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科技工业系统资源亟待重整

　　人们一般认为，1999年国防科技工业系统的分拆，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要实现政企分开，即将原航空、航天、兵器、核、船舶等行业性总公司这种名为公司但事实上承担着政府管理职能的机构，改造为真正的企业；二是作为第一个目的的延伸，促进国防科技工业系统的有序竞争。

　　从改革的实践看，国防科技工业系统的这种分拆式改革的目的可以说部分地达到了。从第一个目的看，各军工集团的政府职能被剥离之后，开始呈现出一种企业化的发展态势，即部分地实现了政企分开，但从管理方式和运行机制上，计划经济或者说行政式管理的思路依然在顽强地发挥作用。从第二个目的看，我们认为，这种分拆式改革并没有对国防科技工业系统的竞争起到根本性的促进作用。首先，由于十大军工集团的分拆基本上是按照专业归口的方式进行的，因此，分拆之后，从市场结构看，垄断程度并没有降低，只不过是垄断者由一个变成了两个而已。专业归口方式的分拆所导致的是两个集团之间异质产品的供给，从经济学角度讲，由于二者所面对的是不同的市场需求，卖豆腐的和卖汽车的怎么竞争呢？因此彼此之间根本就不存在竞争的基础。按照这种分拆方式，结果绝不是形成了竞争，而只不过是分割了市场、增加了垄断者而已。

　　其次，退一步讲，即使国防科技工业系统的分拆是按照专业混合的方式进行的，也就是说即使二者可以同时提供同质的产品并展开竞争，那么它们之间的竞争也很难称之为市场竞争。这一点是由国防产品的性质决定的。由于国防产品关乎国家安全，因此是一种公共品，其消费者虽然是广大国民，但其购买行为却只能由政府来代理。也就是说，国防产品只有一个买家，那就是政府，因此其所面对的市场是买方垄断的。在这种市场结构下，价格机制必然是弱化的。另一方面，由于十大军工集团都是清一色的国有企业，因此，彼此之间的所谓竞争也不过是以争项目、争投资为主要形式的“兄弟竞争”，或者说是同一所有者的不同生产单位之间的“形式上的竞争”，而绝不是什么市场竞争。当然，在目前的分拆方式下，由于生产同一种产品的企业只有一家，因此，国家所面对的国防产品供给又是卖方垄断的。这样一来，国防产品的市场结构就形成了所谓的双边垄断。在双边垄断的市场结构下，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只能是计划配置，搞所谓的市场配置反而可能是低效的。

　　事实上，国防科技工业系统存在的根本问题在于，国防产品生产缺少经济规模，难以形成社会化的分工协作体系，从而增加了成本，降低了效率。由于长期以来，国防产品生产封闭运行，再加上大多是多型号、小批量生产，因此，企业往往是大而全、小而全，从特种产品和设备到通用的零件和部件，大都是自己生产，这就必然增加成本，使相对少的科研生产经费负担了过多的人力成本。很显然，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要改变国防产品生产的封闭体系，除了将总体设计和总装、测试等核心研制机构保留之外，其余零件、部件甚至分系统都可以逐步通过社会化采购来解决，从而使国防产品的研制生产形成一种轻型结构。在这种开放的结构下，将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国防发展的局面，各零部件和分系统供应商之间的竞争，将使我国的国防事业沿着“快、好、省”的方向发展。这种开放式的竞争恐怕才是一种有效率的竞争。因此，国防科技工业所应做的主要应该是一种“精干主体、分离辅助”的工作，而不是简单的分拆。通过剥离，一大批通用的生产加工企业和以民品为主的企业，将成为社会化的竞争性企业，而不再是什么军工企业了；而保留下的核心研制机构、总装和测试机构，将轻装上阵，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开展国防产品研制活动。如此，一个有活力的、开放的、轻型的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将会出现，而我们所期待的竞争和效率，将会在社会化协作中获得。

　　应当指出的是，在对军工企业进行上述梳理、剥离之后，要想从整体上强化我国的国防实力，真正建立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军工企业集团，我们还必须下大力气在各军工集团内部资源整合的基础上进行跨行业、全系统的资源整合。事实上，从国外来看，像我们国家这种航空、航天、兵器、核、船舶等截然分割的国防科研体制是罕见的。因此，要想在WTO背景下发展国防科技，必须打破上述行业限制，在整个国防科技工业的范围内进行资源重组与整合。对此，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必须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入世后加剧对国防科技人才的争夺

　　在中国加入WTO的议定书中，并没有承诺在国防军工领域的市场开放，也就是说在关乎国家安全的国防产品生产领域是禁止外资进入的，但在民品和民用航空、航天等领域，则没有这样的限制。因此，笼统地说中国的国防科技工业是不对外资开放的，并不准确。

　　综合起来看，中国加入WTO对国防科技工业系统的主要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虽然国防产品的生产是不对外资开放的，但是国防产品研制和开发队伍的稳定与更新却必然要面对更大的压力和挑战。在高科技研发领域，最重要的争夺是对人才的争夺，因此，如果我们不能采取有效措施稳定科研和管理骨干，以及继续吸引一大批优秀人才献身国防的话，那么，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不仅难以持续，甚至有滑坡的可能。前苏联解体之后，由于人才大量流失，航天科技发展步履缓慢（当然重要的还有经济原因）可为前车之鉴。其次，中国加入WTO之后，国防科技工业系统的民品和民用航空、航天等开放的行业所面对的竞争将不可避免地加剧，这很大程度上将导致竞争力本来就不强的国防科技工业系统民品经营的困难，从而使国防科技工业“军民结合、协调发展”的战略难以实施，使国防企业的发展更加依赖于军品的需求。在需求有限的条件下，国防企业自我封闭的倾向将会上升，使国防科技工业系统“关键在手、配套放开”的发展模式难以推进，我们所期待的通过配套领域的对内开放和有序竞争促进国防科技工业系统整体的经营绩效的目标将无法实现。也就是说，如果不采取正确的军民品发展模式的话，国防科技工业系统在中国加入WTO后竞争全球化的背景下，将有陷入恶性循环的可能。第三，中国加入WTO，将会对国防科技工业系统目前“大而全、小而全”规模不经济的产业组织状态形成巨大的压力，这在某种程度上将会促进国防领域的资源整合与产业组织优化。也就是说，不仅国防科技工业领域的外部封闭将被打破，而且系统内部各军工集团之间的自我封闭状态也将难以持久，这无疑酝酿着一场以资产重组为主要手段的资源整合运作。第四，中国加入WTO之后，国家对军工企业的政策补贴和政策优惠将会受到WTO“公开、透明、非歧视”等原则的制约，也就是说军工企业一味地指望国家保护也将是不可能的了。

　　当然，中国加入WTO也将给国防科技工业带来巨大的机遇。首先，当然是由于经济的全球化与自由化，我们可以更为便捷地获得所需要的技术与设备，从而更好地实现后发优势。其次，中国加入WTO将会使元器件、配套产品和设备的获得成本更低廉，从而提高国防产品的竞争力。第三，中国加入WTO之后，将会促进军工企业经营方式和管理理念的转变，促进相关的体制创新、管理创新和科技创新，从而塑造一个以现代企业制度为基础的军工企业群体，等等。

　　当然，满足于“机遇与挑战并存”这句老生常谈是不明智的。挑战已经现实地发生，而机遇只有千方百计地去抓才会成为现实。

投资国防科技将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毋庸讳言，在中国加入WTO的条件下，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仍然主要依赖于国防科技企业自身的努力。正如已经阐明的，国防科技工业系统当前的主要劣势表现为：一是国防产品生产往往是多型号、小批量，缺乏规模经济性；二是民品竞争力不强，与军品生产无法形成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范围经济；三是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管理方式还受到计划经济的严重束缚等。因此，面对WTO背景下日益激烈的竞争形势，通过资源整合增强国防科技企业的竞争能力已经是当务之急。

　　另外，国防产品是一种公共品，它的生产和经营必须依赖于公共财政。近年来，为了刺激内需，国家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公共投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以拉动民间投资的跟进，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应当说积极的财政政策对我国1998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的，但是它对于民间投资的牵引作用却并不理想。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投资方向的选择恐怕是一个重要原因。基础设施建设往往是投资大、周期长，这对于资本实力有限、一般倾向于投资“短、平、快”项目的民间投资而言，显然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至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乘数作用，由于其产业的特点，也并不是很大，这就必然难以牵引太多的民间投资。更进一步说，有些基础设施建设，如路桥建设等并不是公共财政的开支领域，因为它是完全可以由民间投资来完成的。因此，在当前我国经济再度面临通缩压力的情况下，如果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话，就必须更新思路和方式，其中调整投资方向无疑是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考虑到国防产品的公共品性质，以及国防科技工业对多种行业都具有拉动作用的产业特点，因此应该看到，加大对国防科技工业的投入，不仅是巩固我国国防、保护国家安全的需要，而且还是刺激内需、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一环。通过加大对国防科技工业的投入，在国防科技工业配套放开的前提下，将会牵引众多配套投资的跟进，这对于我国当前内需的扩大无疑会起到积极的作用。世界经济史的实践表明，加大对国防投入，不仅符合公共财政的开支方向，不会造成通货膨胀，而且还是促进一国经济增长、防止经济衰退的重要手段。因此，建议国家要在正确判断当前国际形势的基础上，加大对航天等国防科技工业的投入，与此同时不断推进国防科技工业的改革与发展，使之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