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民本主义倒退为奴才哲学
作者：一道闪电
由民本主义倒退为奴才哲学
晚明的士大夫主张民本主义，要求天下为公
晚明的士大夫要求天下为埂、不以一己之私来掩天下。立太子的事件中，坚持己见，认定立太子是事关天下的大事，要争国本，这事不能由皇帝一人作主，经过长达二十年的斗争迫使万历皇帝认输。
东林党首领顾宪成，上奏万历皇帝时，这样写道：“ 夫为天下之主者，未有不以天下为心者也。”东林党主张天下非皇帝之私也，不可以以一己之私而掩天下，要“天下为埂”。
万历十四年朝廷对策时，顾允成争对皇太子册立问题直言不讳指出：“皇太子国之本也，忠言嘉谟国之辅也，两者天下公也。郑贵妃即奉侍勤劳，以视天下犹皇上一己之私也，以一己而掩天下，亦以偏矣”(高攀龙《高子遗书》)。万历二十一年 再次上疏：“昔人有言：天下事非一家私事。盖言公也。况以宗庙社稷之计，岂可付之一人之手乎”。
知县樊玉衡上疏 ：“皇上牵于皇贵妃体貌难处之故，优游隐忍，甘以宗社为戏，不知天下者非我皇上皇贵妃之天下。”万历要求延期册立太子，首辅沈一贯竟然将皇帝的圣喻奉还。 万历皇帝为废立太子一事前后和群臣争执了40年，所有的文臣都不妥协，万历皇帝只好认输。
（读了万历三大案特别是东宫之争可以看到：现在的文史界把满清和明皇帝作对比，这点是不公平的，从万历三大案看出，明代的皇权制度和指导思想和满清根本不汀。明代主要是内阁制，文官制，而满清则是极端的君主专制，皇帝随心所欲，不受限制。）
万历年间还有 封建社会奇怪的现象，大臣以大骂皇帝为荣，详见《万历年间骂皇帝》
万历年间有关册立太子发生了三次离奇的案件，俗称“万历三大案”。《妖书案》开始的确有人用《闺范图》，写《闺范图说跋》，明里暗里诽谤郑贵妃，说她企图改立太子， 但是万历仅仅处分了两名官吏，还说不必深办，这在今天也不过如此，甚至早被投入大狱。而在满清简直不可想象。
妖书再发，是万历三十一年，有人用洒传单的形式，大骂郑贵妃和万历试图改立太子事，上次没有追究，这次变本加厉。并且假托阁臣朱庚。十分卑劣。
这类事情极端蔑视了皇家威严，所谓三大案，万历皇帝一律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解决办法，到是一些大臣拼命想把事情搞大。明清两代皇室作风大不一样。
结社干预朝政
复社人称小东林：张溥等人聚 集 了成千上万的人，成了社会运动，并且参与政治，还把当朝首辅薛国观赶跑了。
《复社姓氏录》有2025人。凡是东林的后裔支持复社，凡是逆党的后裔反对复社。明季四公子帽辟疆、方以智、候方域、陈定生为首，结社在明末成了风气，文有文社，诗社。大江南北到处结社。士女们也要结社。诗酒文社，提倡风雅。动辄千人。当清兵南下时，这群士子由诗酒之逸情，一变为杀敌灭仇的壮举，死的死，亡的亡。有志青年大半为国牺牲了性命。
结社分三个时期 1、嘉靖道万历初年的社集以文会友，社集的萌芽时期。2 崇祯年间社局，由诗文结合而变为政治运动。
3 弘光以后，由政治运动而变为社会革命运动。
见《明清之际的党社运动考》
这类事情在满清是不可能发生的，在满清皇帝眼里，天下除了奴隶就是奴才。谁敢管我家的私事。
当满清的“薙发令”引起朝廷广泛争议时，有个叫孙之獬的上奏，对“薙发令”发表看法，他认为如果一旦不实行，那就不是“令天下从陛下，而是令陛下从天下也”。于是满清政权下了决心残酷执行“薙发令”，满清统治者之所以实行野蛮的“薙发令”，和他们落后的奴隶主思想不无关系。他们要的是奴才和奴隶而不是要人。
顾炎武说“古人讲有亡国者，有亡天下者，率兽食人，亡天下也。”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薙发令”强制执行终于使中国人恍然大悟，这不是亡国而是亡天下啊，这不仅仅是民族压迫而是社会大倒退啊。我们不是在保大明而是保文明啊，原先不保腐朽的南明政权的，已经投降的，纷纷揭竿而起。外国传教士都奇怪，平常如此懦弱的中国人为何变得如此勇敢。
可见某些人把为明朝抵抗满清而战斗的英雄比作为朱明王朝殉葬是多么的无知和卑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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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挑刺说，利玛窦等传教士带来的是保守的基督教宗教文化，而不是近代科学，意义不大，甚至是反动的。我认为这种评论不对，有句话说 “橘生淮南即为枳”，文化的传播不一定一开始就必须是最先进的，而应该是最适合当地生长的，再说西方文明的来源于古希腊的哲学、逻辑学、数学等。这对于中国就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这种文明的引进就是在打基础，在培养土壤，小学还没毕业呢，怎么念中学呢？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的传教士和新的学说以及近代科学理论和学说，就可以在这片有土壤的基础上得到生根，发芽。
更何况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实际。虽然天主教传教士并没有刻意引来西方近代科学，但是并不排斥。西方传教士金尼阁从欧洲带来七千部书，教皇也捐献了500多。 有大量数学和天文学、科学等内容。其中不少被翻译成中文。从而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种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无论如何评价都不过分。
由徐光启主持的庞大的《崇祯历书》是一部大型从书详细介绍了 第谷的《论新天象》、《新编天文学初阶》，托勒密的《大综合论》，哥白尼《天体运行论》，开普勒的《论火星的运动》等西方天文学的著作。看到吗，有教会的死敌哥白尼的禁书。李约瑟说：由于历史的巧合,近代科学在欧洲崛起与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的活动大体同时，因而近代科学几乎与中国传统科学接触。 明代的传统数学、天文学由于西学的到来而复兴。到1644年 中国和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已经没有显著的差异，它们完全融合，浑然一体了。见梁启场《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
而满清呢:对转而为清朝效力的耶稣会士汤若望等，先用后弃，一度投入监狱，并以“查禁异端”为名严禁天主教，耶稣会士从此绝迹中国；明末已翻译和待译的各种西方科技书籍也大多随传教书册(二者加起来共四五千种)散落流失。
这一切伟大的文明交流，都毁于满清入关的熊熊战火中，毁于桎梏文明的文字狱中，17世纪初开始的一段中西文化交流史，至此中断约二百年。 明末的仁人志士大都深受西学影响的，知不可为而为之，与满清铁骑做殊死的斗争。 满清的罪恶罄竹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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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晋评价在《康熙皇帝》中说：“把热爱科学的强烈感情与专心致志的研究实践结合起来，对于一个中华帝国的皇帝来说，与其受到赞扬，不如说应该受到责备。”“复兴灿烂的文化……除垂范于民，除宣传这种精神别无良策。”康熙和彼得大帝是没法比的，他没有建立科研机构，没有派人出国考察，不鼓励臣民科学探索。
所以到了雍正，乾隆他们对西方科技根本没有兴趣，追求的只是西洋玩物。有技艺的传教士成为满足他享乐欲望的御用工具，做钟处成了玩具作坊。在他的影响下王公大臣无不追求西洋奇物。这股西洋风不过是享乐奢侈风。对中国社会发展只有消极影响，而无积极作用。
满清统治者为了维护其少数民族的统治压抑民智
就以最为关心科技的康熙来说：他明明知道西方在大力发展科技，日后必然发达对中国构成威胁，但他仍然主张闭关锁国，愚民政策。 他不支持传教士向中国的学者介绍西方科学知识，不鼓励中国学人参与中西文化交流。：洋人教师张诚在日记里写道“他告诫我们不要在我们所去的衙门里翻译任何关于我们的科学的东西，而只在我们自己家里去做。”。英国使节斯当东说：“据说中国有几位君主从外国传教士方面学习外国丰富的数学知识。但中国政府的政策不使这门学问普及到群众中去。他们怕算学知识普及后，本国人能算出日蚀、月蚀，能制出历本来，皇帝在老百姓中的威信就要降低了”
当时宣传科学的朱方旦因为罪名是将九五之尊和下贱臣民混淆贵贱，传播科学，而被杀。
到了乾隆，他对自然科学毫无兴趣。关心的是西洋玩艺，这时西学东渐就衰落了。日心说的传播详细介绍是蒋友仁开始。《增补坤舆全图》有日心说天文学部分，但是被乾隆锁进深埂。《四库全书》的有西洋部分。但是一般来说清朝纂修的《四库全书》的馆臣对于“西学”目录著作大都采取贬低和排除的态度。
《四库全书》馆臣还对利玛窦进行了批判.说天主教违背儒家学说危及封建统治“欲人舍父母而以天主为至亲，后其君长而以传天主之教者持国命，悖乱纲常，莫斯为甚，岂可行于中国哉！”必须严令禁止。天主教书籍必须“概从屏斥，以示放绝”。编辑出版者必须受到批判“以著左袒异端之罪焉”。
满清统治者的防汉，制汉心理是西学东渐衰落的主要原因。也是资本主义不能发展的根本原因。
从利玛窦 的《交友论》不同境遇看明清两朝的知识界风气，理教盛行的原因还是防汉心理在作怪。
利玛窦进入中国后的第一篇印刷品不是宗教和科技而是《交友论》，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事情不大，但是足可引起人们的思考。
利玛窦 的《交友论》说：“人与人之间皆兄弟也，吾友非他，即我之半，乃第二我也，故当视友如己也。友之于我，虽有二身，其心一而已。交友独知利己，是商贾之人，不可谓友也。”
利玛窦主张的朋友之道 相互依靠，贫富通财，共享共有的关系，引用西塞禄言：“友之所以贵于亲者，亲可以失爱，而友则否。无爱，即不成其为友，而亲仍不失为亲？” 这正是西方交友之道平等，西方价值观博爱精神的体现。
众所周知，儒家传统观念，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存在着亲属远近、轻重厚薄的差别，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间的关系显然重要得多。《交友论》显然是反传统的。《交友论》在明末引起极大反响，冯西京说：“人有友生”！“友之所系大矣哉， 君臣不得不义，父子不得不亲，夫妇不得不亲，夫妇不得不别，长幼不得不序，是无可无交”，冯试图把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间看作是朋友间的平等关系为基础的新型关系。《刻交友论序》。
在《交友论》中利玛窦试图贯穿儒家的“五常”，友之职，至于义而止，智者欲离浮友，信于仇者尚不可施，况于友者？德志相似，其友固始。
冯西京说"爰有味乎其论，而益信东海西海，此心此理，同也"《交友论》是欧洲基督教人文主义与中国儒家思想初步融合的产物。正符合明末结社，交友的社会思潮和风尚。
该书出版后，一再翻印流行。利玛窦说：“它到处受到知识阶层的赞许，流传于各省，并往往被权威作家在其他著作中引用。在一个短短的惊人的时期，这部书被当成做标准读物为人们所接受”（《利玛窦中国札记》）
而满清礼教盛行，此类交友论是不合时宜的。《四库全书》馆臣批判《交友论》说：“ 视其人之友如林，则知其德之盛；视其人之友落落如晨星，则知其德之薄。是导天下以滥交矣。一相友而即同财，是使富者爱无差等，而贫者且以利合，又岂中庸之道乎？”他们反对交友之道的普遍意义以及爱无差等的思想，这也正符合满清政府对天下人分而制之，让中国成为一盘散沙的国策。
可见满清为什么会理教盛行，这和满清特有的民族压迫有不解之缘。
作为一个落后的少数民族，满清统治者心中始终横着对汉人的猜疑和防范。随着西方东渐的潮水不断上涨，他们心中的畏忌也不断加深。把中国和世界隔绝开来。防止汉人和海外勾结危及统治。以禁教令和禁海令为标志。满清的海外政策发生逆转。步步后退，日益封闭。更不用派出去看看世界了。
本论文大部分内容摘录自 《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
伟大的明末东西方文化交流
一道闪电
有人说 康熙、乾隆时候也有传教士也有洋人的宫廷画师，康熙也爱好数学、科学。但是满清一直坚持内外有别的政策。科学、洋人连同钟表，洋枪一样不过是皇室宫廷的玩艺，而被文字狱洗脑后的知识分子则失去了好奇心，对于洋人科学技术一律称为奇技淫巧，一概排斥。 这和晚明时代西学东渐时浓浓的学术氛围和有益的社会环境有天壤之别。
不要说汉唐气魄，就是晚明对外开放和交流的胸襟 ，也是大可称道的， 远远比满清强许多。并不亚于汉唐气魄。
西方基督教文明和中华文明，在晚明真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最好和最平等的时期，和平交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这段可贵的历史却被我们的史学界有意无意的忽略了。
在清末西方宗教则被史学家称为西方殖民者侵略的工具，传教士刺探情报，收买奸细，胡作非为。我们的近代史教材上对他们没有一句赞扬的话，西方人东来带来的是鸦片和侵略。但是事物都有两面性。问题是当晚清时，中国面对西方只能以弱者的姿态仰对强势，西方宗教势力对于中国的侵略性就显得突出了。在文明这个层面上，中华文化只能处于弱者心态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徐光启包括其家族明明是天主教徒，这种事实是我们是羞于提起的，解放后。政府把他的墓从天主教形式改掉了并讳言其为天主教徒。对晚明这段东西方文明交流史，则更讳忌莫深,利玛窦的历史地位从来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
如果你读了《利玛窦 中国札记》就会发现在明末从宫廷到朝臣，从士大夫到平民百姓对于西方基督教文明接受来得多么自然。从皇室到士大夫都对西方文明充满了好奇和欣赏， 传教士和朝中大臣建立了良好的友谊。可称为东西方君子之交。中国的正直优秀的知识分子有的欣赏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有的从西方文明中去寻找强国治学的新道路。
对比满清末期的洋务运动和改革。每每陷入争论，被保守派阻挠和扼杀。“天不变道亦不变”！“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和晚明大大方方的引进、交流。甚至士大夫阪依天主教，岂可同日而语。这里利玛窦起了突出作用，他把天主教本土化。埋头研究儒学15年之久，深受士大夫的尊敬，在《天主教义》中常引用儒家术语。徐光启说他读了此书后！“百千万言，求一语不合忠孝大旨，求一语无意于人心世道者，竟不可得。” ，徐光启说天主教起到了“易佛补儒”的作用，徐光启等封建士大夫特别赞赏天主教的人文精神和道德修养，称利玛窦是圣人。从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意义上说，无论怎么赞美利玛窦都不过分。可惜的是利玛窦的伟大被埋没在明朝灭亡的废墟中，可惜，可叹。从儒学角度说， 利玛窦、徐光启等人从理论到实践都证明儒学可以西化，可以现代化，这也是儒家学说和西方文明结合最好和最后的机会。 而满清入关后将儒学的弊端发展到理教，儒学变得僵死、窒息、扼杀人性。已经不能有半点自新的余地，严重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发展，国家的生存。乃至五 四 运动时，激进的知识分子喊出了“打倒孔家店”口号，从根本上否定儒家学说。
在明末东方的人文、科技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不弱的，徐光启的数学知识被惊叹比传教士更丰富。这样才有平等的交流。传教士向西方介绍的中华文明和科技也不少，同样在西方引起震动。德国大思想家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序言说：“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难分轩轾，双方处于对等的较量中”在思考的缜密和理性的思辨，欧洲显然略胜一筹，即使在数学和战争科学上，中国也低于欧洲的水平。然而在实践哲学方面，既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欧洲实在是相形见绌。在法国大革命由罗伯斯比尔起草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就引用了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传教士沙勿略在传教日 本 时，辄惊 日 本人对其比邻大国之文学哲理深致敬佩，盖此为日 本文化之所本也(《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裴化行著)
发现日 本 人进行激烈的辩论时，总是诉之于中国人的权威，即在涉及宗教和行政方面的事情上，他们也乞灵于中国人的智慧。他们常说：“如果基督教是真正的宗教，那么聪明的中国人肯定知道它并接受它。”这就是中国的软实力，看看清末还有吗？
有人挑刺说，利玛窦等传教士带来的是保守的基督教宗教文化，而不是近代科学，意义不大，甚至是反动的。我认为这种评论不对，有句话说 “橘生淮南即为枳”，文化的传播不一定一开始就必须是最先进的，而应该是最适合当地生长的，再说西方文明的来源于古希腊的哲学、逻辑学、数学等。这对于中国就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这种文明的引进就是在打基础，在培养土壤，小学还没毕业呢，怎么念中学呢？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的传教士和新的学说以及近代科学理论和学说，就可以在这片有土壤的基础上得到生根，发芽。
更何况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实际。虽然天主教传教士并没有刻意引来西方近代科学，但是并不排斥。西方传教士金尼阁从欧洲带来七千部书，教皇也捐献了500多。 有大量数学和天文学、科学等内容。其中不少被翻译成中文。从而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种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无论如何评价都不过分。
由徐光启主持的庞大的《崇祯历书》是一部大型从书详细介绍了 第谷的《论新天象》、《新编天文学初阶》，托勒密的《大综合论》，哥白尼《天体运行论》，开普勒的《论火星的运动》等西方天文学的著作。看到吗，有教会的死敌哥白尼的禁书。李约瑟说：由于历史的巧合,近代科学在欧洲崛起与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的活动大体同时，因而近代科学几乎与中国传统科学接触。 明代的传统数学、天文学由于西学的到来而复兴。到164 4年 中国和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已经没有显著的差异，它们完全融合，浑然一体了。见梁启场《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
而满清呢:对转而为清朝效力的耶稣会士汤若望等，先用后弃，一度投入监狱，并以“查禁异端”为名严禁天主教，耶稣会士从此绝迹中国；明末已翻译和待译的各种西方科技书籍也大多随传教书册(二者加起来共四五千种)散落流失。
这一切伟大的文明交流，都毁于满清入关的熊熊战火中，毁于桎梏文明的文字狱中，17世纪初开始的一段中西文化交流史，至此中断约二百年。 明末的仁人志士大都深受西学影响的，知不可为而为之，与满清铁骑做殊死的斗争。 满清的罪恶罄竹难书。
再论为什么说“满清入关”是历史倒退 2005-06-16 13:44:06 Thu
“为什么说“满清入关”是历史倒退”，在军参发表后，引发热烈争论，被删掉前有6万多点击，50多页跟贴，也算创了TOM论坛的记录， 还被转到其他论坛，在争论中出现一些热点，现归纳总结澄清。
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所谓满清的明君问题
首先评价历史推动历史从来不是靠一两个皇帝，而是整体的进步思想，进步阶级，皇帝老儿的英雄史观要不得。第二，对于英雄人物评价应该放在历史大环境里去看。离开了历史大环境评价皇帝等英雄人物就变成了对其个人才干的鼓吹和个人道德的颂扬，这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如果是这样，那么希特勒、东条英机早晚就成为英雄了。
逆历史潮流而动，还谈什么明君，昏君之说，满清的国策“文字狱”、“海禁”。危害中国长达二百年， 可以谈明君、昏君说。对皇帝的评价标准很多。个人道德评价 ，对社会发展进步或者阻碍评价等等。有大节有小节，大节既亏，小节又何必多提。现在的影视作品，对皇帝的评价只重小节，不提大节。影视作品中只重皇帝，少提统治集团。至于被压迫阶级的苦难，根本就没人关心。或者关心的角度在于皇帝如何如何仁慈，英明，铲除了个把贪官，解救了个把农民的苦难。 这造成观众对整个朝代的评价误判，把对皇帝个人品行错觉为其政治，政策和对历史贡献的评价，把对皇帝的印象错觉为对皇朝的印象。
满清是否能同秦朝相提并论的问题
秦是周天子的封国，早就接受了中原文明，进步到了成为华夏文明的代表，春秋就曾是五霸之一。秦国和六国称为战国七雄都自认为是中国。这点古人都是公认的，
把秦国灭六国和蒙元、满洲入侵混为一谈。是错误的，虽然在西周，春秋早期有一些士大夫对于秦、楚有偏见，认为它们是蛮夷之地，甚至是蛮夷之邦，但是经过数百年的文明教化， 早在春秋末期当时的人们已经普遍把秦、楚看作华夏文明之国了。蒙元、满清则不同，在元末朱元璋提出过“驱除胡虏，恢复中华”。清初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到孙中山都提出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可见当时人们的心理，根本不把蒙古人、满人当成中国人。他们自己也同样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而秦末农民战争有人提出过驱除秦人的口号吗? 不，而是“伐无道、诛暴秦”。秦国人、六国人。不分彼此，争夺天下。这根本就不存在民族革命、民族解放的斗争内容。怎么可能把蒙元、满清入侵和秦灭六国并列呢？
顾炎武说的亡天下和亡国时，把秦灭六国列为亡国，满清入侵称为亡天下，古人对秦朝和满清认识是不会含混的。 再者秦朝的统一是历史的进步， 秦国的国家组织能力，秦的货币文字度量衡以及军事手工业在列国中是最先进的。统一后推广到全中国。大一统思想，封建专制体制持续了二千多年。
秦修的都江堰，郑国渠，灵渠是世界水利史的杰作。秦的工匠水平，管理模式。科学而严密。
秦是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的杰出代表。这点央视的《复活的军团》展现得淋漓尽致。
秦的统一，结束了春秋战国时期几百年大规模的战乱。对生产、文化和人民生活都有积极的意义。秦统一后，修长城、建直道，击退匈奴，屯兵河朔。保护了中原地区不受北方匈奴的骚扰、保护封建社会发达的生产力。
秦统一中国是历史的进步。而决非蒙元。满清那种大倒退，大破坏可比。
统一神圣论
这伙人没有一个不把其所谓“统一”放到最高、最神圣的位置。这类人的荒唐之一在于，一方面大力歌颂统一的正义，伟大。另一方面又不敢承认那种阻止、仿碍这种所谓 “统一”伟大、正义的行动是反动的，是开历史倒车的。自己陷入矛盾当中还振振有辞。
第二 “统一神圣论”隐含着“奴隶制、封建制”等同论。 某些人说，凡是统一战争就离不开流血甚至屠杀，那么满清、蒙元的屠杀和历代的改朝换代没有两样。
是这样的吗？游牧民族在入主中原前实行的是奴隶制。杀入中原后，烧杀掠夺，野蛮屠城,搞得千里无人烟, 某些“文史学家”把这种情况等同于中原割据政权的战争,荒谬地认为是战争总会有杀戮。我们说这是不同的，封建割据政权也有杀人，屠城的情况，但是少，而且是特例。因为封建政权建立在大量农业人口为之生产服务基础上的。 “民为邦本”,总体上要爱惜百姓，如此恶行是属于严重的“无道”。 要“有道伐无道”,要“吊民伐罪”,要“替天行道”。屠杀被看成重罪，白起临死前问自己是否有罪，马上就想到并说出当年屠杀赵国四十万战俘的罪过，这些忏悔对于以杀掠成性的蒙，满将领来说 是不存在的，他们是把屠杀看成荣誉。屠杀既多又狠。成吉思汗在西征归来的途中教育后代时说“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是把敌人斩尽杀绝，抢夺他们所有的财产，看著他们亲属痛哭流泪，骑他们的马， 强奸他们的妻子和女儿”。世界上所有不愿意被他们掠夺、压迫、奴役的人民都是他们的敌人，都会被残暴地杀戮。某些历史学家对此冷漠地说：“不能以今天的道德评价古人”。的确，每个时代都有特定的道德标准，问题是蒙元时期人类早就进入了封建社会，而这伙历史学家对蒙元统治者的的道德评价却降低到奴隶社会甚至原始社会部落仇杀的道德水准上。
奴隶制战争的另一特征是掠夺人口当奴隶，跑马圈地圈拧。这点和历代封建王朝的统一战争也是有本质的区别。汉武帝对匈奴投降者采用优待政策“胡降者数万人，皆得赏厚赏，衣食仰给县官，县官不给，天子乃损膳，解乘舆驷以澹之”。唐代有禁止掠夺突厥人、吐蕃人、回鹘人、新罗人为奴婢的禁令。可见蒙,清入侵不光是沉重民族的压迫还是封建制向奴隶制的倒退。奴隶制和封建制既然有如此的不同，抗金、抗蒙、抗清战争的正义性质还用怀疑吗？
第三 统一和进步那个更重要。是统一在先，还是进步和发展在先，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也是评价历史人物正义与否的关键标准。 按照“统一神圣论”的观点，只要是统一就是正确的，神圣的，就应无条件的立刻实行。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中央现在不立刻统一台湾，现在统一台湾的实力达不到吗？就现在的力量还怕美国干涉吗？
如果现在发动统一战争，虽然能取得成功，付出的代价是国际环境恶化，台湾民众人心不服。不利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只有强大和发展，未来的统一才能水到渠成，不论是用和平的手段还是战争的手段都能顺利实现。中央是在抓住这段有利时间去谋发展，谋强大。
统一要符合人民的利益，满清统一中国大肆血腥屠杀，把大多数人民列为野蛮征服和残酷压迫和奴役的对象，剃发令的实施，是以中国人屈辱和鲜血为代价的，这类的统一只要是文明社会都不会赞成。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是目的和手段统一论者，未来我们要统一台湾，镇压的也仅仅是少数台独分子。台湾同胞是中国人民的一分子，是我们的骨肉兄弟，我们的统一只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利益而不是更大的伤害。
马大正之流的“满清入关正义论”，肯定会破产。
第四 没有满清，中国就不能统一，就不能强大吗？
为满清评功摆好的一条重要理由就是满清统一把中国国土面积增加了保持到今天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某些人认为这就可以“一俊遮百丑”了， 这个问题应该这么看，其一是不是没有满清就没有辽阔的中国呢？没有满清就一定是明朝延续其腐朽统治呢？就不会爆发革命，就不会发生农民起义政权更替。 就一定不会产生一个新的生机勃勃的政权呢？就一定不会有汉唐气象的中国呢？这点顾诚的《南明史》做了很好的回答。
其次这个问题也提示了这个问题，是资本主义制度产生重要还是大国领土重要？某些人无一例外的认为，不管先进和落后，只要面积最大，就是历史的最好选择。
我要问，是这样吗？ 历史经验证明先进的生产关系，新兴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统一和扩张热情是很伟大的。秦的统一，英国的日不落帝国。都是明证。凡是20世纪前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是扩张成性的帝国。相反落后封建王国领土却一再退缩。满清王朝被列强瓜分成了半殖民地。落后就要挨打，落后不能带来强大，更不能保证统一和领土完整。
如果以中国率先实现资本主义。以当时在世界的软势力，有着先进文化，先进科技，其统一更成了人心所向。更不是靠野蛮屠杀来实现。
所以还是应该回到本题，也就是谈谈明末没有“满清入关”，中国到底能不能产生文艺复兴，发生资本主义制度。中国的古代文明能不能更新为现代文明。
对于今天的影响，某些人认为的是只要是统一了，就是对今天最大的贡献，而我们认为生产力得到提高，社会得到充分的发展和进步才是对今天的中国乃至世界最好最大的贡献。马克思说：一切节省，归根到底都归结为时间的节省。
第五、满清奠定中国疆域的问题
有人诡辩说，不是满清统一，西方殖民者就会瓜分中国了，是不是这样呢？大家都知道西方殖民者大举发动远东殖民战争，还是十九世纪中后期的事情。那时朝鲜、越南、日 本 都遭到了入侵。而明朝灭亡于1 6 4 4年，离西方殖民者发动中等规模的入侵，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有足足两百年的时间，西方殖民者在164 4年之后200年都是小股骚扰，地方势力完全有能力击败，比如郑成功收复台湾。俄罗斯在远东的扩张，满清发动雅克萨战役是1882年，就俄罗斯入侵的兵力还不足千人，对付满清在关外的兵力本没有取胜的可能。反而是满清先是在辽东大肆屠杀汉人，大举入关后，有近200年，关外人口和兵力非常空虚，还禁止汉人去关外。造成俄罗斯可乘之机，大肆掠夺，而满清荒谬的认为没有人口的土地就不值得守卫，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对俄罗斯很有利，之后一个黑龙江将军弈山就敢于私自割让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满清轻易的签订了卖 国 条约《北 京 条约》割掉大片国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应该说满清的统一同样带来了国土的沦丧，这点到是没人算帐。
事实证明，正是因为满清的落后、保守和封建才导致帝国主义瓜分，殖民中国。
有人瞧不起汉民族认为自汉唐以后，汉人就没有扩张性了，只有游牧民族才能实现统一， 首先这根本不符合实际，明初的统一国土就很大。 其次 民族性格是由民族文化决定的，而民族文化又是和当时的主流思潮紧密相关的，明清之保守在于儒学腐朽化，理学盛行。可这点正在明末发生根本的动摇。再者，人们都说时事造英雄，时代的英雄是和社会变革大潮分不开的，新的生产方式给民族精神带来的变化远远高于民族文化传统。不论是新兴地主阶级还是新兴资产阶级都是英雄辈出的阶级。看看秦国人，汉朝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他们最强悍的时候就是新生制度诞生和发展时期。 明末一个特别的社会现象是，大部分民族英雄、抗清将领都来自南方，这说明新的生产力，新的社会思潮正在引起民族性格的改变。包括清末还有民国时期，大部分英雄也都出自生产力发达，社会思潮进步的南方地区。所以说，有人就此以为中原政权，特别是南方政权不能统一中国是很荒谬的。
满清入主中国是历史的必然吗
这点我引用历史学家顾诚的研究成果：顾诚说“历史进程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史学界长期关心的问题。在我看来，必然性只有一条：就是社会要发展，要前进；其间可能出现短期的逆转和曲折。至于统治王朝的建立和统治者的更替大抵都属于偶然因素。只不过人们太习惯于把既成事实当作历史必然，就本质而言，这同封建史籍中的“天命眷顾”没有多大区别。”
历史进展的事实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中国在明朝中期以前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直到明朝末年中国同西欧国家之间的差距并不大，被大顺军推翻的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统治时期还是孜孜于引进西方科技，特别是火器和历算，不少士大夫也抛除畛域之见，注意吸收西方的新知识，尽管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挽救行将灭亡的明帝国。清朝统治的建立是以全国生产力大幅度破坏为代价的，稳定后的统治被一些人大加吹捧，称之为康雍乾盛世。正是当中国处于这种“盛世”的一百多年里，同西方社会发展水平的距离拉得越来越大。“盛世”过后不到五十年（如果按照某些学者吹捧康、雍、乾三帝的思路来看，乾隆之后在位二十五年的嘉庆也应该算是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至少不能说是无道昏君），爆发了中英鸦片战争，随之而来一幕幕丧权辱国的悲剧，使大清帝国的腐朽落后暴露无遗。本书作者在所著《明末农民战争史》中以确凿的事实证明了大顺军推翻明王朝接管整个黄河流域几乎对社会生产没有造成什么破坏，并且扫荡或狠狠打击了那些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贵族官绅势力。如果这一势头不被满洲贵族和变节的吴三桂等汉族军阀官绅所打断，中国社会将在明代已经取得的基础上实现较快的发展，近三百来年的历史也许是另外一种样子。“以史为鉴”是中国的传统，可惜过去绝大多数史家制作的镜子里，侏儒们被拔高了，坚毅挺拔的形象被歪曲了，甚或被挤出了镜框以外，成了道地的哈哈镜。本书作者力图运用可靠的史实，重新描绘明清易代的这段历史”
他一反习见的认识，将清王朝的建立看作是破坏并阻碍了社会生产力进步、打断了中国历史正常的发展进程的一个事件，是中华民族内部一个落 后的、人数不多却又十分骠悍的满族的上层人士同汉族中最反动的官绅地主勾结在一起，窃取农民大起义胜利果实的产物。其基本论据为：明中期以前，我国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中期以后在科学技术等方面虽渐有落后，但到明末为止同西方的差距仍然不大，末代皇帝崇祯还孜孜引进西方科技和新知识。大顺军接管整个黄河流域也对社会生产力几乎未造成破坏，且狠狠打击了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贵族官绅势力。如果这一势头不被满族贵族和变节的吴三桂等汉族官绅打断，中国社会将在明代既定的基础上实现较快的发展，近三百来年的历史也许是另一种样子。而清的建立却以全国生产力的大幅度破坏为代价，稳定后的统治虽被人吹捧为康雍乾盛世，但正是在所谓盛世期间，中国同西方社会发展水平的距离越拉越大。
康乾盛世问题和戴逸商榷
戴逸和周思源辩论时说：周思源先生把个人的作用看得很大，似乎只要康雍乾三个皇帝念头一转，改正失误，不搞文字狱，就可以改天换地，解放人们的思想，思想解放了，一切都迎刃而解。他还说：“任何历史性的大发展都来源于思想解放，没有欧洲文艺复兴就不会有商业革命、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当然，思想解放对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作用，但真正的思想解放均有物质基础，单凭人们的主观思想不会创造出新世界。欧洲文艺复兴也是在意大利城邦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我坚持这一历史观，而不同意康雍乾三帝如果没有“失误”就可以解放中国人的思想，可以使中国提前进入现代社会的历史观点。
这点我来答复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欧洲文艺复兴也是在意大利城邦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这点特别值得探讨，什么是产生“文艺复兴”的社会存在？戴先生简单地认为是财富的累加，经济的繁荣。这点是不对的。就恩格斯等认为“欧洲文艺复兴”关键原因在于中国的四大发明的传播，造纸和印刷术的出现使得文化的传播变得普遍,文化知识从教会的垄断下解放出来，学术交流变很方便。而火药打碎了骑士阶级。可见关键的因素在于生产力和新的科学技术。
美国学者 卡特说：“欧洲文艺复兴初期四种伟大发明的传入，对现代世界的形成，曾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火药的发明，消除了封建制度，创立了国民军制。指南针的发明，导致发现了美洲。造纸和印刷术替宗教改革开了新路，并使推广民众教育成为可能。”
印刷术：欧洲以前是用羊皮纸，抄书，书籍非常稀少而昂贵。印刷术的出现特别是古希腊文献的大量印刷使得文化传播交流变得方便，这是文艺复兴的最基本物质条件。见《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础》。而满清呢？康雍乾三代的“文字狱”使得中国的文艺复兴成为不可能。
火药：恩格斯说：“它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变革，火器的采用不仅对作战方法本身，而且对统治和政治关系起了变革作用。要获得火药就要有工业和金钱，而这两者都为市民所占有。因此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反杜林论》) 火器的使用使得战争成为平民的职业，火药使得资本主义在欧洲大陆胜利。而火药在中国仅仅成了驱魔的利器和过年的玩具，可见满清对火器的禁用，是经过深谋远虑的。
马克思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指南针:指南针带来航海术的进步，地理大发现，殖民地和种植园的世界分布以及世界大市场、商品大流通，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传播帮助欧洲资产阶级走向世界。而在满清，指南针仅仅沦为风水先生的罗盘，可见满清海禁的危害。
对比四大发明在欧洲和中国的不同境遇，大家应该明白了为什么中国资本主义革命那么难产生了吧！
正是满清扼杀了科技的应用、发展和先进文化和科技的引进，戴先生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
把满清的黑暗完全归咎于封建专制主义传统是否公平，这点我以前的文章已经充分论述过了
繁荣还是有争议的，稳定是存在的，其他所谓条件“国力强大”！“文化昌盛”都是大有争议的。 按戴先生的标准“盛世”就是“稳定”和“有争议繁荣”，这个标准太低了吧。如果国家以这种标准指导中国的未来那将是多么可怕。我认为“盛世”必须在世界上占有地位，不论是硬势力还是软势力都能辐射世界，象满清那种根本不被世界瞧得起的“强大”。一推就倒何谈盛世？再者既然是盛世就应该福及子孙，不能让子孙没有沾光反而更弱了。
到底是中国落后是归结于满清入关，还是封建传统？问题是戴先生竟然漠视明末出现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大趋势。
歌德尔不完备定理
某些历史学家，自己陷入自相矛盾，还振振有辞，实在是荒唐之肌。他们一方面说：统一战争是正义的，另一方面又说：反抗异族侵略也是正义的。他们诡辩说这里面确实有矛盾，历史确实充满了矛盾，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他们评价历史的标准是混乱的，
“歌德尔不完备定理”主张：悖论必须禁止，但是可以承认其逻辑本身的不完备性。也就是说理论可以有缺陷，但是不能出现悖论。这也正是谭其骧等所谓的历史学家荒谬之处。
这里他们就有了两个标准，其一 统一神圣，其二，爱国主义。 于是在两者发生矛盾时，就来一个都有理，采用自相矛盾的观点。这种骑墙是靠不住的，如果问：如果你在宋末、明末，你是去当蒙元、满清的鹰犬，当汉奸呢？还是去当文天祥呢？既然都是正义的。你当然会去当汉奸去，因为蒙元、满清处于绝对优势。如果把这个问题留给今天，当日 本 人的汉奸也是顺理成章的。
再来看谭其骧说：我们不是宋人、明人 所以不能站在宋的观点来看中国。那么我们能否站在人类的角度来看这类问题呢？如果偏偏站在今天中国各民族的角度，那么各国各民族自然各有自己的立场，那么我们同样不能谴责日 本 政府参拜靖国神社的行径。历史由胜利者书写的。于是人类就永远不会去谴责西方殖民者当年屠杀印地安人地暴行。这是不是站在最狭隘的种族主义立场上呢？
而在我们看来批判历史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是不是解放了生产力，符合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恩格斯说：“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地发展，摧毁了大批生产力”。那么是不是正义还用解释吗？
明、清文字狱是一样的吗？
有本质的不同，一个出于皇帝的忌讳，是对个别大臣和文人的严厉处置。是挑刺，处死是个别大臣和文人， 一个是对一个民族的文化清洗。是剃头。常常是抄家灭族。祖先、子孙、活人、死人连同众多无辜者一起遭殃。是威慑恐怖。 震慑效果空前绝后。 满清文字狱的密度吓人，據統計，在清王朝 268年的統治時間裡，發生了160餘起文字獄，幾乎一年半一次，主要集中在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至乾隆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乾隆在位63年，製造的文字獄有130餘起，一年兩次還多；其定罪範圍大大超過了順治、康熙和雍正，而且將打擊對象從主要是士大夫階層擴展到民間百姓，幾乎成了一場全民的劫難；許多名人志士因此而蒙難，其中呂留良、屈大鈞、王錫侯、金堡、戴名士等都是文字獄的受害者，有的不僅被斬首，而且子孫株連坐罪，甚至家族同遭毀滅；有的甚至追究已故作者，挖墓戮尸，懲辦後人。文字獄株連甚廣，令人心驚膽顫，此間全國上下一片風聲鶴唳。
满清统治下的文字狱，如同黑暗的欧洲中世纪一样，思想领域实行强控制，不光政治文化的书籍要禁，就连科学技术也不放过。只要和官方的程朱理学不统一的，都要禁止。
这和明代的文字狱根本就是两回事。这点我将转下面文章论述：
满清文字狱下的又一个牺牲品：满清统治下的军事禁书 :（转）
《天工开物》为什么在清朝一度“销声匿迹”？ :（转）
民族特权下的满清科举制度下:（转）
批判满清不是批判满族，满清也不能代表少数民族，民族团结不是靠歌颂满清来实现的（转贴）
如果满清=满族，那好，扬州十日是满族干的，嘉定人民是满族杀的，马关条约是满族签订的，这原罪可是在不小！某些人一而再再而三的混淆民族与政权的概念，不仅仅因为白吃，更有不可告人的打算。满清入关后的暴行，及垮台前的丧权辱国,令许多国人至今不能释怀。把满清等同于满族，自然会引起这些人对满族的恶感，这就是满遗的如意算盘，中国国内任何一个民族被误解和排斥，都会中这些家伙的下怀。提出满清的罪恶史与破坏民族团结的有着必然的逻辑关系就象我们历史书上记载着英法火烧圆明园会破坏当前我们和英法的外交关系一样荒谬。
但是，为什么还有人津津乐道于此呢？甚至于歌颂起满清的统治，好象只要所有的中国人头上系上个辨子就真的是民族团结了。只是不知道他们知道不知道这个辨子是怎么来的，不知道这些人有没有脸面去见那些为了反抗满清牺牲的先烈们。
正视那段留头不留发的历史，正视满清对中国文化毁灭，才能得以“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否则何来复兴之意呢？相反，对满清百般维护，不但不会促进民族团结，反而会激发起更多的民族主义分子，民族的感情是天生的一种质朴的感情，有时是冲动甚至没有理性的。但是如果有人敢于蔑视这种感情将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诚如满清对汉民族主义思想钳固了二百六十多年，从形式到内容无不加以改造，然而终有孙中山祭起民族主义的大旗以摧枯拉朽之势把其推翻。今天，对满清历史的篡改已经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再容其发展下去，破坏民族团结可以期料。越来起多的民族主义的声音就是明证。正视历史可以平复受伤的心灵，毕竟大多数人对过去的事情多的是宽容之心。然而在今天篡改历史就是对现实生活的人们的挑衅。别忘记中国有“头可断，史不可改”的传统。
历史上惨遭满清屠戮的也不光是汉族！现在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也许俄罗斯族除外）都曾遭受过满清的野蛮屠杀与长期的民族压迫！
明末清初，中国境内的无数少数民族人民与汉族人民并肩携手抵抗满清，不惜流血牺牲保卫中华文明，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民族英雄李定国的部队有一半是云南的少数民族，对这些少数民族兄弟来说，粉饰满清暴行无疑也是否定了他们祖先的英勇事迹，无疑也是给他们的祖先抹黑！粉饰满清暴行无疑也是给中国大多数少数民族的伤口上撒盐！中国大多数少数民族与汉族一样遭受了满清的野蛮大屠杀，他们对满清有着刻骨仇恨，粉饰满清暴行也是对他们的民族感情的极大伤害！揭批满清暴行不光是广大汉族人民的心声，更是中国５０多个兄弟少数民族的心声！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清代，满清常常故意挑拨汉族与其他民族的矛盾，以便使各民族互斗而不会把注意力集中到满清身上从而达到满族全民族集体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目的。比如说满清常常戴上白帽子杀汉族人，然后就说是回民杀的，驱使不明真相的汉族群众去杀回民从而在汉族和回民之间留下仇恨；满清还常常借口少数民族叛乱，驱使汉族人组成的军队去屠杀少数民族，从而使一些不明真相少数民族把帐即到汉族身上。这些都是满清的阴谋诡计，以极阴险的手段无中生有地制造民族矛盾，本应该澄清事实，不应该让别人去给它背黑锅。但是，如果我们粉饰满清、为满清大唱赞歌，就会让大多数少数民族人为汉族和满清一样都是残害他们的凶手－－不然汉族粉饰满清干嘛？自然会对汉族怀恨在心，这就无谓的制造了汉族和中国大多数少数民族的隔阂。同时，汉族为屠杀、压迫自己的敌人大唱赞歌，中国广大少数民族会怎么想？有血性的人自然会认为－－汉族是个没骨气、健忘、不知好歹的民族，被人屠杀，过了一阵子居然为屠杀的人唱赞歌，难道能指望这样一个民族在关键时刻帮助自己吗？当然不能，所以我们还是早点自寻后路吧，汉族靠不住！可见，为了和满族团结二粉饰满清，就与大多数民族不团结，甚至会使大多数民族离心离德，这还叫民族团结吗？这完全是民族分裂！
东北是满清的嫁妆吗？
对于所谓大东北，明朝和唐朝都曾统治大东北。如果汉族没有统治过所谓的大东北，那么满人更没统治过，辽东半岛自古以来就是汉族的世袭领地，古属幽州，人口结构一向以汉族为主，明代洪武年间刚收复辽东就进行的人口普查（见《辽东志》）表明辽东都司的非汉族人口只有10%，在这10%中也以朝鲜族和蒙古族居多。由此可见东北完全有汉族的份，有没有满清汉族都有资格自由居住在东北。
满清在辽东屠汉数百万,今天的东北汉族人多和满清有什么关系？那是民国初二张的功劳，孙占文的《黑龙江史》内就有关于东北人口变化的统计数据表格，民国刚建立时东北人口不过四百万到五百万，到了抗战前却有近3000万。
拥清派的荒谬
所谓的“拥清派”戴逸、阎崇年他们的理论根据是什么呢？他们荒谬地认为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凡是胜利者就是正义的。 戴逸总结满清有什么四大精神、阎崇年总结满清十大贡献，还用明君来定义满清皇帝。这种脱离了历史环境，社会进步孤立的谈什么精神、贡献、明君、昏君就是典型的精英主义唯心史观。船的航向不对，技术再高的船长又能起到什么正面的历史作用。正如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所说：“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 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疯狂的战础。如果说已在过去的150年间依旧能够航行，以一种貌似强大的外表威慑邻国，那是因为侥幸出了几位能干的船长。一旦碰到一个无能之辈掌舵，一切将分崩离析，朝不保夕。即使不会马上沉没，也是像残骸一样随流东西，最终在海岸上撞得粉碎，而且永远不可能在旧船体上修复”。
评价历史贡献的唯一正确的标准是促进历史进步还是倒退，是发展还是滞后。而满清统治者呢？其核心目标就是稳定，客观效果就是封闭。这就意味着停滞、僵化和死亡。这样一个濒死的社会，却被“拥清派”吹得神乎其神。
“拥清派”还有可用的盾牌，也就是民族团结、国家统一这两样法宝。但是他们真的这样认为吗？努尔哈赤在东北叛乱分裂祖国，大肆屠杀汉族同胞。他们不谴责反而大肆歪曲歌颂。而“扬州十日”还有“薙发令”、“留人法”。被选择性的忘却。其历史品格之差，令人切齿。
近十多年来，歌颂满清的影视作品、学术报告、什么什么节多得不可胜数，从大屠夫、民族分裂主义者努尔哈赤到卖 国 贼慈禧都被重新翻案，摆上供桌。甚至汉奸洪承畴、尚可喜也被平反，开纪念馆。真是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真理蒙羞。这样下去还得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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