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八十年：了不起的中国人 左宗棠

2017年7月7日，是中国抗战爆发“七七事变”的80周年。

1937年，野心勃勃的日本军队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悍然挑起了针对中国的全面入侵。由此，全世界的华人掀开了波澜壮阔的抗战序幕，最终奠定了中华民族由弱到强的基础。

回首往事，令人不禁唏嘘。当年的中国是一个何等贫弱崩解的国家。1937年，全中国的钢产量仅有55.6万吨，而日本的钢产量相比之下竟有580万吨，超过中国的十倍；1937年，中国正处在四分五裂、军阀混战和民不聊生的动荡之中，而当年的日本则是一个令人生畏的世界强权；1937年，中国的军队落后虚弱，思维组织还停留在遥远的绿林封臣年代，而日本则拥有世界上顶尖的武装力量。 ）

如此悬殊的国力对比，赋予日本军方狂妄的征服野心，使其试图在三月之内鲸吞中国；如此鲜明的强弱之势，弭平了部分中国精英的抵抗希望，使其误以为“中国断无幸存之理！”如此明显的成败争局，迫使列强对中国抗战的未来不报期盼，“中国之局，非我所能干预，唯观成败而已。”

然而，无论是那些傲慢的日本军队，还是“低调俱乐部”里自卑的中国精英，亦或是冷眼旁观的西方列强，他们都忽视了最为关键的一点，即那蕴含在亿万万华人内心深处的民族主义之魂，已经在辛亥民族革命的烈火下得以点燃，并形成了不可阻遏、不可战胜之势。

在战争中过程中： 日本的外交家曾不止一次的认为，随着中国军队的不断溃败和国土的不断丧失，中国政府注定会向日本屈膝求和，如同甲午战争中的慈禧老太后一般。

日本的政治家也曾不止一次的估计，随着中央军的不断衰败和地方军的保存实力，中国心怀叵测且实力强大的地方军阀如龙云、阎锡山、以及李宗仁等，最终将会在日本的宽大诱惑下背叛重庆，与“皇军”选择合作，如同清军入关时投降清朝的吴三桂、刘良佐、刘泽清和左梦庚等明军将领一样。

日本的经济学家（包括西方）更曾不止一次断言，随着中国的国际贸易在1939年被全面封锁，中国政府的财政力量将无法承受总体战争的负担，而中国的社会也将在剧烈的战争通胀冲击下，最终陷入崩溃，如同1917年沙俄、1918年帝德的崩溃一般。

然而，以上这些预判，从来没有在抗战中真正发生过。

无论是南京武汉失守之后居正、孔祥熙以及汪精卫等人对蒋介石的连番劝降，还是1940年至1941年6月前德国横扫欧洲、日苏日益亲密、英美介入渺茫之下的国际希望断绝，亦或是中共迅速扩大、国家面临动荡危机，重庆政权及其下属的中央军队从来未曾动摇过抗战的决心，如同蒋介石在1937年庐山会议上所做的誓言：“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

1938年武汉失守之后，云南王龙云曾经动摇过，并试图通过汪精卫的渠道与日本达成谅解，1944年12月，日军占领贵州独山逼近云南，龙云曾授意省议会通电拥护汪伪政权，但这些举动却都遭到云南省议会的坚决反对而罢——“中国之云南可以破败，但绝不可投降！”；1942年，面临日本、中共双重挤压的阎锡山决心投靠日本，他通过“安平会议”与日本达成妥协，随时准备出降，但是阎锡山的铁杆亲信梁化之、血盟兄弟赵戴文却坚决反对，梁化之在日记里写道“设有不幸，(司令长官阎锡山)为大家一时之蒙蔽，则司令长官历史上将如何？我自己将何以自处？吾愿忠于司令长官，吾更愿忠于中华民国。吾子孙均为中国之民众，设不幸出此，誓愿以生命劝司令长官，并以报国家也。”

从1939年开始，随着国民政府财政崩溃，以及由此引发战争通胀以可怕的速度迅猛蔓延，国统区的经济实际上已经崩溃，民众对政府的不满甚至憎恨日益加剧。不过，中国普通民众的战争决心远比1918年的德国人和1917年的俄国人来得坚强，他们的意志从未有过动摇。1941年3月，经济恶化、土地沦丧、国际希望断绝下的重庆人民在中央公园（现人民公园）举行抗战募捐活动，在一片泣啼之中，募捐竟得三百万元，蒋介石闻讯不由叹息“唯有我黄帝子孙方能具此抗战不堕之志也。”

日本的军阀永远不可能理解贫弱的中国为何坚强如此：1895年统一的满清不过是一个异族统治下的蹒跚君主国，1937年分裂的中国却是一个辛亥民族光复运动催生的民族主义国家；1645年争相投诚的刘良佐、刘泽清、左梦庚和郑芝龙等军阀集团不过是一群有奶便是娘的人渣恶棍，但1937年龙云、阎锡山、李宗仁却是辛亥民族革命分离出来的地方自我标榜民族领袖；1895年的清国百姓对异族封建皇帝的战争成败漠不关心，但1937年的中国人民却是辛亥民族主义革命浪潮涤荡下的华夏子孙。

那些骄狂的侵略者只看到了武器和工业的数据，却忽视了亿万万鲜活跳动的民族之心。那里奔流着远比德国人、俄国人、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更加忠诚坚强的民族血液，使这个伟大的民族能够忍受战争通胀的财富侵蚀、能够经得起杀戮血腥的死亡考验、能够直面外援崩断的孤独绝望，并最终支撑起世界上最艰难卓绝的民族战争。

1900年，痛惜中国庚子之变破败的梁启超写下《少年中国说》，期许道“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在1937年，那些在民族主义革命鼓舞下的辛亥少年，已经成长起来，尽管当时破败的中国在经济、政治、军事实力上还远远弱于日本，但是少年中国的华夏新民，却宁可牺牲自己的一切，也绝不能容忍异族的铁蹄再一次践踏自己的国家。 1940年，出征襄河的张自忠将军留下自己的遗言：“我深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死的决心），我们的国家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于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

是以，抗战保卫的绝不是什么封建帝国、也不是所谓的异族皇帝、更不是哪个政府，而是捍卫华人的国家、华人的民族、华人的历史和华人的文明，这才是抗战的伟大之处，这才是华人先辈的伟大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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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中国抗战失败了， 日本鬼子占领了中国， 最大的可能性是中国百姓被榜上日本鬼子的战车， 死掉的可能不止3千万人， 最后还可能成为战败国而被清算瓜分。 最好的可能性是苏联美国赶走日本鬼子解放中国， 而面对幅员辽阔的中国，美国人恐怕会更依赖苏联， 从而在战后把中国出卖瓜分， 八国联军重回中国分猪肉是最大可能。 人民才是抗战胜利的真正英雄， 这一点不容置疑。 但是，蒋介石最终没有投降， 阎锡山李宗仁也没有投降， 其中的关键恐怕有一位伟人为给中国的权贵们一丝胜利的希望。

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而给中国旧权贵知识分子希望的惊世之作就是《论持久战》。 蒋粉吹嘘的蒋百里空间换时间纯粹是扯淡， 蒋百里与当时的中国权贵文人一样不相信中国能战胜日本，空间还了时间只不过是以拖待变，等待国际战争的结果， 侥幸于用中国富饶的土地和百姓的鲜血汗水与屈辱拖延到鬼子被美国打败而已。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则是详细分析了日本和中国的各种长处与短处， 空间时间上的力量对比， 科学地论证中国必胜的内在原因， 描述了整个战争从防御，相持到反攻的过程， 并且详细论述了各个阶段的战争方略。

文中说蒋介石没有考虑投降，这是不对的。 蒋介石从执掌政权之处就时刻盘算这如何投降。 人人皆知的证据就不重复了， 蒋介石在鬼子四处烧杀侮辱中国的时候，还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替老佛爷慈禧支付对日本的赔款！  蒋介石没有投降除了害怕百姓把卖国贼扒皮抽筋，尸骨扔进臭水沟之外，还有汪精卫抢先一步投降让蒋介石即便投降也处境尴尬。 当然，《论持久战》的科学论证让蒋介石心里打鼓，共产党经营的胜利让鬼子进攻受挫， 是更直接的原因。 饱受争议的百团大战就是当时判断蒋介石可能因为战场上惨重失败而投降，八路军战士用鲜血和生命给蒋介石阻止蒋介石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