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１０月下旬回到迪化，向张治中汇报了南京之行的结果。大约过了四五天，接到蒋介石的电令，调我接任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调充西北行辕副主任，住兰州代张治中处理行辕事务。１１月３日我接任新职，行辕参谋长职务，由副参谋长刘任升充。
这时的局势，愈益朝着有利于三区势力的方向发展，而国民党在新疆的统治地位，则在不断削弱和动遥根据达成的协议，自新的省政府成立后，政治、军事、经济等均应成为统一体，不应有任何特殊。但事实上，阿合买提江等仍想牢牢地控制伊、塔、阿三区（阿山区行政专员乌斯满不愿受阿合买提江等人的控制，直接向张治中联系，是伊方所没有料到的事情，也是伊方极不愉快的事情），不容许省府过问他们的事情，也不允许派任何人进入三区视察调查。当三区革命起来时，塔城区专员平戎等率军警及汉族回族等老百姓共１．４万多人退入苏联的阿牙固斯，和平条款签订之后，由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通知苏联政府遣送回国，并由新的省府商定组织了一个接运小组，前往塔城办理接运事宜。而这些人于１９４６年９月间分批回国时，在塔城一带备受凌辱殴打，内中有３５人，遭到有组织有计划的屠杀。又省府根据和平条款和施政纲领举行县参议会和县长的民选，决定在十个行政专区各派一个监选小组前往监选，各小组人选经过省府会议几次的慎重研究，获得各方的同意，但派去阿山专区担任监选的小组长涂禹则及省府秘书克斌全（涂禹则、克斌全两人均系哈萨克族人）于１９４６年１０月６日路经塔城区的额敏县，他们两人和汽车司机均同时被杀害。根据和平协定第二个附件，规定事变区域内的参加部队应参照国军编制重新改编，以及进行点验和建立供应制度等问题，曾由我和陶峙岳、郝家骏（新疆供应局局长）罗开甲（行辕少将高参）等人与伊方的军事指挥官伊斯哈克江等人先后开了四五次会议，每次会议都是争论一场而散，没有取得任何结果。这样，伊方在三区内的政治上军事上都巩固其既得地位，保持特殊化，使得张治中根本不能过问。另一方面，伊方利用参加省府工作的便利，在国民党统治的七个行政区内，大力发展组织和宣传工作，使得局势日益动荡不安，尤以维吾尔族聚居较密的地方，不断发生事故，有殴打汉人的，有与驻军发生冲突的，有拦劫军车的，有抗交公粮的……至于游行示威，散发和张贴各种煽动性的标语传单，更是经常发生。在省会迪化，由阿合买提江等人亲自领导，以维吾尔族文化会为中心，经常有成百上千的维族青年和一部分哈族青年在开会，控诉历代汉族统治者对东土耳其斯坦的暴虐统治，指责国民党对新疆人民的虚伪欺骗，并指责麦斯武德、艾沙、贾尼木汗、哈德万等人为民族败类，号召青年起来铲除他们。经过每次的开会，群众的情绪也就越来越激昂，意见也就越来越多，随即成群结队上街游行示威，并高喊：“中央军撤出新疆”、“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等口号，然后拥至省政府请愿，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多达数十条，详细内容我记不清楚，其主要部分，大致于下：１．中央军立刻撤出新疆。

２．短期内于喀什、阿克苏等地成立民族部队。

３．中央政府在新疆的机关，一律改隶省政府。

４．将军官学校第九分校交省府办理。

５．彻底整顿警察，严禁非法拘捕人民。

６．罢免司法机关领导人员，司法工作由当地人士自行管理。

７．成立宗教厅。

８．立即开放伊宁通南疆阿克苏的冰达坂道路（达坂是山隘，当时是封锁的）。

９．罢免哈德万与萨力士。

１０．彻查社会处帐目。

１１．应以民主方式选举地方各级行政人员，各区专员应选当地人士充任。

１２．救济失业的人民。

１３．财政厅应发给各县农民１０个月期限的贷款，并贷给农民种子、牲畜、农具等。

１４．财政厅应贷给手工业者一年期限的薄利贷款，并借给商民六个月期限的巨额贷款。

他们几次到省府请愿，张治中派秘书长刘孟纯接见请愿代表，答应分别研究办理，有些问题经提出省府会议讨论，并作了相应的决议，部分地接纳了请愿者的意见。请愿者们提出的条款虽多，但主要目的，是要在南疆的喀什、阿克苏等地成立民族部队，撤换亲汉人的维、哈族人士，以及中央军撤离新疆。张治中当时站在南京政府的立场，是无法答应这些要求的。这些要求得不到满足，请愿者的游行示威就愈来愈频繁，态度愈来愈激昂，有时几百人，有时几千人，拥至省府请愿，坚持要张治中亲自出来答复，常常整天以至夜晚都不肯离去，弄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当时住在迪化城内的，大部分都是汉人和一部分回族人，城外多为维吾尔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尤以南梁一带，维族人聚居较多。）他们的活动自然而然地引起一些汉人和回族人、以及少数的满族、锡伯族的大恐怖。随着动荡不安的局势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张治中治理新疆的方针政策，日益产生怀疑，在干部的思想中，也引起一片混乱，说他太软弱，说他过分退让，甚至说新疆会在他的手里断送掉，批评责难，不一而足。连以稳健沉静著称的陶峙岳，在一次高级干部的座谈会中，也感慨地对张治中说：“如果就是这样把新疆丢了，我们将来要对历史负责。”

张治中感到伊方给予他的压力太大，当然也感到自身的责任的重大，于是就一再召集会议，谋求应付局势的办法。我记得在１９４６年１２月间，张治中在新大楼（张的住所和办公地点）连续邀集党、政、军、特负责人举行会议，参加的人有：刘任（行辕参谋长）、刘孟纯（行辕秘书长）、陈希豪（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主任委员）、谢永存（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书记长）、杨为（国民党新疆省党部委员，谢、杨两人均为“中统”骨干分子）、王曾善（民政厅厅长）、刘亚哲（迪化市警察局长）、宋希濂（新疆警备总司令）、沈静（警备总部参谋长）、马呈祥（骑五军军长）、叶成（七十八军军长）、罗恕人（四十六师师长兼迪化警备司令）、梁客浔（新疆警备总部政治部主任）、佘万癣姚铁珊（军务处处长、副处长。这两人是军统骨干分子。当时的军务处，在名义上属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实际上归行辕直接指挥）等人。有时人多一些，有时人少一些。座谈中有各种各样的意见，但一致认为局势日趋严重，应采取有效方法遏制伊方势力的发展。会上有人提出以组织对组织，以宣传对宣传，和伊方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一意见获得了大多数人的赞同，最后张治中也同意这样办。并推定刘孟纯、梁客浔、谢永存、杨为、佘万癣姚铁珊、刘亚哲、黄锡恭（第九分校政治部主任）等人组织一 个小组，研商具体办法，由刘孟纯负责召集。

１９４７年１月张治中去南京，临行时还嘱咐我们对于用组织对组织，用宣传对宣传的方针，要积极进行。

刘孟纯根据张治中的指示，曾多次召集会议，所商定的各项办法，我均充分予以支持。详细情形，我记不清楚，主要的有两项，概述如下：１．由国民党新疆省党部、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政治部、新疆日报等单位，发动一个规模较大的宣传攻势，强调新疆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领土，坚决反对任何使新疆脱离中国的企图，严正指责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运动；同时大力宣传１９４６年７月１８日新疆省政府会议通过的施政纲领，即是新疆省政府应在中央政府领导之下，拥护国家统一，保障全省和平，加强民族团结，实行民主政治等。并反对伊、塔、阿三区的特殊化。

２．以汉文会为中心，积极组织迪化市的汉人，由刘效黎、刘永祥等人负责；以回文会为中心，积极组织迪化市回族人，由白文昱等人负责；指使哈德万、萨力士等人分化哈文会（即哈萨克族文化委员会），尽可能地掌握一部分哈族青年，因当时哈文会已被伊方控制。其次还有蒙文会、满文会等也均多方策动他们起来反对伊方。

通过上述这些文化委员会，分别召集汉、回、蒙、满、哈等族人，进行宣传鼓动，说伊方如在新疆得势，则在新的其他各少数民族，将无生存的余地……等等。

通过这样的组织和宣传活动，其他各民族也开始行动起来了，与阿合买提江等所领导的维文会唱对台戏，这是“二 ·二五”流血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

维文会与汉文会的请愿活动

１９４６年冬南京国民政府召开“国民大会”，规定新疆产生代表１８人。张治中在省府会议提出由伊、塔、阿三区产生７人，另外１１人由其他七区产生，经会议通过。三区代表有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人。其他七区的代表有哈德万、艾沙、乌静彬、乔嘉甫、伊敏、赵剑锋等人。国民党政府这次片面的召开“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是反对的，并拒绝参加。当时我以为伊方的革命运动和中共有着密切的联系，现中共既反对这个会，阿合买提江等人可能不会去。但事情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阿合买提江等一开始就表示愿意去，而且是去了，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会议。听说阿合买提江到南京后，以新疆一部分代表的名义，向大会提出“请在中华民国内将新疆改为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给予高度自治”的案子，引起国民党内许多负责人的震动和不满。张治中得讯，深恐此案被一笔抹杀，完全否决，会引起不良后果，乃去电孙科、吴铁城、王世杰、陈立夫、白崇禧、陈诚等人解释，并另电请邵力子向阿合买提江等人进行开导，交谈多次后，结果阿合买提江把已提出的提案自动地收回了。

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在南京呆了一个多月，目睹南京政府政治的黑暗，派系的斗争，物价的飞涨，人民生活的痛苦等等情形，增加了他们斗争的信心和勇气。因此阿合买提江等自南京回到迪化（大约是１９４７年１月下旬）后，更锐意于东土耳其斯坦运动，积极从事组织和宣传工作。

２月２０日维吾尔族青年多人在维文会召集了一个“迪化市自由大会”，由阿不都艾海提·马合苏木主席发表了一篇很激烈的讲话，痛斥汉人统治所给与新疆人民的种种痛苦，只有结束汉人的统治和中央军立即撤离新疆，新疆老百姓才会有光明的前途……等语，博得与会者的热烈鼓掌。随即游行示威，一路高呼“中央军撤出新疆”，“反对汉人的统治”等口号。到２１日，维吾尔族青年又举行一次规模更大的示威游行。在过去的一般游行示威，只有几百人，多则千余人，而这次达到５０００人以上。并制有用维文写好的各种口号的大小旗帜，浩浩荡荡地从维文会出发，由南梁入城，在几条重要街道游行后，即拥至省府请愿，由省府秘书长刘孟纯接见他们推选出来的几位代表。请愿事项，除前文所述各条外，又增加了１０多条，其中最主要的是要求省府立即罢免省府委员兼财政厅长贾尼木汗，哈密区行政专员尧乐博斯、莎车区行政专员周芳刚、和田区行政专员郝登榜（郝为维族人，通晓汉文汉语，曾被盛世才羁押７年，出狱后任社会处副处长，１９４６年春由张治中派充和田区专员）。请愿者要求刘孟纯立即答复。但问题性质太严重，当然不是刘孟纯所能作出决定的，因而他的答复只能含糊其词。请愿者们不满刘的答复，群起质询责难。刘舌敝唇焦，也无法说服他们。自下午两三点钟起，直到晚间，请愿者们在省府前坪坚持不散。有的高声叫嚷，有的围坐议论，刘孟纯处境十分狼狈，因他这时是不能离开省府的。通过电话和外界的联系，由屈武（屈那时任省府委员兼迪化市市长）多次奔走，最后，经阿合买提江、包尔汉两副主席商定，要刘孟纯答复请愿者允于明日（２２日）召开省府紧急会议，讨论他们提出的要求，俟作出决定后，再具体的答复他们。因当时张治中不在迪化，刘难以抗拒这种压力，就照阿、包两人的指示答复了请愿者。灵得很，请愿者们认为满意就散去了。刘从省府回到新大楼和我们见面讲述请愿者态度的“咆哮强横”和他所处的窘境时说：“直是令人难以忍受。”我们当时也分析了可能出现的情况，即在省府会议时，阿合买提江以满足或部分满足群众的要求为理由，会强求通过一些重要的决议的。果不出所料，第二天上午，省府召开了紧急会议，由阿合买提江主持，首先由包尔汉副主席发言，从维族青年请愿的要求说到莎车监选的情形。他力述专员周芳刚与驻军相勾结，如何如何阻挠选举，力主接纳群众的意见，撤换周芳刚。继由副秘书长阿巴索夫等人提出书面的八条提案，其主要内容与维族人在请愿时所提要求差不多，而讨论的重心则是放在撤换和田区专员郝登榜，莎车区专员周芳刚，哈密区专员尧乐博斯，迪化区专员哈德万的问题上。当这些议案提出讨论时，刘孟纯、王曾善、贾尼木汗等人表示反对，争论不休。到下午，阿合买提江等主张邀请请愿代表到省府会议室来陈述意见，大家同意了。不久，马合苏木等人就出现在会议室里，由马合苏木发言，他慷慨陈词，力诉汉人在新疆统治的黑暗，新疆人民所遭受的痛苦，说汉人应该立即退出新疆，……讲了两个多小时，最后，他指着各省府委员们说：“你们八个月来在干些什么，你们是跳舞的委员，还是做事的委员？你们是想为新疆人民做点事，还是只想骑在新疆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呢？”他的慷慨激昂的讲话，使得会场里空气十分紧张。当时只有贾尼木汗说了几句话，驳斥马合苏木，汉族委员，无一人发言，情况十分尴尬。

阿合买提江这时提出先罢免和田区专员郝登榜、莎车区专员周芳刚的议案，无人表示反对，遂当场通过了。

省府紧急会议的情况和撤换郝登榜、周芳刚两专员的决议，当晚就传遍了整个迪化市，在汉人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普通的汉族居民（多半是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在郊区的一部分农民），深恐发生第二次伊宁事变，在民族仇恨的斗争中，无辜受害。例如我的一个同乡龚沛生，在迪化东大街开一家小药铺——杏林春，他深夜跑来见我，说外面谣言很多，人心惶惶，问我有无危险？是不是要赶快离开回内地去？又在三道坝种田的农民有１００多户，大多数也是湖南湘乡人，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就派了几个人进城来找我司令部的一个处长刘臻（刘与这些农户是同县同乡）问情况。在各机关任职的汉人，更是议论纷纷，以为这样下去，不要多久，不是被维吾尔族人起义所杀害，就是被赶出新疆，展望前途，有彷徨不知所措之感。至于回族人及平日和汉人比较亲近的一部分维、哈族人等，亦同感危惧。同时，这一消息，也引起一些人的愤慨，认为实在不能再容忍了，不能再退让了，应该和阿合买提江等人领导的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这种意见，在当时的中上层干部中占了上风，而我则是这种意见的积极支持者。

２２日晚间，我们在新大楼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参加者有我及刘任、陈希豪、谢永存、刘孟纯、王曾善、梁客浔、沈静（新疆警备总部参谋长）等人，由刘孟纯汇报了当天省府会议的详细情况后，大家认为决不能使七个区的统治权就这样逐步丧失，必须采取坚决对抗的方针。并决定以示威游行对付示威游行，以请愿对付请愿，给伊方势力以反击。由刘孟纯、谢永存、梁客浔立即进行具体部署。

２４日上午，迪化市区的回族人和哈萨克族人举行联合游行示威，人数约有三四千人，有１０多个哈族人骑马先导，沿途高呼：“拥护中央政府”，“中华民国万岁”，“新疆是十四个民族的新疆，不是维吾尔族的新疆”，“反对伊、塔、阿三区特殊化”等口号。游行后拥至省府请愿，提出了请愿事项２０余条。这一举动，给阿合买提江等人以相当大的震动，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料到会发生这种反请愿的事情。尤以这天哈族人参加的不少，更出他们的意外，因为他们一直认为早已掌握了哈族中的大多数，以为跟汉人走的不过是哈族中的少数上层分子而已。

这一天回、哈族人的联合示威，给住在城内的汉族人以极大的兴奋和鼓舞，成为第二天参加游行请愿人数特别众多的原因。

２５日一大早，在汉文会就聚集了大批汉人，会里的礼堂和街道上都挤满了人，里面有一部分是从伊、塔、阿三区逃出来的难民（包括由苏联境内遣返回来的）。同时在另外一些街道，也在集合，有二三百人一堆的，有四五百人一堆的。到了１０点钟左右，这些游行请愿的人，一批一批地陆续来到政府前面坪地集合，总人数达１万人以上。这对于当时只有８万人口的迪化市来说，确是空前的。参加的绝大部分是汉人，也有少数的回族人、哈族人、满族人在内。

这次请愿，在未发生事故以前，组织得相当好，秩序井然。集合完毕，由汉文会的刘永祥等，把队伍整顿好，他们请阿合买提江副主席和省府委员们出来答复。当时阿合买提江等人住在南梁（即南门外）的南花园，闻群众到省府请愿的消息后，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即乘车赶来省府，群众热烈鼓掌欢迎，并让出一条大道。群众推了１０几个代表，向阿合买提江陈递请愿书，约有２０多条，详细内容我记不清楚，主要要求：１．彻底实行和平条款，取消地方特殊化。

２．伊、塔、阿三区的边境，应由国军派兵驻防。

３．伊、塔、阿三区的地方武装，应照和平条款的规定，切实改编。

４．严厉惩办伊宁事变时残杀当地无辜居民的凶手。

５．从优抚恤事变时被害者的家属。

６．要求发给难民救济费。并妥善安置。

７．反对企图把新疆脱离中国的东土耳其斯坦运动。

８．加强民族团结，反对煽起民族间的歧视和仇恨。

９．要求严厉制裁破坏社会秩序的分子。

以及要求实行法治、严惩贪污和切实实施省府会议通过的施政纲领等等。

阿合买提江接见代表后，登上临时由几张桌子拼搭起来的讲台，向群众讲话，讲了约一个多钟头后，群众不满意他的答复。队伍里人声开始嘈杂起来，有的大声质问他，有的喊他下来，甚至还有骂他的。阿合买提江这时处境尴尬，但态度还相当镇定，仍想通过翻译向群众解释，而有一部分群众（据我事后了解，这些人多半是从伊、塔、阿三区逃出来的难民，或者是伊宁事变被害者的家属）已控制不住积在胸中的郁愤，态度越来越强横，高声叫嚷，使得阿合买提江无法继续讲下去，只得走下台来，和一些省府委员们退到省政府里面去了。这一来更加引起群众的愤激和哗噪，队伍的秩序也开始乱了，有１０多个人走到包尔汉副主席乘坐的小汽车旁边坐下谈天，包尔汉的司机（维族人）坐在汽车里喊他们走开，那些人不理，司机便大声辱骂，并从汽车里走出来把一个人打了几下。这就大大地激怒了群众，他们和司机大吵起来，有的喊打。司机见势不佳，立即跑进省府大门口传达室，将门紧闭，从窗户口用手枪向人群中乱放，登时有两人负伤，弄得秩序大乱。但群众并没有因枪声而散去，相反地，情绪更加激昂起来，必须致司机于死命而后快。在那些难民中，有些人过去曾在盛世才的部队里当过兵或当过下级军官，内中有人跑到在那附近的军统的一个站所去弄来了一颗手榴弹，他从侧角接近那传达室，把手榴弹从窗口扔进去，一声爆炸，司机当场被炸死。这时在省府里面会议室里的阿合买提江、包尔汉两副主席及省府委员们闻手榴弹的爆炸声和群众的吼叫声，吓呆了，大家面面相觑，沉默不言，不知如何是好。他们深恐群众冲入府内，立命将省府大门关闭，由省保安副司令党必刚亲自指挥在省府担任警卫的保安队士兵约有四五十人荷枪实弹，严密防范，并架起两挺轻机枪对着大门外，作准备射击姿势。这是当天下午２时左右的情况。

紧接着又发生哈萨克族人和维吾尔族人互相打杀的事情。

当阿合买提江等人被困的消息传到维文会的时候，有些人十分担心，约有１０多人跑到省府前坪来窥察情况，不料这时有２０几个哈萨克人也跑来看热闹。这些哈族人是属于迪化区专员哈德万手下的，与这些维族人向来处于对立地位，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他们看见那些维族人立即喊打，有一个哈萨克族人手里持着一根铁棒，即举起铁棒对准一个维族人的脑袋打去，那个维族人立被击毙。维族人见势不佳，纷纷逃跑，哈族人追着打，又被打伤两三人。经警察赶来干涉，才制止这些人乱打乱闯的行为。

请愿的群众，认为阿合买提江没有很好地答复他们的请愿事项，不肯散去，看见省府大门紧闭，更加愤激，先是在大门外高声叫喊，继之以敲门，均无人答应，群众便用石头砸门。因大门坚固，扔石头效果不大，于是，有部分人跑到附近一家木料店扛来几根大木头，许多人抬着撞击大门，并且吼声震天。我得此消息，觉得事态严重，也感到自身责任的重大，立派迪化市警察局局长刘亚哲亲往劝告和负责制止这种暴力行为，并命迪化警备司令罗恕人立即出动部队戒备。

刘亚哲乘汽车赶到现场，高叫不要撞打大门，群众静下来了，刘便站在雪堆上对群众讲话，大意是劝群众不要采用这样的暴力行动，如果把大门撞开了，蜂窝似的拥进去，伤害了副主席和省府委员们，就会构成严重的犯罪行为，对新疆整个局势也很不利……最后，他劝大家解散回去，问题以后再解决。群众开头不肯散去，刘苦口婆心地劝说，同时宣布军事当局绝不容许对省府委员们有任何伤害行为。群众这时态度才开始缓和下来，有些人同意解散，有些人则向刘提出今后维族人是不是会向我们寻衅报复？安全是否有保障的问题？刘亚哲说：“我以警察局长的名义，向你们保证，对你们的安全，绝对负责。”这样，群众才开始散去。与此同时，我下令全市宣布戒严，所有街道要口，均满布岗哨。刘亚哲俟群众散去后，叫开省府大门，派警士护送各委员回家，刘则亲自护送阿、包两副主席回去。

第二天屈武委员对我说：当群众撞击大门，吼声震天时，他们在省府会议室感到情势十分紧张，有些人提议从省府后院一间卧室里的天窗爬出去。阿合买提江副主席坚持不同意，并说：“他们如撞进来，就把我打死好了，我不怕。”屈武并以敬佩的口吻说：“在这样临危的时候，阿合买提江不失为革命者的本色。”

这一天的流血事件，就我的记忆，死者是两人，受伤者有五六人（因事隔多年，记不明确）。

事件发生后的当晚，我把经过情形电报蒋介石，并要求批准我宣布戒严的临时措施，两天后接蒋复电，嘱我妥善应付局势，并批准戒严措施。同时我也将情形电告在南京的张治中，并请他早日回迪化。

张治中于３月１６日从南京回到迪化，紧接着于３月２５日以西北行辕主任兼新疆省府主席的名义，发表一篇告全省同胞书的文告，内容共分十点，主要的意思是强调维护和平，积极执行和平条款与施政纲领。其中有这样几句：“如２月２１日激进派所发动的敌视和胁迫政府的行为，２５日保守派所发动的游行中发生的惨案，都必须加以纠正的。”

北塔山事件的历史背景

１９４７年６月５日在新疆北部爆发的北塔山事件，曾经轰动一时，当时有不少的中外记者都跑到新疆去采访消息，作过各种各样的报道。在那一时期里，许多人对北塔山事件的发生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只是单纯的中蒙边境纠纷事件；有的则认为苏联继承帝俄的政策，企图逐步控制新疆，使新疆脱离中国，建立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实际由苏联来控制；有的认为是外蒙古军队在苏联指使下，与伊犁事变集团相呼应，目的在于消灭在阿尔泰（即阿勒泰）地区和它们相对抗的乌斯满的力量。解放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印的一本小册子名叫《北塔山风云》的连环画，则把北塔山事件说成是我在美国驻迪化领事馆的指使下干出来的，并把当时尚未到新疆的一个名叫马克南（Ｍａｃｋｅｎｎａｎ）的美国人说成是这一事件的重要策划人（马克南是１９４７年７月初到迪化的，而北塔山事件是６月５日发生的。他先在领事馆任秘书，以后代理副领事，我仅和他见过一次面），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不管怎样说，这个问题现在还不能作出任何结论，还不能彻底弄清楚外蒙古军队当时进攻北塔山驻军的真正动机。

１９４７年６月５日北塔山事件发生时，我是国民党驻新疆部队的最高指挥官，负有守土之责。当得知外蒙古军队无端向我守军进攻时，便严令驻守北塔山的骑兵第一师的马希珍连坚决抵抗，并命驻在奇台的骑一师第二团团长韩藩立即率该团主力前往增援。不久，在掳获蒙军的战利品中有蒙古边防军司令的一个作战命令，这份命令中的第一条就说：“北塔山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被华军侵占，驱逐华军，巩固边防，是我们的神圣任务。”我看了这个文件后，弄得莫名其妙，因为在我的脑海里，一直认为北塔山距离外蒙古边境还有很长一段路程。既然蒙军这样说，不能不认真研究一下，我就约集了熟悉新疆和外蒙古关系的一些人（记得有汉文会会长刘效藜，外交特派员公署科长水建彤等人），并搜索了一些文献资料（例如杨增新所著《补过斋文牍》等），开会研讨，从资料中和同他们的谈话中，概略地了解到下述情况：１．辛亥革命后，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受帝俄煽惑，在库伦（现在的乌兰巴托）宣布独立，１９１２年春派兵进攻科布多科布多在清朝设有参赞大臣管理地方军政，在行政区划上直隶中央。当形势危急时，北京政府曾命令新疆、伊犁、阿尔泰（当时在伊犁设有镇边使，在阿尔泰设有办事长官，均直隶中央）派兵往援，但援军尚未集结，科布多就于１９１２年８月失陷了。外蒙军攻陷科布多后，又于１９１３年７月间两次进袭阿尔泰地区的察汗通古，均被新疆都督杨增新派驻在那里的部队击退。指挥官为旅长蒋松林，团长张剑帝俄政府以囊括科布多和阿尔泰的目的未遂，乃由驻北京的俄国公使及驻迪化领事先后照会我国政府及地方当局说：“中国军队万不可逾越阿尔泰山之北，如果贵国军队调到萨克赛，我国自有对付的办法，其阿尔泰及沙拉苏美（即承化）等处，难免我国不发军队占据。”同时俄国自库什莫敦开拔部队５０００，进驻科布多东南之胡芦库勒及喀喇乌苏，策应外蒙司令丹帕藏宗，并派兵进入喀什、伊犁，以威胁新疆当局。

当时的北京政府是软弱无能的，既不敢发兵抵抗，又不能据理力争，以不扩大事态为理由，遂在北京与俄使开议和约，循外交途径由中央与地方同时解决：（１）民国２年（１９１３年）１１月中国外交部与俄国公使签订声明条件内开：“外蒙自治区域应以前清驻扎库伦办事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及科布多参赞大臣所管辖之境为限。”

（２）民国２年（１９１３年）１２月２１日阿尔泰办事长官帕勒塔与俄国驻阿尔泰领事库申科于承化寺（即沙拉苏美）签订中蒙临时停战军队驻扎界线条约，其第一条全文：“中国军队与喀尔喀军队，自此条约有效期内，均以阿尔泰最高分水界，自森彼得堡条约第八条内载的奎屯山起，东至江噶什，顺布尔根河至济尔噶朗河口，再东南经察汗通古之西北陶甘策凯，至哈尔根图阿满止为界，彼此不得越过界线，更不得彼此开仗。但驻在察汗通古一带的中国军队，于此条约签字后三个月内，退回新疆元湖地方。”并声明：此条约系指双方驻军地点而言，与科布多和阿尔泰的疆界问题决无干涉。就在这个时期，俄国驻阿尔泰领事曾一度提出，说什么：“据科布多蒙古长官来信，深以布尔根疆界一节为不然，欲请划以拜克塔山（即北塔山）为界。”这就可以看出帝俄侵占阿尔泰整个地区的野心，并未因签订了声明而终止。

幸次年（１９１４年）欧战发生，帝俄倾全力在西方作战，无暇东侵，到１９１７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遂使阿尔泰边界得以１０年无事。

当外蒙军队在帝俄怂恿下进侵阿尔泰时，伊犁、塔城、阿尔泰三区均系直隶北京，各自为政分治，鉴于形势孤危，经新疆都督杨增新与阿尔泰办事长官帕勒塔，伊犁镇守使杨飞霞等多次协商后，于１９１４年将伊犁镇边使撤销，改为镇守使；１９１６年塔城参赞撤销，改为塔城道；１９１８年阿尔泰办事长官撤销，改为阿尔泰道，都归并入新疆剩２．外蒙古侵占阿尔泰领土的经过１９２３年（民国１２年）外蒙军进犯布尔根，掳去布尔根县佐，威胁当地蒙民归顺。

１９３３年（民国２２年）新疆多处发生变乱，外蒙乘此机会，又派兵越境窃据布尔根河县境。１９３５年我阿尔泰区行政长沙某（可能为沙力福汗）派秘书长满开与科布多行政长贡布在岳尔毛盖图会议，曾议定“以阿尔泰山正干分水岭为界，凡阿尔泰山之水流向新疆者，属新疆；流向科布多者，属外蒙”。按此规定，所有乌梁达坂山南之水均系流向布尔根河，外蒙自应将占去的布尔根县城归还新疆，但科布多并不履行规定，将占去的布尔根县境推诿不还。

１９３８年（民国２７年）６月２０日外蒙科布多边卡军队忽进占本布图地方，及附近的哈拉巴尔齐克一带，强迫我边卡士兵撤退，我青河设治局局长郭永隆亲往本布图与外蒙边卡官才楞会晤，要求外蒙军队退出侵占的地方。才楞竟强词夺理地说：“本布图、也楞齐、哈尔齐哈图、哈拉巴尔齐克等地，均属外蒙地界，中国边卡部队现驻扎哈拉巴尔齐克等地，乃系属于外蒙地界，应请迅速撤退。”郭局长答称：“科布多与阿尔泰原日交界，北至乌梁达坂，东北至门开海尔根雪山，系以阿尔泰正干分水岭为界，外蒙占据我布尔根县境不还，复又侵占至察汗河地带，实非善邻之道，令人不能容忍。”外蒙边卡官才楞理屈词穷，乃说：“我系奉政府命令驻防边卡，不能商谈边界，应该双方电报政府，听候派代表会议解决，目前双方暂驻现时地点，不要冲突，以免违背双方政府的和平意旨（即蒙卡驻本布图，华卡驻哈拉巴尔齐克）。”

不久，苏德战争爆发，外蒙军队全力戒备日本关东军，无暇侵略阿尔泰，我西北地区的重要屏障——阿尔泰，得暂保全。

苏联１９４０年出版的地图，竟将阿尔泰山脉南面全部山岳地带分别划入苏联及外蒙版图，界线达于北塔山及元湖，侵地数万平方公里，面积大于瑞士、卢森堡、比利时、荷兰的总和。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苏联政府是具有承袭帝俄企图侵占阿尔泰的政策。

乌斯满退踞北塔山

新疆是我国西北的一块广大的领土，南北２２００公里，东西２５００余公里，面积达１６０多万平方公里。天山横亘其中，昆仑山雄峙于南，沙漠戈壁占地甚广。解放以前，全省人口是５００多万，包括１３个民族，计：维吾尔、哈萨克、汉、回、满、蒙、柯尔克孜、塔塔尔、乌兹别克、塔吉克、俄罗斯、锡伯、达斡尔。其中维、哈、柯、塔、乌，都是突厥语系民族，信奉伊斯兰教，回族和塔吉克族亦信奉伊斯兰教。锡伯、达斡尔都是满族的分支。以维吾尔族人数为最多，约占全省人口７５％。其次为哈萨克族，约有４０多万人，绝大多数住在天山以北的伊犁、塔城、阿尔泰三个区内。

新疆的哈萨克族人，除有小部分定居下来从事农业或商业外，大部分是以游牧为主，仍然保存着一种部落制度。许多部落没有固定的住地，经常流动，在夏天喜欢住在山里，称为“夏窝子”，因为气候凉爽，水草茂盛，适宜于牲畜的饲养和繁殖，到冬天便移居低洼地带，称为“冬窝子”。这些哈萨克族部落，一般拥有许多牲畜，他们吃的多半是牛羊肉，喝的是马奶或羊奶，正如古语所谓“以肉为食酪为浆”。现在多有以馕作为主食的（馕是以面粉特制的，可以长期保存）。同时以牛、羊奶晒干制成的“奶疙瘩”，也是一种富有营养和耐饱的食物。由于经常和自然界接触，加上吃的东西富有营养，所以一般人的体格很健壮，男女老幼都善于骑马，喜狩猎，精射击，崇拜英雄，把勇敢善战的人称为“巴图鲁”（英雄的意思）。

乌斯满生于阿尔泰区的富蕴县，是哈萨克族中毛勒忽部落的首领，为人有胆量，精于骑射，充满着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自１９３７年起，他就反对盛世才的专政，起初只有７个伙伴，以后得到阿尔泰区多数哈族人的拥护。因他骁勇善战，而被称为“巴图鲁”。盛世才曾几次派兵去剿他，由于他地形熟悉，加上他那时得到外蒙的支援（一开始，外蒙曾援助过他，以后不知何故决裂了），盛世才消灭不了他。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７日爆发了伊犁事变，乌斯满参加了这一运动，到１９４５年上半年，伊犁、塔城、阿尔泰等地相继脱离国民党新疆省政府的统治。１９４５年下半年三区的军队继续向精河、乌苏进攻。自９月３日起，不明国籍的飞机轰炸乌苏、精河，伊方军队以重炮、燃烧弹等不分昼夜集中攻击，精河守军约一个师兵力全部覆灭，乌苏守军随即受到威力强大的攻击。至９月５日，乌苏被陷，守军大部分被歼灭。至此，三区军队一直推进到绥来的玛纳斯河的西岸，距省会迪化仅１４０多公里。同时对南疆更分路进攻，全省陷于动荡混乱中。

那时驻在迪化的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迭电向蒋介石告急，内有“事态严重，前途不测，只有一死殉国”等语。蒋介石接电后，甚为焦虑，即派政治部部长张治中飞往迪化，指示他调查这次事变的实在情况，提出报告，作为解决问题的参考。张治中于９月１３日飞到迪化（那时我被派为驻新疆第九分校主任，与张同机飞迪）。１４日会见苏联驻迪化代理总领事叶谢也夫，征询他的意见，叶谢也夫表示：“这是中国内部的事情，苏联不便干涉中国内政。就他个人的看法，这件事最好是设法和平解决。”张治中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并请他代为向伊犁方面疏通，首先停止军事行动，以便双方派代表商谈。叶谢也夫答应把张的意见转达莫斯科，并表示他个人愿意从旁帮助。张治中了解国民党在迪化兵力单薄，人心惶惶，除设法和平解决外，别无他途，遂电蒋介石建议通过外交途径，从事和平解决。并于１６日离开迪化，飞回重庆向蒋介石汇报。

张治中回到重庆不久，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就向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提出了一个备忘录，全文如下：据苏联驻伊犁领事转报苏联政府称：有维民数人，自称是新疆暴动的人民代表，向该领事申请，并暗示希望俄国人出面为中间人，担任调停彼等与中国当局所发生的冲突；并声称：暴动人民原无意脱离中国，其宗旨在使维民在新疆占多数的各地如：伊宁、塔尔巴哈台（即塔城）、阿尔泰、喀什各区，达到自治的目的。该代表并列述过去新省当局对彼等的种种压迫。苏联政府因关切其与新疆接壤之安宁与秩序，如中国政府愿意，则准备委派驻伊宁领事，试对中国政府提供可能的协助，以便调停新疆已经造成的局势。

国民党政府经过几度研商后，决定派张治中为中央政府代表到迪化去和伊犁代表会谈，并答复苏联政府表示感谢。

张治中于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４日由重庆飞到迪化，同行者有：梁寒操、彭昭贤、屈武、张静愚、邓文仪、刘孟纯、王曾善等人。

伊犁方面派出代表三人是：赖希木江·沙比尔阿吉、阿不都哈依尔·吐烈、阿合买提江·喀司莫夫。

这次谈判，经过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７日开始，至１９４６年１月２日止，达成了初步协议，主要是关于改组新疆省政府和省政府的组织办法及一些重要施政纲领；第二阶段自１９４６年４月７日起至６月６日止，才达成最后协议。这一阶段的谈判，主要是关于三区民族部队的编组和驻地等问题。１９４６年７月１日新的新疆省政府成立。

１９４６年４月，张治中被派为西北行辕主任，我被派为西北行辕参谋长，仍兼第九分校主任。陶峙岳担任新疆警备总司令。到１９４６年１１月初，陶峙岳调西北行辕副主任，我接任新疆警备总司令。原在新疆负军事、政治责任的朱绍良、郭寄峤、吴忠信等均另调他职，离开了新疆。

当时我们对于伊、塔、阿三区内部情况了解得很少，一 直以为他们是一个整体，不料新的省政府成立未久，乌斯满便于８月间派代表来迪化要求见张治中主席，张治中先叫秘书长刘孟纯接见了解来意后，认为乌斯满是阿尔泰区专员，是伊犁方面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单独接见，恐怕引起阿合买提江等人的猜疑，便邀约了阿合买提江、包尔汉两副主席一起接见乌斯满的代表。这位代表当面交出乌斯满的信件，信中首先表示和平条款签订后，阿尔泰区并没有和省政府发生关系，所以派人前来晋谒。其次，要求哈萨克族在迪化有名望的人士如艾林郡王、贾尼木汗（当时担任财政厅长）、苏来满等回阿山去。第三，希望对和平条款的内容得到充分的解释。

第四，地方各项困难，请求救济。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说是边防重要，请派军队进驻。

自和平条款签订和省政府改组以来，伊犁方面一直拒绝张治中派任何人进入三区，成为省府工作上经常发生争执的问题。乌斯满的代表一来，使我们显然看出他们和伊犁方面是大有分歧的，使我们理解到阿合买提江等对三区并不是能够完全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