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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暴动之后全国哗然、一片声讨之声。张发奎、黄琪翔等人见众怒难犯，一起宣布辞职前往香港。由于汪精卫在宁汉分流时支持共产党、而共产党的“广州起义”又恰恰发生在发生在蒋介石准备复起之时，不由得蒋介石有所想法。而桂系从广东败退，这自然是个攻击汪精卫的借口。于是国民党各派系都指责汪精卫和张发奎等人勾结共产党，蓄意制造了广州暴动。

刚从共产党漩涡中脱身的汪精卫根本没有办法说得清、道得明，桂系的南京特委会也要求查办汪精卫，白崇禧甚至找杜月笙准备绑票暗杀汪精卫。

所以说“要绑我和碧君的票”完全是桂系报复，和蒋介石也没有关系。至于“我被他苦逼出海，亡命海外”，就是在此时。虽然广州事件和汪精卫并没有直接关系，但汪精卫作为广州地区的政府首脑难以逃避责任，于是汪精卫12月16日发表了引退政界的声明，和陈璧君一起前往法国。这怎么能说是“被他苦逼出海”？更谈不到“亡命海外”吧？事情缘由一清二楚，现在却要来胡搅蛮缠，汪精卫毫无道理，属于强词夺理。

汪精卫前往法国临行之前，陈公博前来送行。汪精卫劝陈公博也一起去法国，陈公博却说，“我总是不明白汪先生遇事便出国。……”

陈公博的疑问很正常，汪精卫遇事不是住院就是出洋，这个架势并不像是在搞政治斗争，而是像女人的撒泼耍赖。汪精卫在政治上遇到什么难题，喜欢与陈璧君探讨，而陈璧君也乐此不疲为汪出主意。久而久之陈璧君大事小事均要插手过问，汪在政治上的不少行动与想法，就是出自陈璧君的主意。陈公博就曾评价，“汪先生如果没有夫人，成不了大事，但汪先生如果没有夫人也坏不了大事。”说实话，没看见“汪先生”成了什么大事，而坏事确确实实的太大了。

“枪伤我”、“ 下流至要绑我和碧君的票”、“ 苦逼出海”这三件事和蒋介石没有关系，而且早已事过多年，现在拿出来说还有什么意思？这种完全不可理喻的思维只有在歇斯底里的女性身上才可以见到，而现在发生在汪精卫身上，实在是令人叹息，看来陈公博所言“汪先生如果没有夫人，成不了大事”是客气，后一句话才是本意。

退一步讲，即便这三件事都是蒋介石干的，在当下这个情况，私人恩怨怎么能和对日态度这种国事搅和在一起？即便你汪精卫认定要走“曲线救国”这条路，那也不能说是与蒋介石的私人恩怨而引发的是不是？汪精卫的这番话充分表明了其在政治上的幼稚。

再看日本方面，近卫一辞职，对华态度也就随之改变，背后原因就是日本方面有强大势力不认可近卫与汪精卫的合作。即便是日后日本再提“合作”，这个“合作”也肯定不会如汪精卫今日之所愿，所以讲近卫辞职就说明了汪精卫“和平”企图的破产，汪精卫作为一个“政治家”连这一点都看不清楚的话、而且还要继续走下去只能说是自取灭亡了。

汪精卫最重要的追随者陈公博也不同意这样的“和平”建国。陈公博出身官宦，乃是广西提督陈志美60岁得子。陈公博国学底子极为丰厚，而且与他人不同，白天诵读四书五经、晚间阅尽小说，为印证小说内容就开始阅读史书、及至翻阅地图。1917年从广州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20年结束学业回到广州后创办《广东群报》，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1921年3月与陈独秀、谭平山等人创办共产党广州支部，7月23日参加“一大”。

陈公博

党不斗就不能叫党，共产党自然也不例外，“一大”十三个代表最少就分了两派，会议讨论出现分歧继而发展成了争吵，陈公博认为是两派摩擦、倾轧，“心内冷然……不由得起了待机而退的心事”。 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事变，炮轰孙中山的总统府。中共中央召开杭州西湖会议，决定“联孙反陈”，但陈公博公然写文章支持陈炯明，于是中央要求陈公博去上海回答党的质疑。陈公博写信给陈独秀声明“绝不受党的羁束”，随即召集广东共产党组织会议，声明与中共决裂，不再履行党的任务，由此脱离了中国共产党，到国外留学。

1925年4月陈公博结束美国留学回到广州，在廖仲恺的劝说下加入国民党开始从政，很快得到汪精卫的赏识，仅仅几个月后的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公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陈公博也成为汪精卫的最重要助手和追随者。

关于这次投降日本的“和平行动”，陈公博一开始完全不知情，直到“重光堂”谈判开始之前，汪精卫才将陈公博从成都招到重庆。陈公博早上去见汪精卫时，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在场，这些人全都明白底细，单单瞒着一个陈公博。

汪精卫开口便道对日和平已有端倪，这让陈公博摸不着头脑，但是现场还有别人，而且按照和汪精卫的关系来说，自己都比这几位要近，于是陈公博也不敢张口只能静听。等到他人都离开后陈公博再问汪精卫对日和平已有端倪的具体所指，汪精卫还是含糊其辞，不过陈公博听明白了，一个是蒋介石不知道这次的什么“对日和平”，二一个是汪精卫在等时机成熟时离开重庆。

陈公博于是和汪精卫展开争论。其实汪精卫自己心里也觉得这件事并不是完全正确的，所以总是含糊其辞，可是他越不明说，陈公博就越发反对，一直争到了11点，陈碧君出来结束争论，“你们辩论时间太久了，食过中饭再来谈罢。”言罢也未留饭，陈公博出门返身就去找周佛海。

周佛海早就知道陈公博一定要来，一见面未等陈公博开口自己先说，“你一定吓一跳罢？”

陈公博一跺脚，“怎么不是呢？这样大的事，为什么到今天汪先生才通知我？”周佛海倒是有些悻悻，“我也对汪先生说过应该通知公博，可是汪夫人说，公博近来太懒，等到成功再通知他。若是我们都走，他是不能单独再留的。”

陈公博听见这句话，默然无话只有长叹一声，心里很清楚，根本不是怕什么“懒”，而是怕自己反对。

陈公博是汪精卫最重要的助手，陈公博的意见对汪精卫极为重要，而陈碧君已经预见陈公博会反对“和平运动”，竟然阻拦陈公博的反对意见，这等于是绑架了汪精卫、也绑架了陈公博。从这件事上来看，陈碧君对这次所谓的“和平运动”是掌握全部的，哪个人可以驱使、哪个人可以“会商”、哪个人可以“绑架”等等，全部了然于心。

陈公博吃罢午饭再去找汪精卫辩论，直到日暮才回转旅馆。以后每次见到汪精卫都是反对、反对，直到最后汪精卫罢战，“这事虽有头绪，尚无结果，等到将来发展再谈罢。”于是陈公博回转成都，而此时“重光堂”谈判已经结束、协议已经签订、汪精卫出逃时间、路线都已确定。

等到一切安排妥当，汪精卫再次电招陈公博到重庆会面。这次倒是开门见了半山，说日本已经同意“和平”，条件是一二三四五，“中国如果答应，则日本于两年内撤兵。”陈公博根本不认可，双方又开始辩论，二人谁也说服不了谁，其实此时汪精卫行程已经确定，已是铁心降日，辩论已无意义，而陈公博还想挽狂澜，其实还是被蒙在鼓中。

陈公博越说越激动，陈碧君在一旁突放冷语，“你反对，那你做你的蒋介石的官去！”

陈公博可以跟汪精卫辩论甚至争吵，但是不能和“嫂子”争辩，而且陈碧君的这个话已说绝，陈公博哑然无言，借此时机汪精卫通知陈公博大约20日成行。行程都已确定，这说明此事已无可挽回，陈公博只能黯然回到成都，

“自回成都以后，每夜都不能合眼，我只有最后一个希望，即离川以后，以个人的努力，阻止汪先生组织政府，更希望党对汪先生的制裁能够缓和，减少汪先生的冲动，这样我可以从容努力。如果汪先生能够中途中止他的行动，这是旦夕所祈求的。”

12月12、13日，汪精卫遣副官通知陈公博务必于18日抵达昆明，结果因为天气原因陈公博20日才到昆明，而汪精卫已于前一日飞往河内，陈公博尾随而去。

22日近卫发表声明，汪精卫拟定《和平建议》交与周佛海、陶希圣和陈公博三人带到香港发表，是即所谓“艳电”。陈公博临行之时力劝汪精卫不要离开河内，并且不要和日本人来往，其实这对汪精卫来说都已是无用的空话。

陈公博到香港以后，不巧母亲病重，于是借机闭门侍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