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金庸的《袁崇焕评传》


作者：一道闪电

谈谈金庸的《袁崇焕评传》

买办的意识形态是精英主义 ,精英主义信奉的是 弱肉强食，成王败寇，实用主义。精英主义是没有道德观念的，都是短视的，也都是势利眼， 他们信奉的人道主义是伪人道主义仅仅限于精英。所以“911”的哀痛能深深地刻在心里，而对于美军虐待伊拉克战俘却冷漠不关心。精英主义信奉的“强势法则”使他们以美国马首是瞻。因为美国是最强的，最成功的，所以美国做的都是对的。
精英主义所以能站在中国古代蛮族一边，因为两者有相似性，都是丛林法则，都是以少胜多，以寡制众。都是不择手段以最少的代价赢得最大的利益，都是只问结果不问过程。相反对于欧洲历史上的蛮族他们却充满了仇恨，因为他们认为西方文明是最成功的。
精英主义都是英雄史观，历史由英雄创造的，英雄的命运就是国家民族的命运。所以他们同情“英雄”，不论这个英雄站在哪个立场上，但是他们是不会同情失败者的，他们以成败论英雄。痛恨失败者，并不赞成正义，至于人民的苦难则视而不见，为了掩盖其反人类性质往往把这种苦难归咎于失败者。 之所以他们同情袁崇焕是因为他打败过当时世界上最强的军事集团“满清铁骑”，又如此恶毒的咒骂崇祯皇帝仅仅是因为他害死了英雄，大家可以体会这里金庸是否有故意认为崇祯并不是中了反间计的嫌疑。他们咒骂史可法，甚至把“扬州十日”的罪责归到史可法头上，因为史可法是失败者, 失败者一切都是可疑的、可耻的。 如果袁崇焕当年保不住宁远，同样也要挨骂。

精英主义信奉强者应该拥有一切，包括权利、伦理、道德、情感。所有的一切都是值得夸耀的。他们信奉只问结果不问过程的实用主义，结果是重要的，过程是可以忽略的。 所以他们能恬不知耻地篡改历史，一部部美化“英雄”的剧纷纷出笼。这一年来就有《孝庄秘史》、《成吉思汗》，现在又上演《太祖秘史》了。在他们看来美化“英雄”是本分，做的是心安理得，哪怕这个“英雄”是屠夫、是魔王是民族分裂主义者也能将其包装成圣人。

“精英”漠视民众，买办没有祖国。这些人颂扬血统论，种族论沦为文化虚无主义者，这一点也不奇怪。

人类的历史原本是文明战胜野蛮，民主战胜专制，进步取代落后的历史，而满清入关正是历史发展的反动，以下从七个方面探讨为什么说“满清入关”是历史倒退。

一、扼杀晚明思想启蒙运动，扼杀资本主义萌芽。强化落后而僵化的封建专制制度。
明代中叶以后长江中下游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标志着儒家文明内部工商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各国历史上封建国家都有权对工商业攫取的过多利润加以剥夺。明王朝所为只是巧立名目，加大征税比率。没有出现汉武帝时期命令商人拿出一半家产以佐官府导致“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但是明代工商业者已经成为相当强大的社会力量，对于这种加税也不能忍受。出现大规模的反对矿监，税使的民变不断发生。大规模的几十次，一般规模的几百次。“民变”不同于农民起义，这类斗争“平等”、“自由”、“实业兴国”、“保护贸易”等思想就会传播，乃至资产阶级改良和革命就可能发生。
有人说明代没有类似西欧的实现资本主义的条件，那么我们要问了，各国都有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的确没有英国等最先实现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特点，难道就不能自己探索一条现代化的道路吗？比如农奴制的俄罗斯，比如封建色彩浓厚的德国、日 本。再比如现代中国是没有经过发达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走向了社会主义。同样是华人就曾经在南洋建立了“兰芳共和国”，前后存在了100多年。 关键是思想解放，对外交流，有交流就能进步。 这点明代远远比满清做得好。明代的大思想家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都看到了封建社会的弊病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危害，在他们的著作中人本主义，民主主义的光芒在闪耀。英国有议会，而当时的中国民间纷纷结社，民间议政的风气很盛。特别是有先进的思想政治组织“复社”。 而在满清,大清律规定：“凡三十人聚会，一律处斩”。好了，一切非政府组织全部取缔了。
明末清初正是思想界启蒙的时代，黄宗羲的《原君》批判君主专制，打响了民主思想的第一炮，明末思想界对整个封建意识形态从哲学到伦理，从治国到治学都开始反思和批判。戏曲小说都以市民喜好为标准，反映了市民意识的觉醒，这是对封建礼教压抑人性的反叛。江南一带的到处是资本主义萌芽。还有西方的天主教在南方广为传播，特别受到明末先进的士大夫的欢迎，他们试图将西方传来的宗教和儒学结合，洋教中国化。东林党人和天主教徒密切结合，出了大批杰出人物。比如徐光启、李之藻、瞿式耜等都是天主教徒，象王徵、孙元化、李天经、张焘、瞿式耜、陈于阶等形成一个“西学集团”。 南明天主教也在宫中传播,后妃们普遍信仰天主教，这必将影响到最高统治者。西方宗教宣传的人人平等思想有利于人本主义，民主思想的传播。也有利于科技引进、西方文明的交流乃至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满清入关使得思想界断送了儒学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相结合产生新型文化的最后机会。
明末封建专制制度正在走向解体和衰亡，特别是宋明理学暴露出扼杀人性的弊端和生机勃勃的市民文化形成激烈冲突。有识之士在各方面都发现了封建制度的弊病，正在探索一条新的道路。新思想，新观念，西方的先进优秀的文化科技正在引进，正如同西方社会经历的文艺复兴前夜。有人说明朝已经腐朽了，从整体看是的，但是从局部看就未必，统治阶级和封建官僚是腐朽的，而民间则是生气勃勃。富庶的江南地区正是新兴力量萌芽，成长，壮大的地区。正如同抗战时期，国民党是腐朽的，领导全民抗战是不利的，但是共产党就是新生革命的力量，能够领导中国人民抗战。只是南明的新生力量还没有强大到能独立领导全民抗战的能力。 但是满清用铁血摧残使得生产力大幅度倒退。物质文化大规模毁灭，之后大兴文字狱，理学成了碰不得的理教。空前强化了这种腐朽没落的封建意识和制度，如同西方蛮族入侵后的欧洲中世纪一样把中国带入了黑暗。在19世纪 日 本只用短短三十多年的西化－“明治维新”运动，就一跃成为世界列强，我们有什么理由怀疑早200年的明末的思想启蒙和解放不能带来更好的局面。

二、生产力大幅度倒退,军事装备、科学技术相对停滞。
现在某些人极力鼓吹的康雍乾之世,其实大多是对明末的恢复性增长。根据《清朝文献通考》田赋所载， 顺治十六年（1659）中国耕地总数是五百四十九万顷，康熙二十四年增长到六百八十三万,乾隆十八年增到七百零八万。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到七百四十一万，数字刚接近明末土地数字（翦伯赞）。明末崇祯时就有田七百八十三万。可见康雍乾生产恢复是缓慢的，过了一百年才到了明末的生产规模。最高的是嘉庆十七年为七百九十一万，仅仅超过明崇祯时期七、八万顷，以后就下降了，道光十三年是七百三十七万。封建经济在停滞中（范文澜 中国通史简编767页）。
生产总水平不提高，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量的人口呢，原因在于明末徐光启等人大力引进提倡番薯等。这种作物产量巨大。明朝还在农业上引进了三季稻和玉米土豆等作物，提高了粮食产量。这些农业技术的推广，由此中国土地能养活更多的人口。

明末的传教士利玛窦说这里物质生产极大丰富,无所不有,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精美...,人们衣饰华美,风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礼，谈吐文雅。（利玛窦中国札记第十章 ）。而乾隆时来访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则说“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很多人没有衣服穿“,“象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
大家都知道宋朝工商业极为发达，而明朝则有进一步发展，铁产量为北宋的两倍半，明朝的军工工业是很发达的，永乐年间的铁产量高达9700吨，到了17世纪当时欧洲产铁量最多的俄罗斯才2400吨。但是到了清，政府严禁采矿，冶金业从此衰落。明代棉布取代麻布成为纺织品的主流产品.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棉布，瓷器等轻工业，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例还要高得多，而康乾盛世虽然人口数倍于明朝，然而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的总产量却始终未能恢复到明末的水平.到1840年康乾盛世结束不久，中国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无论是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

明末的对外贸易量是惊人的，美国的弗兰克，他在《白银资本》一书里，凭籍已有的各种研究成果，估计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即明中期到明末）的百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七千到一万吨左右，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3。一万吨白银，相当于当时中国的三亿二千万两白银。不是欧洲而是中国占据了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而清朝由于闭关锁国在鸦片战争前的对外贸易远远低于明代。
明朝的知识分子心胸是开放的，海上军事力量很强大，对先进技术的掌握和引进一直抱着欢迎和学习的态度，“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李约瑟.当时袁崇焕在宁远城头毙伤后金的红夷大炮就是来自葡萄牙。明代的火器装备已经很先进了,明末军营营一级编制里除了1000人为骑射外，其余都是火器手。每一营（5000人）用霹雳炮3600杆，大连珠炮200杆，手把铳400杆，盏口160位。这是何等现代化的装备啊。随着明王朝的彻底灭亡，经过康雍乾三世之后。科学家绝迹了，先进的火器武装技术被满清埋葬了，到鸦片战争时，手持大刀长矛的清兵对火器已经陌生了。
满清以骑射得天下，对火器和近代军工抱着天然的恐惧和敌视态度，生怕威胁自己的统治。清军把“雅克萨战争”中缴获的俄军扳机击发式火绳枪样品献给康熙时，康熙竞然以不得中断前人所授的弓箭长矛传统理由，仅留下二支用作自己把玩，而令清军禁止使用此种新式火枪。骑射虽然能在明末还占优势，但经过200年火器的发展，骑射最终被淘汰,中国人不用还有洋人用。阻碍先进技术的恶果是最终得到恶报。 西方国家与 日 本求新，求变，对新生事物的渴求，与中国保守，不思变革，对新生事物的冷漠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种下了中国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几近亡国灭种的祸根。

三、从晚明的对外开放、交流、引进到满清的闭关锁国，对外交流终止。
在“五 四 运动”时，中国人终于提出了请“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主张，其实最早引进的是明末。说说“赛先生”.明比清有多得多的大科学家，明末科学家对中国古代科技成就进行了历史性的总结。自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这一百年，在我国科学技术史，是个群星灿烂的时期，各种科学成果异彩纷呈。总结了中国古代所有的科学技术并达到了空前的高峰。同时出现方以智、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五位科学巨人以及朱载堉、李之藻，王征等众多科学家。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正说明了明末思想界、文化界、生产力的勃勃生机。大科学家徐光启受教于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翻译了《几何原本》.一个是亚利士多德的《逻辑学》，一个是《几何原本》，这就是西方科学的基础，是理解科学范式的根本。没有这些，知识只能是个人经验，人们建立不了科学最基本的概念。知识和经验就无法传播。除《几何原本》之外，数学方面还有《乾坤体义》，物理学《奇器图说》、《远镜说》，地理学《万国舆图》，哲学《西学凡》，逻辑学《名理探》，对西方科学和哲学正系统地引进，西方传教士金尼阁从欧洲带来七千部书，教皇也捐献了500多。 有大量数学和天文学、科学等内容。其中不少被翻译成中文。其文化、科技的引进深度、广度不亚于清末，而朝廷、政府、知识分子却比晚清积极得多，受干扰也少得多。崇祯十二年，天主教传教士毕方济直接向崇祯皇帝上奏富国强兵四大策，一、改历法，二、辨矿脉，三、通西商，四、购西铳 。崇祯皇帝先后准奏。可惜明亡得太早，没有起到作用。
德国大思想家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序言说：“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难分轩轾，双方处于对等的较量中”在思考的缜密和理性的思辨，欧洲显然略胜一筹，即使在数学和战争科学上，中国也低于欧洲的水平。然而在实践哲学方面，既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欧洲实在史相形见绌。”
李约瑟说：由于历史的巧合,近代科学在欧洲崛起与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的活动大体同时，因而近代科学几乎马上与中国传统科学相接触。明代的传统数学、天文学由于西学的到来而复兴。到1644年 中国的和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已经没有显著的差异，它们完全融合，浑然一体了。(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和《梁启超论清学史》)。

清初的大屠杀以及后来的文字狱和闭关锁国彻底中断了这一进程。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此失去活力和交流。战战兢兢从事考据。从此远离科学，科学家绝迹了。康熙前期也有传教士，但是他们所起的作用和明代大为不同，明代传教士输入宗教和科学，科学书籍并不比宗教少，因为明代人需要科学知识。只谈宗教不能得到士大夫的尊信，而清代传教士极少谈到科学（只讲些天文历法），这因为汉人在满人高压下，在禁海闭关政策影响下，不敢接近西洋人，传教士失去士大夫的支持，宗教也就遭到满族统治者的压迫，不能象明末那样顺利发展。（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653页） 《几何原本》再受知识界重视是到了清末，李善兰再次翻译了《几何原本》并完成后九章的翻译。而徐翻译的《几何原本》却传到了 日 本，对 日 本近代科技发展影响很大。试想如果在明末上层知识分子推动下，以其敏锐和威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就能早200年实现。中国人会以和平健康的心态引进这些先进科学技术，先进理论乃至民主制度。中国绝不会在近代因为“技不如人”而在反侵略战争中屡战屡败 ，在近代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

据鼓吹满清的阎崇年讲清朝因为保守和自大先后失去八次对外交流，睁眼看世界的机会。问题还不仅仅如此，当马戛尔尼来访并建议中国对西方商业开放，乾隆给出清楚的回答：大清王朝只关心本国事物的恰当实施，不屑于奇技淫巧之事，也不关心精巧的商品，我们不需要你们国家的制造品。从顺治、康熙开始的禁海令、迁界令到驱赶外国传教士同样也是闭关锁国的举措。康熙四十六年 禁止各地天主教传教，教士退回澳门，外人不得留驻内地。 满清规定:“州县官失察西洋人过境，但并未逗留，降一级留任，府官罚俸六个月”，一个地方发现洋人，全省官员都受处分。 满清对于限制洋商也有一套办法，规定澳门洋人船不许超过25只，出海不得带中国人，出海还不许带处做饭以外的铁锅等等。满清是害怕外国人和中国人接触助长他们对满清统治民族压迫的不满的，所以对于洋人是严格限制行动和居留的(中国通史简编781页) 。如此还有中外文化、科技、商品交流吗？ 世界在飞速发展而中国却在原地踏步。甚至到了清末连撮尔小国 日 本都能变法维新打败满清，而满清却一次次的丧失了维新图强的勇气和机遇。从清初一直到清末，满清贵族集团始终顽固不化，冥顽不灵，一次次的拒绝,最终导致满清王朝的覆灭。

四、中华民族由先进、文明的民族堕落为落后、愚昧、半开化的民族，中国沦为名副其实的“衰世”
传教士沙勿略在传教 日 本时，发现 日 本人进行激烈的辩论时，总是诉之于中国人的权威，即在涉及宗教和行政方面的事情上，他们也乞灵于中国人的智慧。他们常说：“如果基督教是真正的宗教，那么聪明的中国人肯定知道它并接受它。”这就是明末中国的软实力，而清末“东亚病夫”的恶名传遍世界。
满清搞文字狱之类的愚民，弱民统治，后果是严重的， 以下农民起义为例说明其恶果。
我们看到历来先进开放的封建国家，利用宗教迷信发动农民起义是少之又少，比如唐、宋、明。明末虽然剥削沉重，但是明朝人并不愚昧，起义虽然规模大，持续时间长但是没有利用宗教迷信搞农民起义。因为这根本就没有社会基础。而满清就不同，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铁血统治。中国人从一生下就被迫拖上一根辫子。从精神上阉割掉了斗争精神。文网密布，空气是窒息的，愚民是空前的。人们普遍愚昧、麻木、懦弱。要反抗只能用宗教迷信这类鸦片来刺激中国人麻木的神经。从清中后期起所有的农民起义和农民运动都带由宗教和极端迷信的特点。白莲教、天理教、回民起义、太平天国、义和团莫不如此。 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就是利用所谓“拜上帝教”发动起来的。洪秀全利用宗教（也有人说是邪 教）成功组织了农民起义。但是利用宗教迷信这种东西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成功的先例，它并不适合建立稳固的政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成也是它，败也是它。洪秀全完全沉迷于此，国政日非，最终落得害人害己，国破家亡的下场。 义和团虽然有反帝爱国运动的内容，但是却是满清社会封建、愚昧、迷信、封闭、保守的一次大暴露。义和团群众拆毁铁路，路杆。迷信什么神灵附体，刀枪不入，竟有多人跑到袁世凯那里用身体试试枪弹的厉害，死不悔悟。虽数十万之众，但是用引魂旌、雷火扇、阴阳瓶、如意钩等八宝什物与八国联军的长枪大炮对阵。 这种试图以落后、保守、愚昧，对抗现代文明，拒绝一切西方文明的传入，其失败也在所难免。
民既如此，官又如何？鸦片战争中，战功卓著，名将参赞大臣扬芳见到英军炮火厉害，竟然想出了一条奇计，遍收民间马桶，妇女用的秽带载于木筏之上，抵抗英军进攻。当然败得很惨。时人嘲讽说：“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
这一点也不奇怪, 鸦片战争前，龚自珍就在《古史钩沈论》中说：“ 昔者霸天下之氏，···，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以大便其有力强武。”，“积百年之力，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既夷，一旦责有气之臣，不亦暮乎！”，哪里还有有气之臣呢？愚民弱民统治的结果是满清自己也被愚弄了，“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商，衢巷无才偷，市无才驵， 薮泽无才盗”。以如此愚昧、昏昏噩噩的满清政权如何能抵御得了帝国主义的入侵呢？
在来看看外来的旁观者英国特使马戛尔尼们眼中康乾盛世是怎么回事，满清“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只要轻轻一抵就可以把他打倒在地”。马戛尔尼在出使日记中说：中国“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疯狂的战船。如果说已在过去的150年间依旧能够航行，以一种貌似强大的外表威慑邻国，那是因为侥幸出了几位能干的船长。一旦碰到一个无能之辈掌舵，一切将分崩离析，朝不保夕。即使不会马上沉没，也是像残骸一样随流东西，最终在海岸上撞得粉碎，而且永远不可能在旧船体上修复”。
“发明火药的民族竟一见放空炮就吓得魂不附体，令人不可置否”。在天朝皇帝和文人们的盛世颂歌震天响的时候，他却认为满清是衰败之世，没落之世，毫不留情地指出：“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龚自珍认为这是典型的“衰世”。

五、民族压迫深重，在某些方面是封建制向奴隶制的倒退。
满清为了强化其统治,野蛮推行“薙发令”、“留人法”，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杀尽了中国人的尊严，满清在各地都留下了血腥的屠城记录，甚至实行过种族灭绝，发生大规模屠城和大屠杀的省份先后有辽宁、山东、山西、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四川、福建、新疆，把中国所有省分都屠戮一遍 。其残酷程度不亚于蒙元。
满清如此残酷屠杀，从努尔哈赤到康熙平定三番，屠杀政策历时将近一个世纪。 空前绝后。按过去和现在的标准都是反人类罪。不知道有什么罪行可比这个罪更大，有什么功劳可以抵消这样的暴行。
英国使节马戛尔尼等人记录下这段话：“满清初期，他们表现得非常凶残。建国后的最初几年，整批整批的百姓遭到屠杀。强迫留辫子引起了骚乱，结果都被 镇 压 在血泊之中。都是老爷的种族坐稳了江山，对一个奴隶的民族 实行 统 治，种族 隔 离是全面的，严禁不同种族间通婚，北 京 的整个北城都没有汉人，专供满人居住。宫内女眷（包括奴婢在内）无论如何只要清一色的满人，要防止一切种族混杂的情况。而宫内太监又毫不例外地全是汉人。这多有象征意义呀！让鞑靼人繁殖，让汉人绝种。这就绝对保证了没有任何不纯的混杂。”
满清入关后除了非常沉重的民族压迫外，还带来了奴隶制的残余，满清旗人还跑马圈地，把战争中掠夺的人民和被圈地农民强制为奴。在清代，旗人犯罪罪减一等，汉人犯罪如果判三年，旗人只要枷号四十天就能释放。 如果农民因为各种原因投充为奴后，“一家老少尽为奴，八旗地主可以任意奴役而不给任何代价，甚至连农民的妻女也可以任意奸淫霸占，显然这些投充八旗地主的农民和地主的关系是奴主关系”（《翦伯赞历史论文集》 256页）。据《东华录》、《十朝圣训》记载，八旗贵族还时常在京城内劫掠霸占民女，攘夺汉人土地房舍，蹂躏汉人坟墓，鞭打汉人长官，种种暴行层见叠出，习以为常。
由此可见，满清265年是对先进生产力的最大破坏和阻碍，是对先进文化的发展的最大毁灭。满清入关后的大屠杀是对中国人的犯罪，满清统治是对中国人的奴役。满清值得称颂吗？

六、满清中后期繁衍出一代历史上最腐朽、颓废、无能的一群贵族，这就是有名的“八旗子弟”。
在政治上八旗子弟以“保大清不保中国”心态,把自己的利益始终放在中国利益的对立面上,先后八次反侵略战争没有一次坚决斗争到底的,总是以投降妥协为终结，是造成一次次丧权辱国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闭关锁国、近代落后，几次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
令人惊奇的是，由于满清的割地赔款和鸦片贸易 ，作为满清核心力量－八旗子弟在清末的丧权辱国赔银子的不平等条约中，竟然还能得到实惠，发了国难财。道光15年到19年由于鸦片流入，平均每年流出白银3000万两。一两银子嘉庆为700文， 道光时期银子换到2000文。而八旗子弟的饷银是不会少的，家里的银子升值了，八旗生活水平反而上升了，战败后的割地赔款不平等条约，对于八旗贵族来说到底是好还是坏，只有他们自己清楚。而对于普通老百姓，地丁税收是要收银子的。所以这场民族灾难的恶果直接转嫁到了没有银子，只有铜钱的普通贫困的中国人头上。

七、由上述分析我们再从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看宋、元、明、清
元和宋那是没法比的，评论元代就没人提出什么资本主义萌芽，清和明比呢？就拿1840年前没有遭遇帝国主义入侵前的清和明万历年比较， 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从来就是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分别是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新型资本主义的经济萌芽、资本主义性质的意识形态以及代表资本主义的政治利益集团。是三者合力的结果才导致资本主义最终战胜封建制度。新型资本主义的经济萌芽这点暂时承认明清基本同等。可是意识形态呢？一个是文字狱结束后的鸦雀无声、万马齐喑，还有闭关锁国。一个是思想活跃，到处结社、出现了东林党、以及后来的复社，民间结社议政很盛，是一个批判宋明理学大思想家迭出的时代，李贽就是其代表，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接受西方科技和文明。代表市民文化的作品层出不穷。论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型政治力量，一个是死气沉沉，没有结社、集 会 ，没有利益集团。一个是代表资本主义的市民利益集团手工业者和明朝封建制度开始激烈斗争了，在苏州就爆发了抗 议 和暴动，牺牲者还赢得知识分子的赞扬。张溥写的《五人墓碑记》就是对此记载和歌颂。
如果满清王朝正常发展，没有遭遇帝国主义入侵， 按满清这种社会状态能否发展到明末资本主义萌芽程度也大可怀疑。清代的劣势还在于有代表最封建、最落后、最保守的八旗贵族集团，这个集团对任何改革都是坚决的阻碍，八旗子弟不经产、不经商也瞧不起工商业者同民族资产阶级势同水火。是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最顽固强大的阻碍力量。 如果按王朝兴亡规律，二百年左右就会出现农民起义，王朝颠覆。对比明末农民起义和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哪一个更开明更先进呢？满清残酷统治下，人民麻木愚昧，粗浅的愚教流行，太平天国即便成功，那种不合时代、社会的宗教思想也很难促使社会发展进步，需要彻底改造。义和团更不用说了，对现代文明抱着敌视的态度。
可见蛮族入侵乃至统一对于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破坏作用，历经多年都无法恢复。这不是倒退吗?

有人辩解说历史是前进的，不会倒退的。这并不确切，“历史是前进的”是从总的趋势上说的，历史本来就是有曲折的。有前进也有曲折，有曲折就有倒退。资产阶级革命就反复经历了数百年才最终战胜了封建专制制度，法国大革命后还有80年的封建复辟。 今天世界上还有几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原来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再回到资本主义，这是不是曲折呢？
所以说满清入关是历史的倒退，不是根据一时一事，而是根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全面对比满清和明末的实际状况得出的结论。特别是满清遏制了明末以来中国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大好机会。这是令人痛心的。

“满清入关是历史倒退”并非新观点，从“辛亥革命”后一直到八十年代一直是史学界主流观点，从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人的著作中不难看出。到了八十年代，买办势力开始崛起，掀起民族虚无主义的浪潮,纵容民族分裂势力并助长了某些少数民族精英的民族优越感、虚荣心。买办没有祖国，没有民族自尊心，买办痛恨民族主义。从出“版图中国论”到“分裂有利论”，再到余秋雨歪曲历史发表什么《一个王朝的背影》。到大肆讴歌“康乾盛世”，中央台播放所谓正剧,康熙、雍正、乾隆成了英明领袖，还要再活五百年，再活五百年怎样，是不是就可以镇压“辛亥革命”了？而岳飞、文天祥的英雄故事却成了影视剧、文艺作品的空白。
最后教育部要抹煞岳飞的“民族英雄”称号。马大正等编写清史的提出“满清入关正义论”，越来越猖狂。学术界，文艺界相互配合演出了一场又一场的闹剧。一旦有人批判就拿起“民族团结”和“大汉族主义”帽子当挡箭牌。
让人高兴的是现在的中央政策正在调整，中国毕竟还是中国人的中国，决不会沦为买办的中国。
为什么说满清入关是外族入侵
（转）
先弄清几个概念：

古代国家：以民族，文化认同为基础的占有一定疆域的社会架构，古代国家特点是以民族，文化认同为主要素，疆域是经常变动的，一般只有一个民族占绝对统治地位。因为古代没有现代法理上的主权概念，所以当一个政权建立有自己特有的民族，文化认同并实际占有一定疆域时那么这就是一个实际意义国家，相对于其它不同民族文化的古代国家就是外国。这个概念明确了，论据就很好找了如现在有埃及印度伊拉克但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却灭亡了，这些古代国家领土虽在但民族，文化没了，所以说灭亡了。又如，俄罗斯在蒙元时期是蒙古的一部分领土，但俄罗斯公国建立后和蒙古之间的关系就是国与国的关系，因为两者领土虽然有一段交会历史，但是俄国建国后认同俄罗斯民族和文化，所以是独立的一国。同理后金满洲国和大明华夏国是两个国家。

古代中华：以华夏民族（汉族）为主体，华夏文化认同为基础的古代国家，只有华夏民族建立并统治的国家才能称为古代中华，如果有几个这样的华夏政权则称为中华分裂时期（如战国，三国时代）反之称为统一时期。这个概念无须论据，直接由古代国家的概念可以得出。中华是华夏民族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国家，代表这个国家的民族是华夏汉族，代表这个国家主流文化的是华夏文化。

再说一遍古代国家认同是以民族和文化为标准的，不存在拿地域做为标准。古代僵界是不断变化的，但民族认同是不会变化的，之所以说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唯一没有灭亡的原因就是华夏民族和华夏文明在满清前从来没有亡过，如果按地域标准来判断，那么任何一个古代国家都不可能灭亡了，如何解释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灭亡了呢？

后金满洲国没建立之前，辽东确实是明朝控制的地域，但当地非华夏民族建国了，就是一个单独的古代民族国家了。这就如同俄罗斯之于蒙元，如果按你的疆域国家论，那么俄罗斯，蒙古，华夏这三个民族都是一个国家蒙元的领土，俄罗斯成立公国后一路打过来把中国占了也是无可非议的内战了？
现代国家的主权疆域概念是占主导地位的，民族概念是占微不足到地位的。至于抛出一个站不住脚理论现实自相矛盾，逻辑混乱的地域中国论是国力弱小的表现，并非真理。

在中国定义问题上，应该坚持实事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有人说我们不是宋人，不是明人不能按宋代、明代来定义中国。我们不是宋人、明人但是当我们看待历史问题时，应该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上去看民族国家问题。
如果按照版图和地域来定义国家，那么当希特勒占领欧洲时，就完全可以说德国就是现在占领的欧洲，就是各民族的统一的德国。那么世界上就没有侵略两个字了。
如果排除了文化和民族成分，今天的中国也可以不叫中国，随便叫任何一个名字，假设叫A国吧，如果发生对外战争，战争的结果就根据胜利者或者征服者所有的领土和民族就叫B国，或者AB国。
何必叫中国，中国这个名字来源之久，始终包含着文明和文化特征而且是最根本的特征。如果按版图中国论，那么就排挤掉中国这个名词中的文明含义和人文含义。就彻底的地域化。称为一个五光十色的拼图。正如同可以叫欧洲。叫亚洲一样的地名。
欧洲历史上可怜的波兰曾经政治上不存在，版图上彻底消失， 波兰已经被融为德俄两国成为新的国家，成为新的国家融合民族了，重新独立干什么。重新独立根据什么？所以这套理论根本就没有文化这以选项。所以波兰根本就独立不起来。还有犹太国家以色列为什么能灭亡上千年后，今天重新存在？所以说只有民族文化不灭，民族精神就不倒，国家就有反抗外族压迫、争取自由、独立、解放的机会。而谭其骧等人是不理解的。
世界其他国家又是如何定义的呢？它们从来不把扩张前看作自己的领土。美墨之战后，美国得到了新墨西哥州，难道他们能说该州自古以来就是美国的领土，美国的居民。
俄罗斯也一样，开始时只有莫斯科周围地区，逐渐扩张，难道它们说自古以来远东，高加索，黑海就是俄罗斯的领土。
希特勒 占领欧洲就可重新宣布德国的定义。世界上就无侵略两个字。
最后重复一遍什么是中国：中國”早已與華夏民族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因而它不僅獲得了人文的和歷史的意義，同時也獲得了民族學的意義。而就後一層意義來說，“中國”一方面標誌華夏民族的的共同地域，他方面則標誌華夏民族與其他民族的分野
文化乃至文明才是一个国家生存的最基本的内涵。

以下用名人的语录来验证什么是中国。
鲁迅说：不能说话的毛病，在明朝是还没有这样厉害的；他们还比较地能够说些要说的话。待到满州人以异族入侵中国，讲历史的，尤其是讲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杀害了，讲时事的自然也被杀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间，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

郭沫若说：“要就中国来说吧，就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六十年间一直都没有亡，抗清的民族解放斗争一直都是没有停止过的。 ”不知满余看懂了吗？
郭沫若还说：“ 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在种族方面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间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吗？就这样，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种族的悲剧，这意义不能说是不够深刻的。

范文澜说：“满族人口少，文化低不能灭亡中国，可是中国竟被灭亡了，其主要原因显然是抗满力量不能团结，小人排斥正人，争权夺利。汉奸的穷凶极恶”《中国历史简编》2002年版
翦伯赞说：岳飞和史可法都曾经忠诚地、英勇地保卫过祖国，都曾经企图使祖国从外来地侵略者地进攻中得到拯救，并且都曾经为了这样的目的而贡献出了
自己的生命。就在这一点上，他们的业绩在客观上就已经超过了他们偏狭的阶级利益而被提高到了种族国家利益上了。
恩格斯说：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地发展，摧毁了大批生产力
马克思说：满清王朝实行这种闭关锁国政策的更主要原因是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十七世纪的大约前半个世纪里即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所怀抱的不满情绪。由于这种原因，外国人才被禁止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
毛泽东 我们的敌人大概还在那里做元朝灭宋、清朝灭明、英占北美和印度、拉丁系国家占中南美等等的好梦。

满清防汉，制汉心理是资本主义不能发展的主要原因 2005-06-16 13:18:08 Thu


满清统治者的防汉，制汉心理是资本主义不能发展的主要原因

从四大发明在欧洲和中国不同命运看满清统治者防汉、制汉策略的恶劣。

什么是产生“文艺复兴”的社会存在？戴逸先生简单地认为是财富的累加，经济的繁荣。这点是不对的。马克思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可见关键的因素在于生产力和新的科学技术。
美国学者 卡特说：“欧洲文艺复兴初期四种伟大发明的传入，对现代世界的形成，曾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火药的发明，消除了封建制度，创立了国民军制。指南针的发明，导致发现了美洲。造纸和印刷术替宗教改革开了新路，并使推广民众教育成为可能。”
印刷术：欧洲以前是用羊皮纸，抄书，书籍非常稀少而昂贵。印刷术的出现特别是古希腊文献的大量印刷使得文化传播交流变得方便，这是文艺复兴的最基本物质条件。见《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础》。而满清呢？康雍乾三代的“文字狱”使得中国的文艺复兴成为不可能。
火药：恩格斯说：“它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变革，火器的采用不仅对作战方法本身，而且对统治和政治关系起了变革作用。要获得火药就要有工业和金钱，而这两者都为市民所占有。因此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反杜林论》) 火器的使用使得战争成为平民的职业，火药使得资本主义在欧洲大陆胜利。而火药在中国仅仅成了驱魔的利器和过年的玩具，可见满清对火器的禁用，是经过深谋远虑的。
指南针:指南针带来航海术的进步，地理大发现，殖民地和种植园的世界分布以及世界大市场、商品大流通，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传播帮助欧洲资产阶级走向世界。而在满清，指南针仅仅沦为风水先生的罗盘，可见满清海禁的危害。
对比四大发明在欧洲和中国的不同境遇，大家应该明白了为什么中国资本主义革命那么难产生了吧！
正是满清扼杀了科技的应用、发展和先进文化和科技的引进，戴逸先生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

文字狱、闭关锁国这满清王朝的两大恶政彻底终止了中国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化的过程。而这两大恶政推出的根本原因在于满清王朝防汉、制汉的心理。
大家都知道海外贸易对于中国走向商品社会，融入世界先进文化和主流是多么重要。但是满清在台湾收复后仍然推行海禁是为了什么目的呢？
南洋禁海令其真实目的是为了禁止中国商民前往西洋占据的吕宋，严防汉人聚 集 ，与西洋人结合颠覆满清统治。“设禁之意，特恐吾民作奸勾夷，以窥中土”（道光《重篹福建通志》）康熙说：“眹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以其不能一心之故”他意识到西方强大的对手就要来临，却消极封闭。
马克思指出：推动这个王朝实行这种政策（闭关锁国）的更主要原因是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十七世纪的大约前半个世纪里即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所怀抱的不满情绪。由于这种原因，外国人才被禁止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马恩全集第九卷115页）

满清文字狱是出于防汉心理对一个民族进行疯狂的文化清洗。常常是抄家灭族。祖先、子孙、活人、死人连同众多无辜者一起遭殃。是威慑恐怖。震慑效果空前绝后。 满清文字狱的密度吓人，據統計，在清王朝 268年的統治時間裡，發生了160餘起文字獄，幾乎一年半一次，主要集中在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至乾隆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乾隆在位63年，製造的文字獄有130餘起，一年兩次還多；其定罪範圍大大超過了順治、康熙和雍正，而且將打擊對象從主要是士大夫階層擴展到民間百姓，幾乎成了一場全民的劫難；許多名人志士因此而蒙難，其中呂留良、屈大鈞、王錫侯、金堡、戴名士等都是文字獄的受害者，有的不僅被斬首，而且子孫株連坐罪，甚至家族同遭毀滅；有的甚至追究已故作者，挖墓戮尸，懲辦後人。文字獄株連甚廣，令人心驚膽顫，此間全國上下一片風聲鶴唳。乾隆朝还有独特的疯汉获罪现象，占文字狱的25％，疯汉常常是被陵迟，疯汉临死前痛苦的号叫在宣告：文艺复兴从此在中国成为不可能。
满清统治下的文字狱，如同黑暗的欧洲中世纪一样，思想领域实行强控制，不光政治文化的书籍要禁，就连科学技术也不放过。只要和官方的程朱理学不统一的，都要禁止。
明末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就此完全中断。

康熙皇帝学习科技是为了炫摇。出于对于汉人的威慑和警惕，满清王朝限制火器引入和发展，漠视西方科学技术，失去大好时机
有人夸赞康熙皇帝学习西方科技， 但是别忘了康熙学习西学的局限性，这种学习局限在宫中，引进西学也有限。他的动机和目的又是什么呢？康熙自己说：“眹幼时，钦天监汉官和西洋人不睦！……眹思，己不思，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而愤而学焉”。他是为了强化皇权。学习西方科技不是国策，也没有形成社会风气，所以皇帝态度一变，风气就转。其次是为了炫耀自己。南怀仁说“他通过这件事！……便在其周围的贵人面前，能夸示自己的学问而得意！”。他还以天文知识拷问作弄汉臣为乐。据李光地记录：康熙说“你们汉人全然不晓得算法，惟江南有个姓梅地他知道些。他俱梦梦。”这实质反映了一个落后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的独特心理。恩格斯指出：“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地发展，摧毁了大批生产力。但是在长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他要求满洲贵族不忘祖宗遗训，勤习骑射，以武艺威慑汉人，又研习西学，用新的科技知识对付汉人的文化优越感”
他对于采矿、冶金、机械是很少涉猎的。在战争结束后，出于防备汉人心理，限制武器的发展。
康熙下旨说：“子母炮系八旗火器，各省概造，断乎不可，此事不准行。”明知西方船坚炮利他就是不准备改进。在科学制度上康熙是最大的法官。要根据康熙的观点来行事。比如有人给康熙看《阿尔热巴法》代数新法，康熙不喜欢于是不准颁行。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说：“康熙对于数学仅略窥门径，音乐则更茫然无知”。
白晋评价在《康熙皇帝》中说：“把热爱科学的强烈感情与专心致志的研究实践结合起来，对于一个中华帝国的皇帝来说，与其受到赞扬，不如说应该受到责备。”“复兴灿烂的文化……除垂范于民，除宣传这种精神别无良策。”康熙和彼得大帝是没法比的，他没有建立科研机构，没有派人出国考察，不鼓励臣民科学探索。
所以到了雍正，乾隆他们对西方科技根本没有兴趣，追求的只是西洋玩物。有技艺的传教士成为满足他享乐欲望的御用工具，做钟处成了玩具作坊。在他的影响下王公大臣无不追求西洋奇物。这股西洋风不过是享乐奢侈风。对中国社会发展只有消极影响，而无积极作用。

满清统治者为了维护其少数民族的统治压抑民智
就以最为关心科技的康熙来说：他明明知道西方在大力发展科技，日后必然发达对中国构成威胁，但他仍然主张闭关锁国，愚民政策。 他不支持传教士向中国的学者介绍西方科学知识，不鼓励中国学人参与中西文化交流。：洋人教师张诚在日记里写道“他告诫我们不要在我们所去的衙门里翻译任何关于我们的科学的东西，而只在我们自己家里去做。”。英国使节斯当东说：“据说中国有几位君主从外国传教士方面学习外国丰富的数学知识。但中国政府的政策不使这门学问普及到群众中去。他们怕算学知识普及后，本国人能算出日蚀、月蚀，能制出历本来，皇帝在老百姓中的威信就要降低了”
当时宣传科学的朱方旦因为罪名是将九五之尊和下贱臣民混淆贵贱，传播科学，而被杀。
到了乾隆，他对自然科学毫无兴趣。关心的是西洋玩艺，这时西学东渐就衰落了。日心说的传播详细介绍是蒋友仁开始。《增补坤舆全图》有日心说天文学部分，但是被乾隆锁进深埂。《四库全书》的有西洋部分。但是一般来说清朝纂修的《四库全书》的馆臣对于“西学”目录著作大都采取贬低和排除的态度。
《四库全书》馆臣还对利玛窦进行了批判.说天主教违背儒家学说危及封建统治“欲人舍父母而以天主为至亲，后其君长而以传天主之教者持国命，悖乱纲常，莫斯为甚，岂可行于中国哉！”必须严令禁止。天主教书籍必须“概从屏斥，以示放绝”。编辑出版者必须受到批判“以著左袒异端之罪焉”。
满清统治者的防汉，制汉心理是西学东渐衰落的主要原因。也是资本主义不能发展的根本原因。

从利玛窦 的《交友论》不同境遇看明清两朝的知识界风气，理教盛行的原因还是防汉心理在作怪。
利玛窦进入中国后的第一篇印刷品不是宗教和科技而是《交友论》，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事情不大，但是足可引起人们的思考。
利玛窦 的《交友论》说：“人与人之间皆兄弟也，吾友非他，即我之半，乃第二我也，故当视友如己也。友之于我，虽有二身，其心一而已。交友独知利己，是商贾之人，不可谓友也。”
利玛窦主张的朋友之道 相互依靠，贫富通财，共享共有的关系，引用西塞禄言：“友之所以贵于亲者，亲可以失爱，而友则否。无爱，即不成其为友，而亲仍不失为亲？” 这正是西方交友之道平等，西方价值观博爱精神的体现。
众所周知，儒家传统观念，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存在着亲属远近、轻重厚薄的差别，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间的关系显然重要得多。《交友论》显然是反传统的。《交友论》在明末引起极大反响，冯西京说：“人有友生”！“友之所系大矣哉， 君臣不得不义，父子不得不亲，夫妇不得不亲，夫妇不得不别，长幼不得不序，是无可无交”，冯试图把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间看作是朋友间的平等关系为基础的新型关系。《刻交友论序》。
在《交友论》中利玛窦试图贯穿儒家的“五常”，友之职，至于义而止，智者欲离浮友，信于仇者尚不可施，况于友者？德志相似，其友固始。
冯西京说"爰有味乎其论，而益信东海西海，此心此理，同也"《交友论》是欧洲基督教人文主义与中国儒家思想初步融合的产物。正符合明末结社，交友的社会思潮和风尚。
该书出版后，一再翻印流行。利玛窦说：“它到处受到知识阶层的赞许，流传于各省，并往往被权威作家在其他著作中引用。在一个短短的惊人的时期，这部书被当成做标准读物为人们所接受”（《利玛窦中国札记》）
而满清礼教盛行，此类交友论是不合时宜的。《四库全书》馆臣批判《交友论》说：“ 视其人之友如林，则知其德之盛；视其人之友落落如晨星，则知其德之薄。是导天下以滥交矣。一相友而即同财，是使富者爱无差等，而贫者且以利合，又岂中庸之道乎？”他们反对交友之道的普遍意义以及爱无差等的思想，这也正符合满清政府对天下人分而制之，让中国成为一盘散沙的国策。
可见满清为什么会理教盛行，这和满清特有的民族压迫有不解之缘。

作为一个落后的少数民族，满清统治者心中始终横着对汉人的猜疑和防范。随着西方东渐的潮水不断上涨，他们心中的畏忌也不断加深。把中国和世界隔绝开来。防止汉人和海外勾结危及统治。以禁教令和禁海令为标志。满清的海外政策发生逆转。步步后退，日益封闭。更不用派出去看看世界了。

本论文大部分内容摘录自 《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

伟大的明末东西方文化交流
一道闪电

有人说 康熙、乾隆时候也有传教士也有洋人的宫廷画师，康熙也爱好数学、科学。但是满清一直坚持内外有别的政策。科学、洋人连同钟表，洋枪一样不过是皇室宫廷的玩艺，而被文字狱洗脑后的知识分子则失去了好奇心，对于洋人科学技术一律称为奇技淫巧，一概排斥。 这和晚明时代西学东渐时浓浓的学术氛围和有益的社会环境有天壤之别。
不要说汉唐气魄，就是晚明对外开放和交流的胸襟 ，也是大可称道的， 远远比满清强许多。并不亚于汉唐气魄。

西方基督教文明和中华文明，在晚明真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最好和最平等的时期，和平交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这段可贵的历史却被我们的史学界有意无意的忽略了。
在清末西方宗教则被史学家称为西方殖民者侵略的工具，传教士刺探情报，收买奸细，胡作非为。我们的近代史教材上对他们没有一句赞扬的话，西方人东来带来的是鸦片和侵略。但是事物都有两面性。问题是当晚清时，中国面对西方只能以弱者的姿态仰对强势，西方宗教势力对于中国的侵略性就显得突出了。在文明这个层面上，中华文化只能处于弱者心态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徐光启包括其家族明明是天主教徒，这种事实是我们是羞于提起的，解放后。政府把他的墓从天主教形式改掉了并讳言其为天主教徒。对晚明这段东西方文明交流史，则更讳忌莫深,利玛窦的历史地位从来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

如果你读了《利玛窦 中国札记》就会发现在明末从宫廷到朝臣，从士大夫到平民百姓对于西方基督教文明接受来得多么自然。从皇室到士大夫都对西方文明充满了好奇和欣赏， 传教士和朝中大臣建立了良好的友谊。可称为东西方君子之交。中国的正直优秀的知识分子有的欣赏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有的从西方文明中去寻找强国治学的新道路。

对比满清末期的洋务运动和改革。每每陷入争论，被保守派阻挠和扼杀。“天不变道亦不变”！“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和晚明大大方方的引进、交流。甚至士大夫阪依天主教，岂可同日而语。这里利玛窦起了突出作用，他把天主教本土化。埋头研究儒学15年之久，深受士大夫的尊敬，在《天主教义》中常引用儒家术语。徐光启说他读了此书后！“百千万言，求一语不合忠孝大旨，求一语无意于人心世道者，竟不可得。” ，徐光启说天主教起到了“易佛补儒”的作用，徐光启等封建士大夫特别赞赏天主教的人文精神和道德修养，称利玛窦是圣人。从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意义上说，无论怎么赞美利玛窦都不过分。可惜的是利玛窦的伟大被埋没在明朝灭亡的废墟中，可惜，可叹。从儒学角度说， 利玛窦、徐光启等人从理论到实践都证明儒学可以西化，可以现代化，这也是儒家学说和西方文明结合最好和最后的机会。 而满清入关后将儒学的弊端发展到理教，儒学变得僵死、窒息、扼杀人性。已经不能有半点自新的余地，严重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发展，国家的生存。乃至五 四 运动时，激进的知识分子喊出了“打倒孔家店”口号，从根本上否定儒家学说。

在明末东方的人文、科技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不弱的，徐光启的数学知识被惊叹比传教士更丰富。这样才有平等的交流。传教士向西方介绍的中华文明和科技也不少，同样在西方引起震动。德国大思想家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序言说：“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难分轩轾，双方处于对等的较量中”在思考的缜密和理性的思辨，欧洲显然略胜一筹，即使在数学和战争科学上，中国也低于欧洲的水平。然而在实践哲学方面，既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欧洲实在是相形见绌。在法国大革命由罗伯斯比尔起草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就引用了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传教士沙勿略在传教日 本 时，辄惊 日 本人对其比邻大国之文学哲理深致敬佩，盖此为日 本文化之所本也(《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裴化行著)
发现日 本 人进行激烈的辩论时，总是诉之于中国人的权威，即在涉及宗教和行政方面的事情上，他们也乞灵于中国人的智慧。他们常说：“如果基督教是真正的宗教，那么聪明的中国人肯定知道它并接受它。”这就是中国的软实力，看看清末还有吗？
有人挑刺说，利玛窦等传教士带来的是保守的基督教宗教文化，而不是近代科学，意义不大，甚至是反动的。我认为这种评论不对，有句话说 “橘生淮南即为枳”，文化的传播不一定一开始就必须是最先进的，而应该是最适合当地生长的，再说西方文明的来源于古希腊的哲学、逻辑学、数学等。这对于中国就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这种文明的引进就是在打基础，在培养土壤，小学还没毕业呢，怎么念中学呢？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的传教士和新的学说以及近代科学理论和学说，就可以在这片有土壤的基础上得到生根，发芽。
更何况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实际。虽然天主教传教士并没有刻意引来西方近代科学，但是并不排斥。西方传教士金尼阁从欧洲带来七千部书，教皇也捐献了500多。 有大量数学和天文学、科学等内容。其中不少被翻译成中文。从而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种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无论如何评价都不过分。
由徐光启主持的庞大的《崇祯历书》是一部大型从书详细介绍了 第谷的《论新天象》、《新编天文学初阶》，托勒密的《大综合论》，哥白尼《天体运行论》，开普勒的《论火星的运动》等西方天文学的著作。看到吗，有教会的死敌哥白尼的禁书。李约瑟说：由于历史的巧合,近代科学在欧洲崛起与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的活动大体同时，因而近代科学几乎与中国传统科学接触。 明代的传统数学、天文学由于西学的到来而复兴。到164 4年 中国和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已经没有显著的差异，它们完全融合，浑然一体了。见梁启场《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

而满清呢:对转而为清朝效力的耶稣会士汤若望等，先用后弃，一度投入监狱，并以“查禁异端”为名严禁天主教，耶稣会士从此绝迹中国；明末已翻译和待译的各种西方科技书籍也大多随传教书册(二者加起来共四五千种)散落流失。
这一切伟大的文明交流，都毁于满清入关的熊熊战火中，毁于桎梏文明的文字狱中，17世纪初开始的一段中西文化交流史，至此中断约二百年。 明末的仁人志士大都深受西学影响的，知不可为而为之，与满清铁骑做殊死的斗争。 满清的罪恶罄竹难书。

伟大的明末东西方文化交流
一道闪电

有人说 康熙、乾隆时候也有传教士也有洋人的宫廷画师，康熙也爱好数学、科学。但是满清一直坚持内外有别的政策。科学、洋人连同钟表，洋枪一样不过是皇室宫廷的玩艺，而被文字狱洗脑后的知识分子则失去了好奇心，对于洋人科学技术一律称为奇技淫巧，一概排斥。 这和晚明时代西学东渐时浓浓的学术氛围和有益的社会环境有天壤之别。
不要说汉唐气魄，就是晚明对外开放和交流的胸襟 ，也是大可称道的， 远远比满清强许多。并不亚于汉唐气魄。

西方基督教文明和中华文明，在晚明真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最好和最平等的时期，和平交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这段可贵的历史却被我们的史学界有意无意的忽略了。
在清末西方宗教则被史学家称为西方殖民者侵略的工具，传教士刺探情报，收买奸细，胡作非为。我们的近代史教材上对他们没有一句赞扬的话，西方人东来带来的是鸦片和侵略。但是事物都有两面性。问题是当晚清时，中国面对西方只能以弱者的姿态仰对强势，西方宗教势力对于中国的侵略性就显得突出了。在文明这个层面上，中华文化只能处于弱者心态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徐光启包括其家族明明是天主教徒，这种事实是我们是羞于提起的，解放后。政府把他的墓从天主教形式改掉了并讳言其为天主教徒。对晚明这段东西方文明交流史，则更讳忌莫深,利玛窦的历史地位从来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

如果你读了《利玛窦 中国札记》就会发现在明末从宫廷到朝臣，从士大夫到平民百姓对于西方基督教文明接受来得多么自然。从皇室到士大夫都对西方文明充满了好奇和欣赏， 传教士和朝中大臣建立了良好的友谊。可称为东西方君子之交。中国的正直优秀的知识分子有的欣赏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有的从西方文明中去寻找强国治学的新道路。

对比满清末期的洋务运动和改革。每每陷入争论，被保守派阻挠和扼杀。“天不变道亦不变”！“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和晚明大大方方的引进、交流。甚至士大夫阪依天主教，岂可同日而语。这里利玛窦起了突出作用，他把天主教本土化。埋头研究儒学15年之久，深受士大夫的尊敬，在《天主教义》中常引用儒家术语。徐光启说他读了此书后！“百千万言，求一语不合忠孝大旨，求一语无意于人心世道者，竟不可得。” ，徐光启说天主教起到了“易佛补儒”的作用，徐光启等封建士大夫特别赞赏天主教的人文精神和道德修养，称利玛窦是圣人。从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意义上说，无论怎么赞美利玛窦都不过分。可惜的是利玛窦的伟大被埋没在明朝灭亡的废墟中，可惜，可叹。从儒学角度说， 利玛窦、徐光启等人从理论到实践都证明儒学可以西化，可以现代化，这也是儒家学说和西方文明结合最好和最后的机会。 而满清入关后将儒学的弊端发展到理教，儒学变得僵死、窒息、扼杀人性。已经不能有半点自新的余地，严重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发展，国家的生存。乃至五 四 运动时，激进的知识分子喊出了“打倒孔家店”口号，从根本上否定儒家学说。

在明末东方的人文、科技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不弱的，徐光启的数学知识被惊叹比传教士更丰富。这样才有平等的交流。传教士向西方介绍的中华文明和科技也不少，同样在西方引起震动。德国大思想家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序言说：“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难分轩轾，双方处于对等的较量中”在思考的缜密和理性的思辨，欧洲显然略胜一筹，即使在数学和战争科学上，中国也低于欧洲的水平。然而在实践哲学方面，既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欧洲实在是相形见绌。在法国大革命由罗伯斯比尔起草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就引用了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传教士沙勿略在传教日 本 时，辄惊 日 本人对其比邻大国之文学哲理深致敬佩，盖此为日 本文化之所本也(《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裴化行著)
发现日 本 人进行激烈的辩论时，总是诉之于中国人的权威，即在涉及宗教和行政方面的事情上，他们也乞灵于中国人的智慧。他们常说：“如果基督教是真正的宗教，那么聪明的中国人肯定知道它并接受它。”这就是中国的软实力，看看清末还有吗？
有人挑刺说，利玛窦等传教士带来的是保守的基督教宗教文化，而不是近代科学，意义不大，甚至是反动的。我认为这种评论不对，有句话说 “橘生淮南即为枳”，文化的传播不一定一开始就必须是最先进的，而应该是最适合当地生长的，再说西方文明的来源于古希腊的哲学、逻辑学、数学等。这对于中国就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这种文明的引进就是在打基础，在培养土壤，小学还没毕业呢，怎么念中学呢？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的传教士和新的学说以及近代科学理论和学说，就可以在这片有土壤的基础上得到生根，发芽。
更何况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实际。虽然天主教传教士并没有刻意引来西方近代科学，但是并不排斥。西方传教士金尼阁从欧洲带来七千部书，教皇也捐献了500多。 有大量数学和天文学、科学等内容。其中不少被翻译成中文。从而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种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无论如何评价都不过分。
由徐光启主持的庞大的《崇祯历书》是一部大型从书详细介绍了 第谷的《论新天象》、《新编天文学初阶》，托勒密的《大综合论》，哥白尼《天体运行论》，开普勒的《论火星的运动》等西方天文学的著作。看到吗，有教会的死敌哥白尼的禁书。李约瑟说：由于历史的巧合,近代科学在欧洲崛起与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的活动大体同时，因而近代科学几乎与中国传统科学接触。 明代的传统数学、天文学由于西学的到来而复兴。到1644年 中国和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已经没有显著的差异，它们完全融合，浑然一体了。见梁启场《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

而满清呢:对转而为清朝效力的耶稣会士汤若望等，先用后弃，一度投入监狱，并以“查禁异端”为名严禁天主教，耶稣会士从此绝迹中国；明末已翻译和待译的各种西方科技书籍也大多随传教书册(二者加起来共四五千种)散落流失。
这一切伟大的文明交流，都毁于满清入关的熊熊战火中，毁于桎梏文明的文字狱中，17世纪初开始的一段中西文化交流史，至此中断约二百年。 明末的仁人志士大都深受西学影响的，知不可为而为之，与满清铁骑做殊死的斗争。 满清的罪恶罄竹难书。

姆ü佟Ｒ�根据康熙的观点来行事。比如有人给康熙看《阿尔热巴法》代数新法，康熙不喜欢于是不准颁行。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说：“康熙对于数学仅略窥门径，音乐则更茫然无知”�?
白晋评价在《康熙皇帝》中说：“把热爱科学的强烈感情与专心致志的研究实践结合起来，对于一个中华帝国的皇帝来说，与其受到赞扬，不如说应该受到责备。”“复兴灿烂的文化……除垂范于民，除宣传这种精神别无良策。”康熙和彼得大帝是没法比的，他没有建立科研机构，没有派人出国考察，不鼓励臣民科学探索。
所以到了雍正，乾隆他们对西方科技根本没有兴趣，追求的只是西洋玩物。有技艺的传教士成为满足他享乐欲望的御用工具，做钟处成了玩具作坊。在他的影响下王公大臣无不追求西洋奇物。这股西洋风不过是享乐奢侈风。对中国社会发展只有消极影响，而无积极作用。

满清统治者为了维护其少数民族的统治压抑民智
就以最为关心科技的康熙来说：他明明知道西方在大力发展科技，日后必然发达对中国构成威胁，但他仍然主张闭关锁国，愚民政策。 他不支持传教士向中国的学者介绍西方科学知识，不鼓励中国学人参与中西文化交流。：洋人教师张诚在日记里写道“他告诫我们不要在我们所去的衙门里翻译任何关于我们的科学的东西，而只在我们自己家里去做。”。英国使节斯当东说：“据说中国有几位君主从外国传教士方面学习外国丰富的数学知识。但中国政府的政策不使这门学问普及到群众中去。他们怕算学知识普及后，本国人能算出日蚀、月蚀，能制出历本来，皇帝在老百姓中的威信就要降低了”
当时宣传科学的朱方旦因为罪名是将九五之尊和下贱臣民混淆贵贱，传播科学，而被杀。
到了乾隆，他对自然科学毫无兴趣。关心的是西洋玩艺，这时西学东渐就衰落了。日心说的传播详细介绍是蒋友仁开始。《增补坤舆全图》有日心说天文学部分，但是被乾隆锁进深埂。《四库全书》的有西洋部分。但是一般来说清朝纂修的《四库全书》的馆臣对于“西学”目录著作大都采取贬低和排除的态度。
《四库全书》馆臣还对利玛窦进行了批判.说天主教违背儒家学说危及封建统治“欲人舍父母而以天主为至亲，后其君长而以传天主之教者持国命，悖乱纲常，莫斯为甚，岂可行于中国哉！”必须严令禁止。天主教书籍必须“概从屏斥，以示放绝”。编辑出版者必须受到批判“以著左袒异端之罪焉”。
满清统治者的防汉，制汉心理是西学东渐衰落的主要原因。也是资本主义不能发展的根本原因。

从利玛窦 的《交友论》不同境遇看明清两朝的知识界风气，理教盛行的原因还是防汉心理在作怪。
利玛窦进入中国后的第一篇印刷品不是宗教和科技而是《交友论》，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事情不大，但是足可引起人们的思考。
利玛窦 的《交友论》说：“人与人之间皆兄弟也，吾友非他，即我之半，乃第二我也，故当视友如己也。友之于我，虽有二身，其心一而已。交友独知利己，是商贾之人，不可谓友也。”
利玛窦主张的朋友之道 相互依靠，贫富通财，共享共有的关系，引用西塞禄言：“友之所以贵于亲者，亲可以失爱，而友则否。无爱，即不成其为友，而亲仍不失为亲？” 这正是西方交友之道平等，西方价值观博爱精神的体现。
众所周知，儒家传统观念，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存在着亲属远近、轻重厚薄的差别，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间的关系显然重要得多。《交友论》显然是反传统的。《交友论》在明末引起极大反响，冯西京说：“人有友生”！“友之所系大矣哉， 君臣不得不义，父子不得不亲，夫妇不得不亲，夫妇不得不别，长幼不得不序，是无可无交”，冯试图把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间看作是朋友间的平等关系为基础的新型关系。《刻交友论序》。
在《交友论》中利玛窦试图贯穿儒家的“五常”，友之职，至于义而止，智者欲离浮友，信于仇者尚不可施，况于友者？德志相似，其友固始。
冯西京说"爰有味乎其论，而益信东海西海，此心此理，同也"《交友论》是欧洲基督教人文主义与中国儒家思想初步融合的产物。正符合明末结社，交友的社会思潮和风尚。
该书出版后，一再翻印流行。利玛窦说：“它到处受到知识阶层的赞许，流传于各省，并往往被权威作家在其他著作中引用。在一个短短的惊人的时期，这部书被当成做标准读物为人们所接受”（《利玛窦中国札记》）
而满清礼教盛行，此类交友论是不合时宜的。《四库全书》馆臣批判《交友论》说：“ 视其人之友如林，则知其德之盛；视其人之友落落如晨星，则知其德之薄。是导天下以滥交矣。一相友而即同财，是使富者爱无差等，而贫者且以利合，又岂中庸之道乎？”他们反对交友之道的普遍意义以及爱无差等的思想，这也正符合满清政府对天下人分而制之，让中国成为一盘散沙的国策。
可见满清为什么会理教盛行，这和满清特有的民族压迫有不解之缘。

作为一个落后的少数民族，满清统治者心中始终横着对汉人的猜疑和防范。随着西方东渐的潮水不断上涨，他们心中的畏忌也不断加深。把中国和世界隔绝开来。防止汉人和海外勾结危及统治。以禁教令和禁海令为标志。满清的海外政策发生逆转。步步后退，日益封闭。更不用派出去看看世界了。

本论文大部分内容摘录自 《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

伟大的明末东西方文化交流
一道闪电

有人说 康熙、乾隆时候也有传教士也有洋人的宫廷画师，康熙也爱好数学、科学。但是满清一直坚持内外有别的政策。科学、洋人连同钟表，洋枪一样不过是皇室宫廷的玩艺，而被文字狱洗脑后的知识分子则失去了好奇心，对于洋人科学技术一律称为奇技淫巧，一概排斥。 这和晚明时代西学东渐时浓浓的学术氛围和有益的社会环境有天壤之别。
不要说汉唐气魄，就是晚明对外开放和交流的胸襟 ，也是大可称道的， 远远比满清强许多。并不亚于汉唐气魄。

西方基督教文明和中华文明，在晚明真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最好和最平等的时期，和平交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这段可贵的历史却被我们的史学界有意无意的忽略了。
在清末西方宗教则被史学家称为西方殖民者侵略的工具，传教士刺探情报，收买奸细，胡作非为。我们的近代史教材上对他们没有一句赞扬的话，西方人东来带来的是鸦片和侵略。但是事物都有两面性。问题是当晚清时，中国面对西方只能以弱者的姿态仰对强势，西方宗教势力对于中国的侵略性就显得突出了。在文明这个层面上，中华文化只能处于弱者心态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徐光启包括其家族明明是天主教徒，这种事实是我们是羞于提起的，解放后。政府把他的墓从天主教形式改掉了并讳言其为天主教徒。对晚明这段东西方文明交流史，则更讳忌莫深,利玛窦的历史地位从来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

如果你读了《利玛窦 中国札记》就会发现在明末从宫廷到朝臣，从士大夫到平民百姓对于西方基督教文明接受来得多么自然。从皇室到士大夫都对西方文明充满了好奇和欣赏， 传教士和朝中大臣建立了良好的友谊。可称为东西方君子之交。中国的正直优秀的知识分子有的欣赏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有的从西方文明中去寻找强国治学的新道路。

对比满清末期的洋务运动和改革。每每陷入争论，被保守派阻挠和扼杀。“天不变道亦不变”！“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和晚明大大方方的引进、交流。甚至士大夫阪依天主教，岂可同日而语。这里利玛窦起了突出作用，他把天主教本土化。埋头研究儒学15年之久，深受士大夫的尊敬，在《天主教义》中常引用儒家术语。徐光启说他读了此书后！“百千万言，求一语不合忠孝大旨，求一语无意于人心世道者，竟不可得。” ，徐光启说天主教起到了“易佛补儒”的作用，徐光启等封建士大夫特别赞赏天主教的人文精神和道德修养，称利玛窦是圣人。从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意义上说，无论怎么赞美利玛窦都不过分。可惜的是利玛窦的伟大被埋没在明朝灭亡的废墟中，可惜，可叹。从儒学角度说， 利玛窦、徐光启等人从理论到实践都证明儒学可以西化，可以现代化，这也是儒家学说和西方文明结合最好和最后的机会。 而满清入关后将儒学的弊端发展到理教，儒学变得僵死、窒息、扼杀人性。已经不能有半点自新的余地，严重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发展，国家的生存。乃至五 四 运动时，激进的知识分子喊出了“打倒孔家店”口号，从根本上否定儒家学说。

在明末东方的人文、科技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不弱的，徐光启的数学知识被惊叹比传教士更丰富。这样才有平等的交流。传教士向西方介绍的中华文明和科技也不少，同样在西方引起震动。德国大思想家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序言说：“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难分轩轾，双方处于对等的较量中”在思考的缜密和理性的思辨，欧洲显然略胜一筹，即使在数学和战争科学上，中国也低于欧洲的水平。然而在实践哲学方面，既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欧洲实在是相形见绌。在法国大革命由罗伯斯比尔起草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就引用了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传教士沙勿略在传教日 本 时，辄惊 日 本人对其比邻大国之文学哲理深致敬佩，盖此为日 本文化之所本也(《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裴化行著)
发现日 本 人进行激烈的辩论时，总是诉之于中国人的权威，即在涉及宗教和行政方面的事情上，他们也乞灵于中国人的智慧。他们常说：“如果基督教是真正的宗教，那么聪明的中国人肯定知道它并接受它。”这就是中国的软实力，看看清末还有吗？
有人挑刺说，利玛窦等传教士带来的是保守的基督教宗教文化，而不是近代科学，意义不大，甚至是反动的。我认为这种评论不对，有句话说 “橘生淮南即为枳”，文化的传播不一定一开始就必须是最先进的，而应该是最适合当地生长的，再说西方文明的来源于古希腊的哲学、逻辑学、数学等。这对于中国就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这种文明的引进就是在打基础，在培养土壤，小学还没毕业呢，怎么念中学呢？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的传教士和新的学说以及近代科学理论和学说，就可以在这片有土壤的基础上得到生根，发芽。
更何况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实际。虽然天主教传教士并没有刻意引来西方近代科学，但是并不排斥。西方传教士金尼阁从欧洲带来七千部书，教皇也捐献了500多。 有大量数学和天文学、科学等内容。其中不少被翻译成中文。从而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种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无论如何评价都不过分。
由徐光启主持的庞大的《崇祯历书》是一部大型从书详细介绍了 第谷的《论新天象》、《新编天文学初阶》，托勒密的《大综合论》，哥白尼《天体运行论》，开普勒的《论火星的运动》等西方天文学的著作。看到吗，有教会的死敌哥白尼的禁书。李约瑟说：由于历史的巧合,近代科学在欧洲崛起与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的活动大体同时，因而近代科学几乎与中国传统科学接触。 明代的传统数学、天文学由于西学的到来而复兴。到164 4年 中国和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已经没有显著的差异，它们完全融合，浑然一体了。见梁启场《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

而满清呢:对转而为清朝效力的耶稣会士汤若望等，先用后弃，一度投入监狱，并以“查禁异端”为名严禁天主教，耶稣会士从此绝迹中国；明末已翻译和待译的各种西方科技书籍也大多随传教书册(二者加起来共四五千种)散落流失。
这一切伟大的文明交流，都毁于满清入关的熊熊战火中，毁于桎梏文明的文字狱中，17世纪初开始的一段中西文化交流史，至此中断约二百年。 明末的仁人志士大都深受西学影响的，知不可为而为之，与满清铁骑做殊死的斗争。 满清的罪恶罄竹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