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战场经历中，有迎着扫射冲向敌人高地的蛮勇，有通过猛烈轰炸的炮火封锁区的刺激，也有没放一枪，却充满了艰险的敌占区慢游。这些年来，我对前者的记忆已经渐渐模糊，而对后者却难以忘怀。

记得在拿下605高地后，排长让我护送五个民工抬一个重伤员还有几个轻伤员去后方卫生队。因为我们是打穿插，所打过的地方并没有留兵防守，越军很有可能回去恢复阵地，所以这次的任务存在着危险。

出发时是下午4点多钟，当地时间已近天黑，加上是阴雨天，上路没一会儿就完全黑了。我们当时是顺着电话线走的，将近30多里山路，让我们走了一晚上。开始，我们每经过一个叉路口，就要摸一摸地上的电话线是往那去的，时间长了就懒的去摸，凭印象走。结果终于发现我们走错了路。这可把我给急坏了，当时我才十九岁，排长怕第二天的战斗更残酷，才照顾我去后方。当然，他还有另外的考虑，就是去后方的情况很复杂，后方卫生队已经几次报告说有一些伤员他们根本就没有收到。要求有精干的老兵护送，当时连里的老兵大多是班长付班长，而我这个因为打架而没有当上官的俩年老兵自然是最佳人选。这时，我冷静了下来，对民工们说：“大家不要怕，我这有指南针，我知道怎么走，另外我还有信号弹，实在找不到了我就打信号弹。如果大家完成了任务，我负责为你们请功受奖”。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指南针，也没有信号弹，先把大家的军心稳定再说。这时有一个民工提出不能抬那个重伤员，一来那样目标太大，也很危险，因为有时的路一边是悬崖，另一边是峭壁，他们说得也有道理。但当我想到这个重伤员是胸口上挨一枪，临出发时已经奄奄一息，如果用背得话，定死无疑。想到这，我对大家说：不行，必须要抬着走，这是我们的的高机连长，他如果有什么意外，我枪里的子弹可是不认人的。我这样的要求，对民工们来说无疑是十分苛刻的，他们都是临时在边境地区招集来的，素质有高有低。更让我担心的是，有的部队曾发生过越南特工混入民工进行破坏的事。一次，在休息的时候，我发现俩个民工离开伤担架向我这边挪来，我蹭地跳起来，用枪逼住他们，问想干什么。他们说想小解。我说，哪不能撒呀，还要选地方？后来，我让一个伤势最轻的四川兵专门盯着他俩。为了防意外，我把身上的手榴弹分给了几个轻伤员，留下一个，对他们笑笑说：“是给自己的”。他们也会意地笑了。

雨停以后，又大约走了半个小时，我们突然发现前面四五百米处有火光，开始大家还以为是炮击引起的燃烧，但立刻觉得不对，火光在移动，是有人在打火把。在这个地区打火把，一定是越南人。我赶紧把大家带到不远处一块巨石后面，自己则在路边草丛里举枪监视。几分钟后，火把由远而近，一共是四个人。没有戴帽子，分不清是军人还是老百姓，但都有枪。其间有人说话，听不懂。广西边境的京族和越南的京族说的都是同一种语言--白话，而广西的有些民工本身就是民兵，也带枪，所以我到现在也闹不清楚当时遇到的这伙人是越军还是民工。好在当时相安无事，否则可就惨了，因为后来我发现由于下雨路滑，在我一次跌倒时，下意识用枪柱在泥地里，结果枪管塞进了长长一截泥巴。在这种情况下，一放枪肯定炸膛。

已经到了下半夜。转过一个山头，前面一片开朗。隐约之中，我看见了一颗星星。小时候曾经读过《十万个为什么〉，知道如何辨认北极星，当兵后晚上站哨时也曾实际观察过。所以我这次一眼就认出这颗唯一亮的星星就是北极星。我们的方向走对了。正当大家高兴的时候，前面传来厉声问话：口令！由于我们出发时当晚的口令还没下来，所以我们不知道我军当晚的口令。于是我赶紧说：“是送伤员的，我这有个重伤员需要急救。”可以这样说，假如这个重伤员最终能救活的话，那与我们能顺利完成这次任务是分不开的。

安置好伤员后，我把路上那俩个有嫌疑的民工代到了民工队部，让他们去审查。团政治部主任正在那里，因为他当时负责民工队。俩天以后，团政治部主任带领一百多人的民工队送弹药上前掾阵地，几乎在我们走过的同一条路上，遭到越军伏击。死伤七八十，是对越还击作战中民工死伤人数最多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