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底，柏林墙被推倒，东欧一些原来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统统转向，冷战结束了，接着，由美国领导的多国部队在海湾战争中大获全胜，苏联解体，这一连串的事件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在美国很是引起了一阵乐观的思潮。在民间，日裔美籍学者弗兰西斯·福山发表了轰动一时的论文《历史的终结》；在官方，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提出要建立世界新秩序，并且在一九九二年的美国大选中，向选民许诺要引导他们走向“第二个美国世纪”。

　　布什的豪言壮语，和福山的哲学结论不久就都成了肥皂泡。现在出现在美国上空的是一团悲观的乌云。代表美国知识界思想风向的《大西洋》月刊连续发表了罗勃特·卡普生的《正在到来的无政府状态》，马修·康纳利和保罗·肯尼迪的《想必是所有的非西方国家一起反对西方》和约翰·米尔夏默的《为什么我们不久就会怀念起冷战来》。另一家有国际影响的《外交》季刊则发表了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主旨都是在告诉人们：混乱正在迫近，暴力触处皆是。无论是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在美国国内，分裂的因素都在增长。这一些现象被一九九五年的《外交政策》季刊称做“新悲观主义”。

　　这些著作中，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一九九三年出版的《失去控制：二十一世纪前夕的全球性混乱》似乎更值得注意。稍稍出人意表的是，布热津斯基是以思想的、文化的，尤其是宗教的和哲学的视角来回顾与前瞻未来世界的形势的。他在序言中就表明“本书是以下述中心假设为依据的。说到底，动员人们采取政治行动并从而塑造世界的正是思想。……政治思想大概会越来越重要，它要么成为精神凝聚力的源泉，要么就是混乱之源，要么成为达成政治共识的基础，要么就是冲突的祸根”。

　　他把行将过去的二十世纪称做“大死亡”的世纪。据他的推算，由于战争和各种斗争而死亡的不少于一亿六千七百万人，很可能高达一亿七千五百万人，其规模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在他看来，造成这种杀戮的原因是起源于十九世纪的三个相互关联的巨大力量：(一)识字的普及，(二)工业革命和(三)城市化。这些一般公认为进步的标志使民族主义、理想主义、理性主义和现世主义沆瀣一气并经过法国革命的催化产生了日益增强的沙文主义、帝国主义、乌托邦主义、教条主义和极权主义。而这些就是造成二十世纪的“大死亡”的动因。这些现象都是最先在十八世纪发生在欧洲，经过十九世纪的酝酿，终于使公然宣告“上帝死了”的欧洲成为二十世纪的罪恶的策源地。

　　布热津斯基认为，“总的说来，在大部份已知的历史中，人类一直是相对地顺从其周围的世界，承认本身也是自然界的一部份。生存的严峻要求都被认为是‘自然的’而恭顺地承受下来。”而“工业革命促使人类向自然界统治生命的挑战能力有了量的飞跃。现世主义越来越把注意力集中到尘世生存的中心地位，提高人类的凡胎肉身而贬低人类的精神领域。最终甚至认为，只要忠实地遵从所揭示的新的真理，人间天堂也是可以达成的目标。”这样，“人类把历来托付给上帝的角色分配给了自己”，相信“理性”可以指导政治行为，从而“形成了一种为理想主义的目标而从事社会工程的倾向”。结果，“二十世纪成了空前地致力于建立全面的社会控制的第一个世纪”，出现了空前的大悲剧。

　　现在，既然两次大战都已过去，冷战也已结束，理想主义的社会工程以失败告终，人类难道不是可以乐观地进入二十一世纪了吗？但是，布热津斯基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他看来，在严酷的人为控制消失以后，又彻底转向相对主义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出现了全然失去控制的局面。

　　他认为，“几乎所有的既定价值标准，特别是在世界先进地区大规模地瓦解了”。世界因此已陷入了“全面的精神危机”。这个精神危机首先是西方，尤其是“先于世界大部分地区进入新时期的”美国，带头造成的。

　　美国现在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它的权力举世无双，然而“美国的权力不等于美国的权威”。权威只能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的基础上，而美国的价值观倒是有全球性的影响力，可惜这是一种无休止地追求物欲的消费主义的价值观；美国文化的影响力也确实风靡全球，可惜它只是那“庸俗粗野的大众文化”。

　　布热津斯基认为今天的世界需要美国的领导，但是不但“美国的权力已不足以支持美国的立场”，而且“如何把它的权力转成为拥有道德合法性的领导”也已大成问题。

　　他开出了一个清单，列举美国面临的二十个问题：1.债务，2.贸易赤字，3.低储蓄率和投资率，4.缺乏工业竞争力，5.生产率增长速度低，6.不合格的医疗保健制度，7.低质量的中等教育，8.日益恶化的基础设施和普遍的城市衰败现象。9.贪婪的富有阶级，10.爱打官司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11.日益加深的种族和贫困问题，12.广泛的犯罪和暴力行为，13.大规模毒品文化的流行，14.社会上绝望情绪的滋生，15.过度的性自由，16.通过视觉媒体大规模地传播道德败坏的世风，17.公民意识下降，18.潜在的制造分裂的多元文化主义抬头，19.政治制度已不能沟通上下，20.精神空虚感日益弥漫。这个清单包含着经济的、社会的和哲学上的三大类互相重合的问题，“说到底，不大可能得到决定性纠正的是第二、第三类的问题”。“美国显然需要花一段时间，在哲学上进行反省和文化上作自我批判。必须认真地认识到，以享乐至上作为生活的基本指南是构不成任何坚实的社会支柱的；一个社会没有共同遵守的绝对确定的原则，相反却助长个人的自我满足，那么这个社会就有解体的危险。”

　　布热津斯基一再指出美国社会有“解体的危险”甚至推测美国可能出现此伏彼起的“城市游击战”。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恐惧，而已经是许许多多人表示的共识。除了今天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面临的价值观念的混乱的问题而外，它自己还多了一个种族构成变化的问题。到二○五○年，美国人口中，欧洲裔的比重将从百分之六十下降到百分之四十。“这时的美国将与不久前的基本上是欧洲血统的美国迥然不同，它更可能反映出业已使世界分裂的文化的和哲学的分歧。”“因此，美国内部的社会和文化难题所构成的对美国全球地位的危险有两方面：一方面，一个基本上由缺少深刻的人的价值和追求物质享受的思想所支配的社会形象会削弱美国社会模式的全球吸引力；另一方面，这一形象会在全世界多数贫困的广大群众中引起过于夸大的物质期望，这类期望的落空就必然会加剧他们对全球不平等的愤慨之情。”在分析了美国享乐主义的价值观不断削弱美国的道义权威与领导能力，而日本和欧洲又无论如何代替不了美国以后，布热津斯基明确提出“全球不平等现象势必成为二十一世纪政治中的重大问题”。

　　“纵观世界历史，在以往的大部分时间里，不平等现象都还能为人们容忍，因为各大陆之间远隔重洋，文化相去甚远，而今世界各地之间距离缩短，交往密切，人们在政治上普遍觉醒，不平等现象就变得难以容忍。”这种不平等不但存在于国际范围内，而且存在于各国内部。“人们强烈地抵制这种不平等现象。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这种抵制可能仅处于开始阶段，更多地表现为愤恨而不是有组织的行动，但是几乎可以肯定它将日益渗透到占人类绝大多数的人们的观念之中。他们了解并且嫉恨一小部分人的享乐和满足。”因此，布热津斯基一再强调“平等问题越来越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

　　令人更加忧虑的是，“随着世界人口的增长，财富分配不平等的现象更为显著。”“据大多数专家认为，到二○○○年世界人口将接近七十亿，而一九○○年还只有十五亿。到二○二五年将达八十五亿。更加糟糕的是，这些人口大约有三分之二集中在欠发达国家的贫民窟中，使他们极容易接受激进的政治鼓动。”

　　与此同时，“最终将威胁到整个人类生存”的生态问题日益严重。一方面，正是发达国家对生态造成了最严重的破坏，因而对生态平衡日益关注；另一方面，穷国正在步富国的后尘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常常不顾一切，因为这是它们摆脱落后和贫困的唯一途径。因此“对生态的强调将成为加剧富人和穷人冲突的又一个因素”。至少，信徒已近十亿之众的伊斯兰教已明确表示要反对这种“邪恶的现代化”，因为“它的驱动力是在文化上向最基本的感官冲动投降。”历来把公平作为教义的主要内容的各大宗教越来越关心社会主义，也有助于“把不平等问题变成当代的中心问题”，这样，布热津斯基心目中的未来世界的图景已经现出相当清晰的轮廓了：越来越多的人口挤在一个越来越小的地球上，纷争随时可以出现。唯一有资格领导世界的超级大国——美国实际上已丧失领导能力，不但因为它物质力量不足，也因为它在精神上失去了像十八世纪法国能以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对世界所起的“催化作用”。美国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文化一方面引起其他国家的羡慕与追求，使它们腐化堕落，一方面又引起后者的嫉妒与憎恨。“对于人类来说，提高了的期望和实际能力之间的差距再没有像目前这样大。”当大多数人力求要过平等生活的愿望得不到满足时，“新的政治上的荒谬事件又可能一阵阵爆发”，可能会出现新的“准法西斯主义”。布热津斯基引用施莱辛格一九九二年的论调说：“未来的世界秩序的特点将是强权政治、民族对抗和种族关系紧张。”他还补充说，“即在某个时候，在世界地缘政治的激烈动荡的漩涡中，可能会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这是一幅阴暗的图景！

　　有没有可能扭转这种局面呢？布热津斯基的答案是：“如果人类要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就必须克服全球精神危机”。“就要掀起一次新的历史浪潮，使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根本改变，才会革除积弊。实际上它产生于一种漫长的文化自我重新审视和哲学的重新估价过程，这一过程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着西方和非西方世界的政治观。”但是，在混乱的现象确乎日益明显的现在，人们又看到了多少这种重新审视和重新估价的迹象呢？

　　《失控》全书最乐观的一段话是这样说的：“虽然分歧在全球普遍存在，但是随着人们逐渐认识到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世界生态系统的脆弱性，一种共同命运感在全球萌生，并且渐渐成熟。这种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抵销了全球范围内人们观点的极化倾向，至少为采取某些有限的联合行为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在生态问题上。”

　　看看一九九二年里约热内卢首脑会议以来的事实，这种联合行为确实是“有限”得很！看来布热津斯基的逻辑大概相当于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不碰南墙不回头”，然而那首先是要以头破血流为代价的。像西方许多有识之士一样，布热津斯基对电视所起的破坏作用深恶痛绝。他认为“大众媒介所传播的价值观念完全可以称之为道德败坏和文化堕落”而“电视尤其是罪魁祸首”。电视在内容上遵守“恶币驱逐 良币”的来欣定律，为了吸引观众而日趋下流，在效果上则遵守“供给决定消费”的萨伊定律，引导社会腐败颓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好莱坞影片和电视制作厂家已成了文化的颠复者，正是它们——毫无顾忌地利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提供的保护——一直不断地传播自我毁灭的社会伦理。”在国际上，电视中所传播的美国生活方式不但不能给美国赢得尊敬，而且只能增强外国人的不平等感，而扩大国际动荡。

　　布热津斯基写这本书的时候，还没有来得及把目前日趋走红的多媒体和信息高速公路包括进来评论。可以肯定的是，它们必然会大大地加强他所痛心的负面现象。如《失控》所说，“人类不能控制，甚至不能决定日益发展的物质力量的基本方向。”事实上西方有识之士发出类似的呼吁与斥责已经有许多年了，但是趋势不但看不到有任何的扭转，反而以越来越大的速度前进。这确实是一个“失控”的世界。

　　布热津斯基提到科学技术发展另一个不可测度的方面——遗传工程或者基因工程，他说遗传工程已开始使人们步入窘境。它“可能分裂人类”，矛盾的尖锐甚至超过以前将人分为特权者和贫困者”。对人的十万个基因的解密工作已取得进展。有人预测，在今后大约十五年内，改变人的遗传基因将成为可能，防止疾病的工作还必然要应用到人类本身。“结果对人的生命来说可能是具有革命性的，其影响之大在人类史上是空前的。在没有任何道德制约准则的情况下就有听任遗传工程的动力自行其是的危险。”“从遗传上改进智能和体能属性首先将用于世界上那些有特权的人，从而在遗传上改进的人和其他人之间就可能形成新的分裂，这会令人不寒而栗地想起希特勒种族净化的狂想。”

　　除了这些话，人们不能要求作者作出更多的评论了，他所能作的只是提出问题，没有人知道，这些问题如何解决，甚至能不能解决。至少这个处于失控状态的世界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的。人类在二十世纪刚从G·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这样的人间地狱中走出来，难道二十一世纪就又要进入A·赫胥黎在《奇妙的新世界》中所设计的“人间天堂”里去吗？

　　器官移植手术的发展，人工智能的发展，到基因工程的发展使布热津斯基提出“人究竟是什么？人的真正的不可削弱和必不可缺的品质是什么？一个人的本体到底在那里？”

　　谁能回答这个问题呢？

　　作为一个著名的国际战略家与外交家，布热津斯基用三分之一篇幅讨论了美国、日本、欧洲、俄国和中国可能的发展前途和地区集团化的趋势。他的分析也许可以说得上是一个行家，但是其实也并没有太多超出一般的老生常谈，尤其是他几乎没有怎么联系到他在进行全球分析时所考虑到的长期性变数。预测历史的发展是十分困难，甚至不可能的。布热津斯基曾因为一九八九年在苏联崩溃前夕出版《大失败》一书而给人以臆测必中的印象，其实比较准确的预言只有到接近瓜熟蒂落的一刻一切迹象都已显示出来时才能作出。他在序言中开宗明义就把本书称作“不是预言而是紧急的警报”。作者着急的心情灼然可见。但是言之者谆谆，听之者又如何呢？他一再要求西方首先是美国进行哲学的反思，重建道德的制约，然而我们迄今仍然看不到明显的反应。流行的仍然是他认为不讲是非善恶的“后现代”思潮。

　　尽管二十世纪留下了“蓄意谋杀”了一亿七千万人的记录，但是它所增加的人口却比人类繁衍几百万年到十九世纪末的积存数还大两倍以上。后一个数字留下的问题比前一个数字留下的问题更难对付。地球的大小不变，而人口却越来越快地翻番。一方面是生活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是生活空间的压缩。一方面是知识程度的提高，一方面是物质欲望的膨胀。一方面，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缩短了人与人之间距离。一方面对贫富悬殊的认知扩大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在同自然的斗争中，人已经把环境破坏得越来越不适于人生存了，现在人又即将取得改变自己的能力，结果又将如何呢？……这些情况使得布热津斯基说，人类现在正“处于神秘莫测的新世纪的边缘”。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人类的历史在哲学上的含义是什么？”最终还问：“人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却无论如何是人类所逃避不了的。不但美国人、欧洲人、非洲人、日本人……要回答这个问题，中国人也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能不能在这方面做得快一点，好一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