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评传(十五）：旗手与闯将（多图）

公元一九六五年的中华大地，政治风云已由渐变进入突变，由量变转为质变。夺取了国家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内部已开始形成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司令部：一个代表无产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革命知识分子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严格遵照《共产党宣言》的宗旨，坚定不移地把中国向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推进；另一个代表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利益，包括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以及共产党内顽固维护既得利益的官僚垄断集团，腐化变质分子，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竭力恢复和维护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奴役人的不平等制度，穷凶极恶地复辟资本主义，他们的核心人物就是党内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世间的事是复杂的，总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问题就在于缺乏统一的标准。要说标准，也只有两家。资产阶级一家也就是所有剥削阶级的一家，他们有他们剥削、压迫、奴役别人的标准；无产阶级一家也就是所有受剥削、受压迫阶级的一家，他们有他们反抗剥削、反抗压迫、反抗奴役、争取民主自由、实现世界大同的标准。其他的所谓标准，观其表现，究其根源，在当今社会中，也只能非此即彼。一切障眼法、迷幻术，都会在阶级分析的照妖宝镜下现出原形。
　　既然泾渭分明，标准清楚，两军对垒，这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应该是一场好打的仗。其实不然，这就是自古以来的军事常识：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犬齿交错，跌宕起伏。何况都打着中国共产党的旗号，都公开推崇毛泽东为自己的领袖。还有，所有的剥削阶级都不肯不敢不能以真实面目示人，越是人类文明发展，这一特点越突出，中国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表现得尤为狡猾。没有久经磨难的孙悟空式的火眼金睛，是无法识别其真伪的。
　　应该说，一九六五年的江青已具备了一付火眼金睛。她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旗手，也是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冲锋陷阵的先锋和闯将。
　　由于挂着共产党的招牌，又不敢公开反对全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所以资产阶级司令部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进攻，总是隐蔽的、曲折的、若明若暗的、变着花样的、时而缓慢时而激烈的、采取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方式进行。他们的武器就是修正主义，也就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篡改和修正。他们有丰厚的土壤，那就是几千年的私有制残余和根深蒂固的传统势力及私有观念。他们的队伍是一帮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知识精英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是一帮老奸巨滑、有着丰富的反革命经验的亡命之徒。而且两军对垒的中间地带，有大量的迷茫的人群可供他们争取和驱使利用。更重要的是，有手握大权的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做他们的大大小小的司令官。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夺取中国的最高领导权，全面复辟资本主义。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江青所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严阵以待。首先在意识形态领域打了几个漂亮仗，在批判各种各样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开展反右斗争的基础上，进行了城乡“四清”运动，全面开展了京剧改革、树立了革命样板戏，等等，造出了革命的舆论，清除一些“外围据点”。然后，江青奉无产阶级司令部之命，开始对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夺权阴谋发起进攻，戳穿他们在党中央实施篡权的诡计，这就是展开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
　　北京市付市长吴晗写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资产阶级司令部放出的一颗试探性的政治气球，是为已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罢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头子彭德怀鸣冤叫屈、妄想东山再起的大毒草。这株大毒草一出笼，一些资产阶级文人马上响应，如康濯写了历史小说《柳宗元被贬》，陈翔鹤写了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等等，为被“贬”的党内走资派、机会主义分子鸣不平，为被推翻的地、富、反、坏、右大唱“挽歌”。
　　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面对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猖狂进攻，本来想采用一些温和的方式方法解决，例如象40年代的延安整风那样，所以在1964年开展了城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又在1964年底经毛主席亲自批示，将包括吴晗写的《海瑞罢官》和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兼付市长邓拓等人编写的《燕山夜话》在内的三十九个材料发到县级单位进行批判，等等。但是，这些都没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司令部，因为他们不但不批判，反而压制革命派的批判。
　　于是，江青立即着手组织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写作班子，一心要打开批判的缺口，给资产阶级司令部重重的一击。当时之所以选择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是《海瑞罢官》题材的本身有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险恶用心。它叙述了明朝大臣海瑞与嘉靖皇帝的斗争，被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引申为十大元帅之一的彭德怀与毛主席的斗争，这种附会很容易被人们接受，把彭德怀比喻成刚直不阿的海瑞，既能引起广大群众的同情和支持，又贬低了毛主席的威信，达到了他们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诬陷“毛主席应对大跃进出现问题负责”而没能实现的目的。二是《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宠儿，他既得到彭真的保护，又受到邓小平的偏爱，是邓小平知心的牌友。吴晗的历史就是一部资产阶级文人的个人发家史，他也曾奋斗过，苦闷过，那是因为不得志，没遇到明主。当受到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的重用后，他就如鱼得水，一心要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来改造中国共产党，协助他的主子完成复辟心目中的资本主义的宏图伟业。所以，批判吴晗写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意义重大，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非常高明的一着棋，十分象毛主席在革命军事战争上经常使用的敲山震虎的策略。
　　江青本来想在北京找人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所以就先找到了1954年批判俞平伯的“小人物”李希凡。这时的李希凡已不是当年的“小人物”，正步入仕途，青云直上，熟稔了官场的关系学。虽然要不是毛主席和江青的发现与支持，李希凡可能到现在还默默无闻，甚至会被资产阶级大人物压得喘不过气来，但当知道是批判吴晗写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心里开始权衡利弊得失。这出戏他也看过，而且知道北京的头面人物都对此戏有过评论，北京的重要报刊也发了不少消息。众口一词，都在赞美戏演得好，都在佩服海瑞精神，只是私下里的议论，又大多数都认为这出戏必有所指，也都对这出戏的来头心知肚明。在这种情况下去批《海瑞罢官》不是虎口拔牙么？风险太大了！李希凡缩了回去。
　　不得已，江青来到上海。上海是京剧革命的基地，有无产阶级革命家、上海市委书记、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坐镇，很容易就组织了批判班子，其主要成员是张春桥（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姚文元（上海《解放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最后以姚文元的名义发表。
　　这项工作必须保密。因为触及的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要害——罢官问题，也就是夺权问题，肯定会被心怀鬼胎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人物千方百计捣乱破坏；又因为“拔了萝卜带出泥”，一旦打开缺口，资产阶级司令部会暴露，党内走资派会被株连，甚至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所以资产阶级司令部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来扼杀这项工作，而且参与批判的积极分子要遭到严重迫害。保密的方法就是一方面“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调配”。另一方面“却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保密也是为了提高批判文章的质量，叫敌人抓不住把柄，以利于整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略部署。“保密了七、八个月”，九易其稿，第十稿经毛主席审阅后，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在上海《文汇报》上正式发表。

　　这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象一枚重型炮弹，在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阵地上轰然爆炸，革命阵营的人民拍手称快，不明真相的人们也感到问题的严重，而党内走资派则吓得心惊胆战，气恼成怒。
　　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头目、当时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彭真首先跳了出来，歇斯底里地叫喊：“要顶住！”他们拼命封锁这篇文章的消息，命令所把持的报刊电台“不准转载这篇文章”，“不准广播这篇文章的内容”。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有利条件、强大保障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江青参加的这场战争就是如此。既然党内走资派还奉毛泽东主席为领袖，既然以党内走资派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还接受毛主席的领导，那么，毛主席的出面，就使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们不得不收敛三分。当《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宣传上受阻、威力发挥不出来的时候，毛主席下令：“出小册子发行！”当小册子也进不了北京这个独立王国时，毛主席告诉中国共产党的大管家——周恩来总理，要他出面干预。这下，资产阶级司令部才乱了阵脚，迫不得已进行撤退。于是，1965年12月，全国的宣传机构如出笼的鸟、脱缰的马，欢喜雀跃，热烈奔腾，迅速掀起了声讨《海瑞罢官》、愤怒批判吴晗的高潮。
　　江青知道，这只是第一个回合的胜利，战斗才刚刚开始，敌人一定会变着花样进行顽抗。果然，1965年12月12日，彭真手下的干将邓拓以“向阳生”的笔名，发表文章《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掩盖这场斗争的实质，妄图把严肃的阶级斗争引到“道德继承”问题的邪路上去；12月14日，彭真在国际饭店召开会议，当面为吴晗撑腰打气；12月29日，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头面人物周扬（中共中央宣传部付部长）亲自出马写文章，署名“方求”，要让这场批判斗争纳入“学术讨论”的轨道；12月31日，彭真又下达命令，让他的手下一齐出动，混战一场。
　　无产阶级司令部看到资产阶级司令部要狗急跳墙，就采取了“诱敌深入”的方法，充分调动敌人的兵力，运用“围而不歼”的战术，并且“环绕此周围，另辟他战场”。
　　江青担任“另辟战场”的任务就是去抓部队的文艺工作，仍然选择的是意识形态的重要领域——文学艺术——作为突破口，所以才有了1966年2月2日至2月20日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见附录）

这篇《纪要》意义重大。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为把《纪要》印发全党，写下了高度赞许的批语：“这次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座谈会。经过毛主席三次亲自修改的座谈会纪要，对当前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许多根本问题，作了正确的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是一个很好的、很重要的文件。中央完全同意这个文件。它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各级党委应当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认真讨论，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通篇《纪要》贯穿着江青的思想，是江青人生道路的里程碑，是江青政治生活的宣言书,是江青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最满意的一份答卷。《纪要》的第一部分简述了座谈会召开的概况，第三部分是结束语，主要内容在第二部分。
　　《纪要》的第二部分共阐述了十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总结建国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所存在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与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文艺黑线作了透彻的分析比较，痛斥了文艺黑线的种种谬论，郑重指出：“毛主席的前三篇著作（指《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引者注）发表到现在已经二十几年了，后两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引者注）也已经发表将近十年了。但是，文艺界在建国以来，却基本上没有执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并号召大家：“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第二个问题是参加座谈会人员，乃至党中央毛主席、整个无产阶级司令部以及全国人民对以江青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文艺战线“大破大立”所取得的辉煌成绩的充分肯定，从而奠定了江青“伟大旗手”的地位。
　　第三个问题是对军队文艺工作现状的分析，说明军队内部也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人民解放军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
　　第四个问题要求：“在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中，解放军一定要起应起的作用，勇敢地、坚定不移地，为贯彻执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而斗争。”
　　第五个问题是从理论上讲清楚当前两个司令部文艺路线斗争的历史根源和中外阶级斗争的影响，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让无产阶级牢牢占领文艺阵地。
　　第六个问题对如何搞好社会主义文艺革命提出了具体要求，“提倡‘群言堂’，反对‘一言堂’，要走群众路线。”
　　第七个问题是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积极的文艺批评，使资产阶级文艺谬论没有藏身之地。
　　第八个问题是把中国文艺战线的阶级斗争与国际上的反修斗争联系起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第九个问题是提倡创作方法上“要采取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对如何写战争、如何写生活、如何写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都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
　　第十是有关重组无产阶级文艺队伍的问题，对新老文艺工作者提出了具体要求，特别指出：“要注意保持无产阶级的晚节，一个人能保持晚节是很不容易的。”要求大家：“读一辈子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的书，革一辈子命。”
　　有人说，《纪要》是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舆论准备的，说江青是向资产阶级司令部首先发起进攻的闯将，这是很有道理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政治嗅觉也十分灵敏，他们预感到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会使自己陷入灭顶之灾，于是千方百计打探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动向，特别注意江青的行踪。为了探听消息，彭真从1965年12月到1966年2月初，多次要求见毛主席。毛主席毫不留情地质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许多文化部门要问到底掌握在哪些人手中？吴晗、翦伯赞是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彭真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挂帅人物还不甘心，背后造谣说：毛主席认为吴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同时，他得知江青1966年2月2日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消息后，马上在北京于2月3日开始炮制《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臭名昭著的《二月提纲》，并急匆匆于2月7日完成。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后台刘少奇、邓小平立即批发同意，在2月12日迫不及待地发到全国各地。
　　比较《纪要》和《二月提纲》，就可以看出，这是两个针锋相对的文件。最突出的就是：一个要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让全国人民、全体党员都清楚两个司令部所推行的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而另一个则声嘶力竭地捂盖子，生怕暴露出他们资产阶级的反动面目，别有用心地把活生生的阶级斗争问题引向学术讨论的歧途，这是一切没落阶级惯用的手法。
　　无产阶级司令部当机立断：不能让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扰乱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进的方向，必须立即向其挂帅人物开火，必须把他们的反动纲领《二月提纲》昭示天下、批深批透批臭。这下慌了刘少奇、邓小平这两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后台的手脚，他们不得不忍痛“斩马谡”，演了一场“舍帅保主”的悲苦戏。
　　于是，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被相继抛了出来，刘少奇、邓小平进行假投降，迫不得已在声讨资产阶级司令部罪恶的《“五·一六”通知》上签了字。

　　作为“旗手”和“闯将”的江青理所当然地受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用：参与了《“五·一六”通知》这个向资产阶级司令部进攻的纲领性文件的起草工作；同时+被任命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第一付组长。
　　一九六六年五月八日，江青主持写作了《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的重要文章，以“高炬”的笔名在《解放军报》、《红旗》等报刊上发表。文章深刻揭露了资产阶级司令部控制下的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丑恶面目,让人们认清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毛主席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刘、邓反动路线（没提刘、邓的名字——引者注）之间尖锐复杂的斗争实质，号召一切革命的同志勇敢地站出来，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时的江青,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用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武装了自己的头脑。
　　刘少奇、邓小平这两位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后台老板到了一九六六年六月已感到必须进行拼死一搏，才能挽救最后的失败。他们研究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略战术，研究分析了毛主席的所思所想，一致认为“硬抗”是不行的，象彭真那样只能加速灭亡，只有顺着毛主席、揣摩毛主席的心思、接过革命的口号打着红旗反红旗最有效。他们看到，《“五·一六”通知》发表后，全国一片欢腾：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在学校内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五月二十九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首先树立起“红卫兵”的大旗，决心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红色江山”；五月三十一日，中央文革小组接管了《人民日报》；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并配发了评论员的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够了，这样乱下去，整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不是要全军覆没么？！他们恨得咬牙切齿，准备抛出他们在“四清”运动中使用过的毒招——派工作组，去进行“灭革命之火”、转移斗争大方向、搞一番形“左”实右的反革命工作。他们首先进行火力侦察——先由北京市委在六月三日派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看看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映，进行试探。结果，无产阶级司令部按兵不动，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认为时机已到，于是从六月五日，从北京到全国逐渐铺开，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沿阵地——文教系统——派出了大量的工作组，随后又向工矿企事业单位也派出工作组。
　　这些“刘、邓工作组”是镇压革命烈火的灭火器，是扼杀革命新生力量的刽子手，是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扑的急先锋，是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掷向无产阶级革命阵地的罪恶的炸弹，他们妄图把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一网打尽、全部消灭。在短短五十多天里，全国有数以百万计的革命干群被打成“右派”、“反革命”、“野心家”等等，被批斗，被开除党籍、团籍，被投进监狱。
　　江青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人是静观其变，采取“引蛇出洞”的策略，因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物隐蔽得很深，狡猾多端，不如此实在无法使他们充分暴露出来，这是不得已而为之。以前的说服教育、整风运动都不见成效，就是例证。再说，人是发展变化的，不经过残酷的阶级斗争的考验，很难识别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谁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也可能今天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明天又变成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如此。
　　江青自从参加制定《“五·一六”通知》之后，来来往往于北京、上海之间，也曾几度去杭州见毛主席。五月在北京除了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外，还出席了全军创作会议，看了六十八部国产的、与军队有关的影片，并发表了十分重要的意见和建议，成为以后军队电影工作的指导性原则。随后来到上海，与张春桥等人共同替中央文化部（文化部已由中央文革小组代管）起草了《文化部为彻底干净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而斗争的请示报告》。六月十六日至十八日，在上海参加中央文革小组会议，研究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出现的问题，以及解决的方法。六月二十九日给在外地视察的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毛主席七月八日有近两千字的著名长信回复——见附录。此信江青建议在党内最高层部份人中传阅，毛主席同意，后来应林彪和叶群的要求，又在江青、叶群、戚本禹的监督下把原件烧掉。）。
　　时间到了一九六六年七月下旬，无产阶级司令部认为反击的时机到了，于是，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发起总攻击的号角吹响。七月十六日，毛主席在武汉畅游长江，并发出鼓舞人心的召唤：“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七月十八日回到北京，十九日就给了刘少奇当头一击：“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谁才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来，这种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向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条条打个稀巴烂，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

　　江青是七月二十日从上海回到北京的。她见到毛主席，满肚子的话不知从何说起。他们分别已经一个多月，要在平时，只是短短的一瞬间，可这是瞬息万变的急风暴雨的时刻，每一分钟都会发生人们意想不到的事情。江青望着毛主席满面红光的脸，只见他精神焕发、神采奕奕，根本不象七十三岁的老人，倒象一个充满活力、正在征服大自然的年轻学者，又象一个成竹在胸、只待决战到来的中年统帅。毛主席劈头第一句话就是：“江青，我已经给那一位（指刘少奇——引者注）摊牌了，当面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看他自觉不自觉。”江青不无忧虑地说：“主席，人们正在议论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要公开化呢。”毛主席说；“两个司令部的说法，不是人为的，也是掩饰不了的。本来是一家，都应该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共产党嘛，就是搞无产阶级革命，可是有人不搞了，反而去破坏，不光自己阻挠革命前进，还拉帮结伙、招降纳叛，硬要分裂出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硬要去当后台老板，妄想取而代之。这也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必然反映，只要阶级存在一天，党内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一贯的立场是与人为善，不问哪个山头的，要搞五湖四海，但是必须有个前提，那就是继续革命。可以辩论、争吵、教育、等待，甚至当面骂我、反对我，但不能背后捣鬼，搞阴谋诡计，把革命拉向后退。”江青说：“从这几个月的发展看出，形势很复杂，你七月八日给我的信，更敲响了警钟。我们真的会被打得‘粉碎’吗？”显然，她还沉浸在回忆毛主席复信所谓的“黑话”中。毛主席进一步开导她：“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你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马列主义者应勇于斗争，敢于面对失败,失败了有什么了不起?顶多从头再来。我们的任务，就是推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事业，让全国人民在斗争中经受锻炼，得到教训。既然是认真的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演习，就得准备充分，有我们自己的战略部署。人都是会变的，左派、右派、中间派，都会在运动中发生变化。为了掌握情况，你和中央文革小组他们应该尽快下去，深入群众，获得真知，才有发言权。”江青脸上绽出了笑容：“我原先挺乐观，叫你这封信把我吓得高兴不起来了，看来还是走群众路线不够。明后天我就到北大去看大字报。”毛主席说：“很好。我告诉恩来，让他尽快给你们安排。”

　　于是，七月二十二日，江青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负责人一起去北京大学看大字报，二十三日再次来到北京大学。当北大师生高呼“毛主席万岁！”“向江青同志学习、致敬！”时，江青也高呼“党中央万岁！北大革命同学万岁！”并说：“我代表毛主席来看望你们，听听你们的意见，看看你们的大字报，”“这样我们可以多懂得些事，少犯点错误，跟同志们，一块来搞文化大革命。我们是一块的，不是脱离你们，你们什么时候有意见叫我们来，我们立即来。现在我们了解还不够，还提不出什么正确意见。总之，一片大好形势，你们的革命热情是好的，干劲是好的，我们都站在你们革命派一边。革命是大熔炉，最能锻炼人。”还一再说：“革命派跟我们在一块，谁不革命谁就走开，我们永远站在革命派一边。”最后江青诚恳地说：“我们一定把同志们的革命热情、革命干劲带给毛主席。”
　　七月二十四日，江青又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们来到北京广播学院，了解情况,并支持这里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二十六日晚，江青参加了北京大学批判“刘、邓工作组”的万人大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同时，她与其他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人碰头磋商研究后，立即在大会上当众宣布撤消北大工作组，让革命师生起来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

江青从八月一日到十二日参加了声讨并宣布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垮台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参与制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作了进一步表演。刘少奇在八月一日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第一天，心情十分紧张。他伸长耳朵听着毛主席在讲什么，又竭力抑制住自己的情绪，以免让别人看出来，心里祈祷但愿自己能悄悄地躲过这一关。当让他讲话时，他一心为自己辩解，把自己打扮成一付受委屈的样子，暗含着反扑：“同志们，主席在会议前的重要讲话中，非常严厉地批评了向首都大专院校派工作组的错误。这个错误的形成有当时的客观原因和条件。”
  　　在八月二、三日下午的大会上，由于一开始没分清路线是非，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犯了错误的、许多部门和省市的负责人纷纷作了检查，与政策的制定者刘少奇、邓小平他们划清了界线，只有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死硬分子继续负隅顽抗。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就是突出的一个。刘澜涛是刘少奇一手提拔重用的，他1936年8月30日在《华北日报》上伙同安子文、薄一波等人，受刘少奇的指使，登出《反共启事》，声称：“坚决反共，做一忠实国民。以后决不参加共党组织及其他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受其煽惑。”投降变节出狱后，刘少奇马上安排他担任重要工作，在“八大”上又被拉进中央委员会。在这次会议上，刘澜涛表现非常恶劣，当毛主席责问他对所犯错误“通了没有”时，他竟说：“我至今认识不到错在什么地方。”毛主席严厉地批评教育道：“镇压学生难道没有错？把那么多学生打成‘反革命’难道是正确的？你们还追问学生们的后台是谁，后台就是我！什么人镇压学生运动？在前是清封建王朝，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现在又轮到你们，还说没错！”刘澜涛灰溜溜地挨到会议结束，立即跑去中南海福禄居找刘少奇汇报。刘少奇、王光美夫妇吓得要命，生怕别人看见，“我的天，”王光美叫道：“你怎么这个时候又来了呢？”
  　　在讨论即将在会议上通过的《十六条》时，江青他们主张把“叛徒、特务”与“资产阶级右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起作为集中力量“打击、孤立”的对象时，被邓小平调到中央的陶铸（当时也参加文件起草工作），立即跳出来反对，并向刘少奇、邓小平进行了通风报信，特别告诉他们：“左派们要抓薄一波他们的叛徒问题，请多关注。”刘少奇指示陶铸，要“坚决顶住，不能让他们乱来，”“最好把‘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句话也作些技术性处理。”
  　　在会议期间，刘少奇还第一次向邓小平表明了心迹：“我觉得，他（指毛主席——引者注）顽强不屈，足智多谋而又残酷无情。他已把所有的大权握在手心，使所有的政治局委员们都像傀儡一样亦步亦趋。我们只能退却，隐蔽下来，等待东山再起。”刘少奇的老婆王光美插嘴说：“就是这样。只要他不再搞他的突然袭击，我们的选择就不会告吹。”邓小平显得比较轻松：“怕什么？大不了混战一场，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最后还不知道鹿死谁手呢！”
  　　毛主席针锋相对，又搞了“突然袭击”，八月五日亲自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随后作为会议文件印发。这一“炮”，震垮了刘少奇这个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窃据了中共中央“第二号人物”的地位。从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崭新的阶段。

  　　从八月十八日到十一月二十五日，江青与其他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负责人一起，陪同毛主席，接见全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千一百万人次，检阅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浩荡大军，书写了中国历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的革命创举。她支持了革命大串联，让革命人民把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亲自点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种洒向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从帕米尔高原到东海之滨，从白山黑水到椰子丛林，祖国大地无处不响起声讨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呐喊。
  　　时间到了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这一天，对于江青来说，是永远难忘的。她将迎来播种者收获的喜悦、革命者胜利的欢快。

  　　北京，人民大会堂里人声鼎沸，那战斗的歌声此起彼伏，红色塑料封面的《毛主席语录》在人群中挥舞着，像红色海洋波浪翻腾。
  　　两万多人把人民大会堂挤得水泄不通，内中有不少人特地从外地赶来。
  　　“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在这里举行。台下的济济人头，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统帅的文艺大军，大会的召开，要检阅革命的文艺队伍，总结前段的革命成果，发出新的战斗号令。这次大会，有人说，是江青作为伟大的文艺革命旗手的登基典礼，也并不过分。

  　　在万众欢呼声中，江青和周恩来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人满怀激情地来到主席台上。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赞扬了文艺革命所取得的辉煌成功，称颂了江青的伟大贡献，他说：“坚持文艺革命的方针，同反动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同志中，江青同志是有特殊的贡献的。”
  　　周恩来在大会讲话中强调：“上面所说的文艺革命的成绩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导分不开的，都是同文艺界的革命左派的坚持和合作分不开的。这是同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贯穿在文艺界的一条修正主义黑线进行坚决斗争的结果。江青同志亲自参加了斗争实践和艺术实践。虽然艰苦的斗争损害了江青同志的身体健康，但是精神的安慰和鼓舞，一定能够补偿这些损失。”
  　　这次大会虽然是“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但也是针对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周恩来的讲话就精辟地阐述了自己对这场革命的意义、目的和方法的认识理解。他说：“这场革命，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社会。这场大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防备资本主义的复辟，保证我国永不变色，大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且大大影响和支持全世界人民的革命运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随着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就开始出现了同旧的剥削阶级的文学艺术相对抗的新的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就提出了文化革命的历史任务。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阐明了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指导原则。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又亲自领导了一系列的更大的反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运动。在经济战线上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又展开了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两篇辉煌的著作，提出了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灭资兴无的伟大任务。这个革命发展到现阶段，就成为全社会都动员起来的、亿万群众自觉参加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大民主的新经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这是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新发展。我们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有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有千百万群众的高度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无产阶级的大民主，我们的目的，就是象毛主席指出的那样，要形成一种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江青在大会讲话中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认识理解是“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掌握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正确方针和政策，反对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斗争中逐步壮大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包括那些受蒙蔽的人，帮助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并能结合首都的实际：“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互相勾结，对党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清算。”“坚决把揭发、批判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搞深搞透，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她第一个提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对于犯错误的干部，江青讲道：“必须彻底交代，彻底揭发，只有这一条路，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出路！经过群众的充分批判，如果他们真正进行了彻底的揭发和交代，‘革面洗心，重新做人’，他们还是可以参加革命的。如果……真正努力改过自新，走上党的正确道路上来，他们还有可能争取作为好的干部。”她还讲道：“不能离开阶级观点去谈什么‘少数’‘多数’，要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掌握在谁手里，谁真正站在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上，谁真正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对不同的单位，要作不同的具体分析。”
  　　江青对于人们颂扬自己，永远保持清醒的头脑。她说自己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有个认识过程；对派工作组的严重错误，“用了一个来月的时间，观察形势，分析形势”；看到毛主席八月十八日接见了百万革命小将，“主席是那样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是那样相信群众，是那样爱护群众，我觉得自己学习很不够。”她给自己下了保证：“我就叫做紧跟一头，那就是毛泽东思想；紧追另一头，那就是革命小将的勇敢精神，革命造反精神。跟和追，不是经常能够合拍的，是时而追上，时而落后于形势。因此，我有什么缺点错误，希望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批评我，写信也可以，写大字报也可以。凡是我错的，我都改。凡是我对的，那我当然要坚持。”从中可以看出，江青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坦荡胸怀和谦虚谨慎的高贵品质。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之后，江青声望鹊起，遍于中国大街小巷的宣传画，画着江青手拿毛主席语录、身穿军装，和文艺战士及革命小将在一起，有工农兵的戏剧形象，有迎风招展的漫天红旗，使全国人民进一步认识了她。当然，我们也不能不遗憾地看到，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和闯将，江青是当之无愧的，但与无产阶级政治家还有些差距。从这次大会的发言，通过研究可以看出,江青与周恩来，只能一个是革命家，一个是政治家，这是十分鲜明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