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观察中国新时代的前进步伐？

● 谭中（本报特约）

　　拜读5月16日宋兴无先生回答薛涌先生批评的大作，宋先生提出在当前既有光明前途、又是十分严峻的形势下“中国人应该持有一种怎样的心态？”这是一个很重要、很及时的课题，值得大家讨论。

　　“中国曾经有过逾千年的辉煌”，这话我同意。有人估计，在18世纪以前，中国出版的书籍超过全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换句话说，18、19、20世纪中国在文化、经济方面的落后，从人类进化的整个进程来看只是很短暂的。可是另一方面，正是在过去这三个世纪中，人类文明的飞跃进步使得人类几千年的进化都黯然失色。西方知识精英站在物质文明进步的最尖端看中国昨天、甚至今天的许多事物都会觉得太原始、太落后，这也有道理，不能一概称之为“文化霸权主义”。

和昨天的自己比

　　美国年轻人参加各种锻炼比赛，胜必骄、败必馁。这时家长出来指导说，比赛时不要跟别人比，而是跟自己比，今天的自己要比昨天的自己强，明天的自己要比今天的自己强，这就是进步、就是胜利。我认为宋先生犯不着把鸦片战争后中国人的心态和马哥波罗、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的心态相比，这样比来比去不一定能加强

中国人的自信。

　　重要的在于今天的中国是不是比昨天进步，今天中国人的心态有没有接受昨天吃亏的教训。有人认为80年代开始至今的中国经济发展和100年前的“洋务运动”有很多相似之处。比方说，中国人聪明、学得快，很快就把工业发展起来，100年前如此，现在也如此。西方观察家来中国考察，诸多称道，100年前如此，现在也如此。中国统治精英得意忘形，有点被成功冲昏头脑，100年前如此，现在也如此。中国用官僚主义管理企业，全国不协调，地方割据，100年前如此，现在也如此。还有贪污腐败，很多人把民脂民膏私囊中饱，100年前如此，现在也如此。

　　1894-95年中日战争，在各方面都占优势的、可以打赢日本的中国输了，“洋务运动”功亏一篑。如果今天中国真是“身处并不友好的国际环境”，那就应该特别当心，像薛先生说的，多一点忧患意识，可以避免得意忘形，不要醉心于“风景这边独好”，千万别蹈“洋务运动”的覆辙。

　　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对中日关系曾经说过一句意义深长的话：“中国强，日本就是妾，中国弱，日本就是贼。”中国应该强，强了就不会遭欺侮，这是硬道理。所谓“强”，应该是扎扎实实的，不要像“洋务运动”时代那样经不起一击。

　　在今天侦察技术特别发达的情况下，你如果强，别人是知道的，你如果是打肿脸充胖子，别人也知道。这就要求我们彻底消灭浮夸、虚报。

　　中国的统计有“水分”，这和几千年来浮夸、虚报的传统有关，也是“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之一。几年前笔者带了一个印度代表团去参加中国一个城市举行的“三南”(大西南、南亚、东南亚)经济合作学术讨论会，会议组织人找了中国企业来商谈合资。有一家在会上宣扬得很动听，印度朋友想去看它的厂房，结果发现只有空架子。最奇怪的是在大会总结报告中，出现了XX万元印度“意向性投资”的成果，其实八字还没有一撇。

　　笔者八年抗战时期在湖南读书被日本鬼子追赶，从长沙一直逃到浦，可是当时后方的报纸，八年内从来没有登过一个“败”字或“退”字。看到“国军从长沙转进”的消息，就知道长沙失守。从那时开始一直到今天，中国新闻媒介“报喜不报忧”的缺点并没有根本改掉。

批评与出卖的差别

　　“义和团”运动时，人们认为“二毛子”(亲老外的中国人)比“大毛子”(老外)更坏。鲁迅写《阿Q正传》，突出“假洋鬼子”的可恶。老外很多污蔑中国或者对中国文化肆意歪曲的杰作，都是因为“假洋鬼子”为虎作伥。宋先生对这方面的痛恨，可以理解。几十年前人们嘲笑那认为美国月亮比中国月亮漂亮的林语堂，别人问他在美国干嘛？他说：“我在出卖《吾国与吾民》。”

　　在美国的某些华裔有可能弄不清楚批评祖国和“出卖”祖国之间界线何在，不知道美国有强大的力量在利用你、收买你。在50和60年代，美国最受人捧场的知识分子就是“前共产党人”。美国花大量金钱宣扬他们，目的是让欧洲的知识精英脱离共产主义信仰，作为“冷战”时期战胜苏联的精神保证。

　　可是话又得说回来，第一，今天美国对敌的主要目标已经不是“共产主义”，更不是早已走进“市场经济”大范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就是为什么有一小撮自我“拍卖”的反华斗士越来越找不到施主了。

　　第二，中国遭人欺侮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现在也不必“一心赶超”，而是利用当前的天时、地利、人和，使13亿人民生活都有保障，根本不必害怕全世界各种反华势力都联合起来搞“和平演变”。宋先生反对“拿着‘西天’经文中的美景，到中国的现实中来找差距”，说得很对，但也不必太计较中国人“围绕在西方话语‘一言堂’的周围侃侃而谈”。“宣扬美国为天堂”，如果言之有理，可以变成“他山之石”。

　　西方有没有“文化帝国主义”，美国搞不搞宋先生说的“西方话语霸权”？我从自己在国际学术讨论中头上挨过棒子的经验可以作肯定的回答。宋先生提出“美国之路在物质层的前者(国家的繁荣富强)无疑是成功了，但在精神层的后者(人民的和谐幸福)却深陷泥潭。在后者，中国文化的优势是有目共睹的”。这是说出了许多衷心爱中国的人们的愿望。不过，在学术上对这方面的论证、赘述实在太少。在西方文字出版界几乎看不到。中国国内有些讨论，不但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情况研究不够，即使在分析中国“文化的优势”上还不够客观、深入，达不到诱导年轻一代不盲目崇美、恐美的目的。凡是有这种愿望的中国文化精英，不管是在国内或海外，都应该参加到这一思想建设的项目中来。我认为既应该“居安思危”，又应该“自强”、“自信”、“自爱”，才配称得上是中华“礼义之邦”的一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