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亚太主要国家安全战略调整的重要一年，也是该地区国际关系变动
的重要一年。地区稳定因“9·11”事件而直面更深层次的矛盾，安全合作蕴
含新的机遇。

　　第一，反恐怖合作的进展，导致国家关系重新洗牌，大国关系因之得到不
同程度的改善，从而使地区战略格局出现一系列复杂而深刻的变动。“9·
11”之前，影响亚太安全与国际关系格局演变的主要动因有两点：捕风捉影
的“中国威胁论”及虚虚实实的美国战略重心“东移论”。尤其是布什上台
后，决定加大对亚太地区的军事投入，强化军事同盟体系，提升对台军售档次
等等。中美关系的磕磕碰碰、中日关系的停停走走、美印关系的冷冷热热，都
是美国调整亚太战略大背景的投影。“9·11”之后，亚太地区有关国家的外
交活动表明，反恐已成为国际关系调整及区域安全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
上，中美、美俄、美巴关系，以及中美俄、美印巴、中印巴等三角关系的变
动，都带有反恐合作的投影。例如，俄美、俄印、美巴开展反恐合作，俄中成
立了反恐工作小组；中美启动了反恐磋商；印美就加强反恐合作、网络反恐措
施达成协议。此外，东盟与中日韩的“10＋3”峰会也签署了反恐怖宣言；中
菲通过了签署有关引渡、打击跨国犯罪和毒品走私的协议。这说明，国际恐怖
活动构成了亚太地区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反恐、求稳成为各国安全领域的利
益所在。

　　第二，“9·11”事件使美国战略决策层把“本土防御”提升到一个空前
的战略高度。由于外交、军事资源相对有限，美暂时调整其亚太安全战略支柱
的“前沿展开”和“本土防御”的关系，从而对相关的地区热点问题及其走向
产生深刻影响。

　　影响之一是，冷战结束后，东北亚地区被认为因朝鲜半岛或台湾海峡局势
而可能引发大国冲突。中日美、中朝俄、美日韩关系被认为具有关乎地区稳定
与否的战略意义。但“9·11”之后，非传统安全因素相对突出，朝鲜半岛被
暂时划出了美国头等重要的外交议程，美朝关系与朝韩关系正常化日程有所迟
滞。此外，南亚局势动荡，使美对巴基斯坦核设施安全的关注，超过了对半岛
“两弹”核查问题的注意。至少在现阶段，美国的安全关注焦点是在内陆亚
洲。但从长远角度看，东北亚地区安全合作，尤其是朝鲜半岛的核不扩散问题
仍将成为大国关系焦点。

　　影响之二是，南亚局势注入新变数。塔利班全线失利后，使阿富汗政权建
设与印巴克什米尔争端，上升为重要安全课题。美国的南亚外交主要围绕“第
一”和“唯一”两个轴心转动。“9·11”之前，美国发展对印关系，其政策
思想是“印度第一”，但“并非唯一”。“9·11”之后，巴基斯坦地缘战略
位置上升，成为美南亚政策的“第一”，但并非“唯一”。美国同时取消了对
印巴的经济制裁。鲍威尔国务卿对印巴的穿梭访问，印美首脑会谈的举行等折
射出美国重塑南亚权力板块的用意。

　　影响之三是，反恐怖在中亚国家关系中划下了一条无形的线。有舆论指
出，美国的阿富汗战争有“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意图。战争结束后美国驻
军中亚，将影响中亚国家安全合作的凝聚力。“9·11”之前，中亚安全形势
因中俄哈吉塔乌六国联手打击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的合作而进入新
阶段，“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表明欧亚大陆新地缘政治力量的崛起。但
“9·11”后，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展开及外交上的联横合纵，对中亚安全态
势产生了影响。欧亚大陆战略格局的变动，势将牵动国家关系的新一轮调整，
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之间的地缘政治
关系已经出现重新组合的迹象。

　　影响之四，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有进一步增强的可能。印尼、马来西
亚、菲律宾穆斯林人口占较大比重。战后这些国家奉行政教分离的基本国策，
对国家统一与经济发展有过贡献。“9·11”后，个别国家受到极端思潮的影
响而引发政局动荡，导致宗教极端势力抬头，威胁国家安全与稳定；菲美军事
和安全关系进一步加强，美向菲提供了部分武器装备，派遣了反恐专家小组，
协助菲武装部队打击阿布萨耶夫组织；美菲军方还签署了“五年工作计划”，
并酝酿修改已签署50年的《美菲共同防御体系》。

　　第三，面对“恐怖性非对称战争”，各国将相对关注非传统安全问题，亚
太安全合作进入一个新阶段。“9·11”之前，亚太安全合作主要有诸如东盟
地区论坛（ARF）、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等多边对话机制。活动内
容主要围绕“建立信任措施”、“预防外交”等传统安全概念进行。“9·
11”之后，“非对称战争”的威胁，震动了各国高层。他们认识到，为应对
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未来的各种挑战，各国将积极探索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新
方式、新内涵，从而推进亚太安全合作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