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3月11日，前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在海牙国际法院的牢房中阖然长逝，终年64岁。尽管在此之前，米洛舍维奇就因心血管疾病多次请求赴俄罗斯就医，但均遭到这个维护人道主义的法庭的拒绝。所以，他的去世应该是预料之中的。尽管米洛舍维奇和南斯拉夫已经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野，但我觉得还是应该为他写点什么悼念他——不止是为了他，而且是为了那场本可避免的惨剧中所有死难者。当然我知道，为米洛舍维奇这样一个人写一篇悼词是会引起争议的，因为根据法庭的指控，他是“违反日内瓦公约”、“反人类罪”、“种族灭绝罪”、“违反战争法”等等骇人听闻的罪名的嫌疑人。虽然截至目前法庭并没有裁定他的任何一项罪名，但世界主流舆论已经将他列为罪人了。可是没有办法，我不想隐瞒自己的真实情感，也不想把自己的疑惑埋藏在心中，哪怕这种情感会引来唾骂，哪怕这疑惑会招来嘲笑。

　　从前南斯拉夫内战爆发的那一天起，我就始终关注着这场战争的进展。1993年春的一天中午，当时我还是一名大学生，在午饭时漫不经心地翻看着报纸的国际新闻，想找到关于波黑战争或者俄罗斯宪法危机的消息。突然，一张照片映入眼帘：一位老年妇女，将一个骷髅紧紧贴在自己的脸上失声痛哭。照片下面的文字则告诉我，那是一位塞尔维亚大婶，而那个骷髅则是他的儿子，和许多塞族年轻人一起被穆斯林武装集体杀害，他们的坟场被找到了。当时我分明感觉到，骷髅黑洞洞的眼眶似乎穿过报纸逼视着我，仿佛有很多疑惑……我失神地盯着那双黑洞洞的眼眶，耳边似乎有人在不断地问我——“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我就这么呆着，直到眼泪不知不觉地滴落在报纸上。然后，我把那张照片剪了下来，贴在自己的书桌前，每天都要看一看它，想一想“这究竟是为什么”。

　　花开花落，不知不觉中十几年已经过去了。巴尔干的硝烟已经逐渐散去，当年孩子们都已长大成人；当年的军人也已经脱下军装回家与亲人团聚，开始了平民生活；当年的战场和坟场，也都变为开满鲜花的草地。一切都归于平静，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但是即使面对这样和平的景色，我们还总是不由得会想到：有些孩子是永远不可能长大了，有些人是永远不会回来再与亲人团聚了。

　　2005年7月，联合国和欧洲各国举行了对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10周年的隆重纪念。随着一个接一个“万人坑”被发掘出来，一个又一个大屠杀的元凶被缉拿归案，这桩欧洲自二战结束以来规模最大、最残忍的屠杀真相逐渐变得清晰起来。面对着罹难者的累累白骨，面对着那些死者骷髅上黑洞洞的眼眶，我想，哪怕是铁石心肠的人内心也会受到震撼。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思考一个问题：他们本来都可以活下去，享受生活，享受爱情，劳动，受教育，与子女亲人共享天伦之乐——究竟是什么使他们成为万人坑中的枯骨？为什么会发生民族仇杀，为什么曾经友好相处的邻居、朋友甚至亲人会突然反目，拿起屠刀杀人和被杀？为了制止、根除这些仇杀，我们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防止类似的悲剧再次重演？这不仅是南斯拉夫悲剧，而且也是卢旺达种族大屠杀等一系列人间惨剧给人们带来的疑问。

　　2001年，在一个非常偶然的场合下，我看到了一部电影。电影的名字，以及是哪国拍的我都忘了，但我记住了故事梗概——发生在波黑内战中几个射击运动员之间的悲剧。他们都是前南斯拉夫国家射击队里波黑籍运动员，分属不同民族；大家以往都是好朋友，彼此非常亲密，生活恬静而美好。影片开始于1991年，他们正在为参加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紧张地做准备。然而，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电视上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分裂势力领导人——伊泽特贝戈维奇（穆斯林族）、博班（克罗地亚族）、卡拉季奇（塞尔维亚族）等人——的画面。他们嘟嘟囔囔、喋喋不休地教唆人们：“决不能这样活下去了”、“我们一直受到压制”、 “塞尔维亚人是压迫者”、“只有分家才是唯一选择”……等等。这种煽动，就如同最近刚看的影片《卢旺达饭店》里面，那些胡图族极端分子的煽动一样，煽动人与人之间的仇恨。这种煽动起初并不奏效，和《卢旺达饭店》中的主角保罗·卢斯赛伯吉纳和他的雇员们一样，当时几乎所有的运动员们都认为这些完全是无稽之谈，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嘲笑政客们的无聊与狡诈，并且断言他们的煽动注定是徒劳之举。人们都难以置信：各个民族在一起和平生活了这么久，大家都是好邻居、好同事、好朋友；不同的民族之间相互通婚，彼此融合；单凭政客们的几句叫嚣，怎么可能会颠覆人们的和平生活呢？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渐渐地开始起变化。俗话说“不怕被贼偷，就怕被贼惦记”。当民族分裂主义政客们铁了心打算用人民的生命做赌注开始一场冒险时，任何一桩人们平时司空见惯的小事件，都可以被上升到民族仇恨的角度，就犹如当年的某些独裁者们可以把任何一件小事都说成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证据一样。一次偶然发生的谋杀，一次抢劫，一次强奸，一次不公的裁决，甚至是一次偶然的事故，都会被政客们拿来当作自己“被压迫”的论据。反正狼要吃掉羊，总是会找到理由的。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说过：“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政客们显然深谙此道。通过对老百姓不分昼夜的洗脑，先是小题大做、借题发挥、捕风捉影、夸张捏造，再就是捶胸顿足、声泪俱下、赌咒发誓、歇斯底里……把事情说得活灵活现，表演得又那么投入，不由得人们不信。有人逐渐开始怀疑了，动摇了：莫非，他们说得是真的？莫非，以往的和平都是假像？莫非，我们真的被歧视了？莫非，早上跟我一起喝咖啡的那位塞族（克族，穆斯林）邻居（朋友，同事）真的想除掉我？莫非……

　　尽管运动员们拒绝了各自民族的战争动员，但他们的朋友、同事中却有人被征召参战；有人杀人，有人被杀，每天都是如此……大家慢慢地杀红了眼睛，开始滥杀无辜。渐渐地，运动员们开始有好友或亲人被其他民族的武装分子所杀害，而且日复一日，越来越多……终于，运动员们无法再袖手旁观了，失去亲人的悲痛激发了人类复仇的本能。运动员们开始相互争吵指责、或者大打出手，有的则加入了本民族武装，成为狙击手。最后，这个运动队的每一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全成为冷血的狙击手，把杀人当作如吃饭、睡觉一样的生活的必须内容。他们不但杀军人，还杀妇女、儿童、老人。随着战事的发展，运动队里那个塞族运动员成了穆斯林武装的心腹大患，于是穆斯林武装派他的队友——穆斯林运动员潜入塞族运动员的住地，埋伏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清晨，当塞族运动员起床，毫无戒备地到阳台上呼吸新鲜空气，为新的杀人游戏做热身准备时，他的穆斯林队友向他射出了复仇的子弹……

　　这部电影并不是大片，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刺激的镜头，没有任何一个明星出场，情节也显得平淡无奇。片尾的字幕显示，这部电影是根据发生在波黑战争中的真人真事拍摄的。看完这部电影以后五年里，我的内心却久久无法平静，它给我带来的震撼丝毫不亚于《欣德勒的名单》和《卢旺达饭店》。一连串的疑问始终困扰着我——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民族分离到底有多重要？独立之后，人们的生活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吗？究竟是谁在战争中付出了代价，又是谁得到了利益？面对这样的困境，我们应该怎样做？

　　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这个世界上的人们还是因为各种原因被分成不同的肤色、民族（种族）。尽管马克思主义倡导“工人阶级没有祖国”的国际主义精神，号召实现全人类的“大同”，但遗憾的是，客观现实并非如此，在一定的时间里，全人类的大同仍旧是一个充满浪漫色彩的梦想而已。民族、种族差异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总是能在很多人心中占有一席之地。种族冲突、种族纠纷、种族矛盾，甚至种族战争、种族屠杀，在这个世界上时有发生。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尽管我们对这类事件深恶痛绝，但我们并没有办法超越自己的局限和所处的时代。

　　有人总结说已经过去的二十世纪是“种族屠杀的世纪”，这个总结是非常准确而精辟的。翻开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幕幕绵延不绝的人间惨剧：从一战时土耳其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到二战时纳粹对犹太人、斯拉夫人的种族灭绝，再到七十年代“红色高棉”对柬埔寨境内少数民族的大屠杀——可谓惨绝人寰、触目惊心。而上个世纪最后十年，民族分裂主义的洪水泛滥成灾。苏联解体，南斯拉夫分裂，捷克斯洛伐克离婚，厄立特里亚独立，卢旺达种族屠杀…… 尽管捷克斯洛伐克的“文明离婚”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和平解决民族矛盾的典范，但在九十年代一系列的民族分离中，它只是一个绝无仅有的特例。即使是相对和平的苏联解体，也伴随着纳-卡冲突、格-阿战争、车臣战争等一系列血腥的战争进行的。这十年，我们见够了无辜者的鲜血，但始终无所作为。

　　更可怕的是，这次民族分裂主义恶浪是伴随着亨廷顿所称的“第三波民主化”来的，因此它给人们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民族分裂主义是民主化的必然产物，甚至在一些人的头脑中，民族分裂主义就是民主化。但事实并非如此，民族分裂主义这个怪胎只是借民主、自由这个载体还魂的僵尸，它与民主化没有任何必然联系。在伴随着民族分裂主义恶浪产生的很多新建立的国家（包括已经获得国际承认和未获国际承认），我们要么压根找不到民主和自由的影子（如土库曼斯坦、车臣），要么见到的是一幕幕假民主的活报剧。不但如此，把民主化和民族分裂主义混为一谈，也为某些独裁国家对民主化的诬蔑找到了新的论据，在过去一些年我们不止一次看到这种谎言：发生国家分裂、种族屠杀就是民主化的必然结局。

　　民族分裂主义就是这么一个怪胎：它根本不问多数人的意志是否被尊重，也不保护少数人的权益。例如苏联解体，1991年3月17日苏联第一次全民公决的结果，是76％的人主张保留联盟，也就是说，“苏联应该存续下去”是经过全民公决这一至高无上的民主程序授权认可的。可是，多数人的意志在苏联解体的进程中根本没有被野心勃勃的分裂主义政客所尊重。在1991年12月，三个卑鄙的政客背着人民和合法选举产生的苏联总统，在白俄罗斯别洛韦日森林中签署了苏联的死亡证明。既然苏联存续的合法性早已经过全民公决加以确认，那么要分解苏联就必须用另外一个全民公决予以否认。但分裂苏联并没有经过全民公决的认可，因此从法理上说，苏联解体是非法的。为此，俄罗斯议会（国家杜马）于1996年 3月15日通过决议，宣布废除别洛韦日协定。但是此举只能作为一个象征性的裁决，而无法起到实质性的作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人作为少数民族，在波罗的海国家、高加索地区、中亚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迫害和歧视，有人被杀害，更多的人被迫背井离乡〔1〕——请问，民族分裂主义有什么地方符合民主的基本精神 ——“服从多数，保护少数”呢？

　　民族分裂主义涉及到原有国界内有限资源的共享。几百年以前，由于人口稀少、工业不发达，我们的祖先还意识不到资源的重要性，因此“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成了常事，一些人烟稀少的地区甚至无兴趣去获取。但是，现代化的工业社会和过度膨胀的人口，让人们意识到资源的有限性和不可再生性，哪怕是一些寸草不生的蛮荒之地，都有可能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在这种情况下，每一寸领土和领海都是弥足珍贵的。但民族分裂主义要求的是排他性的资源独享，这意味着侵犯了原有国界内其他民族共享资源的权利。

　　民族分裂主义不承认历史形成的边界和民族分布态势，并打算首先用暴力改变它。谁也无法确保民族分布的现状，各民族之间的交往的历史一定是令人愉快的。恰恰相反，人类只到了近代，伴随着人道主义与平等观念的出现，才学会了要平等对待其他民族，而在此之前的各民族交往史，如果深挖细翻，都可以挖掘出血海深仇。如果人类要和平共生，就只能抛弃这些历史旧账，而不是再次清算。谁也无法确保每一条边界都是恰如其分的，它往往反映的是若干年以前力量的对比。但边界是人们付出了巨大代价形成的，如果要打破它，往往会付出新的代价。如果各民族之间能够心平气和地达成协议，就如同捷克-斯洛伐克，那么也应该不存在问题。但是，不要忘记，20世纪90年代这么深的血海中，只有捷克这一块绿洲〔2〕。无辜者付出的生命代价，谁人能够弥补？谁又有这个权力，让无辜者为民族分裂主义政客的野心买单？

　　民族分裂主义进行的不是军队对军队的正规战争，而是所谓“总体战”，换句话说，就是“全民战争”——这是这种战争最邪恶的特点。在这种战争中，很难区分军人与平民，因而平民往往成了最主要的牺牲品。车臣战争里令世人谈虎色变的“黑寡妇”就是这样一种人：她们穿着平民的装束，而且还是令人同情的妇孺，混匿于平民之间；谁都不知道，她们在何时、会把何人炸得支离破碎。这种“全民战”并不象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那样，存在一条泾渭分明的战线；各民族混居的现状一旦被民族仇恨情绪取代，必然出现一种“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的混战状态，正如一些观察家指出的那样，是一种“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在这种特殊的战争中，专门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犯罪行为和残酷的私刑替代了常规战争的敌我军队的交战，其目的是通过这些令人恐惧的罪行，迫使敌对方的居民离开原先的居住地（即 “种族清洗”），尽量使得自己人与自己人的地盘连成一片，以达到己方军队在前线无“后顾之忧”，并尽可能地扩大本民族地盘的双重目的。而做出这种暴行的，不仅是军人，很多平民也参与其中。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波斯尼亚战争中，之所以存在那么多令人发指的罪行，原因就在这里。应该说明的是，类似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之类的暴行，并非仅存于塞尔维亚一方，在穆斯林和克罗地亚方面，所作所为丝毫不比其逊色。据波黑塞族方面战后统计，死于波斯尼亚战争的塞族人之中，只有19％是军人，其余全部为平民；1996年，一名波黑穆斯林指挥员当着联合国维和部队官员的面承认，他亲手杀死了大约200名塞族居民，而一个穆斯林突击队则抓获了7000名塞尔维亚平民，并将他们全部杀死〔3〕。即便是被作为塞族人最大暴行发生地的斯雷布雷尼察（波黑塞族军队在此屠杀了 7000名穆斯林战俘和兵役年龄男子，包括战斗死亡），不仅是穆斯林的坟墓，同时也是塞族人的坟场：自1992年波黑内战爆发至1995年7月斯雷布雷尼察被塞族攻陷期间，整个斯雷布雷尼察地区至少死亡3227名塞族居民，仅在该市市中心就有446名塞族人被虐杀，参与犯罪的穆族暴徒多达469人。而所有这些暴行，“都具备文字与影像等各种证据材料” 〔4〕。即使是在塞族攻陷斯雷布雷尼察前夕，斯雷布雷尼察的穆斯林守军仍旧在发动对附近塞族居民的偷袭，用“割头”方式处死多名塞族平民。血淋淋的事实证明：哪里存在分裂主义势力，哪里就潜伏着暴力和屠杀；分裂主义是种族屠杀、种族仇恨的制造者。分裂分子野心家、政客拿着各民族人民的生命与鲜血染红自己的官帽，他们得到的是“总统”、“总理”、“部长”与“司令”的头衔，而各民族人民付出的则是鲜血与生命、眼泪与痛苦的惨重代价。

　　民族分裂主义具有危险的传染性，并不是说，某个民族激进地要独立，中央政府退缩了让它独立，麻烦就会过去。恰恰相反，因民族分裂主义产生的连锁反应会不断持续下去，如果不被扼制，就会向瘟疫一样四处传播，到处引发分裂浪潮，以及如影相随的种族清洗和血腥屠杀。其他有分裂野心的民族，看到有成功的示范和中央政府的软弱无能，将会更加积极地进行新一轮的分裂活动；即使是本已产生了认同感而没有独立打算的民族，也会萌生独立意识。苏联解体肇始于波罗的海国家的独立，它不仅造成了苏联解体，而且还在20世纪90年代威胁到俄罗斯联邦的生死存亡。1990年前后，原苏联将军、后来的车臣分裂分子头目焦哈尔·杜达耶夫就是在波罗的海国家受到分裂情绪感染，以及看到苏联中央政府的软弱的反应，萌生了车臣独立意识。而当时的苏军上校、后来的车臣分裂分子武装总参谋长、 “车臣总统”阿斯兰·马斯哈多夫原本不支持任何分裂苏联的企图，他看到波罗的海国家要求独立的狂热情绪，甚至还在私下里不解地与同事们讨论道：“我真想不通，他们（波罗的海国家分裂分子）究竟还想要什么呢？” 〔5〕但是，因受分裂情绪的传染，他们两人终于一同将车臣带入了一条万劫不复的不归之路，不仅让车臣成了俄罗斯“流血的伤口”，而且车臣自身也遭受了毁灭性的报复，他们自己也全都死于战争之中〔6〕。苏联解体前后，不仅仅是一个小小的车臣闹独立，而且鞑靼斯坦这个自治共和国也几乎走上了车臣那条不归路〔7〕，甚至就连俄罗斯人聚居的乌拉尔地区、远东地区都有人策划要成立“乌拉尔共和国”和“远东共和国”。如果不是俄罗斯对车臣的残酷报复吓破了明·沙米耶夫〔8〕的胆，天知道鞑靼斯坦的局势会怎样发展。而南斯拉夫的分裂，再次印证了民族分裂主义的传染性。首先是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接着传染到波斯尼亚和马其顿，再接着是科索沃，现在终于轮到了黑山。即便是局势一向平静的伏伊伏丁那自治省，在科索沃战争后也出现了匈牙利人要求独立的呼声〔9〕。这不正是 100多年以前康有为等人“公车上书”时所列举的当时大清帝国的种种危机——“瓜分豆剥，渐露肌芽”——的现实写照吗？

　　按照分裂动机而言，民族分裂主义一般可以分为利益导向型民族分裂主义和丧失认同感型民族分裂主义，在某些条件下，前者可以转化为后者。一般而言，前者，也就是利益导向型民族分裂主义是一种虽然自私，但比较理性和温和的分裂主义，目的是为本民族、本地区争取更多权益（无论这种要求是否正当）。俄罗斯境内的“鞑靼斯坦共和国”分裂主义就是典型。利益问题不难解决：赋予少数民族地区更大的自治权利，讨价还价，在中央政府足够强大的情况下给其以选择机会，它会衡量成本：是付出巨大牺牲，也未必争取到独立好，还是中央在经济上做出让步更好？理性的选择是趋利避害的，利益导向型民族分裂主义者会选择后者。但是，丧失心理认同的民族分裂主义却是非理性的：无论中央政府做出何种妥协和让步，分裂主义分子都不会妥协，车臣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了拉拢车臣政府，叶利钦政府的让步已经到了养虎为患的地步，甚至将驻车臣部队的武器都让给了车臣方面，导致最后无步可让。但结局却是车臣不仅继续坚持独立要求，而且把俄罗斯看作一块肥肉，通过国家组织的大规模犯罪行为贪婪地吸着俄罗斯的血；甚至在明知道与俄罗斯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的时候，还要疯狂地主动挑起战争〔10〕，这都不是理性行为。这种类型的分裂分子，并不会因争取到独立而对母国感恩戴德，反而认为母国统治了他们多少年，就亏欠了他们多少。即便是独立，他们也会把母国当作鱼肉，继续干危害母国的勾当。由于对母国的仇视，以及自身安全的需要而“输出分裂”，把自己变为新的分裂势力的大后方——正如同车臣对达吉斯坦的“输出分裂”和克罗地亚对波斯尼亚“输出分裂”一样。丧失认同感的分离主义无法用非暴力原则解决，因为它根本就是非理性的，无法给它选择。对于这种分离主义，要么母国允许国家四分五裂，要么只能采取暴力消灭它。并非母国不给分裂分子出路，而是分裂主义分子不给母国出路。如果得不到暴力的抑制，母国只能将像细菌裂变一样无限分裂下去，直到母国忍无可忍地采取暴力制止（像俄罗斯对车臣的报复），或者分裂成若干彼此仇恨、互相杀伐的小国（像南斯拉夫）。因此，对民族分离主义纵容、退让的软弱主张往往是暗藏危险的，等于是在玩火，是在用“愚蠢的仁慈”制造血海。

　　民族分裂主义这头怪物四处肆虐时，我们往往会看到西方大国的身影。我从不否认，在当今世界，西方大国走在维护人权、推进民主的最前列。但是，西方大国并非仁慈的上帝，它们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尽管多数情况下是人类文明列车的火车头，但这并不排除在某些情况下流露出自私、伪善、不公和丑恶的一面，帝国主义的阴魂并未完全散去。甚至，它们在某些屠杀中扮演推波助澜的角色。在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中，法国作为一个对卢旺达胡图族政府有深厚影响力的国家，不但没有对屠杀予以制止，反而向胡图族武装提供了武器弹药和大量补给；而装备精良、驻守在卢旺达的法军，对发生在眼前的图西族惨遭屠戮的事实无动于衷，有时甚至面对相隔仅几米远的被屠杀者凄惨的求救都不肯伸一下救援之手——这种袖手旁观、任其自生自灭的冷漠态度更鼓励了胡图族极端分子，使得他们越发肆无忌惮进行大屠杀。在南斯拉夫冲突中，西方大国再次扮演了一个极其丑恶的角色：当分裂主义蠢蠢欲动时予以鼓励怂恿；当分裂分子单方面宣布独立时迫不及待地予以承认；战争一开始就不问青红皂白地对南斯拉夫予以全面制裁；在塞尔维亚人取得军事优势时又赶忙划定“安全区”。而这些所谓的“安全区”，成了穆斯林武装无忧无虑的的军事据点：穆斯林军队从这里出发袭击塞族军队，而当塞族军队反攻到“安全区”界限时，却慑于国际社会的压力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已经溃不成军的敌人脱逃；然后，穆斯林军队在安全区内休整、补充，再对塞族军队发动新一轮的袭击……被这种奇怪的游戏规则一次次的愚弄，哪怕心里素质再好的人也会被整得神经错乱。最终，无比愤怒的塞尔维亚人丧失了理智，不再承认这些 “安全区”的地位，直接导致了1995年的斯雷布雷尼察的大屠杀。这正中西方大国们的下怀，于是以“救世主”形象们出现的北约出动空军对塞尔维亚人狂轰滥炸，实施所谓“正义的惩罚”，导致了塞族彻底的军事失败。一切正如1991年7月，即南斯拉夫危机刚刚发生的时候，希腊《论坛报》所评论的那样：南斯拉夫危机的原因“应该从华盛顿、柏林、伦敦、巴黎和罗马去寻找。”

　　在南斯拉夫各族人民逐渐陷入水深火热的大环境下，出现了一个悲剧性的人物：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这个被西方大国称为“巴尔干屠夫”的人早已身陷囹圄，背负着刽子手的恶名。可我一直认为：尽管他的手上也沾有鲜血，但他同时也是民族分裂主义泛滥与大国强权压迫的受害者。有人说他是独裁者，可是，请不要忘记，米洛舍维奇时期，塞尔维亚已经是一个标准的民主国家：多党制，三权分立，定期的民主选举，集会、结社和舆论的自由。有人说米洛舍维奇是“极端民族主义者”，但是米洛舍维奇什么时候把自己的军队开到过国境线以外去显示过他的“极端”和“民族主义”？有人把死于南斯拉夫内战的二十万人的血债全都归结到他的身上，这简直是无稽之谈：难道首先武装挑衅、打响了战争第一枪的分裂势力——奉法西斯分子“乌斯塔沙”为精神支柱的克罗地亚军队、波黑穆斯林武装、恐怖分子科索沃“解放军”，以及来自穆斯林国家的“圣战者”们，就是一群吃斋念佛的善男信女吗？

　　一个原本各民族和平相处的国家，被一群狂热、冒险的民族分裂分子肢解了。克罗地亚和波黑的分裂分子，他们不愿意生活在南斯拉夫，煽动着：“决不能再生活在一个被塞尔维亚人主宰的南斯拉夫”。但他们并没有问问，那些塞尔维亚人是否愿意生活在克罗地亚人主宰的克拉伊纳，以及被穆斯林主宰的波斯尼亚——特别是，当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当局把当年屠杀了600，000塞尔维亚人的法西斯分子乌斯塔沙和穆斯林讨伐队当作民族英雄来怀念时，塞尔维亚人又一次成为了待宰的羔羊。而在科索沃，“（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发生了无数起暴力事件，包括毁坏财产、使人丧失工作、骚扰、奸淫、打斗和屠杀。”而这一后果是，“塞尔维亚人宣称他们所面临的威胁具有种族灭绝的性质，这是他们再也无法忍受的……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分子应当对大量针对塞尔维亚人的暴力攻击，以及对一些塞尔维亚人的财产破坏负责。” 〔11〕

　　这个时候，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崛起了，他含着眼泪对着那些被从自己家园里赶出来的、惶惑不安的塞尔维亚乡亲们起誓：“不，我决不允许自己的兄弟被人当成羔羊一样宰割。”不是为了恢复那个已经不复存在的南斯拉夫，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塞尔维亚兄弟，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生活在自己的国家中，或者在显然很不友善的邻国获得自治的地位，以保证自己不会再像二战时那样被屠杀——这个要求过分么？米洛舍维奇并没有对同样独立的马其顿发动战争，因为人口构成主要是马其顿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的马其顿共和国只谋求自己的独立，而不谋求从塞尔维亚掠夺什么。野心让图季曼、伊泽特贝戈维奇、切库走向不惜一切代价分裂国家的道路，而恐惧和愤怒则催生了马尔蒂奇、卡拉季奇、米洛舍维奇这样的“战犯” 〔12〕。仁慈的西方大国认为：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穆斯林和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理所当然地拥有“民族自决权”，完全应当允许他们从南斯拉夫的版图上分割出去；但同样也是这些西方大国，却对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居民说：你们没有民族自决权，因为二次大战后形成的边界是不可更改的，你们完全应当留在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版图内。有了他们的撑腰打气，克罗地亚当局组织了克罗地亚“全民公决”，决定从南斯拉夫联邦脱离出去；同时，克罗地亚当局又派出军队，用刺刀阻止了克拉伊纳塞族人的是否从克罗地亚独立出去的全民公决〔9〕。克罗地亚对塞尔维亚居民蛮横、武断的态度勾起了塞尔维亚人的惨痛而恐惧的回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多达60万的塞尔维亚人被克罗地亚法西斯分子“乌斯塔沙”所杀害，其手段之残忍，竟然引起了法西斯头子阿道夫·希特勒的震惊，而另一个法西斯国家意大利，甚至不得不做了一次“正义天使”，派出军队去保卫塞尔维亚人，以使之免遭“乌斯塔沙”的屠戮〔13〕。恐惧的塞尔维亚族人当然无法接受西方大国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高深逻辑，以及它所引发的后果，因此在米洛舍维奇的支持下武装起来讨个公道。于是，西方大国说他们做错了，有罪，所以他们就做错了，有罪。

　　与南斯拉夫内战相应的，是俄罗斯对车臣的战争。尽管南斯拉夫内战死亡的人数不及车臣战争死亡人数的二分之一，尽管曾经在南斯拉夫上演的悲剧也曾在车臣上演，甚至，直到目前还在继续上演。米洛舍维奇所遇到的那些难题，一样在叶利钦和普京面前展现 ——怎样区分恐怖分子与平民？如何既消灭恐怖分子又避免屠杀？谁也没有长着一双区分平民与恐怖分子的火眼金睛，即便是具有世界最强科技力量的美国，在进行反恐怖战争时也还是无法避免伤及无辜，更不用说一个小小的南斯拉夫了。对恐怖分子，鲍利斯·叶利钦咬牙切齿地诅咒道：“疯狗必须被处死！”这不妨碍他悠闲地在意大利渡假和在克里姆林宫庆祝他的75岁生日；而符拉基米尔·普京则神色冷峻地指天发誓：“要把他们淹死在马桶里！”这也不妨碍他成为八国会议上的贵宾；乔治·布什则掷地有声地发出悬赏令：“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这更不妨碍他在全世界宣扬维护民主与人权的伟大理想。他们，和米洛舍维奇做了相同的事情，但是海牙国际法庭却离他们那么远。这不由得使我产生了一些疑惑：难道，这个法庭不是为了追求正义的？难道，它只审判弱者，正义在强者面前无效？

　　对于南斯拉夫战争有些了解的人都应该记得一个人：克罗地亚前总统弗拉尼奥·图季曼。尽管这个人是战争的首要挑起者，尽管他在南斯拉夫还未分裂时就首先命令自己的警察部队袭击联邦驻军，从而国家陷入内战的火海；尽管他在联邦人民军撤出克罗地亚后继续向波斯尼亚的克罗地亚武装提供武器，甚至直接派出军队，把战火绵延到巴尔干的每个角落；尽管他亲自策划了对克拉伊纳塞尔维亚人血腥的种族清洗，手上沾满了塞尔维亚人的鲜血；尽管他的罪孽比米洛舍维奇更严重，因为他是这场大混战实际上的罪魁祸首，但这不妨碍他成为西方国家的座上宾，在他访问这些国家时，西方大国们为之鸣放礼炮。这是否应了斯大林曾说的那句话： “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

　　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并非这场残酷战争的挑起者，他只是塞尔维亚民族利益不成功的捍卫者。并非米洛舍维奇造就了巴尔干可怕的形势，而是巴尔干可怕的形势造就了米洛舍维奇。作为一个小国的领袖，他不得不做出一个又一个妥协，不得不一步一步地退让。熟悉南斯拉夫内战进程的人应该知道，在1992年3月1日对波黑塞尔维亚平民婚礼大开杀戒，开了波黑地区“种族清洗”的第一枪的，正是波黑的穆斯林极端分子；不顾占人口三分之一的塞尔维亚人的激烈反对，强行于 1992年3月3日宣布波黑独立的，正是狂热的穆斯林好战分子伊泽特贝戈维奇，而不是米洛舍维奇。即使如此，塞尔维亚人也并没有立即拿起武器战斗，而是继续与波黑当局讨价还价，要求建立一个联邦制国家。1992年3月18日，三族代表就波黑前途达成了原则协议：①维护波黑领土完整，不破坏现有边界；②按民族划为3个自治区，实行民族平等、自治、政教分离；③成立三方工作小组，具体划分三个民族自治区的范围〔9〕。可以看出，这项协议达成时各方依旧是保持了相当程度的理性的，如果这一协议得以履行的话，波黑战争应当可以避免，那20万人的生命应当可以挽救，那些种族清洗和大屠杀的惨剧应当不会发生。但就在这个紧要关头，西方大国开始干预了：1992年4月6日，欧共体突然宣布承认波黑的独立。西方大国在背后的撑腰打气使得伊泽特贝戈维奇态度骤然强硬起来，出尔反尔，背信弃义地撕毁三族代表已经达成的框架协议，坚持波黑作为一个单一制的国家，而不是联邦制国家存在。作为回应，4月7日，波黑塞族议会宣布成立 “波黑塞尔维亚共和国”。从此武装对抗急剧增多，一场以“种族清洗”为目标的残酷战争已箭在弦上〔9〕。对此，意大利社会党主席普雷迪在1992年4月 12日评论道：欧共体应当对克罗地亚和波黑内战“承担严重的道义和政治责任” 〔14〕。

　　伊泽特贝戈维奇自恃有西方大国的纵容，开始了越发肆无忌惮的主动挑衅，致使战事一步步升级：1992年4月8日，他下令全国进入紧急状态；12日，他命令波黑穆斯林武装为向南斯拉夫人民军军营发动进攻做好准备；29日，穆斯林武装包围人民军兵营，封锁其调动通道，杀害了数名人民军战士并扣押了人民军第二军区司令。此举使得形势骤然紧张，战火剧增〔9〕。5月2日，南人民军驻波黑部队扣押了伊泽特贝戈维奇作为人质，以交换被穆斯林武装扣押的第二军区司令；同日，穆斯林武装和作为其盟友的克罗地亚武装之间，为抢夺人民军的武器装备和军事设施而大打出手。在伊泽特贝戈维奇的再三挑衅和西方大国的纵容怂恿下，波斯尼亚局势由紧张对峙终于演变成一场民族大混战。

　　1992年5月下旬，在波黑战争刚刚打响的时候，时任塞尔维亚总统的米洛舍维奇致函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要求两大国在波黑成立俄美联合军事指挥部，把波斯尼亚所有的武装力量都置于这个指挥部的监督之下，并表明他代表塞尔维亚愿意为实现和平和促进合作发挥影响。这个倡议得到了波黑塞族的积极响应〔15〕。但是，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大国对这个建议感兴趣。5月30日，西方大国操纵联合国通过第757号决议，对南斯拉夫进行全面制裁。西方大国又一次表明了他们的帝国主义倾向：它们对和平不感兴趣，只对制裁南斯拉夫感兴趣；或者说，它们不许当事人自己提出实现和平的计划，只许当事人按照它们的意志去实现和平。而作为塞尔维亚人传统盟友的俄罗斯，当时正充满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浪漫幻想，希望通过充当西方的跟屁虫、牺牲塞尔维亚的利益获得西方极乐世界的入场券。当然，俄国人的打算落空了——极乐世界的大门不是那么好进的，西方大国提出的要求也并不复杂，就是要求俄罗斯作为一个国家彻底消失，自动分解成类似卢森堡那样的一堆没有任何自卫能力的小国，这样才有可能在极乐世界里分得一席之地；当然，也不排除即使这么做了依旧进不了极乐世界的可能。俄国人丢掉了无数利益和尊严之后才懊悔地发现：自己当初一厢情愿式的幻想是多么愚蠢。于是世界上又出现了一个明里暗里与西方国家唱反调的大国，它向萨达姆提供情报，向伊朗输出导弹技术，向平壤提供支援——并非莫斯科喜欢这些声名狼籍的政权，而是希望通过对这些“邪恶轴心”国家的支持，以报复西方对俄罗斯的愚弄和欺骗。“冷和平”又代替了“冷战”，西方大国正在为自己的自私和霸道付出代价，将来也许还会付出更多。

　　应当说，国际社会中仍有一些真心关切人道主义灾难、谋求公平地解决波黑各方冲突、实现和平的人。1993年8月20日，联合国前南问题国际会议两主席欧文和斯托尔滕贝格提出了一揽子解决波黑冲突的“欧文—斯托尔滕贝格和平计划”，受到了塞族、克族的积极响应，他们均表示接受协议并准备签字。尽管这个计划要求塞尔维亚人把占据的地盘从占波黑领土的70％减少到51％（与战前塞尔维亚人聚居区总面积相等），但塞尔维亚人仍旧表示愿意“以土地换和平”。然而，穆斯林以发布总动员令、命令全部预备役军人向有关部门报到作为对该和平计划的回应〔16〕。对此，西方大国并没有给穆斯林方面以任何惩罚和压制，反而借口马尔卡莱露天市场惨案〔17〕给塞族人下了最后通牒，要他们立即交出萨拉热窝附近塞族阵地上所有的重武器；2月28日，也就是3个星期之后，两架美国 F－16战斗机又在波黑塞族控制区巴尼亚卢卡上空击落了塞族的4架战斗机；4月10日则出动F16战斗机直接空袭了塞族军队的炮兵阵地和装甲目标——这就是西方大国式的公平。

　　成功地在世界舆论面前把穆斯林打扮成令人同情的“受害者”形象的伊泽特贝戈维奇，却一次又一次出尔反尔，一次又一次拒绝和平机会，不愿意签署和平协议，这本身就是一个令人奇怪的现象。他一直顽固拒绝以联邦或者邦联形式建设波黑国家，试图以单一的中央集权制取而代之，为此宁可让种族屠杀继续下去。伊泽特贝戈维奇之所以坚持以单一制取代联邦制，原因在于穆斯林的出生率优势：1971年，波黑的塞尔维亚族人占人口的 41％，穆斯林占34％，塞尔维亚人是主体民族；到了1991年，情况刚好颠倒，塞尔维亚人只占了31％，穆斯林占了44％，穆斯林反客为主；而到了战争结束的1996年，穆斯林已占到总人口的 49％了〔51〕。这样，永不了多久，一个实行单一制的波黑，将完全成为穆斯林占绝对优势的国家。联邦制国家与单一制国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权力是由联邦政府和各主体之间分享，还是完全集中于中央政府。在单一制国家里，一切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这样穆斯林完全可以靠人口的简单多数实现对政权的绝对垄断。考虑到伊泽特贝戈维奇“伊斯兰教与各非伊斯兰教制度之间的不相容性”的一贯叫嚷，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在这种单一制国家里非穆斯林民族会处于何种地位。波黑的塞尔维亚人当然看出了他的野心，就以武力为后盾给他两个选择：要么实行联邦制分权，要么你自己玩你自己的单一制，我们回归母国。代顿和平协议虽然使得穆斯林成为最大的赢家，但仍旧没有完全实现伊泽特贝戈维奇的迷梦。直到2003年死去，他都念念不忘“必须解放波黑的全部领土” 〔18〕。在他眼里，把波黑塞族聚居区抓在自己手中，才算是塞族人也获得了“解放”。尽管1996年代顿和平协议签署后，八分之七的萨拉热窝塞族人挖走了自己祖先的尸骨、烧掉了自己的房子，离开了即将被移交给穆克联邦的萨拉热窝，证明了他们多么欢迎这种“解放”，但这并不妨碍伊泽特贝戈维奇把他的“解放塞族人聚居区”的伟大梦想带进棺材。伊泽特贝戈维奇死后，波黑穆斯林的新领导人苏莱曼·蒂希奇继承了他的衣钵，借口代顿协议“不利于政府机构运转”，又提出要修改这个协议〔52〕。

　　1992年5月30日，西方大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757号决议，借口南斯拉夫人民军干预波黑内战，对刚成立仅仅33天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实施了全面制裁。仅仅三天之后，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就向安理会提交了一份报告，证明南斯拉夫人民军确实都已撤出波黑，而波黑塞族武装并不是听命于米洛舍维奇。对此，法国驻联合国大使说，要是三天前投票时看到这个报告就好了，但是“现在决议已经通过，制裁的结果已经不能改变。”〔9〕不奇怪吗？既然制裁的理由都不成立，那么制裁的决议怎么就“不能改变”呢？就这样，制裁一直没有取消，导致南斯拉夫经济几乎崩溃：社会总产值下降一倍多；通货膨胀高达令人昏眩的12位数——2816125293792％，创造了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人民生活水平倒退三十多年，物价上涨几十亿倍，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老人因缺医少药过早死去，儿童因营养不良发育迟缓〔14〕……不仅如此，1992年9月19日，在伊斯兰国家的首先提议和西方大国的积极响应下，联合国安理会以 12票赞成，3票弃权，通过了中止南斯拉夫在联合国席位的决议。这是联合国这个国际性组织成立以来绝无仅有的先例——甚至，在红色高棉疯狂地屠戮200万柬埔寨平民的时候，他们的代表都还安安稳稳地坐在联合国席位上为自己辩护。这样，作为联合国发起国之一的南斯拉夫，被剥夺了在世界舞台上发言的权利。而南联盟被赶出联合国这个“危险的先例”引起了连锁反应，导致南斯拉夫被逐出其他国际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拒绝南联盟参加1992年秋季会议，国际原子能机构也决定南联盟不能自动继承前南斯拉夫在该组织中的席位；甚至，连参加国际体育比赛的资格也被剥夺了。其结果是，南联盟更加孤立，经济危机更加严峻〔41〕。这是什么道理：米洛舍维奇一开始就有罪，但他的罪行不在于那时还没有发生的种族屠杀，而在于他不识时务。在西方政客为共产主义在欧洲消失喝彩，在他们欢庆“历史终结”的时候，米洛舍维奇竟然不识时务地宣布自己是“最后一个布尔什维克”。因此，他注定要从政治舞台上消失，要被缉拿归案，要被法庭审判，要承担可怕的罪名，哪怕他是塞尔维亚人选举出来的合法总统。

　　还在1992年，当南斯拉夫内战刚刚拉开序幕、全世界都还是雾里看花时，素有“铁娘子”之称的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就对记者叫嚣：“马上出动空军轰炸贝尔格莱德，消灭欧洲最后一个布尔什维克堡垒！”〔47〕“铁娘子”当时已经下台了，她已经不必跟台上的西方政客们那样闪烁其辞、装出一副公允的样子，她说出了西方大国对南斯拉夫干涉的实质：不是因为当时还有没有发生的种族清洗罪行，而是因为塞尔维亚人民，竟敢通过民主选举，选出一个表明坚信社会主义理想的米洛舍维奇。而既然塞尔维亚人选出了西方不喜欢的米洛舍维奇，那么全体塞尔维亚人就要遭受集体惩罚。和这个不甘寂寞的老女人相比，台上的大国政客们则表现得很含蓄：他们发表一个又一个声明，既谴责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对塞尔维亚人的屠杀，也谴责塞尔维亚人对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的暴行。当然，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的罪行口头谴责一下就可以了，但塞尔维亚人的罪行是不能饶恕的，一定要用武力来惩罚；每当战事升级，北约的飞机都会像和平天使一样飞临战区上空对交战双方予以警告，不过，“和平天使”在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的阵地上总是一掠而过，炸弹却实实在在地落到塞尔维亚人的阵地上。为什么会是这种奇怪的标准，只有上帝知道。在谴责双方暴行的同时，他们允许向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提供各种物资和金钱，包括武器，却对塞尔维亚实行最严厉的禁运；他们制造出一个又一个名为难民庇护所、实为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军事据点的“安全区”来，一次次地愚弄塞尔维亚人，为的就是让他们发怒，让他们在愤怒中失去理智、大开杀戒，为大国们 “公正的人道主义干涉”提供理由。在科索沃，大国政客们短时间内就将原来他们自己认定的劣迹斑斑的恐怖分子、贩毒集团、卖淫集团 “科索沃解放军”摇身一变成为“自由斗士”，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让人不禁由衷感叹这个世界变化实在是太快。

　　在世界主流舆论当中，米洛舍维奇一直被当作“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大塞尔维亚主义者”来看待，似乎这种“极端”和“大塞尔维亚主义”导致了战争。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简单。生活在南联盟（塞—黑）境内有大大小小26个民族，除了阿尔巴尼亚族以外，其余24个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塞尔维亚族相处得不但不紧张，反而非常融洽。“凡得到国际法承认和保障的人和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少数民族维护、发展和表达自己种族的、文化的、语言的和其他特殊性的权利，以及使用少数民族标志的权利，塞尔维亚的宪法和法律均予以承认和保障。”〔9〕在南联盟境内少数民族数量最多、族际关系最为错综复杂的伏伊伏丁那自治省，多年以来局势风平浪静，该省37所普通中学中，有32所用少数民族语言教学，32所中等专业技术学校中，100％使用各种少数民族语言教学。该省的报纸及刊物中，匈牙利语有48种，斯洛伐克语有17种，多民族语言的多达221种。少数民族政党与政治团体与塞尔维亚人平等地参与全国选举并取得议会席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南联盟政府对境内的吉普赛人（塞尔维亚人称之为罗姆人）给予了特殊的保护与帮助：由于吉普赛人喜欢四处流浪的民族特性，这个民族居住条件很差，没有自己的文字，文盲比例很高，在社会中处于被歧视和忽略的“边缘人”地位。从1995年起，塞尔维亚官方在经济状况非常窘迫的状况下，拿出资金为吉普赛人修建住房，改善居住条件，并且帮助吉普赛人创建自己的文字，用吉普赛文对青少年进行正规教育，帮助他们成立社团参与社会生活等等〔9〕。这些事实表明，无论是南斯拉夫政府还是米洛舍维奇本人，看上去都不像是所谓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大塞尔维亚主义者”，他们对少数民族是尊重的，而不是歧视的。但是，为什么塞尔维亚人偏偏与阿尔巴尼亚人、波斯尼亚的穆斯林难以和平共处呢？

　　原因在于，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战争并不是简单的民族冲突。所谓的大塞尔维亚主义，大克罗地亚主义，大阿尔巴尼亚主义，不过是台上的角色演员，真正站在幕后导演这一切的，是文明的冲突。二十世纪的最后三十年，一系列冲突在穆斯林世界与其他文明的接合部（即亨廷顿所称的“文明断层线”）异乎寻常地猛烈地爆发出来：从波斯尼亚、科索沃向东延续到车臣、达吉斯坦（俄罗斯）、纳卡地区（阿塞拜疆）、阿布哈兹（格鲁吉亚）、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新疆地区（中国），向南则延伸到南亚次大陆、北大年（泰国）、棉兰老岛（菲律宾）、以及非洲的厄立特里亚、达富尔（苏丹）、尼日利亚——这些新爆发的热点与老热点—— 塞浦路斯、以色列、黎巴嫩〔48〕、乍得、东帝汶……几万公里穆斯林文明与其他文明交界的地带，都绵延着战火。假如把战争的罪责推卸到米洛舍维奇身上，那么又该怎样解释这一系列冲突呢？

　　穆斯林世界变得越来越激进和躁动，这是不争的事实。尽管亨廷顿早在13年前就已指出，穆斯林世界与其他文明之间存在着一条“血腥边界” 〔11〕，但实际上穆斯林激进分子的战线不止上述“断层线”这么一条：即使在穆斯林世界内部，冲突依旧剧烈。激进分子试图颠覆世俗政权，建立类似伊朗、阿富汗塔利班（已被摧毁）和苏丹那样的原教旨主义神权政体，为此，在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印尼、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等世俗穆斯林国家内频频制造恐怖暴力事件，而且在民众中的影响日益扩大。还有一条战线，则在其他文明内部的穆斯林移民社区，这里是暴力和恐怖袭击的新战场。不仅是巴黎、伦敦、莫斯科、纽约和柏林，甚至中国内地的一些穆斯林小聚居区，都为频频发生的暴力和犯罪行为深感头痛。即便是一向以与世无争、懒散宽容和无忧无虑闻名于世的澳大利亚，当地居民也因不堪穆斯林移民的不断骚扰而与之发生了严重的暴力冲突〔49〕。穆斯林奇高的出生率，以及受教育程度的偏低，使得穆斯林世界和其他国家里穆斯林社区内充满了无所事事的年轻人，因贫困和无聊滋生出的绝望、愤懑和仇恨的情绪弥漫于这些人之中，为暴力和恐怖主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后备军。对此，亨廷顿指出： “凡是有穆斯林参与的冲突，很难通过和平途径解决。”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穆斯林在全世界都是低调而平和的，实现现代化、世俗化是很多穆斯林世界有识之士的梦想，凯末尔、纳赛尔就是他们之中的杰出代表。但是，穆斯林国家普遍缺乏民主、政局动荡，自然条件恶劣，顽固的旧传统、封闭心态等原因，使得世俗的穆斯林国家追求现代化的道路非常曲折。而世界最大的产油区，却恰恰位于原教旨主义势力最顽固、社会形态最落后的海湾地区。七十年代石油危机之后，海湾的穆斯林国家没有经过任何艰苦奋斗就突然阔了，形势就不同了，须知石油国家吼三吼，地球都得抖三抖，这种情况下还去搞什么现代化，还用模仿别人？有钱腰杆就硬，自己就是最完美的。因石油美元而财大气粗的穆斯林国家，没有把大自然慷慨赠与的宝贵财富太多地花在兴建本国工业基础，以及改善国计民生上。在突如其来的财富面前，他们和一切一夜暴富的暴发户一样不知所措，对这笔钱要么用于无理性的挥霍享受，要么用于无理性的势力扩张。而那些生活在贫穷国家的穆斯林，也因为有了“富亲戚”而孳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尽管这些身价动辄几十亿美元“富亲戚”一年用于捐赠的钱往往不及自己一晚上挥霍所用，施舍给一万个贫穷穆斯林的善款不如支付给一个巴黎高级妓女的嫖资多。这样，一方面是海湾国家石油大亨们如同神仙一样的挥金如土，一方面是马格里布与中亚细亚穆斯林近乎绝望的贫穷落后。盲目的自信，以滚滚而来的石油财富为后盾向其他国家输出原教旨主义；绝对的贫困，则源源不断地为原教旨主义提供了人肉炸弹。穆斯林世界里的剥削阶级，用宗教这一麻醉人民的鸦片，打着“慈善”的旗号，欺骗穷人为实现自己“让所有人成为安拉的奴仆”的疯狂野心当炮灰。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战争中，就有超过6000名以上的、来自阿富汗、沙特、伊朗、埃及、巴基斯坦等国家的“圣战者”；其中，仅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就多达 2000多人。“科索沃解放军”则由伊朗提供资金、训练和组织干部班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专家们则在地拉那的科索沃解放军训练营里讲授恐怖袭击、游击战等课程〔18〕。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总统伊泽特贝戈维奇本身，就是一名激进的教权主义者，他“提拔任用军事将领、给予奖赏的标尺，并非是否善于用兵打仗，而是是否虔诚地信仰真主” 〔18〕。研究波斯尼亚战争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拥有人口、军队数量优势，以及拥有来自穆斯林世界巨额资金和身经百战的“圣战者”支持的穆斯林军队，如果离开了西方大国的武力干涉，在军事上就总是一败涂地，这恐怕与这位教权主义者独特的用人方式有关。

　　阿利雅·伊泽特贝戈维奇非常狡猾地把一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圣战”打扮成“民族解放”和“自由民主”的模样，尽管早有人看出“他夸大波黑和全世界穆斯林品质的做法最明显地暴露了他一贯标榜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46〕。伊泽特贝戈维奇早年就因鼓吹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被判刑，他在其主要著作《伊斯兰宣言》中直言不讳地说：“伊斯兰教与各非伊斯兰教制度之间的不相容性。在伊斯兰宗教与非伊斯兰社会和政治制度之间，既不会有和平，也不会有共存。” “当伊斯兰运动足够强大时，它必须夺取政权并创建一个伊斯兰共和国”，而这个新国家的教育及宣传大权，“应当掌握在具有无可争议的伊斯兰道德权威和知识权威的手中”〔11〕 ——面对这么一个斩钉截铁地公然宣称与其他一切非伊斯兰宗教和制度“不会有和平、不会有共存”，还打算通过控制教育与宣传，把其他民族改造成“服从真主的人”的狂人，波斯尼亚塞族怎么可能不感到恐惧呢？又怎么可能不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传统、文化、家园、信仰以及生命呢？还是这个伊泽特贝戈维奇，早在波黑战争爆发初期，就呼吁全世界的穆斯林“圣战者”赶来参加这场“圣战”，甚至扬言如果西方国家不支持他，他就号召全世界的穆斯林打一场针对西方国家的“圣战”，而且，他还曾声称，要建立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伊斯兰帝国”。这些“圣战者”们最大的癖好，就是割下塞尔维亚人的首级以炫耀战功〔18〕。现在，他们把这项优良传统带到车臣、伊拉克、印度尼西亚……〔19〕。能够想像，这些与袭击世贸大楼的恐怖分子一样残忍的穆斯林激进分子，会对塞族做出什么样的暴行？奇怪的是，西方大国对此缄默不语，莫非这些“圣战者”来到波黑时是天使，一来到美国就变成了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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