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目前有四股主要军事力量：土耳其、埃及、伊朗和以色列。

　　其中，土耳其为北约成员国，是美国的非主流盟友;以色列是美国中东地区铁杆盟友和主要代理人;伊朗是反以的，但限于同以色列并不接壤且远距离打击能力有限，只能采取扶持代理人的策略;埃及同以色列毗邻，是历史上几次中东战争的主力。

　　某种意义上讲，中东“反以”阵线能否成功，主要就看开罗的意志。

　　埃及总统塞西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埃及第二任总统纳赛尔执掌大权十八年(1952~1970)，任内巩固加强了同苏联之间的关系，并凭借第二次中东战争成为阿拉伯世界的“反以领袖”。

　　然而在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组成的反以联盟一败涂地，以色列成功占领了加沙地带、西奈半岛、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东城区和戈兰高地共6.5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战争期间为了鼓舞士气，交战双方通常报喜不报忧，均宣称己方获得胜利。

　　第三次中东战争也不例外，最初阿拉伯广播电台不停地宣布胜利、胜利、胜利，直到局面无法收拾，纳赛尔才出现在电视上，向民众通报埃及战败的消息，并宣布辞职。

　　次日，数十万支持者涌上街头，拒绝总统辞职，于是纳赛尔第二天又撤回了决定。

　　但经此打击，纳赛尔的身体每况愈下，1970年因心脏病发作去世，年仅52岁。

　　1970年9月27日阿拉伯国家联盟紧急峰会在开罗召开，纳赛尔(中)与阿拉法特(左)和约旦国王侯赛因(右)交谈，这是他去世前一天。

　　纳赛尔去世后，萨达特继任埃及总统，此时他面临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

　　前几次中东战争中，埃及均充当了作战主力，蒙受重大经济、领土和人员损失。

　　尤其是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由于西奈半岛被以色列占领、首都开罗距离前线不足100公里，埃及被迫与以色列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消耗战。

　　这期间埃及军费占GDP比例最高达25%以上，给国民经济带来沉重包袱，可即便如此，仍无法击败以色列、收复被占领土。

　　萨达特认为，与其通过军事手段去跟以色列和其背后的美国死磕，不如走外交缓和策略，因此他决心终结与苏联的军事同盟，改投西方阵营。

　　开罗风貌，摄于1967年。

　　今天的开罗及其周边的都会区拥有2200多万人口。

　　萨达特上任后，首先改变向苏联一边倒的立场，试图在美苏之间寻求中立。

　　1971年5月，他逮捕了以副总统为首的亲苏集团;次年7月，又宣布驱逐苏联专家和顾问。

　　与此同时，萨达特继续纳赛尔的反以大业，通过以打促谈、展现实力等方式向以色列和美国施压。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埃军一度取得突破，只不过时任以军师长的沙龙巧妙抓住了埃及军队在战场上的狭窄缝隙，率部冒险强渡苏伊士运河，才使埃方不得不罢手停战。

　　虽然没有取得胜利，但也惊出以色列一身冷汗。

　　尼克松总统访问埃及，1974年。尼克松任内做了很多缓和外交，也包括跟埃及。

　　1973年之前，美国和以色列携第三次中东战争大胜之威，对于萨达特的“请和”暗示置若罔闻，然而随着第四次中东战争落幕，萨达特的要求开始受到重视。

　　经过一段时间的秘密外交，1977年11月，萨达特本人亲赴以色列;次月，以色列总理贝京回访埃及。

　　期间，推行缓和政策的卡特总统积极居中斡旋，为双方配平筹码，并提供信誉担保。

　　1978年9月，埃及与以色列签署《戴维营协议》。

　　1979年3月，双方正式签署《埃以和平条约》。

　　萨达特、卡特和贝京在戴维营，1978年。因对以媾和，在1981年10月6日“十月战争”(即第四次中东战争)八周年纪念阅兵式上，萨达特被激进分子刺杀。

　　根据和平条约，埃以双方彼此承认主权，终止战争状态;以色列归还西奈半岛(分阶段撤军)，埃及同意西奈半岛非军事化(不驻军);以色列船只可以自由通过苏伊士运河、蒂朗海峡和亚喀巴湾。

　　至此，埃及成为第一个正式承认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

　　对美改善关系期间，埃及与苏联的关系彻底破裂——1976年萨达特废除了《埃苏友好合作条约》，收回苏联对埃及亚历山大港的使用权，苏军舰队黯然离开。

　　曾几何时，埃及被认为是苏联与第三世界国家合作的典范，莫斯科向其投入了大量资源。

　　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为了给埃及撑腰打气，苏联不惜同美国在地中海爆发了冷战期间最大规模的海上对抗。

　　然而国际政治就是这样现实，此后几十年间，埃及与莫斯科关系始终冰封或不温不火，直到2014年现任总统塞西上任，才大幅度改善与俄国关系。

　　以色列领土南部有一段狭窄的海岸线，通过亚喀巴湾和蒂朗海峡与红海相连。

　　亚喀巴湾北端的埃拉特是以色列最靠南的城市，自本轮中东危机爆发以来，该市频繁遭受也门胡塞武装导弹袭击。

　　在二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埃及事实上充当了阿拉伯国家“老大哥”的角色，整个中东地区的局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开罗的决定。

　　1970年纳赛尔去世时，除与美国关系密切的沙特国王费萨尔外，所有阿拉伯国家元首全部出席了葬礼，放声大哭者不在少数，卡扎菲甚至两次哭晕倒。

　　然而随着萨达特与美国、以色列和解，纳赛尔所倡导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被抛弃，埃及在享受和平红利与美元激励的同时，其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威望也遭受重大打击。

　　1977年访问以色列之前，萨达特曾到访盟友叙利亚，寻求阿萨德总统(即今天叙利亚总统巴沙尔的父亲)的支持，后者讽刺道：“(访以)是投降，不是和平”。

　　但萨达特几经斟酌，认为埃及实在无力继续扛旗，再打下去只能被拖垮，所以冒着被阿拉伯世界疏远的风险单独对以色列妥协。

　　对以/美关系正常化期间，埃及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大——和平条约签订前后，共有17个阿拉伯国家与埃及断交，阿拉伯联盟总部也从开罗迁至突尼斯(1990年重新迁回开罗)。

　　而为了安抚埃及，美方承诺每年向其提供约20亿美元的军事与经济援助，其中13亿美元的援助固定用于购买美国军火及相关服务。

　　埃以和解是中东历史上的大事，对于整个地区局势和阿拉伯世界的走向均产生深远影响。

　　在此之前，“泛阿拉伯主义”的主张是整个阿拉伯民族共进退，将民族利益置于单一国家利益之上，可由于老大哥埃及率先跳船，采取“埃及优先”政策，导致这一共识迅速瓦解，美国得以各个击破。

　　实际上，自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以来，域内国家再也没能拉起过“反以统一战线”——1982年第五次中东战争和2023年中东危机的规模均不能与之前几次相提并论，其核心原因就是阿拉伯世界老大哥埃及不再冲锋在前。

　　而以色列方面自恃有了安全保障，对于巴勒斯坦等地区热点问题更加不肯让步，僵局延宕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