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淞沪抗战的主要意图是期待“国际干涉”

淞沪会战，又称作“‘八一三’淞沪战役”，是中国抗日战争历史上一场震撼中外的重大战役。会战历时三个月，从1937年8月13日至11月12日。其间国民党军队先后投入70万左右的兵力，日本军队亦陆续增兵至30万左右。尽管淞沪会战以上海失陷而告结束，蒋介石具有表演的目的，但国民党军队还是给了日本军国主义以一定的打击，挫败了日本军国主义者骄横的侵略气焰。

虹桥机场事件有一定的偶然性

1937年8月14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该声明称：

【“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施行自卫，抵抗暴力。”

“当此华北战祸蔓延猖獗之际，中国政府以上海为东方重要都会，中外商业及其他各种利益，深当顾及，屡命上海市当局及保安队加意维持，以避免任何不祥事件之发生。乃八月九日傍晚，日军官兵竟企图侵入我虹桥军用飞机场，不服警戒法令之制止，乃至发生事故，死中国保安队守卫机场之卫兵一名，日本官兵二名。上海市当局于事件发生后，立即提议以外交途径公平解决;而日本者竟派遣大批战舰、陆军以及其他武装队伍来沪，并提出种种要求，以图解除或减少中国自卫力量。日本空军并在上海、杭州、宁波以及其他苏浙沿海口岸，任意飞行威胁，其为军事发动，已无疑义。迨至昨日(十三)日以来，日军竟向我上海市中心区发动猛烈进攻，此等行动，与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向河北运输大批军队，均为日本实施其传统的侵略政策整个之计划，实显而易见者也。”】

在后来的大部分史书中，提到“‘八一三’淞沪战役”(下称“淞沪战役”)，一般都会提到虹桥机场事件;而关于虹桥机场事件的描述，一般都会以该声明的中的内容为基础。

但据当事人之一，时任上海市公安局浦淞警察所所长的董昆吾回忆，其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日方两军人于1937年8月9日下午驾车闯向虹桥机场的大门。哨兵向空中鸣枪示警后，日军驾车沿机场东面的铁丝网向北行驶。后都被身着上海保安队服装的国民党部队独二旅(一称该部番号为独二十旅)士兵击毙在警戒线内。由于此事件发生在董昆吾辖区内，董昆吾带领警员在第一时间赶到案发现场。据董昆吾回忆，事件发生后，淞沪警备司令杨虎即提出将警备司令部中的一名待决死囚调出，将他换上保安队的服装，打上绑腿，拉到机场东面的铁丝网内击毙，以为对这一事件的交涉有站脚地步。】

董昆吾在和日方人员交涉时说：

【“起初是这辆汽车意图冲进飞机场大门，不听守兵拦阻，并先向场内守兵开枪，击毙我方守兵一名，场内守兵为自卫计才向汽车开枪”等。】

当晚10时，上海市长俞鸿钧为此事亲赴日本驻沪总领馆交涉。俞鸿钧表示，对虹桥不幸事件殊深遗憾，盼日方力持镇静，尽力勿使扩大，循外交途径以谋圆满解决。日方同意将该案交由外交途径解决。第二天，中日双方就该事件展开调查。俞鸿钧除派人调查、搜集证据外，还详电中央报告与日方商谈经过。外交部训令以外交方式解决，避免扩大。日方也派员调查，海军武官并将肇始经过电海军省报告，请求善后办法。同日，日本海军省与军令部开联席会议，协商对策。

事件的激化出现在应日方要求的验尸环节上。据董昆吾回忆，事发当晚日军军医曾在现场验尸并质疑。1947年5月在国统区出版的《中国抗战画史》，收集了抗战期间的新闻图片和报道资料。其中有两副图片分别显示了中日双方人员在夜晚和白天到出事地点调查的情形。其说明文字为：

【“民国二十六年八月九日傍晚，上海日海军陆战队大山勇夫中尉与水兵斋藤要藏驾汽车经徐家汇至虹桥，欲冲入虹桥机场，击毙卫兵;布防该处之保安队乃开枪射击，将日官兵击毙，形成所谓虹桥事件。图为双方至出事地点调查的情形。”】

当年的《大公报》记者杨纪采访过虹桥机场事件，他有这样的回忆：

【“我赶到真如(沪西地名)的法医研究所时，已经有两个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军官和两个穿西装的日本人站在解剖室里。手术台上躺着一具尸体，背部有两个小洞，显然是手枪一类的兵器打的。法医们每当工作告一段落时，四个日本人不约而同地总是摇摇头，表示很不相信的样子。一是死尸手臂上有被绳索捆绑的痕迹;二是此人是被驳壳枪打死的，而两名日本军人使用的都是小口径勃朗宁手枪;三是此人蓬头垢面，指甲过长，不像是军人……。”】

关于虹桥机场事件的中方人员替身问题，时任国民党参战部队之一的第九集团军的作战科长史说，在其回忆中也有类似董昆吾回忆的内容。还有值得一提的是，事件发生后，张治中立刻在其苏州的住所召见独二旅副旅长杨文瑔，要杨文瑔亲自到上海调查事件真相。经杨文瑔10日上午实地调查核实，发现了淞沪警备司令部制造替身，其结果弄巧成拙，反被日本人和其他国家参与调查的人员看出了破绽的事实。杨文瑔认为：此事件的发生有偶然性，属于突发事件，并非中日两国蓄意而为之。

尽管上述人员回忆所述具体细节有所差异，但这个替身问题的确是激化了双方对整个事件的处理。日方态度强硬。8月11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冈本季提出无理要求：一、将上海保安队撤退;二、将上海保安队已设立之防御工事完全撤除。俞鸿钧表示，中国政府必将此事照外交方式解决，但日方尚在交涉之际大举增兵上海，是赤裸裸的威胁。

除了驻上海的日军在调配兵力备战外，东京方面也在筹划增兵上海。8月11日，日本首相及外、陆、海三相举行四相会议，决定派两个师团至上海。日本海军军令部首脑会议主张抓住时机，“在近期内再次行使我们的实力”，避免“留下祸根，贻误将来”。当夜11时55分，日海军军令部总长伏见宫博恭亲王向第三舰队司令官发出放手行动指示。

8月12日，蒋介石以上海虹桥机场事件谈判中日方态度强硬，为防日军在上海发动挑衅行为，积极部署上海军事。张治中被任命为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担任上海右翼(沪西)防务;张发奎被任命为第八集团军总司令，担任上海左翼(沪东)防务。张治中在部队输送完毕后，曾请示是否可以在8月13日拂晓开始攻击，但蒋介石复电：

【“希等候命令，并须避免小部队之冲突为要。”】

对于张治中的这个先发制人意图受阻一事，许多史家认为错过了一个的最佳的作战时机。同一天，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陈介会晤日使馆参赞日高，商讨虹桥机场事件解决办法。

在当时中国国内抗日情绪十分高涨而日本又急切希望尽快使中国屈服的情况下，中日双方态度都很坚决。双方交涉的内容以虹桥机场事件为开端，延伸到对方的备战举动，相互激烈指责对方破坏了1932年双方签署的《淞沪停战协定》。因此，不管虹桥机场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但它突然引爆了淞沪战役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还可以说，以就事论事而言，虹桥机场事件是淞沪战役(日方称为“上海战役”)的导火索;而点燃这个导火索，则可以说是有一定的偶然性。

1970年代，台湾“国防部史政局”(编撰战史部门)曾派员访问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收集中日战争日方资科，访问人员见了十多位当年曾在中国作战的日本高级将领。有访问员问道：

【“请问日军攻略上海的战略目的是什麽?”】

一位叫今本的将军回答：

【“日军最初并无攻略上海的计划，由於大山勇夫在上海被杀，惹起双方冲突，日军在上海作战，最初是只保护侨民，不料日军在上海遭到中国军猛烈围攻，日军才增兵上海，演成上海战。”】

改变日军入侵方向不是蒋介石的作战意图

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后，在英、美、法、意等国调停下，1932年5月5日，中日双方代表在上海英国领事馆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根据协定的内容，中国实际上承认日本军队可以长期在上海公共租界及吴淞、江湾、闸北等地驻兵，建立据点。而中国方面只能由上海保安部队(2个团)及警察总队(约1个团)维持秩序。

虹桥机场事件发生后，尽管中日双方在交涉中言辞激烈，但此时双方并无开战大打的意图。

先来简述一下日军。由于自九一八以来，日军的侵华受到的阻碍很小。因此“七七”事变后，日方有人认为只要一个月到三个月就可以灭亡中国，而且只要搞定华北即可。1937年8月31日，在淞沪战役已经进行了半个多月的时候，日本参谋本部向日本华北方面军下达的《临参命第88号》命令称：

【“迅速消灭河北省中部的敌人，以达到挫伤敌人的战斗意志，获得结束战局机会的目的。”】

陆相杉山乐观地认为，

【“这次华北会战将是结束中日战争的一战。”】

至于上海，尽管驻上海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中将也提出了“华中作战，应以必要兵力确保上海和攻占南京”，但日本政府主要致力于华北，未予同意。7月18日，日本参谋本部作战课对7月11日制定的陆海军《关于华北作战的协定》作出说明，该说明指出：

【“根据情况派遣一部分兵力到青岛、上海。本作战限于保护侨民及夺取飞机场，但力求避免向上海派兵。”】

因此，直至淞沪战役开始后，日本还没有在上海“大打”的意图。另据《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料长编----大本营陆军摘译》记载：淞沪战役打响后，日方最初仅想以第3、第11师团组成“上海派遣军”应对，但随着对中国军队决心在上海“大打”的意图逐渐明了，而被动地向上海增派兵力。这与前面所述的日本的今本将军的说法是一致的。

同时，中方一开始也并没有大打的意图。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为了防止日本再次由上海入侵，国民政府于1934年起密令修筑防御日军攻击南京的工事，即吴福线，锡澄线和乍嘉线以及以城垣为核心构筑的核心阵地。不过，直至1937年，其修筑质量仍令人堪忧。1937年8月7日，在南京召开的国防会议上，蒋介石指出：

【“我们现在对于国防上作战的准备与外人比，不但十分之一没有，就是百分之一也没。”】

蒋介石还给出了具体例子：

【“官方报告称南京的防空工事已接近完成，但在飞机上往下一看，事实是十个里有九个还暴露在外，极易遭到空袭。”“就防空一端可以推知其它事情了。”(拉纳.米特：《中国，被遗忘的盟友》新世界出版社 2014 第91页)。】

1937年1月的国民党参谋本部制定的《民国26年(1937年)度国防作战计划》指出，

【“长江下游地区之国军，于开战之初应先用全力占领上海...阻止敌之上陆...不得已时，逐次后退占领预设阵地。最后须确保乍浦--嘉兴--无锡--江阴之线，以巩卫首都。”】

在同年8月7日的国防会议上，决定在华北部署三道防线进行抵抗。军政部长何应钦作了“七七”事变以来的中央军事准备报告，在谈到弹药储备时，称：

【“在长江及黄河以北囤积三分之二，江南囤积三分之一。”】

顺便提一下，8月10日行政院通过了关于《上海各工厂迁移内地工作案》。关于这个工作案的执行，只有一小部分工厂，123家左右进行了迁移。其它大部分工厂，同平、津一样，均沦入敌手。淞沪战役开始后的8月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的作战指导方针提出：

【“对于侵入淞沪之敌，应迅速将其扫荡，以确保京沪政治经济重心。同时对于浙江沿海敌可登陆之地区，迅速构成据点式之阵地，阻止敌人登陆，或乘机歼灭之。”

“该战区应以扫荡上海敌军根据地，并粉碎在沿江沿海登陆取包围行动之敌，以达成巩固首都及经济策源地，为作战指导之基本原则。”

“敌国为牵制我国军兵力之转用，及从政略上威胁我国军根据地起见，将以一部攻我淞沪，窥伺我首都。”】

在参加淞沪战役的国民党军队将领的回忆中，还有这么一个内容可资佐证。第九十八师二九四旅长旅长方靖回忆说，他们于1937年8月12日由武汉乘轮船开往南京担任警卫，13日抵达南京下船后得悉上海发生战事，于是在14日下午乘火车奔赴上海。在这里首先是奉命警卫南京，到达南京后才改变了目的地。而宋希濂担任师长的第三十六师，8月13日晚在驻地西安接到的命令是：

【“火速开赴上海参战!”】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引发淞沪战役的虹桥机场事件，是与国民党军队秘密增兵上海和秘密修筑工事分不开的。“七七”事变后，张治中被任命为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制定的作战预案，拟进行“先发制人”，决定在上海发生战事时，“先以充分兵力进驻淞沪，向敌猛攻”，争取“一举破敌”。张治中于7月30日致电军委会，要求自行掌握发动进攻的时机。电文称：

【“我在北方作战，固不宜破坏上海，自损资源。然若敌方有左(下)症候之一，如：......即可断定敌必发动无疑。”】

于是，张治中派正规军，即独二旅的部队，穿着上海保安队的服装进驻虹桥机场。此事被日方察觉后，向中方提出抗议，还向中方提出要查看。但日方的要求均被中方拒绝。同时，中方也指出了日方的“敌对行为”，即日方在上海的一系列备战举动。因此，关于日军人员私闯虹桥机场究竟出于何意，就这个具体事情而言，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当然，日军在中国土地上横冲直撞，其本身就构成了一种侵犯中国主权的挑衅行为。但也不能忽视当时的历史背景。

通过以上史料可以看出，开始中日双方都没有大打的意图。作为中国，不过是吸取了日本惯于寻找借口搞突然袭击，进而得寸进尺的教训，采取了事先防范措施。一旦可以“断定敌必发动无疑”，即“先发制人”。而日本，一来没有把上海作为作战重点，二来认为“七七”事变后，三万日军几天就攻陷了北平天津，在上海只要“再次行使我们的实力”，就肯定可以达到消除“祸根”的目的。

自上世纪60年代以后，台湾史学界开始流行一种说法，认为，蒋介石之所以下了决心在上海开战，是有战略目的的。简言之，就是将主战场和日军主力吸引至长江沿岸，防止日军从华北南下直扑武汉。后来不少大陆学者也多多少少认同了这种说法。这种说法还延伸到大陆的文学艺术界，以至于有些名作家的纪实类作品甚至说大批日军“稀里糊涂”被引向上海时，“蒋介石眼见日本人中计，止不住暗自窃笑”，云云。

这种关于蒋介石有调动日军入侵方向的作战意图(亦称战略意图)的说法，实际上陈诚早在1946年的《八年抗战经过概要》中就曾提到过。至于大陆不少学者认同这种说法，则主要还是依据1987年大陆公布的关于陈诚的回忆史料(就像现在流行的“档案解密”)。下面是这则史料的有关内容：

1937年8月20日，陈诚向蒋介石建议：

【“敌对南口，在所必攻，同时亦为我所必守，是则华北战事扩大已无可避免。敌如在华北得势，必将利用其快速装备，沿平汉铁路南下直扑武汉，于我不利，不如扩大淞沪战事以牵制之。”】

蒋立即表示：

【“一定打。”】

陈说：

【“若打，须向上海增兵。”】

这则蒋介石和陈诚对话的史料来自于《陈诚私人回忆资料》。据刊载此资料的大陆《民国档案》季刊介绍，该回忆资料是1945年由陈诚本人口述、经其左右记录整理而成，后保存于国民政府“国防部”参谋总长办公室内。1948年，“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指派专人从重庆到南京，携回回忆资料的全稿，摘录其中部分章节交该会编纂组用于编写抗日战史的参考。

笔者以为，研究历史，当事人的口述、回忆，包括事后发表的日记等，固然很有参考价值。但更重要的是要与其它史料相互印证，特别是与发布在同时期的资料印证。事后发布的文字资料，由于个人记忆问题，个人情感问题或者其它问题等等，不一定能还原当时的真实情况。《陈诚私人回忆资料》是否能作“铁证”，非常值得商榷。我们不妨来比较一下《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一书，此书有陈诚在淞沪战役期间发表的论述。

《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是1937年11月14日，即淞沪战役结束后第二天出版的书籍，由上海战时生活社编辑兼发行。该书收录了陈诚，洛浦(张闻天)、郭沫若等人的文章。其中有陈诚的三篇关于淞沪战役的文章。第一篇是陈诚的《持久抗战应有的认识》，其发表时间是在淞沪战役进行到两个月的时候。该文写道：

【“当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初，我们就窥破了倭寇这一次的企图，很明显地是在倾其全国可能兵力，运用大炮战车的威胁，求达速战速决之手段以遂其一面占我整个华北，一面发动淞沪战争，以牵制我军力，甚至妄想‘威胁我南京’，造成所谓既成事实，使我们屈膝求和，使列强措手不及，而予以默认。”】

陈诚同时对战事进展充满信心，称：

【“经过两月的苦斗，敌人已疲于奔命，处处暴露了儒怯的丑态与难堪的破绽。”

“将来战争延长半年以上，谁能说敌人国内，不发生政治经济崩溃，引起内部叛乱，和国际的干涉呢?”】

通读陈诚的三篇文章，找不到任何陈诚向蒋介石提出的建议那样的内容，倒是有陈诚发现日军的作战意图是“牵制我军力”。这与8月20日国民政府军委会的指导方针中的“敌国为牵制我国军兵力之转用”也是一致的。

在这里必须要指出的是，关于陈诚和蒋介石的那段对话，早在陈诚的《八年抗战经过概要》中就记载过。因为《八年抗战经过概要》是抗战胜利后的文件，无论是该文件本身的内容，还是与《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中的陈诚文章的内容对照，都可以发现不少难自圆其说之处。例如战略意图，陈诚在《八年抗战经过概要》中一方面说：

【“日寇认为侵犯上海，是击中要害，射人先射马的绝招，必可使中国早日就范。”】

另一方面又说中方要“扩大淞沪战事，诱敌至淞沪作战”。既然“窥破了倭寇这一次的企图”，竟然还以“引诱”倭寇以增兵的方式帮助倭寇完成其“企图”，这叫什么战略意图?陈诚在《八年抗战经过概要》说日本“毁灭了上海，可使中国经济崩溃。”但在《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中又说日本发动的淞沪战争是“自毁其市场与产业。尤其是日本在上海之纱厂，停顿毁灭，更为其对华经济侵略之致命打击。”不知这到底是“毁灭”了谁家的经济?顺便再提一句，实际上，是在淞沪战役结束后的11月22日，日本华中方面军才向大本营提出，“为了解决中国事变，攻占中国首都南京具有最大价值，”“现在趁敌人处于颓势，必须攻占南京。”11月24日，在日本御前会议上，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长下村定少将介绍陆军作战计划时称，华中方面军要“利用上海作战的成果，不失时机地果断地向南京追击。”因此可以说，如果陈诚在写《八年抗战经过概要》时能够知道这些史料，他的论述肯定就会不一样了。

关于蒋介石战略意图之说，直到陈诚的《八年抗战经过概要》面世二十年后，台湾方面才又有人提起。到了1970年代初，则形成了一个流传颇广的新论点，即蒋介石主动引诱日军改变作战方向是抗战初期的“战略之最大成功”，是“抗战致胜的决定性战略作为”。1987年大陆公布了《陈诚私人回忆资料》后，大陆的一些学者也认同了“引诱日军改变作战方向”之说。但不知大陆是否有学者认为其作用可以达到决定“抗战致胜”的程度。这种以历史事件发生过后的某些回忆性质的文字资料为定论的研究，一般是有先天性弱点的。

因此，要还原这个历史真相，最好还是回到类似《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这样的同期史料中去。毕竟这些都是当时公布于众的，原汁原味的。看了这本书中陈诚的三篇文章，再联系到的淞沪战役整个过程，同样可以发现，陈诚在著述中强调的日军“威胁我南京”和国民党期待“国际的干涉”这两大热点问题，贯穿了淞沪战役的始终。这倒可以说是体现了蒋介石的主要作战意图。

关于防范日军进攻南京，除了前面提到的国民党的两个指导作战文件外，后面还有9月6日制定的第三战区第二期作战指导计划，指出日本“以图威胁我首都”，因此要“保持经济中心，巩固首都”。直至结淞沪战役束，第三战区11月16日下达的《第三战区第三期作战计划》(因台湾当局有时故意篡改档案，在出版的战史中改为了11月8日-------笔者注)提出作战方针是：

【“为打破敌由杭州湾方面包围我军之企图，并巩固首都...压迫敌人于钱塘江附近而歼灭之。”】

至于国民党期待“国际的干涉”方面，自有其历史原因。因为当时英国在华投资的72%、美国在华资产的64%都集中于上海，国民党认为在上海开战必然导致英美出面干预，造成停战结果。研究这段历史的西方学者一般也都认为国民党是怀有这种期望的。例如当今被称为西方中国抗战史研究新一代权威的英国教授拉纳.米特，在其新著《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下简称《盟友》)中认为：

【“蒋介石怀着很大的期望，希望通过这场战争引起外国势力重视并赢得支持。在日记中他写道，他希望‘使各国怒敌，作经济制裁……并促使英、美允俄参战’”。】

作为一个弱国，有这种期待有其正常之处。但问题是对这种期待的过高，又促使了蒋介石在战役进行期间多次徘徊于战、和之间，以至于贻误战机。特别是在战役最后阶段，直接导致了国民党军队的大溃退。有学者指出，溃退造成的兵员伤亡甚至超过了双方对阵期间的伤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