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三”是“济南惨案”纪念日，“五四”当然是“五四”运动纪念日，“五七”、“五九”是国耻纪念日，前者是鬼子下最后通牒的日子，后者是袁项城接受“二十一条”的日子，“五二一”是“马日事变”纪念日，“五卅”则是“五卅惨案”和后续“五卅运动”的纪念日。

　　顺便说，对我们这代人来说，还应该铭记个“五八”，纪念1999年美国轰炸我驻南大使馆，牺牲三位烈士的国耻日。

　　说到“红五月”，就得从1928年的“济南惨案”说起，这是“红五月”的第一滴血，也是日后诸多历史事件的张本。不但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史的走向，甚至时至今日，依旧能以此为鉴，观照到对岸国民党的未来走向。

　　“京师患者，莫如山东”

　　说这话的是明末清初的顾祖禹，见于《读史方舆纪要》。

　　明清到民国，无论漕运，还是铁路，北京—南京，宛若一根扁担，山东就是它的承力点，不管你的首都放在在南京，还是北京，山东的重要性都不言而喻。

　　岛国日本，作为帝国主义的后起之秀，对东亚大陆的所有半岛，从朝鲜半岛到辽东半岛，再到山东半岛、雷州半岛，乃至中南半岛，都有异常偏好。鬼子的小短腿，总是希望借助一块跳板，能尽快蹦到亚洲大陆腹地，掏心噬肠，肆意啃咬。

　　众所周知，“红五月”的标志性事件“五四运动”，即因日帝争夺青岛和胶东而来。鬼子把一战视为“大正天佑”，觉得欧美列强一通乱打，无暇东顾，我可逮住扩大东亚势力范围的机会了，遂以夺取德国在远东的根据地为最低目标，以实现在华优势地位为最高目标。

　　怎么着，也得从中国身上，咬掉一大块肥肉，这就是山东。

　　不料战后，美英卷土重来，日美在远东的角逐日趋激烈，鬼子的小身板儿，相比新崛起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帝，还孱弱得多。

　　日本经济虽然狂吃一战红利，仍比较落后，在原燃料、商品销售市场及资金技术等方面，还需要美英的大力支持。在对外出口上，日本40%的产品销往美国，其余也大都销往英国及美英属地。

　　生丝和丝绸是其最大宗的外销产品，甚至靠“南洋姐”挺身创汇，商品及销售市场都比较单一，对英美有严重的结构性依赖，有技术含量的工业品，能换汇的没几个。存点钱，又多半给进口原材料消耗了，实力对比太过悬殊，所以几番争斗下来，日本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

　　说白了，怎么吃，怎么给我吐出来，但日帝耿耿于怀，所谓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从兵要地理的角度来看，你会发现山东半岛是插入华北的一把刺刀，等于拦腰斩断了整个中国。

　　一方面，由于山东是低山丘陵，在中国东部大平原上可以作为凭恃;另一方面在交通上，运河时代的大运河和铁路时代的津浦路，即北京—南京之间，山东恰好处于枢纽性地位。

　　对南方来说，得山东则进可问鼎中原，北逼幽燕，退可翼蔽淮泗，巩固江淮;对北方而言，得山东则进可饮马江淮，退亦确保河北。

　　由是观之，得山东谋中国，日本所图非小，特别是食髓知味后，怎么可能轻易放过到嘴边的肉呢?

　　它只是以退为进，蛰伏待机，且等羽翼丰满，不但要蚕食山东，更要鲸吞中国，甚至争霸东亚，暴揍美英，彻底打破华盛顿体系的限制，建立为其马首是瞻的东亚政治经济新秩序。

　　“日本，与我国民党交谊最久。”

　　说这话的是蒋介石，时间是1928年3月6日。

　　为了二期北伐，也为了重返权力中心，在其期间，蒋介石做了大量工作。

　　娶了宋美龄，勾兑好了冯玉祥、阎锡山、桂系，乃至湖南的唐生智、四川的刘湘。再加上江浙财团的支持，还有宋家背后的英美势力，北洋政府的覆灭和中国的统一，几乎可以倒计时了。

　　至此，南京国民政府以非常自信的态度，昭示天下：“中国统一之期已近，国民革命成功不远!”

　　一贯迷信武力的蒋介石，算了笔账：“这次前线奉鲁军最多二十万条枪，我们足足有五十万条枪，所以在枪械上、兵力上，确有致胜的把握。”

　　此外，“四一二”向国内外反动派缴足了投名状，蒋介石又亲赴日本，遍拜码头。从首相田中义一到黑龙会，财界、政界、军界和右翼团体，能磕的头，一个不落，都磕到了。他的北伐和革命，“希望日本政府不加干涉，且有以助之。”

　　但鬼子的态度很明确，消灭某党，才是你的当务之急，给我盯紧了。长江以南，我已经许给你了，见好就收，北边跟你没关系，别蹬鼻子上脸，不拿自己当外人!

　　蒋介石这辈子，对日本有特殊的感情，这个我就不多做评论了，历史就在那里，朋友们自有评说，咱们只说二次北伐前后的蒋日关系。

　　别看鬼子啪啪打脸，蒋介石还是对日本心存幻想，回国复职后，大谈：“日本与我中国关系最深，与我国民党交谊最久，故吾人确信日本在友邦中，必最能谅解我中国国民革命之意义。故我敢相信，日本国民对于我之北伐，不特不加阻害，且必进而乐观我之成功。”

　　什么叫与虎谋皮，还迷之自信，就是如此。

　　作为近在咫尺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怎么可能乐观其成，让你走向统一强大?

　　早在1927年的“东方会议”上，日本政府就制定了阻止中国统一，维护其在满蒙特殊地位的《对华政策纲领》。其中第五条，说得非常露骨：“帝国在华权益及日侨生命财产有受不法侵害之虞时，除根据需要，采取断然自卫措施予以维护外，别无他法。”

　　既然国民党不听招呼，又眼见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各路军阀土崩瓦解，日本政府出兵已是弦上之箭，只不过正在等待时机，寻找“体面”而“适当”的理由。

　　“日本应该下决心出兵时机已到。”

　　说这话的是酒井隆，时任驻济南武官，时间是1928年4月16日。

　　他致电陆军参谋总长铃木庄六，如果失去出兵时机，可能造成人心动摇。人心散了，队伍就不好带了，那些流氓浪人和日侨社团，还有豢养多年的汉奸和军阀，都已摩拳擦掌，就等着借机生事，为蝗军前驱呢!

　　一看这份电文，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和铃木都急眼了，迅速联动海军、外务二省，19日，日本政府正式下令出兵山东，特别声称：“为达成任务，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

　　首相田中义一在议会讨论军费预算时，公然威胁：“如不通过该案，则再解散议会!”

　　作为增援部队的第六师团，原本只是受命进驻青岛，在未等待东京的命令的情况下，直接开进了济南。在此同时，日军参谋本部已经完成了名古屋第三师团的动员，并做好了战时编组，随后很快也被派到了山东。

　　如果局势进一步发展，成为正式的中日战争，那么日帝就会源源出动侵略军，从山东开始蚕食中国。

　　换句话说，抗日战争就不是“九一八”和“七七”的版本了。

　　“兵者，诡道也。”

　　要说国民党被帝国主义吓破胆，搞出来的“不抵抗政策”，最早并不是“九一八”，而是九十一年前的“济南惨案”。

　　1928年4月20日，由天津南下的日军三个中队，强行进入山东省会济南，公然在主要街道修筑工事，封锁交通，试图阻遏中国军队北伐。

　　面对日本明目张胆的干涉和侵略，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全体党员，须有“忍辱负重精神”。4月24日，蒋介石严令北伐军：“对日本始终忍耐、勿出恶声、勿使冲突，一切宣传品有丧失日本邦交者，一概不准发贴，并随地表示和平为要。”

　　犹觉不足以感动日帝，蒋介石派出亲信，也是留日同学的张群，秘密赴日本游说，表示愿意萧规曹随北洋的老章程，日本“在华既得之权利，亦必获如常保护。”

　　5月2日凌晨，蒋介石进入济南，当时在济南的北伐军总兵力约有5万人，是日军的10倍，即便考虑到装备因素，真打起来，起码中国军队也不至于是引颈受戮的命运，打个平手是没啥问题的。

　　即便你不准备打，起码也得有防范之心，《孙子兵法》说“兵者诡道也”，总读过吧?

　　作为先遣部队进占济南的四十军军长贺耀祖，当时就跟蒋介石汇报过济南城中的严峻形势，并提醒后者，特别要注意双方爆发直接冲突的可能性。

　　但蒋介石相当不以为然，觉得贺耀祖是庸人自扰，说人家相继来了好几批人，新朋旧雨，诚意满满，已经跟我打包票了。

　　贺耀祖立刻就急眼了，我进城好几天了，城里啥情况，还不清楚?何况我还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也有自己跟他们的沟通渠道，还不了解小鬼子啥德行?

　　可蒋介石就是油盐不进，他就信鬼子的“友善”，心生麻痹，心存幻想。

　　后来贺耀祖说：“蒋介石并没有意识到中日民族间的矛盾和日本出兵济南的企图是怎么一回事。他好像还是同住在上海的租界一样，有了帝国主义军警的保护，就可以高枕无忧。”

　　5月3日晨6时左右，距离济南惨案正式爆发不足3小时，蒋介石再次致电张群，要他利用自己的公私关系，劝说日方撤兵。

　　此前，蒋还多次呼吁英美和国联主持正义，他总觉得日本是体面的帝国主义国家，总得顾忌吃相吧?

　　过了三个小时，9时许，又来了批鬼子到蒋介石的司令部。外交官和军官都有，也包括酒井隆，他们继续忽悠：“北伐军颇守秩序，迄今鲜见暴动掠夺之事，吾等颇为欣喜，日支关系日益亲密。”

　　宾主相谈甚欢，临走握别前，日本人表示，随后将安排福田师团长跟蒋会晤，一准化干戈为玉帛。

　　可前脚刚出门，日军就发起了进攻，对中国军民无差别开枪射击，一时间济南商埠街头死伤枕籍。10点后，连重炮都拉出来，开始点名轰炸了。

　　即便到了如此光景，蒋介石还是不太相信鬼子在“耍”他，而认为只是“日本士兵或不服从其司令之命，由于平日纪律不严”所导致的偶然事件。

　　“此种国耻，何时可雪？”

　　日军在济南的种种暴行，相关公私史料，汗牛充栋，我就不赘述了，只说几件。

　　在搜捕中国军人时，日军在省银行附近的一处澡堂里，发现了几件军衣，竟不问青红皂白，就把所有洗澡的中国人，都枪杀在浴池中。

　　济南商埠小学教员黄咏兰，因学校无法正常上课，准备回家照看不满6岁的儿子，途中被日军兽兵那啥后虐杀，挖眼割乳，连带暂避处的女老板，也被砍下双手。

　　外交人员也不放过，蔡公时是国民党元老，参加过钦廉和镇南关起义，给孙中山做过秘书，又两度留日，日语水平极好，此时以外交处主任的身份担任山东交涉员。日军冲进交涉署的时候，蔡公时并没觉得大难将至，毕竟“两国交战不斩来使”，古今中外，这是通例。

　　可随后，针对外交人员的虐杀开始了，侥幸逃脱的勤务兵张汉儒回忆：“诸人大多有耳无鼻、有鼻无耳、血肉模糊，其状之惨，令人毛骨悚然。蔡主任被削下鼻子，割去双耳，挖去双目后，整个头部和胸前被鲜血染红。”

　　临死时，蔡公时大喊：“此种国耻，何时可雪?”

　　济南惨案烈士遗属呈报国民政府外交部、内政部死亡烈士抚恤花名清册上，自主任、科长到会计、杂役和厨子共有17人。

　　但实际上，交涉署里到底死了多少中国人，却是一笔烂账。因为蔡公时带人进驻，一天不到，还来不及跟留守人员熟悉磨合。事发突然，后者多是本地人，看势头不对，一哄而散，或藏或死，确切数字也就成了问题，跟后来南京大屠杀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颇为相似。

　　据后来济南惨案被难家属联合会调查：中国军民死亡6123人，伤1701人，财产损失2957万元。

　　还有说被缴械的五千多国民革命军中，有700多名被日军以“土匪”名义枪决，尸体被抛入黄河，这也成了笔烂账。

　　而根据国民党方面的不完全统计，日方仅死、伤各15人。

　　当然日本方面，也有自己的统计数字，但中日死伤人员的巨大差距，却是不争的事实，更何况中国人民请你们来中国的土地上，为非作歹了吗?

　　《纽约时报》记者哈雷特·阿班(Hallett Edward Abend)调查发现，日军在中国军队奉命停火、撤离的情况下，仍然动用三英寸野炮、斯托克斯迫击炮和飞机轰击济南城区。大量屠杀中国人的同时，难免殃及城内的本军和侨民，造成自己人的大量“炮弹破片创伤”和“爆炸创伤”。

　　换句话说，即便是日本方面的损失，也多数是他们自己下手过重误伤的，纯属咎由自取。

　　“对日本凡可忍辱，必须至最后亡国之时。”

　　中国人不都是没有血性的。

　　这里应当提到方振武、陶峙岳、李延年、邓殷藩、苏宗辙，起码他们还有中国军人的气节，率领部队进行了坚决抵抗。

　　可蒋介石在干什么呢?

　　差点死于乱军之中的他，惊魂未定，5月3日12时，也就是日军展开大屠杀最激烈的时刻，蒋介石下令：“所有的军队，今天下午五点钟以前，除了在城内的军队之外，凡在城外的军队，一起要离开济南，不要再同日本人冲突，让了他们，他们若来找岔子的时候，我们就便让了他，不许同他们冲突。”

　　5月5日，蒋介石正式向北伐军下达了撤出济南，继续北伐的命令，并随大部队离开济南，在城外的党家庄，与专程赶来的冯玉祥紧急会商。

　　两人“皆主忍耐”，以维邦交，冯玉祥还引经据典，大谈“多难兴邦”，作为不能与日方正面冲突的理由。这对盟兄弟要高挂“免战牌”，山东随你折腾，我不要了，我走了，还不行?

　　到了5月10日，蒋介石南下兖州，与从南京过来的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和张静江会合，很快达成共识：“决取不抵抗主义，宣告中外，而各军渡河北伐，完成革命，为惟一方针。故对日本凡可忍辱，必须至最后亡国之时，乃求最后历史之光荣。”

　　另：赶在纪念五八烈士二十周年之际，终于写完了这篇一万多字的济南惨案纪念文章。篇幅所限，只好分上下两篇发出。

　　底稿是很多年前的一篇，不过三四千字，这次大幅增减，增加了不少新东西。

　　近些年想到“济南惨案”，我总会以此为纬度，对历史做纵深观察，如今在台湾政坛依然活跃的国民党，到底怎么走过的百年?未来他们将向何处去?

　　也许“济南惨案”是面很好的照妖镜，既能看到蒋介石的传统配方，依然在如今的国民党地区候选人身上发酵，比如挟洋自重，比如对中国人民的刻骨仇恨和鄙视;更能看到这九十一年间，真个是“换了人间”，让蒋介石的嫡派传人和便宜子孙，卖国无门，唯造谣、诋毁以逞口舌之快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