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的“意见书”
　　本来召开庐山会议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纠正在大跃进中所出现的“左”的错误。毛主席采取的方法是让全党都冷静下来，通过认真的看书、学习和讨论，来总结经验和吸取教训。所以一开始，毛主席把这次庐山会议叫做开“神仙会”。毛主席自己就带头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书，而且还开了个书单给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一起来学习，以引导全党一起来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
　　事实上，从1958年的秋天开始，毛主席就察觉到在大跃进中所表现出来的过左的错误倾向，并通过召开各种会议，发表了一系列的讲话来加以纠正。为了制止下面的干部对上隐瞒真相，对下逼迫群众讲假话的错误行为。毛主席甚至还用“党内通信”的方式，亲自给全国生产小队以上的各级领导干部写了一封信。我记得，我们在四川种试验田的时候，中央办公厅打电话来，在电话中把主席的信传达给了我们。田家英远亲自通过公社的有线广播，把主席的信念给了农民听。可是田家英的普通话不标准，农民反映说听不清楚。田家英就特地去挑选了一个公社广播台的女播音员来念，那位女播音员朗读得很好，后来田家英还想把她介绍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封信在当时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好多群众就把主席的信当作一个有力的武器，用来抵制上面领导的瞎指挥。但是，也有很多地方都不把主席的信对下面进行传达，封锁了主席的声音。
　　在庐山会议上，毛主席对李井泉的批评给会议的震动也很大。一些在大跃进中吹的厉害的领导人，像湖北的王任重、山东的舒同、河南的吴芝圃、安徽的曾希圣都感到心虚了，因为他们都虚报过粮食产量。特别是吴芝圃，大跃进的时候他最能吹了，所以在会上都没有人愿意理他，因为大家都觉得是上了他的当，受了他的骗。
　　但是主席对这些在大跃进中犯了左的错误的同志，主要是要通过读书学习，来提高他们的认识，让他们从所犯错误中吸取教训，更好地工作。而不是要把他们都打下去。不但如此，主席还肯定了他们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毛主席说了：放假卫星当然是不好的，但是如果能把假卫星变成了真的卫星，那不就好了么。即使对在大跃进中说了很多过头话的刘少奇，邓小平，主席也没有对他们提出严厉的批评。只是说刘少奇说“共产主义”是“言不及义”。他让陈伯达他们专门编了一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的书，供全党学习，以使全党真正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
　　可是一些在大跃进中反对搞“浮夸风”的，或者因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而受到批评，甚至受到错误打击的同志这时候心里还是觉得愤愤不平。其实，这些人的力量也是挺大的，但就是没有人出来领头。像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周小舟，在大跃进时，因为他没有怎么吹，被说成是插“白旗”的；而他临近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却靠着虚报粮食产量，是到处插了“红旗”的。可是到后来湖北的粮食出现了紧张，却开口要去向湖南借粮了。与田家英被派去四川农村作调查的同时，毛主席还派了陈伯达去福建，派了胡乔木去江苏的农村进行调查。结果他们两个都因批评当地领导搞浮夸、说假话而受到了当地领导的抵制和排斥，搞得很不愉快。然而这些人当中如果没有人出来挑头的话，那他们也只能在心里面觉得不满，发发牢骚而己。
　　就是在这个时候，彭德怀在小组会上的一通发言，就把那些对大跃进有意见的人都汇集起来了。彭德怀当时在党内的实际地位是很高的。虽然他不是政治局常委，但因为在朝鲜战场上取得的胜利，使他的威望一下子升得很高。他在开庐山会议之前去苏联和东欧访问，赫鲁晓夫就把他称作是“国际英雄”，并且用接待元首的礼仪破格接待了他。可能当时在党内，除了毛主席，其他的人没有一个是在他的眼里的。而那个时候，毛主席已宣布退居二线，刘少奇刚当上国家主席不久。彭德怀又是主持军队工作的人。而且取代了粟裕当了总参谋长的黄克诚又是和他从“平江起义”开始就在一起的，关系特别好。所以他在这个时候的表现就显得更加微妙了。后来毛主席中央常委会上当着面对彭德怀说，有很多同志担心，我死了以后，没有人能管得住你。这句话确是实话，并非虚言。
　　彭德怀在小组会上的发言，虽然得到许多人的拥护和响应。但会议本来还是按照原定的议程，准备在通过相关决议以后闭幕。在这个时候彭德怀给毛主席写了信。毛主席看了信，就把信作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批给了大会。
　　即便像彭德怀后来自己所说的那样，他的信主要是针对着刘少奇的。但从信的内容来讲，实际上是埋着很多钉子的。他所用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个词，了解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这实际上是在发出进行路线斗争的信号。所以毛主席把它叫做是“下战书”。田家英后来告诉我，“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句话，是张闻天看后建议彭德怀加上去的。
　　在会议讨论彭德怀的“意见书”时，张闻天黄克诚及不少同志又分别在小组会上，发表了支持彭德怀意见的发言，使得会上的分歧与斗争更加尖锐起来了。
　　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中苏之间关系出现的变化。在庐山会议召开前，赫鲁晓夫贸然向中国提出，要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核潜艇基地，受到了毛主席的抵制，使得赫鲁晓夫对毛主席大为不满。而彭德怀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却是很暧昧的。彭德怀在主持军委工作期间，把解放军的服装一律改为了苏式的军服。赫鲁晓夫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一直是采取敌视和攻击的态度。但他对彭德怀却是大加赞扬，就是在举行庐山会议的期间，赫鲁晓夫正在美国访问，他在美国发表的演讲中也公开地赞扬了彭德怀。而就在彭德怀率领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刚回来，苏联就宣布停止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停止在核领域与中国的合作。这显然是一种向中共施加压力的表示。此外与彭德怀一起去访问苏联的同志向毛主席反映，在访问期间，苏联曾撇开中方的翻译，而与彭德怀单独进行了会谈。这明显是不正常的。
　　庐山会议期间还有一件陈毅汇报的事。当时陈毅留守北京，相当于看守内阁，有临时处置权，可以调动军队。期间苏联驻华使馆武官去见陈毅，并要求与他个别谈话，陈毅就把秘书都叫走，只留下翻译。苏联武官司开门见山说，你们中央在庐山开会，你在北京可以乘机把权力拿到手里。陈毅一听，火冒三丈，立即把这个武官请走了。陈毅马上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主席。主席说，你让他多讲几句嘛，苏联策反也不是一次了。苏共领导人是一直想分化中共上层，想支持反对派把毛主席搞掉的。后来贺龙访苏时，也企图策反贺龙，说他们一个元帅就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可以把毛主席搞掉。贺龙当场发脾气，并报告总理。总理立即向苏方提出抗议，不再出席会议，回国了。彭德怀后来被指责为“里通外国”，应该是事出有因的。在后来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就说，别的人都可以平反，就是彭德怀不能平反，因为彭德怀“里通外国”。文革运动中，我写《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阐述的主要思想就是批判珍妃对光绪皇帝说出的主张：借助外国人的力量八国联军，帮助光绪皇帝废掉慈禧，重掌政权。这种思想，也是现在国内一些人的想法。到今天我愈加理解了毛主席为什么这么重视对《清宫秘史》的批判。毛主席对外部势力时时企图寻找机会干涉中国内政是异常警惕的。
　　田家英后来还告诉我，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厄运，还与李锐在山上的表现有着很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