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是文革中最热闹的一年。

　　那真是一个政治的夏天，很多在冬天睡眠的东西都象野草似的疯长，被当权者看成死物的一些人突然还有生命，还会动，会斗争，上街吆喝，贴大字报，开会斗争官员，组织团体，印刷传单，甚至互相武斗，抢劫枪炮，拉马圈地，占山为王。

　　那个异彩纷呈杂乱无章的世界使他们惊心动魄，无论结合的或者没被结合的官员，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被造反派结合上的，胆战心惊，因为完全没有经验的运动随时可能将他们投入可悲的下场。和这种严峻残酷的政治形势相对的是，平时必须学会和造反派相处。造反派行为随便，做事没有章法，情绪变化多端，行为冒失急躁，还不听劝告。

　　结合进新班子里的，等于被放在火里烤。没被结合进去的，则可能随时被拉出去批判。如果一个地方只有一派，走资派还好受点，无非是上台丢人，弓腰认罪而已。有的地方分成对立的派别，互相指责当权派是对方的后台老板，使劲地批，千方百计地虐待，回答各种刁钻古怪的问题，有的还遭受严重的人身污辱，体罚是普遍的现象。到这个时候，红卫兵和造反派反对官僚阶层的情绪，表达自由的情绪，已经发挥得过分了。他们没有正常得程序可以遵循。

　　全面的反对“二月逆流”的运动造成普遍的分裂。分裂的原因，各地有不同，没有一个适用于全国的解释。但大多数情况是这样的：夺权的时候，大家都参加了，可以说都是造反派，也可以说阵线不明确。干部参加了革命委员会，他们的管理经验在新政权中派上了用场，从而使得红卫兵等革命群众代表相形见绌。造成社会上这样的流言蜚语：红卫兵象孙悟空，只会大闹天宫，不会掌权不会生产。此其一。

　　其次，干部中被结合的是少数，多数人对留在外边不高兴，老想表现自己，以便得到革命上进的机会。而革命委员会中的这两种势力，又都得听军队代表的号令，各地的革命委员会实际上是军事管制组织，军队代表大都当第一把手。军队代表的工作方法和方式和造反派以及干部代表不同，也是他们之间产生矛盾的原因之一。

　　整个社会的动荡情绪，就和夏天的燥热一样，容易动员，容易出汗。北京那些失去权力的老帅和老总们一闹，社会上就不安静。康生这些人反对他们，有毛泽东支持，胜利了，得寸进尺，又要在全国搞一搞。那边的气还没出来，这边又给人家死老鼠吃，当然是欺负人。那些官僚家庭的子女，那些军队高官的子女，及历次运动中曾经得到好处的红人，从前的红五类，都纷纷为他们鸣不平。他们这些人在六六年工作组领导文革的时候，差不多都是被组织认为最保险的接班人，后来批判资反路线，他们就黯然失色了。

　　后来的反二月逆流，造反派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文革真的会搞得多么彻底完全，于是以极左的口号分裂了当时的革命委员会。而那些和他们作对的造反派及红卫兵组织，对社会渐渐进入秩序是基本满意的。他们反对分裂，有保皇的色彩。于是，对立的双方就在谁是保皇派谁是革命派上争论不休。为了表示自己是革命的，各个对立组织都努力向左的方向表现，比如，努力斗争走资派，口号喊得偏激，行为具有强烈的造反性等等。

　　夺权运动没有造成混乱与对立，是夏天的反“二月逆流”使大陆陷入全面混乱之中。为加速文化革命新格局的形成，毛不得不用军队控制局面，这是意料中的事，也是他敢于发动文革的仰仗。

　　一月二十三日－－这是个重要的日子－－四大机关（即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持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该决定的主要目的是协助造反派向走资派夺权。毛泽东发布指令：以前有关军队不介入文革的命令作废；积极支持革命左派的夺权斗争；坚决镇压反对革命左派的组织和分子。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坚决还击。

　　文革开始以后，很多工厂停工闹革命，工厂里根本谈不上纪律。这个国家的财产所有制真正显示出它的弊病。没有人关心效率和收益。农民也闹起来，乡村公社里的武斗比城里还凶。学生不响应号召，说是复课了，实际上都还在社会上转，心安不下来。整个社会机器停止了运转。

　　三月十九日－－也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四大机关又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从此军队走向社会，全面控制了工厂、农村、学校和机关。整个中国大陆变成一个大兵营。

　　军队全面进入三支两军，是林彪的一大胜利。工业学大寨，农业学大庆，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军队成为文革时期的三面红旗之一。军队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分量大大提高了。军队三支两军的任务，最初是针对当权系统的反抗，后来就变成对人民群众的控制。

　　军队成为最重要的社会稳定力量。最初的十条命令规定：军队无权宣布群众组织为反革命组织；不得随意逮捕群众或者体罚；学会调查，做好群众工作，不能向群众开枪。这个命令在执行中很艰难，到六七年九月五日，中央的命令改为：不准群众夺取军队枪枝物资，违反者一国法论处，军人在执行任务时如遇到拒捕和抢枪者，可以开枪还击。

　　除了军队，还有民兵。当时三大城市和沈阳的民兵约二百五十万人，光上海就有一百万。一个由军事力量作为强心剂的国家，继续着史无前例的试验。

　　汪东兴的中央警卫团也积极参加了首都地区的三支两军。

　　八三四一部队，三万多人，两个警卫师，一个独立装甲团，还有若干防空、通讯、工程方面的独立团和独立营。这个宫廷卫队虽然不能控制北京全局，但牵制北京武装力量，监视和控制高级干部，是足够了。后来汪东兴又搞了六厂二校（即北京机床厂、北京新华印刷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这八个点。那里有二十万工人和几万学生，可以随时增援八三四一部队执行任务。

　　直到这时，林彪才发现，他遇到了在战场上从来没有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军队政治上保守实质和他们当时扮演的激进派角色的矛盾。

　　共产党部队的保守性在于它已经形成了忠于那个政权的习惯。从理念原则到行为方式，接受了全部共产党的教条。所有省委书记都兼任省军区的政委，地委书记兼任军分区政委，地方部队几乎就是党委的部队。十几年来，野战军也和党政权力机关属于一体。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就是用武装力量保卫现政权。军队基本上是由农民子弟组成的，落后的文化阶层构成了部队的组织基础。主导部队的思想主要的不是保卫国防，而是镇压不同政治力量，是党的武装。

　　这样一个军队，要让他们突然参与支持那些造反派－－典型的造反派大都是在历次运动中挨过整的，是被共产党打入另册的人物－－在感情上是难以接受的。但是，毛泽东当时就是要他们这样做，就是要支持造反派向各级党政权力机关夺权，因为只有那些受压的人，那些血气方刚青春躁动又缺乏经验的学生，才真正有热情反对毛泽东的敌人－－刘少奇及其官僚体系。毛泽东希望军队能够明白：先前他们忠于的那个王室，差不多不是毛泽东的了，现在要翻一个个儿，你们得帮个忙。可是，他们不能那样直接地说明，必须在实质问题上保持暧昧，而将意识形态的斗争说成是实质。中共的军队接受不了当权派是走资派的道理，军队很难转这个弯。他们相信：那些造反最积极的人，一个个都是“有问题的人”，是受中共压制、受政府打击的、对当时的权力机构或个人不满的人。在那些按照历史经验和常规办事的人看来，这些人是比五七年右派分子还要猖狂的反动异己力量，是应当受到无产阶级铁拳惩罚的人。让“人民的军队”“党的武装力量”去支持这些人，简直等于让猫与老鼠共处，不是强人所难吗？！

　　那是个非常尖锐的矛盾。

　　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强行叫部队听毛泽东的指示，喜欢造反派也得支持，不喜欢也得支持。不论理解与否，都得执行。这就是林彪所说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到底谁是造反派呢？全国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几乎都分成了两大派别，连军队也分成了两种观点。毛泽东也好，林彪也好，无论有多么大的本事，都不可能将全国各个地方各个层次的造反派组织都给以清楚的鉴别。于是各地军队就只好根据自己的观点去介入地方政治。有的部队对毛泽东求乱的思想领会得好，就支持了“左派”；但多数部队按照习惯原则和感情倾向行事，支持了保守派。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的西宁，天气异常寒冷。

　　从市区的大十字到青海日报社，布满了执行命令的军人。

　　根据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的指示，省军区的一支部队奉命军管青海日报。

　　夺了青海日报党政财文大权并控制日报的是造反派“八一八红卫兵战斗队”。当时省军区党委不认为这个组织是一个可靠的革命组织，就象各地的观点一样，他们认为八一八红卫兵战斗队的成分复杂，让这样的组织控制宣传机构，无产阶级军队不放心－－实际上共产党从来也没相信过新闻和言论自由，即使在最混乱的时候－－如果报纸当时控制在保守一些的组织手里，也许会得到军队的默许；越是左派，越是积极夺权的，越不可能得到支持。

　　“八一八红卫兵战斗队”拒绝了军队的要求。他们要求军队尊重他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从走资派那里夺到的权力。他们承认三结合的革委会，但不理解为什么军队要强行将造反派刚刚夺取的权力拿走。

　　军队不予回答，他们只是蛮横地要求群众让出权力来。

　　当军队强制性地向报社院子里开进时，学生、工人、报社带头造反的人员将第一批冲进来的官兵驱逐出去。

　　此时，西宁大街上看景的人感到形势紧张，纷纷散去。

　　雪花纷扬，恶劣的天气为严峻的形势添油加醋。

　　造反派一边加固防卫工事，一边希望与军队谈判。但是，丢了面子的军队，恼羞成怒。他们在寒冷的夜晚强行攻击报社。由党一手培养的军队用他们雄厚得无以伦比的物质力量和人力，向报社手无寸铁的群众发动猛攻。机关枪对着大门扫射，到处是被打碎的玻璃的碎片。有人喊叫：“你们这些人，胆敢夺无产阶级喉舌的权力，叫你们尝尝我们的铁拳！”

　　战斗持续了整整一个夜晚。双方造成三百七十七人伤亡（其中死亡二百多人，绝大多数是群众）。消息传到北京，江青有意将这个事件作为二月逆流的例子，她问林彪办公室是否知道西宁事件，林办说从没接到有关方面的请示。江青遂将这一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

　　类似的事件使林彪寝食不安。

　　林彪没想到事与愿违，支左变成了支右。叫他们上东他们却上西，让他们捉狗他们偏偏去逮鸡抓鸭－－因为过去训练时用的诱饵就是鸡和鸭，而不是狗。武汉的百万雄师，山东的黑旗兵，江苏的保派，都是政治倾向比较保守的组织，而当地军队就是喜欢他们。如果设身处地想想，一边是有很多过去的积极分子、劳动模范、党员发展对象和干部子女组成的力量，一边是由历次运动受打击的、对书记和行政长官不满的、出身不很红不很纯净的人的组织，受党的传统浸泡过的军队会支持谁？

　　林彪冥思苦想，很难找到一个整齐划一的解决方法。“支左不支派”，这个由当时安徽领导人李德生发明的方子已经渐渐失效，因为所有的群众组织都把自己说成是左派，而所有这些“左派”又都在互相攻击，武力冲突的事件不断增加不断升级。

　　在三支两军活动中，林彪和中央文革的关系也出现了新局面。林彪曾经问江青：“军队三支两军以来，象青海这样的事已不是一桩两桩。地方上的情况很复杂，有时军队很难说话。你们（指中央文革小组）能不能给军队一些指导？”

　　江青巴不得有这样的宗教裁判权，当即就愉快地答应了。

　　于是，鉴别谁是革命的谁不是革命的或反革命的任务，主要落在中央文革身上。林彪也巴不得有这样一个裁判。这个时期，即从反对“二月逆流”到三支两军，是林彪和中央文革的蜜月时期。

　　那也是叶群最愉快的时期。

　　夏末秋初的一天，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批判陆定一和严慰冰。和陆、严夫妇有仇的叶群一听这个消息，兴奋极了。无论如何她要参加这个批判大会，为了解她多年积压的心头之气。所谓“多年积压”，是有一段故事的。

　　从六零年三月起，叶群和林彪就不断收到匿名信。信的内容，先是谴责叶群虐待林彪前妻生的孩子，后来就说叶群有作风问题。所谓虐待孩子，无中生有，不要说了。作风问题呢？也是扑风捉影。

　　确切地说，那是一次不成功的恋爱。一九三五年，叶群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初中部分学习，思想倾向左派。当时的青年团书记是高中部的一个身材魁梧的学生，叫豪。豆蔻年华的叶群已经粗知世事，对豪充满着敬佩。“一二九”运动以后，叶群和豪接触比较多。有时他们放学后会一起散步回家。那是一条僻静的小道，路边瓦砾间生长的野花，在大都市的角落里自得其乐。路上，他们谈笑风生，说话总是那么十分投机。叶群对豪的热情与日俱增。豪从叶群的眼睛里流露出来的那种热情看见了爱慕。

　　三六年春天，豪满怀信心地向叶群（那时叶群叫叶宜敬）写了求爱信。

　　可是叶群的回答出乎豪的预料。叶群告诉她：“我还太年轻，暂时不谈这事。”

　　豪的自尊心被损伤了。他迅速结束了在师大的学习，考入清华，与叶群断绝了关系。

　　叶群考上了天津师范学院附中，在大学部读书。这时的叶群已经是情窦初开的少女了。她那发育丰满的的身体，热情活泼的个性，加上当时反封建传统给妇女带来的思想解放，组成了叶群消耗不尽的生活热情。她功课好，为人机灵，善于应酬，成为师生熟知的人物。她的最大的特点是虚荣。五四以后，女人纷纷反对“夫人”之路，以拒绝作高官军阀的太太为荣，自由恋爱成为时尚。和名牌大学的学生恋爱，更是新女性最向往的浪漫。叶群有时在班上散布自己有个很好的男朋友，在清华读书，如何新派，如何优秀……

　　恰好豪的姐姐也在这个班读书。听到叶群的话很生气，她找到叶群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以前你拒绝我弟弟，害得他要死要活；现在你又背地里说爱他。这样多不好，如果你有意，就和我弟弟当面说去。当众这样说，不是太虚荣了吗！”

　　两个人谈崩了，就在学校里吵起来。

　　豪的姐姐告诉弟弟：叶群这个人很不实在，以后不要理她。

　　这次恋爱就象一出戏中间的过场一样过去了。

　　一九三七年以后，他们就没有任何通讯，断绝了。

　　无巧不成书。有一次叶群看电影，突然发现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子，面目非常象豪。她叫吴法宪去问了，一点都不错，那个男子就是当年曾经向她求爱的男子。叶群心里倏然一动。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早已象标本似的封存起来的树叶神话般的恢复了绿色生命。

　　最初的交往动机是很实际的。因为当时有人怀疑叶群的党籍有问题，正需要一个人作证。叶群和豪联系上后，明确地表示希望豪能为她写一个入党证明。豪爽快地答应了。他正希望得到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靠山。

　　他们谈到了那段生活，叶群对青春往事记忆犹新。封存太久的老酒叫人一闻就醉。他们都还记得路边的瓦砾和瓦砾间美丽的小花，也记得街头小摊上的豆腐花和糖葫芦，还有那些关于西方爱情小说的讨论。感情的积雪无视年龄的揶揄，在灿烂的往事中融化着。孤独寂寞的家庭生活和紧张残酷的政治决斗，使叶群感到无聊和疲劳，她的心神很少休息，更难得的是这种美好的休息。权力带来的满足并不是全面的，有时反而更加衬托出人生的缺憾。在与豪的交谈中，叶群得到了短暂的但是幸福的精神侵略，虽然那不是自由的，但却是来自人性本身的自然表达。她多么渴望爱情，渴望简单而正常的人间生活！

　　豪的心情好象没有叶群那样激动。历史的镜头过于稀疏，看起来不象电影倒象幻灯。在每一个图片展现的缝隙里，他都能看见权力的背景。那个背景太冷峻了。他虽然希望和叶群接触，交谈中也不乏温馨的回顾，但是他害怕那个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林彪。在生命与爱情的权衡中，尽管他偏袒爱情，但是故意添加的砝码仍然不能平衡生命的天平。他时而跃跃欲试，时而望风而逃。豪被现实的危险和历史的温情弄得东张西望、忐忑不安。

　　叶群约豪夫妇去毛家湾去毛家湾看电影。那天放的是苏联电影《珐吉玛》－－－一个动人的俄罗斯故事片。放映中间，叶群以有电话找豪为名，把豪召到她的客厅里。叶群眉眼垂着，一副心事颇重的样子。

　　她凝视着豪，以叹息的语调说：“我心里，也老是觉得对不起人。那时还是小姑娘呢，不懂事啊。没想到那么一句话会对人有那么重的伤害。”

　　豪壮着胆子说：“这些年了，我经常想起过去。”

　　叶群突然显得羞涩起来，象个青春少女，嘟囔着嘴说：“怎么不是？老象欠了别人什么似的。可是话说回来呢，知道你在延安结婚的消息，我还难受了好一阵子呢。你也真是，一句话就跑得不见影了。”

　　豪没头没脑地说：“咳，想不到今天又见面了。”

　　“那时你帮助我走上了革命道路，很感激你啊。”叶群好象急于摆平地位和情绪之间的关系，努力拒绝心理上的波动。她把手放在脑后，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身子在沙发里胡乱晃动了几下。

　　豪说：“我们那时多么年轻！”

　　叶群好象不甘心就那样从难得的情绪中走出来。她改变姿势，双手交叉在胸前，晃了晃头和脖颈，然后忧郁地说：“初始的东西总是记忆深刻，难以忘记。很宝贵的呀。你那时是不是写了一封信？”

　　豪说：“那时，我们一起下乡宣传回来，就写了那封信，真是年轻不懂事。”

　　“不，不，你那时已经很成熟了，是我的老大哥。大姐那个人也是，实际上帮了倒忙。我那时一个女孩子，当然有些虚荣爱面子，大姐硬要明确关系，反而弄僵了…”

　　“都是命运的安排，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豪心不在焉地说。

　　“其实命运对人也就是那么回事。各人的日子，各人知道。早知道如此，开始也不敢呀！现在得处处谨慎，什么都顾全大局。真夫妻也罢，名义夫妻也罢，人很快就老了。我唯一值得骄傲的就是我们忠于毛主席，政治上没有挑剔的…”

　　叶群虽然企图摆脱地位给她带来的情绪困境，可是政治压力还是不断地干扰她的表达。她的话很多，好象是在表白，又好象是在道歉；有些是对生活的抱怨，又有某些炫耀；她不断地在召唤什么，但又努力在拒绝她召唤的东西。有些句子，显得复杂而嗳昧，把豪弄得摸不着头脑。告别的时候，豪紧紧握着叶群的手。

　　叶群允许那种表达非平常感情的握手。她说：“回去就说接了一个机关的电话。”

　　根据半生不熟的理性分析和扑朔迷离的感情判断，豪在分手的霎那，情不自禁地吻了叶群的左腮。

　　叶群只允许那种幸福停留了一秒钟，就把豪推开了。

　　她向后退了一步，说：“不行。”

　　豪回到家里，仍然很不安，好象有所得，也好象有所失。幸福和恐惧同时占据着他的心。他一会儿品尝冒险带来的刺激，一会儿忍受危险降临时的折磨。他后悔，又觉得不够。

　　电话铃声。是叶群的声音：“没有什么吧？”　　豪说：“没有什么。”　　叶群：“你今天怎么这样？”　　豪说：“生我气了？”　　叶群：“没有，豪，真的一点也没有。”　　豪知道了，于是放出豪言壮语：“照我的心里，还要作得多些呢！”　　叶群也失去了自制力，放肆地说：“你还想到干什么？”　　“把过去欠的都补上！”　　叶群久久没有说话。　　豪等待着。　　叶群在放下电话机前说：“休息吧。注意身体。”

　　这可能就是别人议论的叶群的“作风问题”。

　　如果是政治利害的冲突，还是个人恩怨的报复，用翻腾私事，写匿名信，弄得人家家庭不安，实在是很无聊的。无论严慰冰别的方面多么好，但在这点上实在做得没有必要。她就是恋爱过，就不是处女，又怎么样呢？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为什么如此在乎处女不处女？这种事正反映了中国共产主义的封建妇女政策和贞节观念。

　　一封封的匿名信，把林彪一家惹火了。

　　无论搬到哪里，匿名信接踵而至。

　　可他们苦于找不到是谁写的。

　　事实比小说加的刻意编造还要偶然。有一次，陆定一的太太严慰冰女士在王府井买东西时，被小偷扒走了钱包。商店的经理知道严慰冰是陆定一的妻子，就告诉她：对面九十八号是出国人员门市部－－－那里的货物都是供应高干的。她可以在那里买到需要的东西。

　　得了服务员的指点，严慰冰匆匆离开。

　　因为走得太急，进门时，不巧正碰在叶群身上。

　　“对不起。”高度近视的严慰冰向叶群道歉。

　　“哼！”叶群摆出蔑视对方的样子。

　　这本来是生活中不足挂齿的事情。人家道歉了，就算是周到了。叶群应当说“没什么”，或者“不要紧”。最多不吭声就是了。不应当横眉竖眼失去风度。可是正如本书前边所提到的，这个社会的贵族大都是土贵族，他们不懂得真正的贵族是平民精神的精华，贵族的风度在于责任，牺牲才是最高的尊严，盛气凌人，不可一世，趾高气扬，乃小人乍富、挺腰腆肚者之举也。

　　无独有偶，另一位当事人也缺乏涵养，居然以牙还牙地干上了。　　严慰冰说：“也没碰怎么样吧。”　　“碰了人还这样。”叶群气愤地说：“什么了不起！”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严慰冰也不示弱。　　“摆什么臭架子！”叶群一出口，就叫人想起小市民的习气。　　“有什么可显摆的。谁还不知道谁的？”严慰冰话里有话地顶上去。

　　两个人居然在那里对骂起来。

　　严慰冰在这种战斗中能力不行，被叶群占了上风。叶群是个精力充沛的女人，家庭的繁忙和夫妻生活的不正常把她压抑坏了，一有机会就把各种情绪发泄出来。文弱的陆太太敌不过她。但是，严慰冰也不甘心屈辱。她事后去了总政治部，找叶群的上级反映问题，让组织教育教育叶群。

　　那位接待陆太太的人，偏偏听不懂严慰冰的上海话，严慰冰也听不懂那人的江西话。两个人只好用笔谈。一句一句地写在纸上，说明这个官司的过程和内容，接待记录也就等于报告。事后，这个江西人拿着记录去找林彪反映问题。

　　林彪指着那份接待记录，批评叶群：“古人说，妻贤夫祸少。你在外边惹的好事，人家告到这里来了。”

　　叶群兀自不知就里，问是什么事情。林彪一边说，一边将记录推给叶群。

　　叶群一看字迹，突然大叫一声：“啊，匿名信，原来是她写的！”

　　林彪也觉得这记录上的字体很面熟，只是不知那里见过。经叶群这样提醒，林彪也停止了批评。两口子找出过去收到的那些匿名信看了，字迹相同，一点不差。果然是她。

　　叶群和林彪意外地发现了匿名信的作者，就象一只狼突然看见小羊就在嘴边似的。林彪对非常愤怒。高干之间原来这样！在不久以后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林彪看见陆定一，怒发冲冠地质问道：“你和老婆勾结，用写匿名信的办法，长期诬蔑叶群同志和我一家。目的是什么？讲清楚！”

　　“严慰冰写匿名信，我不知道。她既没跟我商量过，也没给我看过。”陆定一说。　　“你老婆干的事情，你会不知道？”林彪不客气地说。　　“男人不知道自己老婆的事情，不是很多吗？”陆定一揶揄道。　　“我，我恨不得枪毙了你！”林彪的武士精神暴露出来。

　　陆定一冷笑着走开了。

　　据说，林彪还专门向党中央写过信，证明叶群是处女。

　　“今天，我遇到了叫人高兴的事－－严慰冰被批斗。”叶群在那天的日记上写道。

　　她为此感到幸福，老天为她报仇了。严慰冰居然也有这一天。她想：托毛泽东的福，在打倒刘少奇司令部的运动中，陆定一作为中宣部的阎王被打倒，他们倒霉了。这一回你严慰冰掉到革命派手里了。即使不能怎么着你，至少可以先看看你阶下囚的样子。痛快的很啊，解了我心头之恨，报了我一箭之仇……

　　叶群一定要去看看她的敌人怎样受苦，怎样现眼，以解心头之恨。但她不能公开以林办主任叶群的身分去，那样影响不好。为了不暴露身分，叶群必须化装。

　　不暴露身分，进不去；暴露了身分，又不合适。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贵族都会显示身分。可以想象，一个喜欢并坐惯汽车的人怎会安步当车！

　　叶群叫喊：“你们找傅崇碧去。”

　　秘书何一伟提醒叶群：“这样不好吧。”

　　叶群说：“我要进去，一定要进去。找你们的头头去，快点。”

　　真是一出滑稽剧。首都驻军司令听说有个普通妇女自称叶群，非要进去看批判会不可，不大相信。他觉得不可能，以为那妇女不过是个自以为高贵的神经病人，同类事情并不少见。他没有及时答复。后来，值勤军官送来证明，说那个妇女真的就是林彪的夫人，驻军司令才大吃一惊，立即命令部下放行，并且前往现场陪同叶群参观。

　　叶群坐在看台上，看陆定一象霜打的草一样低头受罪。她那颗小人之心啊，被报复的欲望熨平了。叶群感到非常舒服，非常惬意。她不断地将头发拢上去，有意显示浅薄的胜利者的得意。

　　回家时林彪问她：“怎么样？”

　　叶群兴高采烈地说：“看见她男人了，可惜没看见她，严慰冰。”

　　林彪嘿嘿一笑，用好象圣经上的句子说：“怀恨的人，恨必反报于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