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武汉老工 　　
　　
　　各位，我时常看到一些人对共产党说三道四，心里颇感不平，在不同地场合总想争
论几句。如果有人因此就说，“武汉老工”一定是个左棍，或者至少是六千万“先进分
子”中的一员，那么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错，错，错！
　　
　　曾几何时，我也写过入党申请书，如同我的那个“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基层支
部的“主委”的岳父大人一样，不同的是，我至今仍是一个无党派人士，而且因为下
岗，一度过着相对拮据的生活。
　　
　　回想起写入党申请书时，目的很不高尚（正如许多已经混进党内的人那样），与我
的岳父大人的追求略有不同，想的是大学毕业后能有所“发展”。然而事与愿违，这一
不高尚的目的自然未能实现，而岳父大人始终未能如愿，则是因为他老先生复杂的“社
会关系”。
　　
　　一段时间里信仰没有了，自然也落入“说共产党不是”的俗套。历经“下放（还
小，只差一点点，没赶上）、下海、下岗”三步曲后，我也黑发渐白，人近中年。回过
头来看看自己走过的路，时时觉得人生虚度。
　　
　　然而，我突然发现，我们的国家似乎比以前变了许多。出身农家的我，对背着土棉
布书包、每天要花近一个小时赤脚走在碎石路走进乡村小学上学、一日三餐中有二餐是
稀的、一餐是干的、大半年或更长时间才有可能吃一回蒸肉（用碎米磨的粉蒸的，那个
香啊……）的日子记忆犹新，然而所有这些，但对我的孩子们来说好像是另一个星球的
故事。
　　
　　前几天看过一则电视报道，说是家乡（也是我国）的第一座长江大桥花去了全国8
年（也许是7年，记得不清楚）的固定资产投资，而如今国家每天的固定资产投资即可
修一座长江大桥。想知道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套用一句先主席毛公的话：“换了人间”
！
　　
　　 “东亚病夫”这个名字，相信没有一个网友会陌生，可是，在这个名字产生时，
谁会想到，有朝一日她竟会成为“威胁论”的主角？在“友邦们”大谈特谈“威胁论”
时，作为 “病夫”的后生，在内心深处是不是会产生一丝丝自豪感呢？
　　
　　关于“东亚病夫”坎坷的经历，真可谓的苍海桑田：
　　
　　七十多年前，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大国产生，不知怎么地就成了世界的第二极，
迫使老子天下第一合众国签定了反导条约，因为害怕玉石俱焚；过了七十年，这个大国
一夜之间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尔后兄弟姐妹们一个个离她而去，合众国则真的成了老子
天下第一，昔日的共产主义大国则变成了人见人欺的病熊；
　　
　　一个人口多达十亿的“民主大国”，去年派出了庞大的旅游团到悉尼走了一遭，把
从南亚次大陆带来的“民族自豪感”一古脑地扔到了太平洋，换回了一块价值不足十美
元的铜牌牌儿（有所失必然有所得，很符合辩证法）。39年前，当世界的战火日渐熄灭
的时候，正是这个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依仗“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的共同
扶持，为了抢“东亚病夫”的祖宗留下的东西，在日不落地国的绅士们领导下一向温和
的它居然耍起了短暂勃起的花枪，和曾经被称为“东亚病夫”的人斗胆干了一仗，结果
么，很多人都知道。在先主席毛公一句“打一仗和平三十年”的“哼哼教导”下，仅仅
三万多名“东亚病夫”的后生们，从喜玛拉雅山上冲了下来，竟然让这个大数人“习
惯”光膀子、打赤脚的“民主”大国沉浸在一片亡国的气氛之中，听说北部的阿萨母邦
害怕忠勇无敌的后生们抢银子，一口气烧掉了30亿卢比的卫生纸。听说如今这个“民
主”大国的金疮业已经痊愈，但肺里还有一口恶气始终憋得慌，总想找个时间吐出来。
我在想，先主席毛公曾经说过的那句话不知道什么时候由什么人再次讲起，但愿永远没
人讲，当然如果要讲，可能就不止和平“30年”，可能是“300年”或“更长的时间”
了，反正这个“民主”国度的人民习惯在别人的领导之下，也许有朝一日我们的后人要
像当年日不落帝国的绅士们在南亚次大陆那样“辛勤”地工作了。
　　
　　 1921年，“东亚病夫”的一群优秀的年轻后生们花了一块银圆租了一条看上去是
富人们吃花酒的游船，在一个叫南湖的湖泊上组建了一个不大但很新的组织，此后又和
另一群也算得上是优秀的后生们明争暗斗了十余年，尔后两群后生携起手来（期间自然
少不了一些磕磕碰碰，如同媳妇和弟媳妇常为老妈应该给谁带孩子扯皮一样），和一群
不请自来的矮种杂毛恶狗打了十余年，再以后的1949年10月开始，这群叫“共产党人”
的优秀后生成了“东亚病夫”们的大管家，开始为“病夫”们的吃、喝、拉、撒、睡、
行、动、坐、卧、走操心。自己的事多不胜数，别人还经常找点事可劲地恶心你。
　　
　　家乡有一句老话，家富出恶狗，家贫出狠人。偏偏富户的恶狗（其实是一条尚未嬗
变为狗的狼）不自觉，在自家门口撒泼也就罢了，怎么能把屎尿往鸭绿江西面乱撒？在
一曲“雄纠纠……”之后的三年时间里，恶狗的左腿被打残了，鸭绿江西面从此闻不到
狗屎狗尿的骚臭。
　　
　　大概是多数“民主”国家医生的接骨术十分了得，或者是狗骨头再生能力极强，不
久南疆又闻狗骚味，不过狗虽恶，多少还长了点记性，38度以上是高烧，也烧晕过一
回，而且左腿一遇天阴下雨还隐隐作痛，17度以上是低烧，感觉肯定好不到哪里去。于
是严格遵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同志的指示，“聪明的人同样的错误不犯两
次”，就在17度以下向17度以上的地方拉屎撒尿。由于骚臭难闻，不得已，好后生们又
勒紧腰带，花了些许银子，让很穷的邻居再次把狗的右腿打残。而“民主国家”的后生
们也纷纷起哄，不愿意去趟一潭浑水，听说其中的一个名叫比尔的playboy还当上了民
主国家的总统。
　　
　　由于打狗有方，一只只恶狗纷纷不再开口咬人，纷纷把狗爪伸过大海、伸过高山，
以示“友好”（切记，狗改不了什么？狼改不了什么？），客观上，也由于打狗得力，
“东亚病夫”们终于有时间腾出手来给自己疗伤治病，几十年后，一个崭新的中国出现
在世界的东方。
　　
　　记得前几天只要风度不顾温度而导致短时间失去知觉的卡斯特罗同志（就这一点，
我要严厉批评菲德尔和他的同志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曾经说过的一段话，“如果现
在有谁说要占领中国，在她那里建立殖民地，去奴役她的人民，那人们肯定会说它一定
是神经了”（原话可能不是这样的，但确实说过哟）。
　　
　　我不知道如果1949年不是共产党当政，现在的中国是什么样子，是更强，抑或更病
？历史不能假设。
　　
　　太多的人习惯于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太多的人只记得自己的父母曾经拿
筷子打过自己在餐桌上不怎么安分的小手（因为不争气的小手没有长眼睛，不理会桌子
上是否有客人、是否有自己的弟弟妹妹），却不记得在自己生病时父母们那长满老满老
茧的手曾经用筷子往自己的小碗里不停地夹肉。曾几何时，我也这样对待共产党。
　　
　　大学毕业了多年，也工作了多年，谁知正值壮年，确落了个自谋职业的下场，想想
那么多的新贵、那么多的腐败，也真想仰天长骂，但话没来得及出口，却想起了赤脚上
学的日子，想起了当年一干二稀的日子，想起了经过勤劳致富而住上的宽敞的房子，想
着今天食不厌粗的普通人的生活，便骂不出来，省省吧，知足吧！
　　
　　想到这里，我不由地想起了我的岳父岳母更为坎坷的人生。
　　
　　岳父，当然根红苗壮，岳母则不然。1943年她哇哇坠地时，云南昆明新堤街的国军
某师师部里张灯结彩，热烈庆祝师长的第三个千金的诞生。在那个时代，岳母和她的亲
人们穿绸缎、喝肉汤，出入有车有腰别盒子炮的卫兵，虽然对那些事情她比较模糊，但
她的哥哥、姐姐却记忆犹新，那情那景，何等惬意！所有这些曾经令我羡慕不已的“人
上人”的生活，随着她们曾经在黄埔四期和林大帅上下铺、曾经大战七里坪（鄂豫皖苏
区）、血战台儿庄、曾经随卢汉将军进入安南接受倭人投降、曾经差点包了围攻四平的
共军的饺子、解了四平之围的国军中将军长父亲在东北的被俘、随着五星红旗在中华大
地上高高飘扬而一夜之间黯然逝去，以后的事情太多太多而无法叙述。
　　
　　因为岳母的原因，大学毕业的岳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即离开了公安战线，成为
一个乡村教师，中专毕业的岳母也陪着岳父在连路都不会走的地方为乡村教师养儿育
女，三十多年后，乡村教师的桃李满天下，从这个家庭里也走出了三个大学生。同样由
于岳母的原因，积极要求上进的岳父被排除在一切正常的政治活动之外，写了二十余年
的无数封入党申请书可以装订成厚厚的手抄本，然而，岳父最终没能成为“先进分子”
的一员。
　　
　　和已经含饴弄孙的岳父岳母谈起共产党、谈起中将军长为何不似林大帅成为共产党
人时，岳母的回答是，1927年时军长父亲也只是刚刚从湖南湘潭出来不久的、二十出头
的毛头小伙子，只是一个普通的军人（军校期间曾因加入过CP、因病未赶上“清党”，
最终由连长降为排长），世事难料，谁也没长后眼睛（这也许是军长与林大帅的区别
吧）。
　　
　　在谈到如何看待共产党时，身为“主委”的岳父则说，老百姓需要的是稳定、祥和
的生活，治大国犹若烹小鲜，换了别的什么党领导这么大的一个中国，结局会是什么样
子？这可是不能随便假设的！
　　
　　在谈到和他一样有一套“民主人士”行头的“不同政见者”对共产党的攻击与谩骂
时，历经风霜的岳父淡淡一笑，“即使换了我都没把握，让那些吃惯了洋人嗟来之食的
‘民主’斗士们能行？”

　　二OO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于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