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整整132年，广袤的亚洲大地和绵长的太平洋海岸，都受到发自日本列岛的火山和地震的摇憾。亚洲人反复地问 自己：为何日本有如此大的蛮力，在这样长的时间和这样辽阔的空间，发挥着军事帝国和产业霸主的影响？在无数的回答声 浪中，本文也将尝试一些新的视点。

武士道精神的发源

日本是东亚岛国，面积３７.７７万平方千米，由四大主岛和３９００个小岛组成。日本先民是由对马岛和库页岛南下的 突厥——鲜卑（通古斯民族群）语系的部落和顺菲律宾——琉球岛链北上的马来语系部族组成。其民风悍野，亦不乏纤秀。

日本地处西太平洋板块的断裂带，地震、火山喷发、台风、豪雨不断，岛民坚韧、质朴。自晋朝以后，日本深受中国文化影 响，在唐朝达到高峰。１２７４年和１２８１年，蒙元世祖忽必烈出动联合舰队，两次渡海征日，由于天时（台风季节）、 地利（一支从来不习海战的大陆军队）、人和（中国和朝鲜军队不愿效力）不济，均遭惨败。

蒙元王朝和日本之战，对日本民族的影响，远远超过外国（包括中国）历史学家对它的评估。大陆人难以想象岛国和岛国 人的心态。他们终年被汪洋大水困在贫瘠的海岸之内，任何外来的信息和刺激都将被放大许多倍，成为一个相当长时期内的 精神和物质内容。当北条时期的镰仓幕府用后宇多天皇名义征召全日本武士2０余万人，英勇抗击元军并取得胜利后，连武 士们也不敢相信如飓风横扫亚欧大陆数万里、征服无数部落、民族、国家的战无不胜的蒙古联军，居然会败在自己马下。

胜利激发出空前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迟早会产生一个民族振兴的伟大时代。公元前波西战争激发希腊产生了伯里克利 黄金时期；１５８８年英国击退西班牙无敌舰队后迎来了海权时代；彼得大帝战胜瑞典军队把俄罗斯推上了二百余年的辉 煌。日元战争也是同样。从此之后，武士阶层脱颖而出，成为国家民族的基干力量。

然而，武士要确定自己在一个和平年代的社会地位和作用，也非易事。武士在当时日本社会中，扮演地主、领主、大名 （大地主）的私人武装力量。他们既不从事经济生产，也没有行政管理经验，社会地位又高，终日佩刀游荡。他们需要社会 的动荡冲突，也就有了自己存在的价值。于是，他们始作俑者把社会投入动荡。

自日元战争以后，日本开始一个史称“战国时代”的漫长历史时期，各领主、城邦、小国征战不休，武士越打越勇，并且从 蒙古战俘中学习了大量先进战术战法，在兵器上亦不断改进。与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代相比，中国催生出灿烂的百家争鸣 的文明之花，日本却造就了各种骠悍的武士。长期统一的中国需要并造就了儒家、儒教、儒学，而长期分裂割据的日本则出 现了以菊花和刀为象征的武士文化。武士的祖先是草原骑马战士，这个带突厥战斗色彩的职业在西方演化成了庄园骑士阶 级，在日本就蜕变成有刀无马（因日本地形崎岖，居民贫困，国土狭小，四面环海而马匹有限）的武士。日元战争后，他们 在日本历史上起着暴烈的作用，直至今天，还是如此，不过把战刀变成了制造业公司。

武士们不仅有日本传统的忠诚和悍勇，又从蒙古人那里学来了诡诈、计谋和政治智慧。到丰臣秀吉时代，他终于集武士品 质之大成，成为统一日本的第一人。

丰臣秀吉（１５３6年—１５９８年）是一个世袭的武士，这种世袭制度很接近于蒙古的制度。和他的前辈及同时代人不 同的在于：丰臣秀吉终于悟出了蒙古经中的结盟技巧、等级制政治制度、战利品分配激励方式和军事情报学。丰臣秀吉经过 南征北战竟然统一了日本，而在他之前的日本，只有中国周朝那样象征性的中央政府。１５９２年，丰臣秀吉率２０余万水 陆军、７００余艘战船，沿着当年忽必烈皇帝的旧路线，反方向从日本杀向朝鲜。很显然，丰臣打算以朝鲜为基地进攻中 国，这也是忽必烈军的反向路线。如果天假时光和运气，就以中国为基地沿当年铁木真之路征服世界。既然成吉思汗能行， 为什么换上个日本统帅就不行呢？

丰臣远征军在朝鲜南方登陆，象电流一样击中了中国政府的敏感神经。早在公元６６３年（唐高宗龙朔三年），中国和朝 鲜的联合舰队就在朝鲜的白江海战中击败了日军的侵略舰队。朝鲜地缘，对中国极端重要。中 国自唐以前，谁居关中谷地（进可攻退可守）谁就能控制中国。自辽朝以后，谁居满洲平原（同样进可攻退可守）谁就能 问鼎中国，满清、北洋军阀、日本、中共林彪部队莫不如此。据朝鲜以吞满洲，拥满洲以侵中国，明王朝统治者自明其理。

明神宗万历皇帝遣重兵大将李如松协同朝鲜联合舰队司令李舜臣（李舜臣在朝鲜军事史上的地位只有纳尔逊在英国的地位可 比）进行了艰苦英勇的反击战，终于在１５９８年末全面击败了丰臣的舰队和陆军。其间爆发了激烈的玉浦海战、泗川海 战、闲山岛海战、露梁海战等海上战争，日本海军遭到朝鲜舰队和中朝联合舰队极其沉重的打击。露梁海战是一场世界级的 海战，日舰被击沉或焚毁４５０艘，损兵数万人。丰臣秀吉因兵败忧郁而死。

从历史角度看，丰臣的北进西进战略，与明治以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路线是一样的。这个战略方向，利益巨大，阻力巨 大，风险更大。以当时丰臣所拥有的兵力和兵势，窃以为择南进战略似更有利。

日本一路沿琉球——先岛群岛南下菲律宾东部诸岛，另一路沿小笠原——马里亚纳群岛南下西加罗林群岛和印度尼西亚中 部群岛，在辽阔的菲律宾海周边建立一个殖民商业圈。在开始，的确无法收到足够的商贸利益，但略加稳固之后就能通过帝 汶海和弗洛勒斯海各海峡前出到印度洋上，通过几个精心选择的珊瑚环礁足以建立可靠的印度洋航线，不在马六甲与西班 牙、荷兰舰队争锋而在印度洋与西方商船交换，从事获利丰厚的东西方贸易并随时跟踪西方产业、商贸、金融和科技文化进 展，将始终保持领先的势位。这一战略方向阻力小，时间长，但远期利益很高，却不是当代人所能采纳的。其实，明末清初 收复了台湾的郑成功父子，何尝不能弃北进而改南进？今天，日本企业金融集团基本上就是沿南进战略实施的产业外移，日 本从中获得了难以估量的经济和金融利益。只须指出到１９９８年，日本政府对印度尼西亚的援助贷款已达３.８２９万亿 日元（３６４亿美元），而对中国的政府间贷款只有２.４８１万亿日元（２３６亿美元——当前价）。

丰臣秀吉死后，日本进入了德川幕府时代，这一时代被后人扣上“锁国”的帽子，明治维新后，对德川时代大加贬诟。二战 后日本复兴，日本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重新评估了德川时代，得出了大不相同的结论。

德川家康（１5４３年—１６１６年）原是丰臣秀吉的大将。今天看来，他在日本历史上的地位不亚于汉高祖、唐太宗和 宋太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他出身城主，却在敌对家族长达１２年充当人质，练就了丰富的政治经验，使他完全不同于单 纯的日本武士。他在日本诸侯兼并战争中，感悟到政治手段和谋略远比军事斗争重要。他读汉书、写汉诗、吃中药，崇拜朱 熹和朱元璋，学会了人生权谋和政治权谋中最难、也是最重要的“隐忍”之术。丰臣秀吉对德川极为器重，临死将儿子和霸业 全托付与他。

日本北侵朝鲜失败后，武士政权面临崩溃之局。如果在一个海岛国家保留丰臣那一套蒙古式的中央集权制度，势必引发王 族继承权的血腥争斗，类似英国的红白玫瑰战争，最后耗光日本武士的气血，并且使日本陷入长期贫弱不堪的困境。德川比 谁都清楚丰臣秀吉之子根本无政治能力使日本走出困局，便当仁不让地反叛。他欺凌丰臣秀吉留下的孤儿寡母，（日本有成 语“德川家康式的挑剔”）激起他们的反抗，引发了一场卵石之争，把他们及所有王族斩尽杀绝。对于一个以忠义为本的日本 武士，德川的行径是冒了天下之大不讳。１６０３年，德川成为日本最高行政长官——征夷大将军。

一旦政权到手，德川家康便开始了迫不急待的改革。从历史上看，一点儿也不亚于著名的大化改新（公元６４６年）和明 治维新。德川改革的核心是用法制分配权利和利益：幕府（日本的中央权力机构）领地约占全国1／4；其余由大名（诸侯领 有），称藩国；在中央机构中，将军与老中（相当于中国宰相）、若年寄（相当现今国务院秘书长）、宗教界划清权力和职 责。幕府有直辖地，在那里垂直领导；其余藩国，分权自立，对幕府保持形式上的尊重。从表面上看，德川时代的日本政 治，类似中国西周＋南宋的混合状态。武士阶层和他们的最高领袖，保持了形式上的领导和尊严，而具体的权力和利益，让 与了封建主（大名恩）、城主、文官（日本式文官与中国儒家式文官不同）、宗教界和天皇等。这就保持了日本政治的基本 稳定，它与中国明清两朝的集权式稳定完全不同。下层、藩国、武士各有自主权。日本表面“沉睡”，完成了明治维新前的准 备，就象欧洲中世纪后期完成了文艺复兴的准备一样。

日本武士始终活跃在对周边诸国的武装试探性攻击中，这类中国称“倭寇”的海盗性袭击使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国家受害巨 深，日本武士却得益匪浅。它使日本在一个较长的和平时期里，职业世袭武士和沿海民众能保持相当强的战斗力，而国家又 无需供养一支常备军。而常备军又因无常年作战滋生了腐败，“倭寇”匪商合一，采用分散式的蒙古和日本结合战法，内部组 织严整，多采用突袭伏击游击等战术，过去的日本武士是不会这种蒙古技巧的，其情报工作极其优良，往往很少的“倭寇” 就迫使庞大的明朝狼狈不堪。直到神宗派戚继光采用中国传统战法与游牧民族的战法相结合的战术（类似宋朝岳飞和岳家 军战法），才逐退倭寇。然而此时已到１７世纪初，明朝江山倾覆在即，日本朝野都看不起中国，为１８世纪的思想变化和 １９世纪向西方学习打下了理念基础。

日本海盗与葡萄牙、荷兰、西班牙船长商人有广泛接触，远比闭塞的中国士大夫和下层民众对西方的认识直接和真实。日 本的“锁国”只不过一小撮贵族在王宫中研究书道、茶道、剑道和看看《源氏物语》而已，它的下层是完全开放的；而中国的 中央集权，上头一僵硬，举国皆成死棋。

从地缘上看，日本武装试探的范围主要在黄海和中国东海。这片海域最终成为明治昭和两朝的日本人的搏杀战场。

透视日本：从海洋帝国到产业帝国（二）

明治维新的新认识

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一些中国人把日本的明治维新同清朝中国的断断续续的改良相比较，似乎明治天皇的政策如何英明， 使日本一跃而成了东亚强国，能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我看起码是不了解日本社会的结构和日本列岛的地缘态势。日本自始 就给地方以相当大的自主权，领主、贵族、武士等约占日本人口十分之一的精英保持着自己人格和思想上的独立。日本武士 阶层一贯有扩张外侵的传统，这从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冠名“征夷大将军”——即远征军司令就可以看出。西洋殖民者强兵富 国，扫平四海的攻侵精神，与日本领主武士的悍野传统一拍即合。日本中层上层对效法西洋早已弯弓蓄势，天皇下诏，立即 成燎原之火，吹遍日本列岛。

从地理上看，日本列岛对海洋的依赖和丧失海权对国民的影响远远大于中国。日本的本土四岛由西太平洋板块与亚洲板块 挤推而成，陆地虽有纵深，皆为山岳地带。山地高陡，平原狭窄，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交通运输量７０—８０％由近海舟船承 担。这些舟船，受政府法令限制，一般吨位较小。１８５４年美国佩里准将的“黑船”舰队是蒸汽机帆舰，占有绝对的航速机 动优势。佩里的火炮是用镗床加工的钢炮和青铜炮，射程相当于日本火炮的４—１０倍，精确度高，并且使用了爆破弹，杀 伤力远超过日本的实心弹。美舰火炮置于两舷，每艘有４０—１００门之多，由于装填改进，发射速率几乎等于日船的１０ 倍，这样，整个舰队的活力和机动性，占有压倒性的优势。日本这个海洋民族，对这种海上实力极端敏感，设想外国军舰控 制了日本沿海，几乎所有藩国的生存都将受到影响，因为人口密集的沿海集中了绝大部分日本的生产和生活设施，美国舰队 能造成惊人的破坏，海运被切断，渔民无法出海捕鱼，其影响如同中国南粮漕运的大运河和近海运粮被阻断的效果一样。鸦 片战争中清政府就是由于英国舰队封锁镇江-扬州一段长江运河被切断才屈辱签约的。

答应美国条件，日本利大于损。虚设的幕府还政于虚设的天皇，仅仅走了个形式。改革维新的诏书只是一个信号，可以让 地方和精英商人放手大干，日本的干柴被迅速点燃，改革的阻力很小。其实在１８世纪末、１９世纪初，日本民间改革呼声 甚高，本多利明等思想家早就提出多种方案。天皇的顺水推舟之举算不上大智大勇，有中等智慧的政治家皆可为之。然而， 其结果却惊天动地，超出了日本人和亚洲人最大胆的预料。明治改革所释放的日本地方和民间力量，在短时间内就彻底改变 了日本面貌，颇有几分象中国这二十余年改革开放的大形势。

从美国等西方列强的殖民角度上看，日本很象一枚非常酸涩的苦果，资源贫乏、人口众多、地域狭小，民风既强悍又刁 钻，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无利可图的硬骨头。西方人是按利益和利润原则行事的。日本没有沦为象中国、印度式的半殖民 地和殖民地亦不足奇。

当年忽必烈的情报军官也告诉他：日本悍地不宜攻之。元朝远征军携带了大批农具种子机具，准备屯垦。

日本的改革，带有强烈的军国主义色彩。１８７８年成立参谋本部，直属天皇。不久，连政府的陆军省也隶属参谋本部， 连政府都无权过问军令事项。这就使被德川弱化的武士型中央集权，加上西方包装，重新强加于日本。１８８０年，参谋本 部长山县有明汇集所有关于中国的军事情报上呈天皇，指出当务之急是日中战争。他辩护道：“财政团不能成为扩军的理 由，因为强兵是富国之本，而不是富国是强兵之本。”

曾被广泛赞扬的日本普及教育，其动机也远非人们所称的那样美好。它原本是天皇享有权利后，利用教育普及宗教，又利 用宗教支撑旧制度的利己动机，很近似于主教-教会-教会学校的一种宗教情怀。１８７２年，日本成立教部省，统管一切宗 教事务，要求一切神官、僧侣和儒教学者向人民进行精神宣传，无条件服从天皇命令，结果阻力很大，教部省撤销，无意插 柳的全民教育却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甲午再探

明治改革中重要的一条，是把类似元朝那种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改良成华族（即贵族）、武士、平民三个阶级，很大程 度上调动了全民族的士气和革新精神，带浓厚军事色彩的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从１８８４年到１８９０年，公司资金从１３ ４０万元跃增至１.８９亿元，达１４倍；民间企业掀起类似英国工业革命早期的纺织业热，纱锭数从５万增至２７.７万； 由纺织业积累的资金投到铁路上，铁路长度仅４年间（１８８６—１８９0年）就增加了１0倍。这种民间办厂修路，政府把 钱用在建船造炮的局面，在当时的中国何曾有过？ 早在１８８０年前后，日本军方就将进攻的矛头选定在中国，它的一切计谋准备均针对此目标，唯一的顾忌就是东进的沙 皇俄国。日本民族目标专注，全力以赴。它利用英国扩张中与俄国的矛盾，寻求与英国结盟，让它在远东大打出手。１８９ ３年，日英改订条约在伦敦签字，当时英国外交大臣称：“这个条约的性质，比打败中国的大军还有利。”

日本是个善于学习的民族，尤其在军事和海战这类它的擅长项目上。日本海军选择海洋霸主英国皇家海军当老师，一招一 式都结合了日本的特点和它的对手中国的特点。日海军认为清朝海军的“定远”、“镇远”是大舰巨炮主义的产物，必须先击沉 它们才能取得海战胜利。日军没有采用加大军舰吨位和火炮口径的传统方法，而是改用快速巡洋舰提高火炮射速的方案。同 时，日海军为提高射击精确度下了很大功夫。日海军的宗旨就是用火炮和鱼雷尽可能准确地击中敌人，尽可能首先命中。日 海军的操练强度高于清军数倍，从指挥官、军校教官、随舰工程师到士兵，全部心思都集中在如何击中敌船。而由淮军改成 的北洋水师，从官到兵不得不应付大量的人际关际，忍受整个封建制度和满族日益堕落而造成的深重腐败。一句话：日海军 各级官兵的素质和整体素质远远高于清北洋水师。

承认日军素质高于中国官兵，的确很痛苦，很没面子。但事实如此。日海军采用英军著名的“海军条例”中的线形队形，非 常象纳尔逊在特拉法加海战中所完成的成功穿插，这要有极大的勇气和自信。北洋水师采用了雁形阵列，却象奥斯曼、土耳 其在雷班托海战中的表现，是一种陆上阵地战的海军翻版。日军一发现自己的炮弹无力穿透“定远”舰的德国式厚装甲，立即 灵活地改为分割攻击清军右翼的弱舰。清军没有应对方案，本应把强舰与弱舰混编成二队，象中途岛海战中美军航母特混舰 队所作的那样，在机动中截杀日舰队后部弱舰。这样在丁汝昌之下需要有两名优秀的分舰队司令，当时似也没有想到这种变 化。丁汝昌一伤，几乎不知该如何应对。这在有五百余年海盗作战传统的日舰队中根本没有困难。此外，清海军有多种战术 可选，比如诱敌深入，围而歼之；让受伤的“致远”等舰撤出战场，由“镇远”殿后阻击，海战中的撤退是正常的战术机动，没 有什么不光彩。 最令人困惑的是清海军居然不采用密集的鱼雷攻击战术。负伤的“致远”舰上本有４枚鱼雷发射管，其他大小舰艇上共有３ ２枚鱼雷管，如果战前能进行计算精确的集中鱼雷射击演习，选择对日舰队命中率高的方向齐射，绝不会一无斩获，反而被 日舰鱼雷所乘。中国官兵作战英勇，但火炮命中率并不高，能否集中打敌弱舰,“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日军反用了这一原 则）。“致远”伤重应被掩护撤退，撞击一法大可商量，现代海战中几乎没有用此法成功的战例。如此等等。我们总是过多地 比较日、清两军的舰艇吨位、火炮口径，认为是 “旗鼓相当”。而较少地量化分析两军人员素质上的巨大差异。日本是海洋国家，有其海上的天然优势，这种优势胜过了军 舰吨位和火炮。实战中，这种差距在指挥、射击、通讯、机动、战术、变招、损管等方面非常明显。一支素质高的海军打败 一支普通水平的海军，在英、法几百年的海战中是很经常的。

中国打败了，人们气愤可以理解，然而没有下工夫分析找出原因，并在一个长时期内下苦功大价钱改正，那就辜负了甲午 英烈的一腔热血。

日本海军的素质在日俄战争中再次显现，并在二战中予以发挥，让一个大陆民族去深刻理解海洋民族是困难的，反之亦如 此。

日俄战争再评估

甲午战争后，日本获得了清政府２亿两白银赔款的大输血，产业和资本急剧膨胀。１０年之间，工厂增加５.２倍，资本 金增加3.3倍，使用动力机械的工厂增加5.9倍，纺织工业增长尤快，产品和资本已开始输出。１９００年，八幡制铁所开始 投产，使用强制中国供给的大冶铁矿石，初步形成把中国作为日本原料产地和轻纺市场的产业殖民战略。１８９７年１０ 月，日本以中国战争赔款为基金，实行金本位制，虽然对外贸和商人不利，却一步到位与西方列强的国际资本接轨，便利外 国资本进入日本。到１９０３年，日本的陆海军工厂动力已经增加了５倍，１９０９年，又变成２４倍。日本已经变成由轻 纺工业积累资金突击发展军火重工的一个极端军国主义的现代国家。

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扩张，与正在远东扩张的沙皇俄国正面相撞。日本依然未能将北进调整为深远南下，而坚决选择了对俄 开战一途。

整个日俄战争，日本海军大占优势，并且把这个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再度证明日本海军的素质远在俄国之上。无论炮 击、鱼雷攻击、舰队指挥、损害管制、士气等海战要素，日本都胜对方一筹。借用李鸿章当年的一句话：“彼系岛国，以水 为家，船炮精练已久，非中国水师所能骤及……”

值得推敲的到是日本的陆军战略。日本海军的武士道精神，精兵歼敌战略与制海权理论暗合，集中兵力、集中火炮鱼雷 （后来的海军航空兵），是残忍的刻苦训练形成的高精度命中率，歼灭了敌人主力舰队就控制了海洋。海洋再大，但敌方失 去舰队就全归自己了。而陆战则不然。陆地辽阔，山川密布，人口民族众多，歼灭一支敌军他可以重新组建（军舰打光了一 时难以再造）居民组成民兵游击队，山区是良好的游击战场。如果敌人军队撤向深远后方，就必须分并占领广大领土，保障 漫长的补给线网，同时镇压占领区的公开和暗藏的敌人，这就要消耗大量的兵力、物资，而为了保障这额外兵力，又要分配 大量人力和资源。随着战区的扩大，战争时间的延长，只要敌方不停止抵抗，战争就变成了日本人的无穷尽的绞肉机。日本 的军队、工业经济、金融财政迟早要被消耗殆尽。这就是持久战给日本投下的长长阴影，而招引敌方持久战的是日本军阀和 军火重工集团无止境的贪婪胃口。

日本夺占朝鲜台湾之后，北上西进南下。意欲以中国东北为基地鲸吞俄国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占领中国、印度，直至 印度，重温７００年前成吉思汗祖孙三代霸业之梦。无论它怎样彻底地进行动员，无论它的武士和民众怎样效劳效死，都是 极难作到的。这中间隔着巨大的空间、漫长的时间、人口民族文化距离，还有运气等因素。日本想利用它现代化早走一步的 时间差，加上海洋机动性和武士决战精神，只能得逞于一时，断无长远之可能。

日军攻克旅顺口要塞之后，又发动沙河战役和奉天（即沈阳）战役，沉重打击了迟钝保守的俄军，但把战线推进到四平一 线就深感气力不济。１９０５年８月，俄军在满洲的兵力达７８.８万，还有滨海区１５万军队支持。日军约为７５万，却 留出１５万人部署在南满和朝鲜北部，因而在一线部队并无力继续攻击。即使渡过松花江占领哈尔滨，在西起齐齐哈尔东至 三江平原的辽阔战场上，仍然无力大规模歼灭俄军主力，最终解决战斗。只要西伯利亚铁路一天不断，俄军就能源源不断地 把兵力兵器从乌拉尔山以西地区调来，迫使日军陷入旷日持久的战争泥潭。俄国沙皇与其说害怕日本人，不如说更害怕革 命。当军事中心移向远东时，空虚的欧洲部分随时可能出现变局，在欧洲持续了一个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风暴如果真延及彼 得堡，那对一小撮皇族才真是毁灭性的。后来的１９１７年的事变也证明如此。沙皇签约输掉南满，毕竟是中国之地，还有 报仇机会。而日军和日本朝野则从日俄战争得出一个没有任何时空限制的结论：只要日本敢干，它就是天下的主人。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