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是日本侵略中国的起点， 也是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侵略的起点。 中国不是八年抗战，而是14年抗战。 只不过抗日战争的前6年，蒋介石国民党公开地站在抗日军民的对立面，镇压和破坏抗战。 抗日战争前六年只有中国不屈的百姓在抗战，只有共产党在领导抗战。  当然也有东北的地主和土匪参与抗战，但是他们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战，不是为中国的前途，为百姓的生存而战。 比如抗联11个军长中就有两个军长投降当了汉奸，成为日本鬼子帮凶。 谢文东就是这样一个土匪军长， 抗日战争结束后重操旧业再当土匪。

摘自《白山黑水，雪冷血热》董少东

勇士与汉奸

　　1936年2月20日，《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发表，东北抗联之名从此载入史册。

　　这份宣言的署名有八个，分别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至第六军军长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谢文东，以及汤原、海伦游击队。六个军，两支游击队，东北抗联看上去甚为壮大。还不止于此，宣言发表后不久，东北抗联进一步改编，扩充到了总计11个军。

　　那的确是东北抗联的鼎盛时期，总兵力达3万多人。

　　显而易见的是，3万多人远远填不满11个军的编制。由于东北抗联是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和腥风血雨的不断战斗中艰难发展起来的，各军情况、配备、人数都不统一。赵尚志领导的第三军，兵力已达6000人，实力相当于当时一个师，而相对较弱的第五军、第七军，只有六七百人，还不够一个团的规模。抗联扯起11个军的番号，主要是以壮声威，迷惑敌人。

　　这11个军，性质不尽相同。第一、二、三、六、七等军是在党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基础上建立的;第四、五两军原是有党领导的游击队参与的东北抗日同盟军;其余第八、九、十、十一军则是义勇军余部和抗日山林队。

　　虽然名义上都是抗联的部队，但真到了关键时刻，是不是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天差地别。

　　11个军中，九位军长是共产党人，只有周保中和李延禄看到了抗战的胜利，其余全部战死沙场。另外两个，李华堂是东北军旧部，谢文东是地主武装，在1939年抗联进入艰难逆境之时，两人叛变投敌。两个抗联军长当了汉奸，给抗联军史留下了耻辱的一笔。

　　即便是党领导的抗联队伍，成分也相当复杂。就拿赵尚志领导的第三军来说。起初，赵尚志本能地鄙视和讨厌土匪，不愿意与他们为伍，曾与这些队伍麻烦纠纷不断。但他很快认识到，党领导的游击队尚弱，要抗日必须联合这些杂牌军。许多次战斗，只要对方是中国人，他就骑马到阵前喊话。有士兵说，“别喊话了，枪子儿可不听你的呀!” 赵尚志说，枪子儿能打着几个敌人?我一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就很可能跑过来一大群。

　　于是，赵尚志收编了许多“山头”，成立了东北反日联合军，他被推选为总司令。然而，除了党领导的基干队伍外，其余的抗日队伍多具有两面性，他们之中出现叛徒几乎是注定的，从师长到普通士兵，什么级别的人都有。

　　叛徒，是东北抗联史研究不能回避的。这支英勇的抗日武装，在长达14年的抗战史上，时时处处艰难困苦，生死一线，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涌现了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但同时，抗联出现的叛徒之多、造成的后果之严重，也是革命队伍中罕见的。“南杨”杨靖宇和“北赵”赵尚志的牺牲都与叛徒直接相关，且都是殒命于汉奸宵小之手。

　　原通化市史志办副主任胡维仁告诉记者，造成这种局面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抗联部队成分复杂，既有党组织领导建立起来的游击队，也吸收了溃散的东北军、占山为王的山林队土匪武装、战场倒戈的伪警察……鱼龙混杂。由于战斗频繁，部队没有条件进行整编和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很难确保部队的纯洁性。二是抗联生存条件恶劣。当时的抗联将士，大多数人是为正义、为祖国而战的，但其中也有些当兵为吃饭、以图生存的人。一旦部队物资断绝，食不果腹，这些为谋生存的人就会发生动摇。三是一些人思想信念不坚定，遭逢危难最需坚持之时，就会有人丢弃革命志节。

　　坚守理想信念，至死不渝的，一定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赵一曼，就是这样的共产党人。她1925年入党，牺牲时年仅31岁。

　　赵一曼和儿子

　　身为女性，赵一曼为革命割舍了亲情。赴东北抗日前线之时，儿子宁儿才一岁多。行前，赵一曼抱着宁儿拍了张合影，然后把孩子托付给亲戚;

　　身为女性，赵一曼打仗不让须眉。当时日伪报纸曾刊登《女共党赵一曼红妆白马驰骋哈东攻城略地危害治安》的文章。在哈东游击区，赵一曼甚至有了和赵尚志并列的合称“哈东二赵”;

　　身为女性，赵一曼经历了比绝大多数抗联战士更多的伤痛和折磨。1935年11月，赵一曼负伤被俘。在此后的半年多时间里，她遭到了敌人疯狂、残忍的刑讯。哈尔滨公安局保留着当年日军审讯赵一曼的两册尘封档案，烙铁烫、灌汽油、施以电刑……而她的回答只有一个：“你们不用多问，我的主义就是抗日，正如你们的职责是以破坏抗日、逮捕我们的目的一样。我有我的目的，进行反满抗日并宣传其主义就是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被押上前往珠河的火车。预感到即将牺牲，赵一曼向押送的警察要来纸笔，从容写下给儿子的遗书：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西征

　　杨靖宇

　　1936年11月底，辽宁法库县西北荒郊，一队骑兵踏着征尘，风驰电掣自东向西而来。他们是东北抗联第一军三师主力，杨靖宇的队伍。三师的任务是向西进击热河方向，打通东北与关内的联系，寻找党中央和红军。

　　一路厮杀，冲破重重封锁，辽河已经近在眼前了。跨过辽河，热河也就不远了。

　　往年的这个时候，河流早已封冻，骑兵们完全可以踏着厚厚的冰层，一路飞奔跨过辽河。但眼前的辽河，竟然没有上冻!战马在河岸上踢踏着，一路血火冲杀过来的战士们徒呼奈何。

　　追兵又至，又是一场厮杀。400人的骑兵队伍只有100余人突围而出，西征功败垂成。

　　这是东北抗联数次西征中最接近成功的一次。那时正是抗联的鼎盛时期，南满地区有杨靖宇领导的第一路军，吉东有周保中领导的第二路军，北满有赵尚志任总指挥的第三路军，抗日烽火燃遍白山黑水。

　　即便是鼎盛时期的抗联，面对的也几乎时时、处处都是绝境。

　　在这里，有日本密集的76万大军和大量伪满军队及汉奸，有严酷的自然环境，抗联要生存，只能在深山老林中不停转战，经常要在衣食无着的情况下，在冰天雪地中同强大而残酷的敌人进行殊死的搏斗。

　　危急的局面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而更加严峻起来。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了巩固侵华战争的后方基地，日军大本营开始不断向东北增兵。到1938年，日本在东北的兵力已达8个师团，开始全力围剿东北抗联。

　　在加紧对东北抗日军民进行血腥“讨伐”的同时，日本侵略者还采取了许多法西斯的政策与措施，其中最主要的就是1938年起推行的归屯并户。

　　所谓“归屯并户”，就是把散居在游击根据地的农户合并到大的屯子中，绕着屯子建围墙、挖壕沟，设部队警戒。合并起来的大屯，其实就是集中营，被中国人称为“人圈”。日军试图以坚壁清野的手段，断绝抗联部队和群众的联系。

　　亲历过当时困难时期的抗联战士说，当时东北抗联战士有三种死法：第一是打死，第二是冻死，第三是饿死。

　　自1938年下半年，抗联陷入了极端艰难困苦的时期，各方面军都蒙受了巨大损失。

　　除了残酷的战斗和恶劣的环境，抗联还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他们已经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很久了。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带领红军开始长征，与东北党组织彻底失去了联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手东北党组织的指导工作。抗联实际上受驻在共产国际的王明及康生指挥。1937年冬，王明等人回到延安，抗联与党组织的联系彻底中断了。更为严重的是，此前的1936年，中共满洲省委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撤销，东北党组织和抗联各部长期处于分割状态，各自为战。

　　失去了党的统一领导，抗联各部像断了线的风筝。

　　实际上，抗联各部始终没有放弃与党中央恢复联络的努力。1936年底，杨靖宇派出三师西征，最大的任务就是突入关内寻找党中央，可惜功败垂成。

　　1937年底，时任抗联第三军军长的赵尚志带领6名警卫员进入苏联境内。此行一方面是想通过苏联与党中央接上联系，另一方面则争取苏联对东北抗日斗争的援助。

　　赵尚志曾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当时的苏联远东军区司令布留赫尔元帅曾在黄埔军校授过课。有了这段师生之谊，赵尚志本来满怀希望能够得到布留赫尔的支援，没承想，他刚一入境就被缴械扣押，没有任何理由地被关押了一年多。

　　赵尚志过境多日不归，抗联六军军长戴洪宾率500名抗联战士进入苏联寻找赵尚志，结果被苏军缴械，绝大部分人被遣送新疆。

　　但是到了1939年，苏联远东军对抗联变得热情起来，他们派人主动联络抗联，并积极表示会给予抗联各方面支援。

　　苏联对东北抗联态度转变，是国际形势变化使然。这一年，德国法西斯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与欧洲相隔万里的远东地区也不太平，苏联和日本在中蒙边界打了诺门罕战役。苏联方面虽然在诺门罕取得了巨大胜利，却也无意扩大战果。欧洲形势的巨变，让苏联更加需要远东地区的稳定。一直与日军坚定战斗的东北抗联，成了苏军的协同盟友。于是，从1939年开始，苏联远东军对抗联频频主动示好。他们释放了赵尚志，给抗联提供食物、药品、武器的支援，对抗联部队过境也大开方便之门。抗联领导干部召开的会议，都被安排到苏联境内的伯力。

　　1940年，苏联远东军联络官给抗联领导人发来了伯力会议的通知，中共代表将主持召开这次会议，“解决党组织和目前游击队运动的一切问题”。会议通知也向抗联第一路军传达出去，只是，那时杨靖宇已经永远收不到这份通知了。

　　“不必多说，开枪吧”

　　1939年冬，东北抗联损失惨重，经历了最大规模的战斗和非战斗减员。原本编制有11个军的抗联七零八落，主力只剩重新整编的三支：南满的抗联第一路军、吉东的抗联第二路军和北满的抗联第三路军。而此时的抗联第一路军，已经由高峰时的三四千人，锐减到数百人。情急之下，杨靖宇部队决定化整为零，分散突围，待机重新集结。

　　1939年12月时，杨靖宇身边尚有400余人的抗联部队，而到1940年2月15日早晨，当杨靖宇再一次被敌人发现时，他身边就只有6名战士了。一场激烈的战斗之后，敌人被打死1名，打伤6名，陷入一片混乱。杨靖宇带着战士们暂时脱身。

　　这是杨靖宇牺牲前指挥的最后一次战斗。此后，杨靖宇又让警卫员黄生发、司务长刘福泰等4名伤员转移，他身边只留下朱文范、聂东华两名战士，向着伤员转移的相反方向走去，以引开敌人追兵。

　　2月18日，朱文范和聂东华在濛江县大东沟购买食物时，被敌人发现。朱文范、聂东华与敌人激战半个小时后牺牲。敌人从他们身上搜出手枪、现金、表、钢笔、口琴和杨靖宇的印鉴，断定杨靖宇就在附近，于是增派兵力展开围捕，甚至派出了飞机从空中侦察支援。

　　自此，杨靖宇开始了孤身一人与数百敌人周旋的五天五夜。

　　从到磐石游击队开始，杨靖宇身经数百战，遭遇过无数危急，无不指挥若定，化险为夷，队伍越打越强，他成了抗联的旗帜性人物。即使日军也对杨靖宇甚为钦佩。而这一次，几个抗联的叛徒，把杨靖宇逼到了绝境。

　　在抗联老战士特别是杨靖宇曾经的部下眼中，程斌是最令人切齿仇恨的叛徒，不仅因为他叛变前的师长身份，更因为他造成的恶果——对杨靖宇本人和抗联第一路军都造成了致命的伤害。

　　1938年初，程斌率部投敌，随程斌投敌的一师人员总计达115人，让抗联第一路军主力元气大伤。随后他们又成了围追杨靖宇最卖力的汉奸走狗。

　　日军任命程斌为队长，组成“讨伐队”，称“程大队”，其骨干都是投降的原一师抗联战士。

　　程斌深知怎样才能置杨靖宇于死地，投降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带人摧毁了抗联的补给生命线——密营，彻底断了杨靖宇的粮道和休整地。密营是抗联在深山老林的秘密宿营地，储存有粮食、布匹、枪械、药品等赖以生存的物资。狠毒的程斌将杨靖宇苦苦经营的70多个密营破坏殆尽。

　　程斌长期跟随杨靖宇，对杨靖宇的思路策略了如指掌，常常凭猜测就能知道杨靖宇的大致去向。整个1939年，杨靖宇的队伍后边就像是长了个尾巴，常常是转移到一个地方，不出三天，程斌就带人盯上来了。

　　另一个致命的叛徒，是杨靖宇的近卫排长张秀峰。

　　张秀峰15岁就被杨靖宇带到抗联队伍里，杨靖宇对他如父如兄。张秀峰一直紧随杨靖宇身边，转战南北，出生入死。但是当抗联到了最危急的时刻，杨靖宇身边只有几十名近卫排战士时，张秀峰被绝望击垮。他选择了背叛苟活。1940年2月1日，张秀峰携带4支手枪、弹药、机密文件和抗联的财产9000块大洋逃离杨靖宇的队伍，向日军投降。

　　张秀峰对杨靖宇极为熟悉，叛变时就是从杨靖宇身边出逃，知道杨靖宇的位置、行军路线和行动特点。

　　2月22日，筋疲力尽、饥饿难耐的杨靖宇在保安村以西的山里遇到四个打柴人，恳求他们回村给自己带点食物和棉鞋，还答应多给钱。打柴人之一的赵廷喜见杨靖宇几天没有吃饭，脸上、手上、脚上都是冻疮，就劝他说：“我看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杀投降的人。”赵廷喜哪里知道，岂止不杀，如果杨靖宇投降，日本人还打算让他出任伪满洲国军政部长，利用杨靖宇的影响制服东北抗联。

　　孤身一人的杨靖宇沉默了一会儿，对赵廷喜说：“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赵廷喜他们答应回村给杨靖宇弄点吃的。谁知在回去的路上，他们遇见了铁杆汉奸李正新。被连哄带吓之下，赵廷喜说出了此事，随后又给大批日伪军警充当向导，带着他们向杨靖宇所处的位置围拢过去。

　　杨靖宇没有等来老乡送的粮食和冬衣，却等来了追击的敌人。

　　杨靖宇的遗物

　　在日本人出的《满洲国治安小史》中有一段对话，描述了杨靖宇的最后时刻。

　　当日军指挥官西谷喜代人指挥日军和伪满军警向杨靖宇将军靠近时，他下令部队停止前进，然后开始喊话：“君是杨司令否?”试图劝降。但是杨靖宇凛然回道：“不必多说，开枪吧。”

　　枪声响了将近半个小时。

　　“西谷一声令下‘打死他’，随着机枪射手勾动了扳机，杨倒下了。”

　　那个机枪手叫张奚若，又是一个抗联的叛徒。他原是抗联第一军一师的机枪手，跟随程斌叛变投敌。

　　最终，杨靖宇死在了“程大队”机枪手张奚若的枪口下。

　　“我不能一天离开党”

　　1940年的伯力会议，原本该是抗联主要领导全体出席的第一次大会，然而，由于杨靖宇的牺牲，抗联的几个旗帜性人物再也没有齐聚一堂的机会。抗联三路大军三去其一，只有吉东第二路军和北满第三路军派主要领导参加。

　　赵尚志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身份却有些尴尬——因为长期被滞留在苏联境内，北满省委已经解除了他第三路军军长的职务。非但如此，在这次会议召开前，北满第三路军的代表们，甚至对他们曾经无比尊崇爱戴的老首长赵尚志，流露出了剑拔弩张的警惕。

　　原来，1939年苏联释放赵尚志后，他带着百余名抗联战士回国寻找部队。谣言却比赵尚志的脚步快得多，赵尚志回国“要杀北满省委领导人”之说在抗联第三路军中飞速传播。事后查明，这则谣言的始作俑者是赵尚志原来的政治秘书尚连生，此人是日伪安插进抗联多年的奸细。他也曾被苏联扣押，先于赵尚志回国，造谣“赵尚志说，北满省委有奸细，李兆麟、冯仲云等都是托洛茨基派，都要逮捕割头。”

　　这条恶毒的离间计几乎得逞。赵尚志1939年回国后，接触到的抗联队伍无不对其满怀戒备。而赵尚志在一次战斗后错杀了原抗联第11军军长祁致中，又让谣言更添了几分可信度。

　　赵尚志再也没能回到他一手创建起来的抗联第三路军。时间转入1940年，东北抗联的斗争进入最低潮。抗联余部大部分进入苏联。赵尚志在伯力见到了抗联二、三路军领导周保中和冯仲云。三个老战友一见面，很快消除了误会，握手言欢。三人还召集了两次吉东、北满党委联席会议，谋划着打回东北去。

　　可是，刚刚燃起希望的赵尚志又遭到了当头一棒，在国内的北满省委传来了对他“永远开除党籍”的决定。

　　这让周保中和冯仲云也感到错愕。他们分别写信给北满省委为赵尚志求情，希望减轻处分。赵尚志也给党组织写了一封标题为《请求书》的信，信中写道：党籍是每个共产党员的生命。因为我参加党的革命斗争已经十五年，党的一切工作，就是我的一生的任务。我请求党重新审查……我不能一天离开党，党也不要一天放弃对我的领导。

　　三封信传回北满省委，却只让“决定”去掉了两个字“永远”，赵尚志的党籍还是被开除了。

　　失去了党籍和军职的赵尚志，成了被遗忘的人。抗联领导会议再不让他参加，各种重要事务也不得与闻。从1941年初到10月，他在北野营的一间斗室内度过了孤独、苦闷的10个月，陷入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困境。

　　他仍然渴望着战斗，即便已经被排斥于抗联之外，即便抗联主力已全部退至苏联境内，东北已成绝地，他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请求着打回东北去。

　　终于在1941年10月，这位抗日名将接受了一个班长级别的任务，带着4名战士潜回白山黑水之间。

　　赵尚志撞进了一个早已布置完备的魔网。几乎就在回到祖国开始游击活动的同时，他的行踪就被汉奸和日本密探侦知。

　　抗日战争胜利后伪鹤立县兴山警察署署长田井久二郎交代：“赵将军受着中国爱国人民的绝对支持。即便动员一个师团的兵力，也不能使他落网。‘讨伐’行动不可能成功。因此，一定要想方设法采取极秘密地派遣伪装的密探，潜入赵尚志部队，把他引诱到警察势力范围内，伺机使他负重伤并加以逮捕。”

　　其实，赵尚志本有机会躲过这次暗杀。他返回中国前，苏军方面曾要求，这支小分队过界三个月后，无论情况如何都要返回苏联。1942年1月前，他就应该撤回苏联了。

　　但是，回到了抗日战场的赵尚志，渴望的是真正的战斗，撤回苏联的指令，从出发时就没有打算遵从。他对身边的战士说：“就是死，也要死在抗日战场上。”

　　一语成谶!

　　一直对汉奸、奸细高度警惕的赵尚志，因为急于壮大队伍，饥不择食，忽略了对人员的甄别。回国后发展的3名队员，竟有两个是要取他性命的奸细。

　　1942年2月12日，凌晨1时，黑龙江省萝北县，寒风低吼。

　　赵尚志带领他的士兵向梧桐河方向移动。部下刘德山说：“咱到菜园子屋里暖和一下。”又说，“你们先去，我去解手。”说罢，他转身行至赵尚志身后，举起步枪。

　　子弹从腹部穿过，赵尚志立仆在地。刘德山是个老猎手，枪法奇好，被日本人收买来刺杀赵尚志。

　　毕竟是赵尚志，他操起手枪，朝刘德山打去，刘的头、腹部各中一弹，当即毙命。

　　赵尚志被扶进附近一个僻静的农家小屋。漆黑的寒夜里，一队日军和伪警察，在另一个汉奸张锡蔚带领下，潜行过来。短暂激战后，赵尚志昏迷过去。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爬犁上，已然被俘。他说：“只想死在千军万马中，没承想死在刘炮(刘德山)手里。”

　　八个小时后，赵尚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日军叫来了已投降日寇的原东北抗联第九军军长李华堂辨认尸体。在审讯室里，李华堂一眼就认出了自己曾经非常崇拜的司令赵尚志。尽管有很多日本人跟着，他还是哭了，大声喊：“司令，你也这么着了吗?你也这么着了吗?”他嚎啕大哭，被日本人强拉了出去。

　　即便是敌人，也对赵尚志的气概流露出了崇敬。在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满洲共产抗日运动状况·1942年》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载：

　　赵尚志受致命重伤，仅生存八小时。于此期间，对审讯之满人警察官称：“我是赵尚志。”“你们和我不同样是中国人吗?你们却成为卖国贼，该杀!”“我死不足惜，今将逝去，还有何可问?”除发泄等言语之外，缄口不言，一直睨视审讯官，置刀枪痛苦于不顾，显示无愧于匪中魁首之尊严，而终于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