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烈火彻底地被扇动起来了。

　　青年学生年轻幼稚，血气方刚，本来就易于驱动。加上这批人受革命教育和红色熏染多，容易参与反“四旧”之类的活动。当时，升学机会已经被剥夺，学生也没有什么好干的。最初，很多人希望以积极参加文革获得良好的政治评语，以便将来参加升学考试，或者入党入团。再说，学生出身大多是平民，对秩序和等级本来就反感，他们不满现实，斗争贪官打倒掌权者，可以缓和对官僚与社会的不满。毛泽东对这种一举两得的情况，是早就琢磨清楚了的。利用红卫兵制造大乱，毛泽东胸有成竹。

　　红卫兵的纲领其实只有一句话：跟毛主席干革命。青年人将下面的口号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关心国家大事，防止修正主义；革命不是绘画绣花；青年人要到大风大浪中锻炼；斗争可以免疫；不要怕犯错误。

　　不难看出，他们在形式上是自由的，但精神上还戴着沉重的宗教式的枷锁。

　　最初的组织成员是讲究出身成分的，尤其是官办红卫兵。后来，动乱需要更多的人，组织上就不能管了，谁想参加都能参加，不准参加红卫兵谁就是压制群众。稍微有点组织能力的，都可以自由地组织红卫兵团体，只要写明该组织的任务是革走资派的命的就行。基本上没有批准手续，只要有名称、旗帜、袖章就行。后来有了派别，才产生了联合与上下组织挂钩的关系。

　　当时红卫兵的主要的派别有：造反派，保皇派，消遥派三个派别。

　　红卫兵做了什么？前期破四旧活动中，红卫兵热衷于更改地名、人名、校名，焚书、毁庙、打击出身不好的教师等，还有很多抄家打人行为等。这些其实都是在工作组的指挥下干的，后来清算造反派，也都算在个人身上。所谓立四新，主要是搞毛泽东的崇拜，语录、像章、请示汇报，打击小业主，反对服务中的等级，如澡堂不分雅座迟座、理发店不烫发，饭店不准办酒席等。不准赌博、游戏、穿高跟鞋等。不准穿奇装异服，不准住太大的房子，三轮车工人要减少；报纸杂志不能发稿费；黑五类要下乡劳动改造；结婚不能送彩礼，戴耳环坠子也不行；戒烟戒酒，严禁叫洋名称；使用简化字。等等，不一而足。

　　工作组撤销以后，红卫兵的曾经忙于串联，到处旅游取经，热闹了好一阵子。毛泽东所希望的文革局面，是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工作组全部撤出大中学校后才正式开始的。这个阶段的最重要的特征，是自由结社。

　　如果说文革还有些价值的话，这个“结社自由”是其中之一。虽然，可以说那种结社还是按照毛泽东的意图进行的，但是那主要是内容。结社这个形式本身还包含着更丰富的意义。它象征着一种权利，红卫兵从中得到了这种权利意识。它是一种自由，使用这个形式的学生和工人、农民、市民、干部，都享受了这个东西的味道。同时，它又是一种难以清楚的抗体，当集权和专制的病毒重新加诸他们身心时，这个曾经起作用现在仍然在身体内的抗体就会抵抗，保护自己的身心权利。

　　这个自由结社的灵魂占据了文革整整一代青年，甚至更多的群众。尽管它是中共和毛泽东无心插柳柳成荫，甚至是利用学生参加搅乱社会的活动，但是政治权利的出现和行使，都是在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用中进行的。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学生得到了学生的。毛要在动乱中打破刘少奇的秩序，夺取刘少奇的权力。青年人可以在自由结社中渲泄被集权制度压抑的苦闷，他们没有必要为了刘少奇而牺牲这种权利。

　　自由结社所动员起来的政治热情、权利意识和反抗力量，使那一代人对文革难以忘怀，这也是统治集团中最保守的分子始终不敢放心那一代人的原因。陈云三番五次地告诫，不要使用那些当年当过红卫兵，组织过造反社团的人作了接班人。他们，所有的中共贵族都视自由结社为洪水猛兽。只要允许自由结社，这些社团之大多数都是难以为中共控制的。自由是专制的天敌，是中共的咽喉所在。中世纪贵族在持剑上阵前，首先要用盔甲保护咽喉和心，社会也是这样。

　　上海的自由结社，造就了几个甚至几十个规模庞大的群众组织。这样的组织在上海首先出现，是不足为奇的。那里的自由意识是跟着殖民者的船只、西方宗教、资产阶级文化一起进来的。他们得到的最早，而且多次实践过，一有机会，就会做得象样。

　　搅乱秩序，夺取权力，这是毛泽东的战略安排。

　　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各群众造反团体联合起来，夺了原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权。参加夺权的，有几百个组织。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是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

　　张春桥是市委干部，文革开始前就已经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姚文元更是早已在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后名扬全国。王洪文当过兵，后来在工厂里当保卫干部，是文革中所谓直线上升的典型，不符合贵族规定的上升秩序。他们整理的材料说，王在部队里目无纪律，散漫，出外不请假，甚至在战争中一人出去抓鱼。领导上批评他，他就顶撞。他害怕艰苦的生活，困难时期曾偷吃老乡的咸菜和土豆。去过朝鲜，不敢打仗，灰心丧气，要求到乐队吹喇叭，极力要求回大陆。在上纺十七厂当学徒时，师傅教他技术，他不学，说他将来要吃政治饭。在保卫科当干事，想当副科长不成，文革就造反。

　　这些材料显然目的在于诬蔑丑化王洪文。但是也能多少看出来，王不是个循规蹈矩的人。当时在自由结社时期参加并领导造反组织的，大多是这种对旧秩序不满的人。还有很多人是多年来就感觉受压，迫切希望改变环境，希望轻松一下，所以参加运动的热情很高，行动起来也相当坚定。

　　上海夺权是毛泽东的得意之作，单单张春桥、王洪文是不敢做出那样大的事情的。

　　毛迅速批示了上海夺权的报告，立即向全国发了消息，肯定上海夺权是革命风暴，并号召全国学习上海。但他不同意将夺权后的执政机关称为“上海人民公社”。他知道这样的上下一起夺权，是会刺激很多人反抗的。没有军队参加，不可能取得胜利。于是毛泽东指示：军队应当支持夺权。军队、干部和革命造反派应当联合掌权。那个权力机关的名称，以叫“革命委员会”为好。

　　以成立革委会为目的风起云涌的夺权风潮席卷全国。最先成立革委会的一批省市是上海、黑龙江、贵州、青海、山东、内蒙古。两报一刊为它们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社论，从东北的曙光到西南的春雷，都给予极高的评价。这个夺权风潮迅速扩大，上到省市自治区，下到生产大队、车间和商店，都在夺权，连军队院校也夺权了。毛还嫌不够，几次发出可以向国务院夺权的呼吁，所有的堡垒差不多都拿下来了。

　　半年之内走完了这两大步，动乱与夺权。毛泽东很高兴。先前，他认为整个官僚体系都是为刘少奇说话，被刘少奇控制的。现在看来，那个盘根错节的大体系已经顷刻瓦解，全面垮台。政治的威胁原来没有那么大，人民还是听我的。他自己把敌人想得太强大了。这样大的战役，这样猛烈的炮火，这样巧妙的障眼法，一定是把老刘同志弄昏了。毛泽东不由得可怜起刘少奇来。他此时想找刘少奇谈谈。

　　一月十三日深夜，毛让秘书去接刘少奇前来谈话。

　　毛已经搬进大会堂的浙江厅，不住中南海了。有人说那是毛泽东故意离开那里，让红卫兵去折腾中南海，揪斗刘少奇。但是也有人说当时全国情况变化很快，毛又处于政治的欢畅情绪下，不想在丰泽园，而要到大会堂去指挥整个文化大革命。

　　刘少奇来了，清秀的刘少奇已经瘦削不堪。他苍老了许多，完全失去了先前的精神。

　　他知道，这很可能是最后一次和毛泽东谈话了，也许是最后一次在这个院子里走动。所以，在走进那个四合院前，他注意留心看了一眼那里的树木、房屋颜色和地上的花草。他不能停止，也没能够记住任何东西。

　　“由于我的世界观……”刘少奇先检讨自己的路线错误。

　　毛泽东安静地听着。他好象不很注意刘少奇的检讨，随便地抽着烟。

　　“我承担这些责任。”刘少奇诚恳但无可奈何地说：“我要求辞去一切职务。”

　　“这个要求，等中央开会时再讨论吧。”毛泽东象一个猎人扒拉着猎物的皮毛欣赏胜利似的，显得轻松而自豪。他看着刘少奇暗淡无光的眼神，刘少奇马上就躲避了。毛泽东说：“很多人都希望对这个国家尽到责任。可是到底谁的药方适合病人，就不是个简单的事情了。这不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群众掌握了真理，就会选择，这是很残酷的。我们一起共事好多年，希望你能够把事情想清楚。对党有什么要求，也提出来商量。”

　　“我有两个要求。”刘少奇瞥了一眼毛泽东，口气温和而软弱：“我希望能够回老家，或延安种地，安度晚年。第二呢，希望这样能够促成文革早日结束。”

　　这话的意思显然就是：你搞这个绝户文革，不就是要整我刘少奇下台吗！我现在想清楚了。你早就想这样的，我还以为是意见之争呢。为了中国的生存，为了党和党的干部少受折磨，我现在就退下去，你的文革也尽快收场。那我就谢谢你了，谢谢啦！

　　毛沉吟了一会儿，说：“有些话，你还是不十分理解。好好读些书，多思考点问题。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穷，要想跟着别人的路子走，是没有出路的。一种生活方式没有理由讥笑另一种方式，所以我们不必怕资本主义。后人会误解我，说我是为了打倒你，剥夺你的权力等等。可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们的道不同。你比我实际，但我更喜欢创造。我们党是保守了，现在似乎可以叫做保守党了，我看得改造。文革就是第一副药物。以后也许治不好病，那就只好死掉。也可能会吃另外的药，病治好了，但是党和国家变化了，也等于是死。我是对什么都不抱希望的，但是我又渴望胜利渴望成功。我有点性急。这方面，你比我好些。你不要灰心丧气。如果我的处方不行，就让你试试你的办法。所以，你现在也不要马上想到延安去到湖南去。先在家里读书，过去这一阵风，再说。”

　　刘少奇实在没有兴趣听毛泽东这些梦中呓语，更没有争辩的兴趣。即使不是这种政治处境，他也不想和毛争论。刘少奇对毛已经失去了兴趣。在刘少奇尚未抛弃毛泽东的时候，这种打击很叫人难过。可是现在不同了，他已经厌倦了毛，抛弃了毛，无论毛泽东怎样说三道四，都无所谓了。他失望的是，他的辞职并没有换来文革的收场，没有得到毛泽东的诺言。当然，即使那就是毛的目的，他也不会说出来的。即使收场，也不会这样说明。

　　临行前，刘少奇已经没有任何怨愤了。

　　毛送刘少奇出门。这是对老战友，对新敌手的礼遇。

　　受到与没受到现代进步思想教育，是如此不同！在刘少奇离开毛的房子前，他有过一阵激动。无论怎样，只要还有一点对中国社会的责任心，还有关注民生的热情，不论使用什么方法，刘少奇都认为是同行是战友。他相信毛泽东搞文革，有与他刘少奇的权力之争，但也有思想的冲突。刘少奇承认，两个人的治国方针就是不同。毛泽东凭借理想，要把中国弄成一个奇怪的东西；刘少奇则按照经验，想把中国变得富强繁荣，和平、发展、繁荣。这都是理念。有理念的人总归是有社会价值的。所以，刘少奇临行前对毛的一瞥中含有这样的意思：老兄，既然你觉得你的处方好，就按照你的做吧。但愿你能成功。

　　刘少奇的内心还是那种谦谦君子的风度。他不记恨同事，更不记恨战友。

　　和刘少奇的想法完全不同。毛看着刘的远去的背影，感到了极大的满足。一个国家主席，一个羽翼丰满的在上层有着盘根错节势力的刘少奇，就这样被我一下字搞掉了。原来打算的就是一年半到两年，如今一年就实现了。我还是毛泽东。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

　　毛泽东得意洋洋地说：“今天，我要喝点酒！”

　　警卫问道：“主席今天喜欢什么酒？”

　　“五粮液！”毛泽东叫道。

　　夺权结束，军队全面介入革命委员会，武装力量的地位大大升高了。

　　刘少奇政治生命的完结，预示着林彪地位将当然地上升，取代刘少奇。

　　然而这时的林彪，却变得紧张不安起来。毛家湾的人都注意到了这个变化。林彪近来急躁、敏感、经常发火。他对毛泽东和江青，对造反派，甚至对家族内部的事情，都表现出极度的敏感，有时甚至很脆弱，沉不住气。这些，都不是他的性格特点。

　　林彪学着毛泽东，对红卫兵相当客气，说过很多好话。可是一九六七年，正当红卫兵吃香的季节，林彪第一次对红卫兵发火了。原因是空军的造反派揪斗了邱会作。林彪听说邱会作被红卫兵抓起来批斗了三天，大发雷霆。他立即签发了一个小纸条，命令马上释放邱会作。林彪的作战风格就是不惜牺牲一切。如果红卫兵不听话，说不定林彪会采取什么措施。他要保护自己手下的将领。所有的大将都是这样。

　　为了执行方便，叶群没有直接执行林彪的命令。女人有女人的缺点，比如说话罗唆等，但是女人有女人的长处。她们做事往往比男人细致，容易被人接受。男人讲究目的，女人更讲究手段。叶群先去找陈伯达，让他代表中央文革在林彪的指令上也签了字，然后带着联合指示去找红卫兵交涉。

　　林彪知道了这件事，把叫叶群喊过去，严厉地命令道：“你给我说明情况。”

　　“首长的命令，当然是一定会执行的。但是现在呢，不是要讲究军政军民团结吗？我当时多了个想法，如果陈能代表中央文革签个意见，就更顺利是不是？我们的东西，如果和中央文革一起发，就更容易执行。”叶群说。

　　林彪说：“没有必要！”

　　叶群不了解林彪为什么对中央文革的人那么反感。是根本看不起那些人呢？还是知道将来会和他们发生什么矛盾，预先得有所戒备。古代的功臣一般都和朝廷内戚有冲突，不知林彪和江青他们一伙也有这种天然的芥蒂。再说，当时军队中的老将对中央文革都是嗤之以鼻的。这会不会影响林彪的想法？

　　叶群弄不清楚。但她不烦恼，因为想不清楚的事她就不再想了。

　　叶群依然和中央文革来往频繁。林彪一旦知道叶群在江青、陈伯达那边，会马上把叶群从钓鱼台十一楼叫回来。他不要叶群和江青、陈伯达接触。林彪十分反感那些到处投靠，喜欢串门子寻找势力的人。他不喜欢依赖，也不需要投靠谁。这个个人英雄主义者非常自信。他在政治上非常小心，靠经验和智慧处理问题。他知道，被任何一个倒霉集团牵连进去都很危险，而且这样的年头谁知道哪个集团会在哪个时候倒霉！再说，中央文革也在觊觎军队的权力。林彪对军权可不是不在乎，他不愿引狼入室。

　　然而林彪不愿将这些想法告诉叶群，他不信任女人。

　　得不到直接指点的叶群没这种悟性，所以并没和江青断绝来往。

　　江青后来要到了军队总政治部文化顾问的职务，还是叶群为她做了些工作。

　　一天，叶群在钓鱼台十一楼给秘书打电话，叫秘书向首长反映重要情况。

　　“最近，总理建议召开一次军级干部会议，主席同意了。事后才报告首长。”叶群在电话里说：“首长主持军委工作，又是国防部长，这样大的事，为什么不先报告首长再报告主席呢？如果什么事都这样搞，那不是架空首长吗？这事是康生同志发现和提出的。此例不可开啊。”

　　林彪问秘书：“叶群在哪里打电话？”

　　“钓鱼台康生处。”秘书说：“十一楼。”

　　“不要跟那个康生来往。”林彪命令：“叫她马上回来。”

　　叶群只好马上回来。林彪一见到叶群就说：叫你不要和康生来往，可是你不听。”

　　“还不是要多了解点情况！”叶群不服地说：“刚才的情况，对我们不是很重要吗？如果老是不接触，就不会知道。”

　　“对人的评价，要看很多事。我告诉你，那个康生是个老鬼，你就是听不进去。你自己不会看人，没有悟性，别人说了也没用。古人说：与善人交，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之化矣；与坏人交，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康生就是鲍鱼。”

　　林彪好象很烦很累，歪在沙发上，不愿多说了。

　　林彪说了这么多话，叶群也很感动，好象听进去了。

　　林彪和叶群谈了大约半小时，话也说得差不多了。谈话结束了，林彪要休息。在他走向床前时，突然觉得军级干部会议确实是个大事，就约康生一起去看毛泽东。毛泽东接见了他们，并且谈了很长时间的话。

　　次日，周恩来来信说：“敬爱的林彪同志：关于那个会议的事情，完全是误解。是主席偶然地征求我的意见。我即兴式地提了个建议，而且当时特别请主席一定让您知道后，再做决定。主席说，他会告诉林副主席的。此事完全是误会，当然也是我办事不经心。必要的话，本人愿登门解释……”

　　林彪听完总理的信后自言自语：“总理是什么意思呢？”

　　叶群说：“就是说，他根本没有越权的意思。”

　　林彪呵斥道：“如果只是这个，还用得着你说！”

　　叶群自言自语道：“难道我们上了康生那个家伙的当了？”

　　林彪决定给总理写一封信。

　　他把秘书叫来，口授道：“总理：看了你的信，我深受感动。也许，在我们党内，有些玩弄把戏的小人在挑拨离间。我们得注意。总理的谦虚坦率……”

　　信写好了，但叶群不让把信发出去。她怕留下文字证据。

　　林彪想了想，同意由叶群给总理打电话，表示感谢。

　　乱世英雄起四方。

　　大大小小的造反组织，形成了空前动荡的局面。在充满荒草的山原上，到处是熊熊的野火。当大火变成烈焰的时候，连青绿的庄稼和花卉也燃烧了。有的被烤焦，有的其实是自焚。在所有的呻吟中，知识分子的声音最痛切。可是因为瘦弱，他们在残酷的青烟中无声地倒下了。只有官员，试图反抗。

　　对他们来说，造反犹可忍，夺权受不了。

　　在毛泽东的文革浪潮冲击下，大大小小的官僚都靠边站了。

　　形势发展太快，还没容许他们摸清情况，乌纱帽就不见了。不仅乌纱帽保不住，连这一生革命的荣誉都快完结了。不仅没有荣誉，还有被戴上走资派的帽子，那简直受不了！从来的运动都是整别人，土改整理地主，三反五反整反革命坏分子，公私合营整资本家，现在倒是整开自己了。而且一整到底，什么都失去了，成为牛鬼蛇神王八蛋，不仅自己难堪，连孩子也受到污辱。过去的一切都没有了，不能坐汽车了，不能享受看文件的待遇了，不能去高干俱乐部和特供商店了，不能上大会上讲话了，不能接受下级的汇报和上级的任命了，不能拥有整理和管理人的权力了……

　　新贵族为失去权力发疯了。

　　各地都发生了干部被夺权后的可笑反应，有的下场悲惨。

　　北京的上层人物，本来对文革就持反对态度。碍着皇帝的面子，他们不敢背上个二心乱臣的坏名字，忍耐再三。一直到上海夺权风暴刮起来，而且全国都被革命委员会控制了，他们才意识到昨天的东西可能永远地失去了。

　　刘少奇和毛泽东谈话的事情迅速在上层流传，一个司令部的首领宣告投降。这个消息对那些副总理，各部部长、大区书记、元帅和将军，都是很大的刺激。他们还来不及咀嚼这里面的深层意义，就得接受这个事实。毛主席为什么这样干？总理为什么不说话？林彪这东西要把军队带到哪里去？我们这些人还要不要？难道我们几十年革命奋斗的成果，就被那些玩笔杆的秀才们一下子拿走了？

　　最先将这种不满表示出来的，是那些贵族的子女。他们组织了一个组织，叫做联动。林彪将那个组织坚决地判定为反动组织，谢富治迅速执行了那个指示，将联动镇压下去。很多高级官员的子女被投入监狱。看见自己的幼崽被夺走，被监禁，无论是从贵族的尊严，还是从一般生物的护犊之情，都会发出吼叫。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三日下午，中南海怀仁堂。

　　由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关于生产的碰头会，开始了。这是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一边是陈毅、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谭震林、叶剑英，还有谷牧和余秋里；另一边是康生、陈伯达、江青和其他文革小组成员。阵线很分明。他们在落座的时候一定都先分清了色彩，而且知道自己人是谁。

　　周恩来主持会议。

　　周首先强调，革命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将很快显示出来。现在暂时有点乱。为了保证国计民生的正常状态，我们还肩负着很重要的生产任务。我们要抓革命促生产……”

　　总理讲话以后，康生和陈伯达都讲了话。他们肯定文革将使生产得到大发展，可是没有说出切实的理由，只是从概念化概念，从逻辑的转移中得到钢铁、粮食、科技成就和日用杂货。

　　叶剑英早已不愿听这些胡说八道了。他没有站起来，但是很气愤地说：“你们这些人，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垮了，现在又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下去，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康生那边几个人，阴阳怪气地喳喳叽叽。

　　张春桥说：“干什么？搞文化革命。乱是革命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暂时现象。”

　　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愤怒地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是我们党赖以生存的基础，把军队搞乱，难道叫蒯大富来领导军队吗？”

　　副总理谭震林大声指责张春桥：“上海夺权，也不通过政治局讨论，你们就那样胡来，谁知道了？说我们不读书，不看报，不懂得马列和巴黎公社原则，你们懂？你们要是懂，那就解释一下为什么不要党的领导吧！”

　　一方面义愤填膺，一方面有恃无恐，两下里闹得不可开交。

　　周恩来好象乐得他们闹一闹。他平静地倾听各个发言人的情绪化意见。一个会议开成这个样子，如果主持者实现毫无思想的或者其他的准备，很难安静地对待这种非关会议主题的辩论。那些牢骚发得那么整齐，好象有人预先鼓励过，至少是预先串联过了。也许周恩来正期待发生这样的情况，他可以借词向毛泽东汇报，既不是自己发难，又可以避免表态。如果是不好听的话，他会用别人口说出来；如果是好听的话，他也会赠送别人立功，但会告诉那功劳是他送的。周只做事，解释事，尽量叫人觉得不生事。出身官僚，深知绍兴师爷和上海白相人，又熟悉苏联特务机构，对官员和土匪都非常了解的周恩来非常自信，他希望一石两鸟：既将老干部问题反映上去，又显示书生们的无知无能，而自己不担任何风险。艺高人胆大，周恩来也不怕乱子大。

　　三天以后，会议继续进行。

　　开会前，谭震林遇见张春桥，劈头就问：“陈丕显来了吗？”

　　张春桥阴阳怪气地说：“他倒是想来的，可是群众不答应啊！”

　　谭震林说：“什么群众不同意？即使群众一时不了解，你可以做工作吗！”

　　张春桥说：“你以为什么事都那么容易，一切都靠做工作？连根本不行的事，做做工作就行了？我告诉你，走资派压制群众，打击人民的革命积极性，早已激起人民群众的愤怒。平时那些所谓的做工作，还不是依仗权力，对反对一件威胁利诱！做工作，哼，太苍白了！有些干部为非作歹，享乐腐化，大家有气。”

　　谭震林追问：“犯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人没有不犯错误的。”

　　张春桥冷笑着说：“你说得倒是轻松！群众就那么愚蠢？今天你错了，指出来，承认了，官照当钱照拿，可就是不改。难道因为人人都会犯错误，就得老让那些犯错误的干下去？改不改谁能管着他们？群众就这样老是被你们愚弄？机会就老是你们的？谁规定走资派只要改正错误就行，群众永远只有提意见的份儿？人家现在要自己干。他们不放心。”

　　谭震林结巴着说：“党组织会监督的，我们是民主集中制。出了问题要靠党组织。”

　　张春桥不耐烦地说：“党组织早都不管事了。科长以上的一律都靠边站了。”

　　所有关心陈丕显的老将老同志都被张的话气得发昏。这还了得，简直是反了！

　　会议一开始，谭震林接着他的话题说：“老是群众群众，这是形而上学。还有个党的领导呢！我们四十年的老革命，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个下场公道吗？见了我们的子弟就抓，是第一把手就斗，这不是反动是什么？这是党内斗争最残酷的一次。”

　　谭震林越说越气，最后气得连话都说不出话来了。他的双手哆嗦着，指着对面那些文革势力，那正在向上钻的一伙，浑身光打颤，就是说不出一个词儿。张春桥冷笑着对康生说：“他们失去了天堂，就歇斯底里，要吃人。”谭震林问张说什么，张大声说：“我说你要反扑！”谭震林气得一时说不出话来，索性夹起皮包，不开会了。他怒气冲冲地朝外走，边走边愤愤地说：“照这样下去，我不干了。说我跟不上，跟不上就不跟！让你们这些人干吧，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恩来招呼谭震林：“不要走。不要走。”

　　陈毅提醒道：“咱要留在里边，好跟他们斗。”

　　谭震林一点就明，马上停下来。他说：“我，讲就不怕，怕就不讲。哪也不去啦！”

　　陈毅针对康生说：“延安整风，整错了很多人，有些人现在还有意见。别人不记得，你应当还记得吧。历史已经证明了谁对谁错，是不是？谁反对毛主席，将来还会证明。”

　　康生冷笑着说：“革命的内容是不会重复的，形式也随内容的变化而变化。”

　　叶剑英讲：“我们党有着光荣的传统。批评和自我批评，一要教育二要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能一有错误就打倒？这样人身都没有保障，还怎么工作！”

　　康生不在乎地说：“教育批评，是要看性质的。性质变了，反对毛主席，成立黑司令部，难道还要留下来，姑息养奸？这些人有了保障，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没了保障。二者必居其一。”

　　余秋里大声说：“这样下去，我不干了！“

　　谢富治说：“也不能……”

　　没等说完，李先念就打断谢富治的话，说：“你不要和稀泥！”

　　谭震林颇为激动地说：“我从来没有哭过，可近来我哭了三次。有秘书，有家属，连哭的地方都没有啊。这么多老干部被打倒，这象话吗？说我们是贵族，走资派，我们贵在什么地方？我们走的难道不是社会主义道路？几十年了，都是跟着毛主席走的。我们的干部经常吃蔬菜，经常下乡，和工人农民谈心，我什么时候脱离群众了？”

　　谢富治说：“要从大局着想，不要从个人利益出发。”

　　“他哭是为了全党！”李先念吼叫道：“老干部都打倒了，你看不见吗？还有什么大串联。看了《红旗》十三期社论，我大哭一场。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我们共产党不就完蛋了吗！我们的江山是牺牲了几千万烈士换来的啊！”

　　周恩来问康生：“那篇社论你看过了吗？”

　　康生摇头，说没看过。

　　聂荣臻说：“不能为了打倒老子就斗争孩子。孩子有什么罪？斗争联动，有人落井下石，不安好心。”

　　红朝的老将和新相们，各执一端。尚未得到足够好处的和既得利益者闹得不可开交。

　　当天晚上，康生就开始整理碰头会记录，然后到毛主席那里汇报。

　　“我想知道，”毛泽东问康生：“那些反对文革的人，是不是有组织的？”

　　他最敏感的就是以集团形式否定他。而康生正是利用了毛的这一点。他说：“一个元帅府，一个副总理府，其实是一个俱乐部。陈毅是这两部分人的联络员，余秋里、谷牧是这个集团小伙计，李富春是‘俱乐部主任’。文革一起来，他们就不高兴。现在司令部完了，如丧考妣。”

　　毛泽东愤怒地说：“张天师三年不到，砖头瓦块都成精！我们党不怕犯错误，但不准搞集团，尤其是高级干部，绝对不准搞阴谋集团。”

　　康生有了尚方宝剑，高兴得哼起京剧小曲来。从二月二十七日到三月十八日，他一直在整理所谓“二月逆流”的材料。他说：“毛主席发怒了，是那种无产阶级的义愤，是革命领袖的震怒。你们现在就想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反对毛主席。是可忍，孰不可忍？”

　　于是中央文革以“破坏农业学大寨”为名，先将谭震林打倒。

　　反对“二月逆流”的运动在北京首先发动起来，老将老帅，老干部，都灰溜溜的。

　　社会上各个层次大体都有这种现象。其实就是老干部发牢骚，哪里有什么组织？上边这样一反，各地的造反派跟着吆喝，就形成了全国性的“反二月逆流”运动。

　　反对“二月逆流”的运动虽然打击了老干部，但是人民并没有获得任何好处。只有那些新贵族得到了比较巩固的地位。他们赠送给人民的，是比原先的执政者更残酷的法律。康生奉毛泽东之命，为中国人民制定了这个临时法律。六七年一月全国纷纷夺权时，康生就说：“国防部不能夺，公安部也不能夺。要制定一个法律，就象《大明律》那样，也就是刑法，至少要有个临时的刑法。”不久，他就把临时刑法制定出来了。这就是后来的《公安六条》－－－一个臭名昭著的比世界上任何政教合一的制度还要黑暗一百倍的毫无人权可言的极端专制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