本输入的越多，美国金融界通过各种经济工具和手段，将这一笔笔海外流入的财富转变成具有美国经济色彩的投资，控制着更多的他国企业。而这些企业又通过专利费，管理费，加盟费，税收等政策和手段，将每天产生的利润源源不断地返回到美国。表面上看美国是个资本输入国，但由于美国的知识新经济已经成为经济主导，美国企业已经通过投资，控股，加盟，技术转让，品牌等手段更长久更轻松地赚取更多的利润，作为政府和经济界人士更清楚地看到了这里面的奥秘，保持美国军事的强大，货币的强势更有助于海外资本流入美国，如此有利可图的事业为什么不干呢？相对于美国企业来说，资本输入的越多越好。有心人士看看美国各个跨国公司的年度报告就会发现，主导美国经济的跨国公司的利润主要来源都是海外，而不是美国本土。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入国，输入的海外资本已经不是阻碍和转变美国现状的危险力量，而是成为美国企业扩张的促进剂，成为美国企业经济扩张的加油站，用一句中国俗语说就是“空手套白狼”，“以夷制夷”。

911事件之前，美国政府换届，小布什看到了IT行业的泡沫和未来经济的危险，提出的经济政策主要是减税和调整产业结构。当小布什一上台，以IT企业为主的NASDAQ股票指数应声下跌。美国经济一度陷入一片恐慌，大家都认为经济衰退再次到来。在911事件发生之日，数位朋友来电话询问我对美国未来经济的看法，当时我这样回答大家：“一，美国经济很快会恢复，911事件阻挡了美国经济衰退。二，美国政府一定会出兵开战。三，911事件确定并强化了美国未来百年的世界第一地位。四，911事件将加快全球化的进程”。在随后的评论文章中，我同样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的根据有以下几点：在美国人心中，911事件所造成的创伤远高于珍珠港事件，这是美国建国来首次在美洲大陆上出现如此重大的平民伤亡。美国政府无论如何都要出兵开战，树立美国人的信心，表达追求自由捍卫自由的决心。而这个决心与行动关系着美国的未来，任何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都不会看不到这一点，特别是对已经转型中的美国新经济体系，没有强大的军事威慑力量，美国新经济就会成为空话。一个连自己的国民都没有办法保护的政府谁又敢信任它？富人又怎么会将财富投资到美国？没有了资本，美国还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吗？从另一个角度上看，美国遭遇袭击，经济受到了伤害，短期内海外资本会外逃，但世界上又有哪个国家比美国更安全呢？如果美国不能保护自己的国民，其他国家又有谁能保护自己的国民？依靠英国和日本吗？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只要美国能作出强有力的反击，海外资本在短期观望之后，照样会回流到美国，如果美国百姓和金融界企业界能齐心协力共度难关，不但流出的海外资本会回流，而且会带来更多的海外资本。911事件将告诉世界各国的资本拥有者，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如同美国政府那样保护你的财富。也不会有任何一个比美国更强有力的国家，没有任何地方比美国更安全。事实上，在911事件之后的第二天，美国金融界就发表了一个共同声明，表明了态度：“美国金融界支持政府行动，不会趁机渔利”。正是美国金融界和企业界的支持，美国政府采取了强势政策，稳定了经济，同时大量的海外资本涌入美国，从另一个程度上对衰退中的美国经济注入了强心剂。在短期内，IT行业虽然泡沫化，但在数月的整合中，更强势，更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IT企业站稳了。IT企业已经从赔钱的代名词转变为赢利的代名词，成为真正的赢利企业。放眼世界，除去美国，在其他国家的IT企业又有多少步出了赔钱的阶段，而走向了赢利的良性循环？当投资者面对这样的局面，谁又会将自己的金钱投资到赔钱的企业中去？美国IT行业的成功转型为未来的美国IT企业全球垄断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更为未来的美国新经济创造了一个崭新的未来。

从根本上讲，美国是个内需为主的国家，对外依存度只有27%。美国的经济恢复很大程度是依靠自身力量完成的。由于十年前的新经济转型，美国海外投资的扩大，知识经济早已经取得了实效。相对于美国国内，制造业早已转移海外，大量的消费和利润增长点都集中在高智力，高技术上，而常规的经济衰退表现往往是消费下降，制造业停工。但由于美国已经是全球化最明显的国家，经济衰退的损失往往会通过各种方式转移到海外制造国家，消费下降的最明显结果是美国海外制造业订单减少，而影响最大的不是美国，反而是制造业国家。这些制造业国家为了自己不被美国经济衰退所影响，扩大经济，稳定本国经济发展局面，往往会使用更多的经济手段来促进生产，制造企业为了生存也会压低成本和利润，尽量维持企业的最低生存条件，以抵消美国经济衰退所造成的影响。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最大的连锁商业──沃尔玛商店的商品采购价格，在911事件之后竟然下降了六个百分点，其他产品价格更是“跌跌不休”，使美国2001年第四季度通货膨胀指数不升反跌。由此可见，世界各国远比美国更怕它的经济全面衰退。生产制造国家对美国的依赖程度更大，从反面映衬出美国对世界经济的巨大影响。另一点更重要的是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在2001年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亚洲国家因为经济秩序的混乱，往往不能体会美国减税等看似无足轻重的经济政策的重要作用，我在BBS上看到日本、台湾和大陆学人一同嘲笑小布什在竞选中主张为每个百姓减税数百美元而和另一个竞选对手高尔先生争论的文章。其实，这些日本台湾和大陆的经济学者根本就不了解美国，看似简单实际非常复杂的减税政策对美国整体经济的影响巨大。举个简单的例子，IRA是美国人使用的一种避税方式。在这次减税前，每人每年可有二千美元的免税额度（此指年收入在34,000美元以内者），减税后，每人每年就增加了一千美元的免税额度。但根据法律，这笔钱你可以存入IRA帐户投资升值，在一定时期内是不可以取出来消费的。这样一来，每年全美国数亿人和企业就会因为减税政策而在IRA基金中增加投资数千亿美元，这笔巨大的资金就会通过投资银行转向美国各个行业的投资中。减税不是单纯的减税，而是将减税的金钱转向企业投资，促进美国经济发展，这就是美国经济政策的聪明卓越之处。各位可以想象，仅IRA一项，美国每年就通过普通百姓之手增加了数千亿美元的额外投资，美国的经济怎么能衰退？经济怎么能不好转？这与中国大陆为增加内需促进百姓消费振兴经济而伤透脑筋却不见实效的经济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是良好的经济秩序和政策手段，才使得美国政府“游刃有余”地调整美国经济，让每个美国民众都自觉自愿地投身于其中。反观亚洲国家的经济政策调整，尽管学习美国经验，照猫画虎反成犬，政策一样但结果差之千里，让人扼腕痛惜不已。

也许有人会问：“美国会用新经济统治世界吗？”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从文化经济上，多样化是共存的，但在近年来更多的现象是世界更趋向美国化，无论是文化还是经济，无论是饮食还是爱情，更多的生活信念中浸透着美国生活方式的印迹，互联网的发展更加速了这个变化的进程。全球化正是美国新经济的主体，也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规律，值得庆幸的是民主自由的美国率先把握住了这个时代的先机。并率先将它当作长久的战略实施下去。有哲人说，机会往往在一瞬间。相对于人类进步的历史长河，美国确实在这个短暂的时间里把握住了这千载难逢的“一瞬间”。

台湾经济战略和政策运用。

自国民政府退守台湾之后，蒋中正先生制定了台湾的长期经济战略，其宗旨是，能让民间去做的，政府绝不干预，大力发展私人经济。并根据当时的台湾现状制定了出口加工为主的外向型经济。上世纪七十年代，蒋经国先生又制定了高科技产业政策。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李登辉先生又将台湾经济政策定位于国际，号召台湾企业走出台湾，走向南亚和非洲。坦率地讲，台湾当局的经济政策是极为成功的，不仅将人口密集度位居世界第二的台湾经济带领到了世界，而且为未来的台湾发展和经济转型铺垫了良好的基础。

我们都知道，台湾是个海岛，缺乏资源，由于和中国大陆抗衡，安全更无保证。资本外逃更是台湾的主要问题。在台湾发展的过程中，资本外逃是影响台湾发展的主要因素，在政治军事上全面依赖美国是迫不得已的事情。但正是这种全方位的美国化，才促使台湾经济得到了更多的利益和发展，成为日本和美国的主要代工厂，并逐步发展出自己的主流企业。纵观台湾经济战略无非加工为本，制造为主。逐步提升产业技术，扩大海外市场。事实上，在上世纪的国际竞争中，这个简单的经济战略确实让台湾得到了最大的实惠，并使台湾在国际社会崭露头角，迅速跃入发达地区之列。

在两蒋执政期间，值得一提的是宽松的金融环境，蒋中正了解台湾的基本情况，也更清楚华人的心态，所以在私人金融政策上放的很开，特别是私人银行的入门槛很低，同时大量鼓励民间金融互助组织的建立，在农村和城市都有不同类型的互助组（即所谓的“镖会”）。这些小型的类金融机构为台湾创业者提供了更多的融资渠道，也为台湾的小型加工企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台湾经济已经起飞成功，国际环境也有了很大的改变。简单出口加工企业的发展出现了瓶颈，台湾当局提出了品质提升和技术提升的战略主张，同时鼓励商人向海外发展。目前活跃在海外的台湾贸易商人，大多都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中期离开台湾到海外发展的，这些商人为后来的台湾产品出口和市场扩张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亚洲国家经济起飞的经验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和称赞。

提到近期台湾经济战略问题就不得不提到李登辉先生。作为一个复杂多样性的李登辉先生，各人的解读不同。数年前，我曾受邀参加世界台商年会，与李登辉先生有过短暂会谈。尽管我不赞成李登辉先生的政治理念，更反对李登辉先生“台湾第一”，过于狭隘的“台湾民族主义”主张，但我依然对李登辉先生过人的敏锐和洞察力感到佩服。在李登辉先生的一生中有两件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他的这两个决策一个被证明是超人的远见，被历史证明对台湾经济和社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另一个则在实施中夭折，但未来必将被证明是正确的经济决策。

当年国民政府迁台，蒋中正推行土地改革方案，采用不流血的政策使台湾农民耕者有其田。并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来稳定土地政策和农民，以避免大量的农业失业人口冲击脆弱的城市。这个政策的主要规定就是土地只能在农耕者之间买卖，城市居民不得占有土地。当时的台湾工业不发达，政府为了发展经济，全力支持工业，不得不采取了一系列支持工业的倾斜性政策，这些政策同样也损害了部分农民的利益。农民的稳定会关系到城市的稳定，整体社会的稳定。到了上世纪七十代，台湾工业起飞，逐步走向规模化，工业利润远高于农业利润。这样一来，大量的农业人口涌入城市，农民渴望财富的欲望也不断显露。而当时的台湾工业企业也急需土地扩大生产。于是，在这个背景下，工业财团和地产商就提出了放宽土地买卖的要求，要政府允许非自耕农与企业自由买卖土地。其理由很简单：“一，让企业参与农业经营，提高生产效率。二，扩大企业规模，降低企业发展成本，加速台湾向工业化国家发展。三，让更多的农民转向工业，全台湾城市化。四，相对于城市工作，农民的收入并没有实质上的减少，减少土地对农民影响不大。表面看这些理由很合理，实际上却隐藏着更多的问题。其一是土地自由买卖并不一定全部会转变成工业，在地少人多的台湾更可能成为投机的工具。其二，农民无法一下转变成为熟练的产业工人。其三，城市在没有更充分的准备下，无法接纳大量的失业农民，还会引发社会动荡，增加社会发展成本。以当时的台湾情况看，工业化刚刚开始，土地价格低廉，每甲只有四万新台币，而台湾工业企业由于在政策扶持下，在十几年的发展中都拥有了高额的资本积累。当时台塑集团就游说政府放宽土地政策，要收购十万甲土地。合当时五十万农民的自耕土地。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和财团压力。李登辉先生独自一人力排众议，当面顶撞蒋经国先生，反对开放土地买卖。力主将资本引入农村，过渡到台湾工业化后期，全社会进行社会资产再分配，解决社会贫富分化问题和工农业分化问题。经过力争，得到了蒋经国先生的认同。过了十多年，台湾完成工业化，经济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准后，台湾放宽了土地政策。这时候的土地价格已经从每甲四万新台币上升到了三千万到四千万不等。大量的农民因为出卖土地而得到了多年的补偿，享受到了国家工业化的经济成果。社会财富再次通过土地买卖得到了再分配，避免了大量农民的破产。工农业发展平衡，同时造就了大量的中产阶级，使台湾社会更趋向稳定。另一方面，在经济上，出让土地造成了部分人群的资本富裕，社会消费和投资都带动了起来。换句话说就是增加了内需，促进了消费和投资。如此一来，更有力促进了台湾经济的持续增长。重要的是这些“暴富”的农民拿到出卖土地的财富之后，为了今后的生计都在寻找新的经济投资点，可台湾几十年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传统产业竞争极为激烈的状况，想在传统产业中谋求发展已经变得极为困难。这就逼迫“暴富”的农民不得不将资本转向高风险的高技术行业。有心的人士了解一下台湾高科技企业，特别是技术含量高，资本密集度大的电子芯片制造业，就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些高科技企业的创办资本和主要股东，大部分是出卖土地之后“暴富”的台湾农民。正是这些知识含量不高的“暴富”农民，成为台湾产业提升和转型的资本输入者，而此点则可以算是台湾土地政策的意外收获。如果评价一个人的是非功过，至少在这个问题上，李登辉先生为台湾百姓和社会做的贡献就值得一书，这个做法同样也值得有类似问题的国家和地区学习借鉴。

李登辉先生失败的一个长远经济战略是提出了在台湾建立“亚洲营运中心”的构想。尽管这个政策失败了，但它仍不失是个极有远见、充满智慧的主张。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大陆经济开放，台湾面临着再次进行艰难选择的困境。所谓“亚洲营运中心”实际上就是要建立一个以台湾为中心的自由贸易经济圈。这原本是个老话题，台湾的经济成长到了一定程度之后，经济和产业瓶颈压力增大，必须另寻一条出路。由于台湾的地理环境和国际环境，以及资源，人力，技术，资本等问题，台湾可以选择的路径很少。如果单独以台湾立场考虑，台商投资大陆实际上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尽管大陆劳动力低廉，物资丰富，内需巨大，台商进入大陆可以暂时取得成效。但从长远看，势必出现依赖，从而对台湾形成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双重钳制。而以目前台湾越来越少的谈判条件看，台商投资大陆就是引颈自杀。如果从长远打算，台湾更适合建立亚洲自由经济圈，成为亚洲贸易中心。正因为这个主导思想，当时的台湾政府实施了台商南下政策。引导台商投资南亚国家和南非洲国家。但人算不如天算，南亚国家政局不稳定，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政局也无法让台商安定。南非政府虽然提供了低息贷款，免税，投资补助等措施，但白人政府很快被推翻，社会动荡治安极差，造成投资的台商内心恐慌。与此同时，中国大陆敞开怀抱，使用各种手段吸引台商。加上大陆和台湾没有语言障碍，思想理念接近，大陆政府管制松懈，华人的投机取巧心态可以在大陆充分发挥，黑金政治与生意能和台湾早年接轨。尽管李登辉先生大声疾呼，但仍阻挡不了台商涌入大陆。特别是一些面临破产的中小加工企业在大陆绝处逢生的故事，怎又能不具备诱惑力呢？与此同时，中共全力进行外交封杀，台湾这个亚洲营运中心的构想在李登辉先生下台之日宣告无疾而终。

事实上，台湾施行“亚洲营运中心”的计划是个极有远见的经济战略，非常符合台湾的实际情况，也是为台湾未来找到一条唯一出路。台湾在制造技术上尚无法赶超日本，企业也都要是小型加工企业，没有韩国政府扶持的大型企业集团，更没有美国的世界品牌和资本。台湾唯一可以值得骄傲的就是遍布全球的中小贸易商，而这正是台湾的优势。建立“亚洲营运中心”实际上就是建立以台商为主的商业连锁批发。从另一个层面控制经济，使台湾长久处于不败之地。此计划看似简单没有什么高技术含量，但却是个可行并非常有效的经济战略。事实上当我们看到美国沃尔玛商业连锁店成为世界第一商业企业的时候，我们还会因为它是最原始的商业零售方式而小瞧它吗？李登辉先生当初的设想正是最现实，最实际，最可行，最有战略意义的经济部署。可惜的是华人天生的短视使台商无法看到此构想的未来利益，中共也因为政治原因而全力封杀台湾这一长远计划。

当民进党执政后，台湾陷入了政党混战。陈水扁政府执政一年来从没有公布过一个具有水准的经济战略。政治成为经济的主导，这更葬送了台湾的未来。一个月前，台湾当局开始讨论电子芯片工厂是否被允许到大陆投资的问题。无论民间，企业还是政府，各说各的理，争执不下。去年，台积电的一位高级主管来美访问，我和他谈到了台湾高级产业外移大陆的问题。这位主管主张将工厂全部移到大陆，并痛骂台湾当局经济政策的荒谬。当时我说：“陈水扁高喊台湾第一，主张台湾独立，实际上他是台湾最大的罪人。至少在经济上没有任何主张，将台湾拖入了历史的深渊。在目前，台湾当局最重要的是进行经济转型，无论如何，照目前的状况进行下去，不出五年，台湾就会完全衰落。初中级产品有大陆的强力竞争，高级产品有韩国，日本在夹击。高科技产品比不上美国，又没有自己的品牌战略。现在政府只顾政治恶斗，又不进行商业布点，台湾的出路在哪里？以台湾目前的产业支柱电子芯片制造业谈，论技术不是台湾独有，只要大陆肯出钱，就可以在国际市场上买到技术和人才。大陆低廉的成本会将台湾企业在短期内打垮。目前大陆没有人关注台湾经济问题，如果想在最快的时间内打垮台湾，大陆政府只要集中资本和人才在大陆建设两家大规模的十二英寸芯片制造厂，台湾的电子代工厂就会因为成本竞争的原因蜂拥奔向大陆，台积电也会主动投奔大陆，如此一来，在主力企业的带动下，下游企业也会跟进大陆，台湾不出三年就会全面空洞化，而在空洞化的同时又没有新的经济热点，台湾经济何处去？台湾靠卖槟榔来维持经济增长吗？还会有人讨论八英寸芯片制造厂是否被允许投资大陆的问题吗？”

坦率地讲，我一直对台湾抱有很大期望，希望台湾能对大陆的民主和经济起一个表率作用，但目前的台湾却令我十分失望。政党轮换并没有带来经济的繁荣，反而是政党恶斗，族群对立，经济没有计划更谈不上长期战略。台湾当局表面顺应民意，实际上是朝令夕改，不知所终。在整个世界全面转型的新时期，台湾当局的表现更将使台湾丧失发展的机会，更有可能因为经济的倒退而使民主进程全面倒退，更有可能会出现专制制度的复辟。经济本是政治的基础，当一个政府将政治当做经济的基础而本末倒置时，未来的局面就极为可怕了。一个政府不是为了管理人民，而是要让人民生活的更好，引导人民开创更美好的明天。也许，在陈水扁的执政期间，我可能看不到台湾的经济战略，但更堪忧的是台湾百姓尚未察觉未来的可怕。没有了经济战略的指引，台湾将走向何方？很多时候，经济往往不单纯是经济问题，它所引发的政治问题可能会更大。悲哀的台湾。

香港经济战略与政策运用

香港自开阜以来就实行自由免税政策，号称自由港。其实真正促进香港发展的还是香港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政治环境。香港几十年的发展无一不体现着大陆政治环境对它的“特殊照顾”。香港以往的发展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华人的商业能力，也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香港在回归大陆之前已经是越来越依赖大陆的经济发展，香港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已经成为大陆的窗口，一个依赖大陆腹地的加工业和贸易窗口。

随着大陆经济的发展，香港的窗口作用越来越小，如果香港仍然以贸易和转口为主要业务，必然会被大陆逐步吞掉，逐步走向没落。在商业中，最小成本和最大经济利益是商业活动中的最本质体现。伴随着大陆基础建设好转和经济政策的开放，大陆经济强劲的增长，香港的中间商角色越来越弱化，世界各国企业纷纷将亚洲总部从从香港转移到北京上海等地，就是最明白不过的暗示。香港回归前，中资企业纷纷进入香港，但这不过是中共力撑香港，为世人表明自己立场的一个表象，这种输血的另一层表面掩盖着中资企业本身内部的虚弱。尽管中资企业希望能利用香港学习先进的经验和技术，但中资企业进入香港之后，更多的是成为敛财工具及被各色人等视为肥羊而吞噬。只要仔细研究大陆在香港的中资企业状况就会发现，大部分中资企业都是亏损累累，为香港交了“学费”。所以，短暂的繁荣在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情况下不可能带来长久的繁荣，只能是昙花一现。

香港回归祖国，董特首执政，面临的香港状况已经是十分不妙。香港整体经济不好，没有良好的经济增长动力，香港政府一向依赖的房地产政策就不可能继续有效。而这个延续了多年的房地产政策则是香港的命脉，也是香港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对此，董特首显然没有更长远的计划，他首先是信心喊话，然后是提出了“信息港”的计划，最后是增加政府公共计划，以期望带动经济发展并为香港指明一条出路。中共对香港的过度关注也使董特首更加敏感。香港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想努力促进经济发展，便更多的使用大陆政府常用的政府主导政策，结果使本来就对香港持怀疑态度的商人更为敏感，对香港政府能否保持相对的司法独立性及稳定的自由经济政策更加迟疑，投资更加慎重。政府投资和干涉又侵犯了原本私人经济的空间，尽管幅度不大，但对未来带来的冲击绝对不可低估。事情本来就是这样，一旦香港更接近大陆，香港特色就越淡，吸引力就越差，大陆逐步向资本主义转型，香港就要寻找出本港特色，在大陆整体经济圈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只有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董特首提出“信息港”的目标看似美丽，但实际是空中楼阁，甚至成为香港李氏父子圈钱的靠山。

为什么说董特首提出的“信息港”是空中楼阁呢？让我们看看香港的基本情况。香港的发展是依靠自由经济政策，经济起飞也是加工业和国际贸易，这两点是早年香港经济起飞的两条腿。新经济理论在全球的施行，主要是全球信息化。若单一从这个角度考虑，董特首提出香港信息化没有什么不妥，至少他延续了香港国际贸易的优势。但问题是，当大陆逐步成长为经济巨人，大陆经济开放更加自由化的时候，香港是否还有原来的国际贸易环境？今后的发展是香港信息化吸引力大？还是上海、北京信息化的吸引力大？商人们进行利益比较和政治比较的时候选择哪个地区有利？如果不能保持独立的司法和行政体制，香港信息化是否可以竞争得过新加坡在南亚的优势。无论司法独立性还是地缘，香港都无法不正视新加坡这个强劲的竞争对手。当中国经济封闭，政治上锁国的时候，香港作为中国大陆唯一的一个对外窗口，它有着其他地区不可取代的地缘优势；但这个优势一但化解，香港的优势就减少了一大半。近十多年的香港发展状况已经很明白地告诉我们这个发展规律，依靠自由贸易港来维持香港的发展已经很难有原动力。同样，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信息港”也同样难以摆脱“出师未捷身先死”的窘状。

也许有人会问，香港的未来在哪里？应该制定什么样的经济战略？

随着中国大陆的经济与政治的同时崛起，日本这样的经济大国都会退居第二，香港怎么还能保持一线的地位？香港成为大陆经济圈中的一个区域中心的地位是未来的主要发展方向，这不是香港回归祖国的衰落，也不是大陆香港政策的失败，更不是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没落。这只不过是在新的政治经济环境下，香港回归到了自己的本位。香港只有认清现实，正视自己的未来，制定确实可行的经济战略，想尽一切办法全力争取最佳的位置，才能确保将来香港的繁荣和区域中心的地位。如果不顾实际情况，拼自己无法达到的事情，仍妄想着成为主导中国未来，那么香港就必将加速沉沦，最后在大陆新兴城市的重压之下，连区域中心都保证不住。在行业经济转型中，如果香港不能从传统的加工出口及贸易行业中跳脱出来，香港的未来同样也会非常暗淡。尽管大陆的硬件设施及软件管理在短时间内还无法达到香港的水准，但相信这些差距在短短的二十年后会因为大陆的发展和成熟而发生“聚爆”效应，香港会在短短的几年中彻底沉沦。

新经济转型是全世界各国都面临的新问题。尽管二十年前，世界各国就已经争论着如何进行新经济转型的问题。但从这二十年发展的历史看，世界上转型最好的国家只有美国、德国、新加坡和中国大陆。在这些国家中，由于各自的情况不同，转型的内容也不同。如果说美国是代表着新经济的国家，而德国则是第二梯队，新加坡则代表着亚洲新兴工业国家的经济转型。中国则是最艰巨，最困难的将农业化国家转型到工业化的国家。相对与其他工业化国家，在这次经济转型过程中则由于更多的体制和民族性问题，都面临着大小不同的困难，更有些国家会在这个历史性的转型期间从发达国家沦落成为落后国家。而一些落后国家由于转型过程中抓住了机会，一跃成为新的发达国家，享有未来百年的新经济成果。历史往往会因为某种事件发生重大的改变，大英帝国的没落不是其没有进步，而是没有抓住二战后体制改革的机会，而让美国成为了世界第一强国。历史证明，机会往往就在一瞬间。

香港经济战略的制定需要着眼于中国大陆的发展和未来，保持香港司法独立性及充分自由的私人经济特征是香港长期经济战略的首要条件。逐步放弃大陆经济领头羊的观念，立足大陆区域经济中心的基本出发点，想办法服务广东，广西，云南福建等珠江经济区，使香港成为大陆南部经济中心，想办法和以上海的长江经济区，北京，天津的环渤海经济区抗衡，使香港成为中国大陆的另一个经济重镇。如果香港政府不能从这个角度出发，盲目自信。随着时间的推展，以广州深圳等新兴城市为中心的珠江经济区势必会将香港逐出，使香港成为一个经济孤岛，各种优势尽失，逐步成为一个完全消费城市，而非一个充满活力的创新城市。

目前，大陆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金融的严重滞后，而金融行业最重要的是健全的法律制度和良好的信用体制。尽管上海使尽全力来争取自己的中国金融中心地位，但按照中国目前的司法制度和法律体制，上海很难避开金融发展中的司法制约和国情的约束，也很难在短期内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金融中心。相反，香港正由于其独特的地位和司法制度，长期的经济发展经验，完善成熟的金融业务人员，如果能够下功夫，将这个设想制定成长期战略，制定相应的配套制度，吸引并扶持大陆企业在香港从事各种金融交易，这样一来，香港就很有机会成为中国接触海外金融的桥梁，成为香港主要的经济支柱，至少在短期内可以促进香港发展，并通过金融手段来调整支配海外及大陆投资和企业经营。使香港上升到一个新的管理层次。实现新经济转型。一旦香港成为中国的海外资本中心或金融区域中心，也必然会给香港带来更多的投资，更多的利益。香港至少会在一定时期保持稳定和发展。但这个战略的实施，其中最重要的基础就是香港的司法必须要保持相对的独立；另一个必要的基础是完全公开的政府运作制度和完全自由的经济体制；而且，完全自由的新闻监督制度也是其中必要的保证。如果香港政府不能保证以上三点，任何长远的经济战略都无法实现。中国大陆虽然落后，却正在发展，毕竟香港没有中国大陆的资源和人力优势，香港也没有中国大陆广大市场的优势。

香港，东方明珠。何去何从，只在一念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