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开始缓和关系，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两国之间根深蒂固的互相不信任还是客观存在的，印度仍然对中国采取“攻势防御”式的军事部署，在中印边界集结了62.5%左右的一线兵力和2/3以上的主要武器，对巴基斯坦，印度采取威慑战略，克什米尔的归属仍然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而区域外的大国则都想找机会介入。美国和俄罗斯不用说了，日本最近也派情报人员前往尼泊尔，想借机会窥伺我国西藏动静。可见，围绕这个位于中国后背肋下的节点的争夺的战略意义。它不仅仅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之间的领土争端了，还影响和关系到了中国的后颈和后心的安全，是卡在我国面向印度洋、南亚的出海口的一个控制钮，掌握在谁的手中关系重大，如果被美国和日本控制，对我们的战略安全威胁极大，我们就会被封闭在喜玛拉雅弧形圈里，被斩断伸向印度洋、西亚，以及我们的海上生命线的通道，反过来，敌人随时可能袭击我们的侧背，如果台湾海峡有战事，美国或者日本撺掇印度进攻我们侧背，难保印度在我们在东线遇到挫折时或者不能速决时采取威慑性或者中等以上的军事行动,虽然，成都军区和兰州军区，以及二炮和空军部队有足够力量对付，但是我们还是尽量要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把印度牢牢地按在家中，确保西南和新疆阿克赛钦地区的安全。所以，克什米尔的均势，以及加强巴基斯坦让印度不能轻举妄动，被约束住是相当重要的。

目前的一个问题是，相对于巴基斯坦的国蹙民穷，财力相当有限来说，印度这些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虽然未能摆脱军火对外求购的被动局面，但是购买一场中型规模（己方投入10万人以下）的战役需要的军火物资，特别是弹药还是足够的，不能排除印度使用特种山地部队、空军，采用事先长期精心准备，瞄准巴基斯坦的薄弱点使用闪电战、速战速决的方式歼灭巴军若干准备不足的部队，抢占某些要点，此后转入防御，而国际上又要求停战，巴基斯坦因为遭受严重损失，国家财力困难，虽然想战斗到底，但是没有能力了（二战中德国能坚持到底，是因为瑞典的高品位铁矿和瑞士银行帮助德国，后者帮助德国将从占领区掠夺的大量黄金，包括从犹太人死囚尸体上掠夺的金牙进行洗钱，换得大量德国急需的外汇、战争物资，英国军事学家和历史学家战后普遍认为，没有瑞典和瑞士这两个“中立国”的为虎作伥，为德国暗中提供了金钱和物资的秘密通道，德国在1942年就很可能撑不下去,要投降了。而德国最后的难以为继，很大程度上还是1944年罗马尼亚的失陷，造成德国的战争血液来源普洛耶什蒂油田的丢失，加速了德军失败的过程。），我们虽然能够向巴基斯坦提供援助，但是现在的国际形势很难再让我们像 1965年那样不惜向印度发出战争威胁而迫使其收手了。以后，虽然巴基斯坦可以通过特种战和伊斯兰武装向印度占领军发起游击，但是要点的争夺非经过正规军大规模战斗无法夺回的，所以，很可能我们西线的情势会因此恶化，印度会在不与我军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获得美国和日本大量的援助，，压制住巴基斯坦，这时候我们在东南沿海被美日牵扯住不能全力西向，西边又随时可能发生大规模战事，我们就非常被动了，时间长了，如果达赖集团和东突势力渗透，造成少数民族地区人心不稳，就危险了。所以，我们必须使印度明白，如果开战，他们无法在与巴基斯坦的初战中速战速决，要点争夺不下来，处于攻势的印度会首先感到难以为继，不得不主动停战撤军。

综观历史地看，目前，围绕着中印、印巴边界，以及克什米尔地区的态势，以及这里面涉及的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美国的博弈局面，和1945年中国抗战胜利后的东北局势很相似，当时，美国支持蒋介石集团抢占东北，根据雅尔塔协议，苏军开始撤出东北，但是仍然保留根据协议占有的中长铁路权益和旅顺、大连地区。当时，国共争夺东北，美国大力支持国民党政府，中共处于不利态势，但是自1946年年底开始，国民党在向北推进到松花江以南以后变成了强弩之末。同时，辽南以及通化、临江地区，国民党始终未能占领，这样，中共保持了与朝鲜、苏联的通道，从总体态势上，国民党占据了主要城市和铁路交通线，共产党当时除了哈尔滨以外，几乎没有大城市控制在手中，当时，东北农村的土改还没有正式开始，还有几十万被国民党收编、委以正规军旗号的各色政治土匪、日伪残留特务、反动会道门等作乱，困难是相当大的。粮食和日用品极其困难，财政几乎成了无源之水，人心不稳。一个被迫向共产党投降的国民党潜伏特务招供说：“即使国民党军队在军事进攻下不能成功，如果共产党不能解决老百姓的食盐、布匹、肥皂、火柴、煤油等日常生活用品，还是无法在东北立足的。”为此，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决定军事、恢复工业生产和土改三管齐下，特别是后两者，因为它们是军事斗争的有利保障。

在当时，因为正式的工业生产没有恢复，原材料、机器零件无法获得，只有通过和苏联和朝鲜的贸易来解决，贸易区域、孔道有当时在苏军占领下的旅顺、大连建立的办事处，以及所属的一系列军工、民用企业，使用从朝鲜采购的黄色炸药、苦味炸药、雷管、导火线、引信、硫酸、硝酸、丙酮等材料，结合经过交涉从苏军手中接受的大连炼钢厂、化学厂来生产前线急需的大量炮弹、子弹等弹药物资，同时，建立转运站，将进出解放区人员、物资通过大连经海路到华北、华东（在山东上岸）或者经朝鲜（在朝鲜建立有办事处）迂回到松花江以北的解放区。通过这样的方式、途径、建立了稳定可靠的外部来源和与关内解放区的联系。使国民党事实上不能切断、隔绝东北的中共解放区、解放军的养命之源，最后，导致了双方力量对比在这种潜移默化中的此消彼长中发生了变化，并且由于国民党政权的丧失民心和军队的腐败、纪律败坏、嫡系与杂牌的种种矛盾最后终于有了根本性的逆转，共产党取得了东北，进而取得了天下。

回顾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比对，印度在与巴基斯坦争夺克什米尔地区、以及在印巴边境发生军事冲突时，可以倾其大部分国力、军力，在中国军队主力被台湾、美国、日本吸引到台湾海峡一线时，对巴基斯坦发动那种一定规模的夺点战争，巴基斯坦可能处于不利态势，为此，我们需要加强和巴基斯坦的这种类似于当年苏联、朝鲜与中共在东北的联系，使印度在事前评估、预演战争进程时，发现可能代价太大、无法达到预期目的却陷入困局而知难而退。

做出这样的思考，是基于这样的分析：

1、 保持南亚地区的均势是最有利于我们的，通过加强巴基斯坦，使印度始终不敢在信心不足的情况下轻易动武是最有利的，只要巴基斯坦那边不出问题，那么中印边界印度那62.5%的兵力就成为了毫无意义的死棋，我们不需要在那里布置大量的军力；可以集中力量向台湾海峡；

2、援助巴基斯坦，并使其具有那种最低对抗能力，可以通过目前的中巴经济贸易合作和瓜达尔港建设等项目来实现，巴基斯坦成为中国通向印度洋的，避免经过马六甲海峡的能源港口、枢纽和通道，以及与西亚、非洲的商品进出口转运通道，客观上繁荣了它的经济，不用我们向巴基斯坦像对朝鲜那样每年白给那么多无偿援助，也能使巴基斯坦有能力采购大量中国先进、精良的军事装备补充，有足够财力应对与印度的夺点战争；

3、这样，印度在面对中国的与巴基斯坦的这种合作时，无法轻易向美国控制的西方世界提出“控诉”，也无法象以往的印巴战争那样，迫使巴基斯坦全国进入战争状态无法有稳定的后方，印度始终顾忌进攻中国援建，并且拥有股份、正在运营的港口，以及巴基斯坦的某些地区时被中国判定有意挑衅中国，把战争扩大化，这样，巴基斯坦始终能在战争中把战场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而拥有较大的缓冲空间接受与中国经贸合作带来的补充.(类似于当年在大连，实际上大连不仅成为了中共的军火基地、转运站，还成为训练、培养新部队，补充老部队的基地，当时，中共控制下的大连市公安局，以维护社会秩序需要武装警察为名，建立了一支上万人的武装警察部队，由山东、东北各地征集来的新兵都在这里集训，然后分批成建制补充前方部队。除了穿着警服以外，实际上就是解放军的二线补充兵团，用当年的负责人自己在回忆录里写到的“要说维护社会秩序的话，哪里需要这么多警察？！”而辽南根据地以及关内军队、地方干部进出东北，都经过大连。对此，国民党军队是一筹莫展的，因为苏联在东北的政策有两部分，一方面，将东北大部地区移交给了国民党政府，另外一方面，对于中长铁路和旅顺、大连则坚决保守，中共干部、军队往往在战事不利时退到大连，进入保护圈休养，而金县（今大连金州）石河驿以南驻扎有苏军，国民党军队不敢越雷池半步。苏联当时占据大连，使国民党军队在抗战胜利时不能通过在大连登陆接收东北，最后失败时也不能通过大连港从海上逃跑。苏联这样做的目的，是不让美国借蒋介石集团控制中国东北，但是，客观上确实帮助了中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