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兴起、美中关系越来越密切的同时，日本的“存在”感也正在迅速减弱。中国在前苏联解体和海湾战争后，强化了以美国为改革模式、认为日本模式“不合适”的倾向。 日美中三角关系发生变化

2月访华的布什总统和江泽民国家主席就（两国）发展“建设性关系”达成了一致意见。虽然在台湾问题等方面还存在着对立，但江主席在记者招待会上阐述说，“中美间的共同利益将进一步扩大”。对美国来说，中国已成为经济·安全保障方面不可忽视的存在，对中国来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的经济改革不能缺少美国的支持。

今年是签署美中和解共同声明（上海公报）和日中恢复邦交30周年。在构成美中·日中·日美关系的三角里，每两个国家间的关系的密切程度都发生了变化，但现在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强趋势，超过了其他的两国关系。

从这种认识出发，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中国研究会总结了一份《美中靠近·日本飘浮——三国关系和日本的出路》的报告，从制度、资金·物流·人员的移动、安全保障等方面对美中靠近的真实情况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提出了日本应该采取的道路。

从制度方面来看，中国自90年代以后，在信息化、金融·资金管理、企业管理等方面都积极引入美国模式。

93年决定推动的“金字工程”，实际上是美国于当年1月公布的“信息超速公路”构想的中国版。而连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主要大学的国家公用经济信息通讯网“金桥”和全国范围内的增值税征税管理系统“金税”等已经启动。

98年，中国参考美国重新划分了中央银行的管辖地区，引入美国标准的债券分类，金融机关的检查方法也完全采用美联邦储蓄委员会（FRB）方式；99年设立了“美国方式”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关于企业管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现正推进美国方式的资本市场整顿，比如强化上市企业的会计标准·信息公开、明确从市场退出的制度等等。

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后，中国贪婪地学习日本的战后复兴和高速增长的经验。战后的倾斜生产方式、产业政策立案和行政指导、财阀·行业团体的存在方式、引入外资、生产·质量管理等都对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91年的前苏联解体和海湾战争，成为中国把目光转向美国的契机。特别是海湾战争，使中国强烈认识到适应世界转为美国一极体制这一形势以及科学技术·信息化的必要性。结果，以92年推动改革加速的邓小平南巡讲话为契机，中国加强了对美国的重视。

在对华直接投资上，美国先行一步，而日本落在了后面。中国对日本的兴趣，虽然在质量管理等部分领域还和以前一样，但从全体来看，在（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发生金融舞弊事件之后，已经迅速淡化。

从资金流动方面来看，美国对华的积极态度也很突出。美国银行以中国的入世和良好的业绩为背景，在投资银行业务、保险等领域率先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在合并·收购（M&A）有深厚技术储蓄的企业和债权证券化等方面也展开了积极的商业活动。

另一方面，虽然日本金融机构的对华融资余额依然超过美国金融机构，但由于国内不景气和不良债权问题、以及相继发生的对中国非银行机构的贷款变成呆帐的问题，已不再有昔日的风光。

在对华投资上，美国也处于优势。虽然在中国确定入世后、日本企业的对华投资激增，但从96年以后直到2001年年底，在对华投资额份额上，美国已超过了日本。在华企业的效益率也是美国企业比日本企业高得多。

从贸易方面来看，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虽然是日本，但在中国经济的飞跃发展下，日本的中国威胁论抬头，埋下了很多扩大日中贸易摩擦的导火线。尽管美国也会因为来自中国的进口扩大而避免不了贸易摩擦，但由于日本背负着历史认识问题的沉重包袱，不得不对中国采取协调性的态度。

在安全保障方面日本成为从属变数

从人员的往来也能看出美中关系变密切了。据财团法人Radio Press的《旬刊中国内外动向》每期刊登的日美党首·阁僚级访华次数，99年12月以来的2年间美国比日本多3成，而美国大企业领导的访华比日本多3倍。

可以设想中国留美学生回国的增多将使美中关系进一步密切。中国国家教育委员会预测说，“2000年从美国归来的留学生有13000人。5年后将兴起归国热。”已经有曾在美国留过学的人担任中央政府副部长级的职务。20年后将出现一个以美国留学生为主的党·国家领导集团吧。

美国对中国兴趣增强的原因，也是因为在能源·粮食·军事方面中国的影响力正在扩大。

现在，进口了世界全部石油供给量约40%的中国，把能源安全保障作为国家安全保障的重要课题，对占其石油进口量一半的中东产油国积极开展外交，强化战略石油储备。4月中旬以后，江泽民国家主席和朱镕基总理相继访问了利比亚·伊朗、土耳其·埃及。美国对这种动向极为关切，也可以说是对已有的美国主导下的世界能源秩序的挑战。

在农产品方面，入世后中国增加了对美进口，中国确实在世界农产品市场上增强了影响力，使得强迫中国开放农产品市场的美国农业综合企业颇为关注。

从安全保障方面看日美中关系，不错现在还是美国主导，但中国也开始主张“有责任的大国”的作用，美中的战略关系正在扩大。日本已成为美中的“从属变数”的事实无可否认。

日本应当迅速进行制度改革

美中关系靠近的原因，是因为美国强烈希望在中国加入WTO后不得不接受世界标准的今天，通过市场化、法制化使中国走向民主化。其是非暂且不论，而日本却没有这种明确的对华国家战略。

日本企业的对华战略也很弱。与美国企业瞄准入世后开放的中国市场、作为全球化战略的一环、早就打入中国的行动相比，日本企业打入中国依然多是为了确保低租金的生产据点。

虽然在美中夹缝间日本存在感降低的原因也在于国家·企业的中国战略，但如果回顾日本自身，也必须指出国家的制度疲劳和竞争力低下这两个因素。

日本的高速增长，是由官民协调、意见一致方式下的行政指导、按资排辈的工资制度等支撑起来的。不过，组织内部个人权限和责任不明确，重视组织胜过个人，消息不公开，产生不了有独创性的发明，企业家精神也流于官僚化。而且，很难调整既得利益，改革得不到进展，无法产生制度改革的内在动力。这种情况至今基本未变。

另一方面，中国把改革模式放宽到全球，采取了“到处都有可学的东西”的态度。中国企业竞争力提高的主要原因，有①确立企业经营权和引入利用信息化的先进的经营管理体制②确立与美国相近的能力主义·业绩主义的劳务·人事制度③引入外资④严格的企业竞争等等。

这些都和美国模式相近，但中国并不是“美国万能主义”。中国国内对“美国把其价值观强加给国际社会”（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的批判还根深蒂固。但是，中国学习对其改革有用的东西、并将其与实行改革结合起来。这种态度值得日本学习。

虽然在日本有人认为结构改革的牌已经出尽，但和美中两国相比，日本改革停滞不前，恰似 “飘浮”在空中一般。可以说中国的兴起是促使日本从沉睡中醒来的“黑船”（注：黑船，即所谓“黑船来航”，指1853年美国人柏利率领舰队达到浦贺港的事件，此举打开了日本的近代国门）。日本通过对旧有的制度环境进行根本性变革来着手强化竞争力的时期已经到来。（日本经济研究中心全球化经济研究部长 尾崎春生）

《日本经济新闻》2002/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