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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2月1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之后，委员长宋哲元就站在了最前台，日军在平津步步进逼，宋哲元感觉无法应付，在1937年2月以为父修墓的名义请假避居老家山东乐陵，将前台一切事务交给秦德纯——“日方复无理取闹，滋扰不休，确实使我痛苦万分。日方系以我为交涉对象，如我暂离平津，由你负责与之周旋，尚有伸缩余地，我且相信你有适当应付办法。”

秦德纯表示反对，但是宋哲元确实没有了再应付日方的能力，临行给了秦德纯两个原则，“一、对日交涉，凡有妨害国家主权领土之完整者一概不予接受；二、为避免双方冲突，但亦不要谢绝。”

这是完全相反的两个要求，日方要的就是你的主权，你不接受日方的要求就会起冲突，如要避免冲突只能出让主权，这就是一个死结，宋哲元无法应付、秦德纯也同样无法应付，只不过在具体操作上转圜多一些而已，宋哲元自己躲在幕后遥控指挥，这也应该是宋哲元想要的效果。

其实人在不在指挥位置大不一样，特别是第29军内部关系错综复杂，宋哲元在北平还好一些。秦德纯手中并无一兵一卒，仅仅能协调各方，即便是协调好了，各方也未必满意，说不定各方心里都有吃亏的感觉，这样一次两次积累下来，非出事情不可。

冯治安和张自忠在日本人眼里很不一样，冯治安属于“抗日派”，甚至是“抗日顽固分子”，而张自忠则属于“知日派”。 在国民政府参谋本部7月26日卢沟桥事件第16次汇报会上，刚刚从华北前线返回的参谋本部次长熊斌报告，“宋哲元态度无可疑虑，不过希望俟有准备后再抗战……秦德纯、冯治安则始终强硬主战，甚服从中央。张自忠自赴日本以还，似害有二种病，即：一、因日人给以许多新式武器之参观，以致畏日；二、因日人对其优待而亲日。”

虽然第37师掌控北平，但是6月26日北平突然戒严，应该是第29军层面的事儿，因为秦德纯是代军长也是北平市长，这个决定必须要他的同意，其实也就是宋哲元的同意，若非如此那就是冯治安要搞兵变了是不是？

北平突然戒严，这让日方非常不安，为此日本驻北平公使馆武官辅助官今井武夫在7月1日特意将北平公安局长陈继庵的秘书找来问询此事，但郑秘书矢口否认，“没有感觉日军演习存在什么危险性，同时北平也没有实行特别戒严。”

日军近期演习频次增加，其中一个原因是条例规定5、6月为中队及大队教练演习时段，借此机会，日军各级机关都到下级部队检查甚至是校阅部队。频繁的演习肯定刺激了中国军队的神经，也是造成摩擦的基础，但是这恰恰不是事变的阴谋——要搞就突然搞、不会提前预告、让你准备了再搞是不是？

7月3日“凌晨”，今井武夫突然在睡梦中被冯治安的电话叫醒，河北省政府在保定新建了一座外宾招待所，邀请他去当第一位嘉宾。“我到北平就任已满一年半，和冯治安交往多次，已结为好友。”于是上午9点，二人在前门车站登上专列。

一路上二人相谈甚欢，“在亲切融洽的气氛中，彼此都讲述着各自的身世和经历。”今井武夫突然发问北平戒严的缘由，于是滔滔不绝的谈话立刻变成了静默，“性情直爽的冯却一反常态，缄默不作答复。这时他既不掩饰他那不高兴的心情，但又显得很窘……”

今井武夫前天问那个秘书结果搞了一肚子摸不着头脑的气，现在有机会当面问一问戒严司令、为什么不问？提出这个问题自然是有备而来，今井武夫当然很注意观察冯治安的反应——冯治安立刻“不高兴”了，但是并“不掩饰”，另外没有掩饰的是“很窘”。

冯治安是带兵的武夫，不高兴就不高兴，不掩饰也没啥大不了的，有意思的是“很窘”。按道理冯治安对今井武夫提出这个问题应该是有所预料的，但还是“很窘”。其实北平戒严就是针对日军，冯治安大可以说是因为最近日军演习频繁、为防止其他政治团体借机闹事儿而不得不采取的临时措施。

这个“说辞”完全成立而且实际情况也不是捕风捉影，为什么冯治安放着现成的“说辞”不说呢？因为冯治安想把戒严的起因推向日方——

“（冯治安）索性改变语调责难道，‘日军在6月29日以夜间演习的为名，将实弹射进卢沟桥街内，希望今后要慎重些，不要再发生这类非法行为。’”

“根据我个人经验，确信日军军纪是严明的。故对此话感到很突然，觉得是愚蠢无稽之谈。于是我强烈反驳道，‘日军会干出那种没常识的事情来，我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实弹演习的规定是极其严格，只有对于某个固定目标或军事设施进行演习时，才会使用实弹，而真人之间完全禁止使用实弹。使用实弹前要反复组织协同，演习中有严格的纪律，说打就打，让停就停甚至是几时几分几秒开始射击，至几时几分几秒停止，打什么目标、打多少子弹都是有严格规定的。

日军自然是很清楚演习场地周围的情况，如果演习使用实弹绝对不会选择宛平城方向，因为这绝对会出问题，那还不如真打算了。如果说误射也不说不过去，演习必须保证实弹的落点，不可能出现大的偏差，所以说日军真的是向宛平城射击，那就是有准备的，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以至于今井武夫认为这是“愚蠢无稽之谈”。

冯治安对反驳自然有准备，“顿时，冯以认真的神色说：‘你如果认为这是谎言的话，日后咱俩可以到现场看看，卢沟桥城墙上至今仍清楚地留有枪弹的痕迹哩。’”冯治安把话说到这个地步，今井武夫也就无法再说，此时专列也就到了保定。

午宴、游玩、晚宴之后，“冯师长送我回招待所并作为回访。因天热不能入睡，索性把椅子搬到院子里，俩人谈笑至翌晨一点多。”

第二天虽然冯治安一再挽留，但是今井武夫已经坐不住了，急忙要赶回北平，“冯谈的卢沟桥夜间射击的事情总在脑海里盘旋，急于赶回北平查明真相。因此怀着急躁的心情踏上了归途。”

今井武夫回到北平之后立刻找到旅团司令部的小野口副官，请他进行“秘密调查”，当夜小野口答复，“经极秘密的内部调查，绝对不存在那样的事情。”

按常理，如果宛平城遭到日军射击，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中国军队如果愿意的话，完全可以提出正式的抗议，接下来双方派员现场勘验、作出结论、制定善后措施等等，可是第29军完全没有这样做。

此次保定之行也非常突然，是在凌晨时分冯治安亲自给今井武夫打电话，此时时间太早以至于今井武夫尚未睡醒，冯治安的目的就是要让今井武夫和自己一起坐上9点的专列。除了列车上俩人有时间谈话之外，冯治安还与今井武夫从晚宴结束一直谈话到1点多，如果说第37师师长如此下功夫热心巴结一个日本驻北平公使馆的武官辅助官，实在是太说不过去了，冯治安真实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恐怕就是要向今井武夫提起所谓的枪击宛平，也就是给今井武夫打预防针，为后来发生的事情做铺垫，把责任推向日军。

《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一篇是由何基沣、邓哲熙、戈定远、王式九、吴锡祺联名所写的《“七七”事变纪实》，全文19628字，写于1960年。文章比较详细介绍了第29军占据平津河北的背景和与日的复杂关系，也介绍了一些军事行动，其中何基沣回忆，“7月6日，日寇驻丰台部队要求通过宛平县城（县城在卢沟桥北端）到长辛店地区演习，我驻军不允许，相持达十余小时，至晚始退去。7日我军接到报告说：日军今日演习，枪炮都配备了弹药，与往日情况不同。旅长何基沣当据以报告了正在保定的第37师师长冯治安，并促其速返。冯立刻赶回北平，听取了何基沣的情况报告，并与何布置了应战准备。”

7月3日冯治安与金井武夫到保定，今井武夫第二日也就是4日回到北平，而冯治安继续留在保定，按照何基沣的回忆，冯治安于7日回到北平，不过是在接到何基沣关于日军实弹演习的报告后赶回北平处理突发情况的，可是何基沣的这段回忆里有疑问。

日军丰台兵营在永定河东面，宛平城在永定河东岸，长辛店在永定河西岸。日军要过河只有通过卢沟石桥或者铁路桥，两桥一南一北相距400米。文中所称“日寇驻丰台部队要求通过宛平县城”，也就是说日军要过石桥，因为县城只有东西两门，而西门外是卢沟石桥。现在宛平城驻有中国军队，而且长辛店是中国军队防区，也就是说，日军要通过宛平中国军队的阵地到中国军队的防地去搞演习，这个情况实在是不能理解，谁会同意呢？退一万步如果真有此事，日军只会要求走铁路桥跨过永定河抵达长辛店，而不会要求穿过宛平县城再过石桥抵达长辛店，是不是？何基沣的回忆完全违反军事常识，这是为什么呢？

再有，“县城在卢沟桥北端”，而宛平县城在卢沟桥的东端，因为只有宛平城只有东西两门，卢沟桥也是东西走向，何来“北端”？

不管这些了，反正日军要通过东西走向的卢沟石桥北端去长辛店，你就说让不让过吧？不让？俺就知道你们不让过，那么只好“相持达十余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