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事件对粟一生的影响都非常大， 可以说是一块去不掉的心病，二让司令和这有关，后来的蒙冤也和这有关，也是老毛说粟裕是坏人的依据之一。而这一事件的另一当事人叶飞则是开国上将，对此也是没有忘了，后来在58年很很的搅了次混水，而且在其回忆录里面对此也是不吝笔墨。

1935年十月五日，刘英和粟裕等率领的挺进师在寿宁县境与以叶飞为首的闽东独立师第二次会师。双方在交谈中一致认为，如果浙江与闽东、闽北三个地区能取得密切联系，在战略上互相协调、互相策应，定可更有力地打击敌人。基于这一认识，决定成立闽浙边临时省委、临时省军区。由刘英任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治委员，粟裕任组织部长兼省军区司令员，叶飞任省委宣传部长兼团（少共）省委书记。

但是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之除， 就问题多多。 不仅刘英和粟裕有矛盾，而且还有浙南游击区和闽东游击区之间的矛盾， 其出发点则是山头主义。在小集属于大集的情况下，虽然粟裕和刘英有些看法不同，但他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他们是一个“山头”的，这就是以后在南阳事件发生时粟裕为什么很爽快的执行了刘英的指示，从这个意义上讲， 后来说粟裕是“被迫”对叶飞采取阴险的行动显然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当浙南游击区和闽东游击区之间的矛盾上升扩大之后，刘英想统掉闽东，出要把叶飞同志留在临的省委工作，藉以调离闽东，并几次严厉批评闽东独立师不到白区开展游击战争，是右倾保守主义；要求闽东独立师离开闽东到浙西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新的根据地，叶飞和闽东特委绝大多数的领导同志，认为当前敌人大兵压境，如果独立师现在离开闽东，根据地很快就会垮台， 而且要闽东独立师离开自己奋斗多年的地方放弃地头蛇的位置，也是不现实的。

粟裕向叶飞提出，只有和闽北地区取得联系，请黄道同志来主持建立闽浙赣临时省委，才有办法解决当前的矛盾，并建议叶飞设法抓紧与闽北游击根据地党的负责人黄道取得联系。不仅如此，在一九三六年二月间，粟裕碰到了闽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就写了一封信，托他带给黄道同志，希望黄道同志牵头，召集会议，商讨三个游击区今后的协同配合问题。

同一个时间（即一九三六年二月间），叶飞与黄道在福建郑和县洞宫山见了面。叶飞向黄道介绍了闽东和浙西南斗争的情况，提出成立闽浙赣临时省委，把闽东、闽北、浙西南三根据地统一起来并由黄道统一领导。但是黄道对自己任这样的职务，缺乏信心，认为没有中央任命，自己的领导，别人未必服从。另外，黄道建议叶飞的闽东与自己的闽北合并，成立闽赣临时省委。而叶飞希望，自己的闽东特委，既属于合并后的“闽赣临时省委”，也属于原来的“闽浙边临时省委”。但是黄道却非要叶飞“划清界限”，非此即彼。于是叶飞决定归前者。除此之外，黄道还说鉴于目前情况，必须先由浙南、闽东两家自行对前段斗争、刘英同志的错误作出结论，然后才能研究建立闽浙赣临时省委的问题。

叶飞回到闽东后，参加了刘英主持召开的闽浙临时省委会议。刘英在会上听了叶飞关于与黄道等取得联系，建议成立闽浙赣临时省委的汇报后，满口承认自己有错误，只是不同意成立由黄道任书记的闽浙赣临时省委。虽然此前他自己也这样建议过。刘英说，我们已经建立了闽浙临时省委，何必再建立闽浙赣临时省委呢？“还是我们这个摊子吧！错误我们自己纠正。” 并且提出由叶飞来担任闽浙临时省委书记。叶飞当然坚决拒绝，因为叶此时已经下定了决心要脱离临时省委。于是闽东方面宣布退出闽浙临时省委。

之后，挺进师仍然留在闽东，因为浙西南还有罗卓英的18军在清剿，后来，到了1936年6月，广东事件爆发，18军撤到湖南，刘英和粟裕这才率挺进师回到浙西南。而在期间，叶飞并没有为难刘英等人，也就是说刘英、粟裕一直厚着脸皮呆在闽东，也真是难为一时了。到了1936年秋，浙西南根据地初步恢复了局面，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4月份的仇，秋天就要报了，于是刘英要粟裕把叶飞捉拿归案。

刘英私自以临时省委的名义下达了扣押、逮捕叶飞的手令：近日你（粟裕）要借一会面的机会将叶飞逮捕，派专人押解鼎平。这是省委的命令。任何影响、拖延此命令执行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对抗和分裂省委。监督执行的部队随后就到，望速决。

粟裕派人通知叶飞：到浙江庆元县的南阳见面，有要事相商。　这个时候的叶飞仍然以为粟是好人，就来赴宴了。太阳刚下山，挺进师为叶飞“接风”的宴会开始。酒过三巡，突然“啪”的一声，摔杯为号， 夹坐在叶飞、陈挺两边的挺进师的干部“霍”地站起，转身扭着叶飞、陈挺的胳膊，把他们抓了起来。叶飞带来的警卫班长见状，疾步从外厢房赶过来，大声问道：“为什么抓我们的首长？” 话未落地，一声枪响，便倒在血泊中。没有人提起说这是谁开的枪，但是从设在厅堂的主席上的就座人员来看，有粟裕、许信琨、谢文清、刘达云、叶飞、陈挺， 只有粟裕有这样的利索手段。

随后粟裕地说：“这是刘英通知的，你们的问题要到省委去解决。” 说完，他便离开了。后来粟裕回忆到，刘英同志以临时省委的名义给我送来一封信，要我乘与叶飞同志见面的机会，把叶飞同志押送省委，并派来一支武装监督执行。这个命令使我十分震惊，不知道究竟又发生了什么问题，总觉得双方的矛盾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来解决，不应采取对敌斗争的手段。但我未能坚决抵制，将叶飞同志扣押了起来。当时，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党内存在着混淆两类矛盾的做法，叶飞同志如被押送到省委实在是很危险的。幸喜在途中遇到敌人伏击，叶飞同志乘机脱险。而且事后，为了此事粟裕还备受刘英的批判，最后竟发展到我们（指粟裕和刘英）在总的方面仍是统一的，配合的，但在各自活动的地区内则各自行动，而且互相之间心存戒备，每当必须会合时也各自带着武装，并且不住在一个房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