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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5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东北军张学良通电表示中立，大战几个月战局渐渐倾斜，张学良的所谓中立也随之倾斜，6月向中央索款200万元为出兵费用，钱到账之后按兵不动，等到8月再次索款500万元及1000万公债，同样是落袋为安，等到9月18日终于派遣于学忠第1军、王树常第2军入关，如此冯、阎大败，10月9日张学良按照事先约定就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同时东北军得以控制华北。阎锡山战败避居大连，山西遂成“真空”，于是西北军败兵退于山西，被张学良收编，1931年2月6日，宋哲元就任陆军东北边防军第3军军长， 6月21日所部改为国民革命军第29军，不过3万人只有1万5的编制，很长时间只能吃饭不发饷。

1932年7月，宋哲元兼任察哈尔省主席，辖区20来个穷县，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只不过原先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现在则是吃了上顿有下顿而已。1933年长城抗战之后日军占据热河，西部毗邻的察哈尔也为日军势力所辐射。

1912年，国民政府以直隶省口北道张北县、独石县（后改称沽源县）和多伦县3县，绥远特别区兴和县、陶林县、丰镇县和凉城县4县、察哈尔部8旗、锡林郭勒盟10旗设置察哈尔特别区。后增设商都县、宝昌县、康保县、集宁县4县。1928年改置为省，兴和、陶林、集宁、丰镇和凉城5县划入绥远省，并划入河北省旧口北道所辖10县，宣化、赤城、万全、怀来、蔚县、阳原、龙关、延庆、怀安、涿鹿，省会驻万全县，现为张家口万全区。

1952年11月15日，根据察哈尔特殊的地理环境地广人稀、物产匮乏等原因，经察哈尔省军区司令员王平将军的提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同意，决定撤销察哈尔省建制，所辖县市划归北京市、河北省、山西省及内蒙古自治区。

察哈尔北接内蒙、东接热河，都已成了日军的势力范围，而且日军继续扩张，中日双方必然要在察哈尔产生冲突。

1934年冬，热河伪军一部侵占察东长城独石口，守军刘自珍团反击将伪军击退，缴获步枪37支及千余发子弹。1935年1月，日军出动飞机向龙关、赤城中国驻军投掷炸弹、15日日军向赤城驻军提出警告，要求驻军撤退，并在热河境内的大滩集结兵力。

宋哲元赶紧向南京、北平报告情况，可是南、北两京的老爷们对日本人自然是没有什么办法，于是宋哲元派遣萧振瀛、秦德纯在北平与日军协商，确定在大滩双方谈判，最后双方承认本次事件出于误会，以后第29军不再“侵入”长城东侧的村落，第29军也将37支步枪和1500发子弹交还。

1935年6月，4名日本人从沽源出发欲进入张北县，所持护照没有加盖察哈尔省府印信，守城士兵自然拦阻，双方产生争执，守城部队将4人带至第132师师部。师部打电话给省府，宋哲元此时在北平，批示 “姑准放行，下不为例”。这件事第29军已做了妥善处理甚至是让步，但是日方借机闹事，日本驻张家口领事馆提出抗议，天津的日军驻屯军也向宋哲元提出无理要求。

宋哲元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报告上述情况并请求处理办法。何应钦当然是啥主意也没有，还是让第29军自己办，于是宋哲元派遣秦德纯与日方展开多次“协商”，日方条件为撤换第132师参谋长和军法处长、张北等6县驻军撤出，交由地方保安团维持秩序、撤除察哈尔国民党党部及禁止排日，何应钦从日如流，委员长当然是点了头的是不是？

这个事情很明显是卖了一些国，中央自己虽然没有办法还是要找人背锅——事前没主意、事后发脾气——办不了日本人还办不了自己人是不是？于是在6月19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之职，而由第29军副军长秦德纯代理。

宋哲元对此一无所察，“得悉之后，颇为愕然”，不过命令已明诏，再说也是白搭，宋哲元第二天离开张家口去往天津。抵达天津不几日，委员长电召宋哲元赴重庆面谈，这纯粹是打一棒子再哄一哄的意思，而宋哲元则称病不去。事前不沟通，事后难补救，委员长这点儿不在线的情商说啥好腻？

1935年6月28日，也就是宋哲元抵达天津一周之后，丰台事件突然爆发。

白坚武，河北交河人，18岁中秀才，1907年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与李大钊同学并成为至交，与其共同创办法政杂志《言治》。1917年，白坚武被江苏督军李纯聘为顾问。1922年，受吴佩孚聘，先后任两湖巡阅使署、直鲁豫巡阅使署政务处长。由于调和直系津、保、洛三派有功，获一等文虎章勋二位。1924年，白坚武任第二次直奉战争吴军总参议。吴佩孚曾亲自许诺，打败奉军后保荐白坚武担任内阁总理。由于冯玉祥的倒戈，直系败北，组阁之梦化为泡影。其后国民党北伐，吴佩孚彻底失败，白坚武被迫下野，在天津做寓公。1933年初，白坚武开始与日本人接触。

1933年4月于学忠任华北军第1军团总指挥兼陆军第51军军长，1933年6月移师天津，于学忠兼任河北省主席。

于学忠也是出身于吴佩孚，彼时与白坚武结拜为兄弟。于学忠在天津与日方针锋相对、寸步不让，搞得日本人头疼不已只好使出暗杀手段，而白坚武正是合适人选。白坚武以3000大洋收买于学忠的贴身护卫傅建堂，命其毒杀于学忠，然毒杀行动失手。其后白坚武又两次设伏刺杀于学忠，均告以失败。于学忠自然要查，白坚武在天津藏身不住，于是逃往“满洲国”。

日本人暗杀手段不行，于是继续搞，结果国民政府承受不了日本人的压力，何应钦让于学忠辞职，于学忠回答辞职是不干的、不过你可以撤职。何应钦一贯地从“日”如流，那就撤职吧，1935年6月于学忠调任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1935年11月任甘肃省主席。

1935年6月所部第51军调离河北，而6月月底宋哲元去职来到了天津，此时平津河北正是一个空窗期！河北省主席没有继任接任、河北防务没有部队接防——日军一怒，破胆更是稀碎，军国大事如此儿戏——唉！

避居“满洲国”的白坚武拿着日元自然要办日本人的事儿，仿效希特勒组建了“正谊社”，白坚武自任总裁，下设军事、政治、外交三部，对于“底层”则用忽悠、对于“高层”则用金钱，如此不断吸收会员，而北平军分会铁甲车队中队长段春泽则被收买。

6月28日午夜，天津驰往北平的火车在丰台停靠，车上冲出来百余名匪徒将丰台车站占领，声言组织“正义自治军”，由段春泽的铁甲车运送至北平永定门。就这几个人的乌合之众能济得何事？北平城自然进不去，只好打了十来炮就落荒而逃了。

虽是一桩闹剧，但也是一个搞事情的机会不是？此时鲍文越任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办公厅主任。鲍文越是辽宁人，原是张学良的部下，张学良虽然在长城抗战之后下野出洋，但是原先平津河北的官僚基本都没有动，于是得以出任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办公厅主任，也是分会委员。

萧振瀛此时为第29军参议，也是北平军委会分会委员，而且是吉林人，于是萧振瀛借白坚武此次事件，以“北平兵力单薄、防御空虚”为词，撺掇鲍文越让第29军一部调防北平。得到同意后，萧振瀛立刻电话通知第37师，而第37师立刻出发，几小时就从察哈尔开到北平郊区！

要不说军人有军人的作用、政客有政客的作用，萧振瀛造成第29军控制北平的事实之后更是长袖善舞，一方面向国民政府报告第29军拒日有功才得以保全北平，另一方面与日军联系以维持存在，拜会日军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捐弃前嫌、化敌为友”，如此日方认为第29军自然比于学忠的第51军要好对付的多。

而国民政府听闻控制北平的第29军与日方来往密切，委员长自然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把于学忠调走难道是为了现在这个情况吗？委员长一方面下令让第29军撤回察哈尔，另一方面让张群去找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声言“局部妥协、不如全面妥协”——卖国也分批发和零售，俺这里是批发、而第29军则是零售，算算经济账好不好？让日本人压迫第29军撤军。

而萧振瀛立刻去找日本人做工作，于是酒井隆和土肥原贤二警告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讲明了蒋介石批发、零售的骗人把戏，有吉明一听即明，于是不再接见张群。

委员长批发的生意做不成自然也不甘心，于是派遣何应钦带着熊式辉、陈仪北上，何应钦、熊式辉先到北平，而陈仪则直接去天津找日本驻屯军去，结果都碰了一鼻子灰。

第29军撤回察哈尔的命令得不到日军的支持竟然执行不下去，这个逻辑真是把人搞得晕头转向的，而萧振瀛得到日军的全力支持后自然腰杆儿铁硬，对熊式辉宣称，“中央如果相信我们，我们则可以支撑这个危局，决心死守华北，一切听命中央。”

萧振瀛的逻辑是第29军在日军的支持下愿意在华北与日军对抗，这个逻辑真是层次太高。有了日本人的支持，腰杆儿铁硬的萧振瀛抛出了条件，改组军委会北平分会，由宋哲元出任委员长。

原先日本人要撵走于学忠那就撵走，现在日本人要留下宋哲元，那么怎么办呢？那只能留下是不是？何应钦自然也是一贯的没主意，自然照转、照报，不过呢总是做生意的，讨价还价是必不可少的，委员长还了一个价，原先北平分会所辖的“河北、山东、察哈尔、绥远、热河和北平、天津、青岛”的五省三市是不行的，搞成河北、察哈尔、北平、天津行不行？

绥远是傅作义的地盘，山东、青岛是韩复榘的地盘，热河是日本人的地盘，都是惹不起的，说是“五省三市”其实没那个本事搞过来，咱还是来点儿实际的，都是爽快人、办爽快事，成交！

如此，1935年11月26日国民政府取消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和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12月18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宋哲元出任委员长兼任河北省主席，秦德纯出任北平市长、萧振瀛出任天津市长、张自忠出任察哈尔省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