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天　杀　的　……　

　　　　　　　　　　　　　　　　　白汝莫

　　　　【编者按】原文英文标题《Ｄｉｖｉｎｅ　Ｋｉｌｌｅｒ》刊于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０年２月２４日

　　　　“毛主席最不能看人掉泪。他有一次说，我最受不了看到穷人哭。一 　　看到他们掉泪，我就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

　　　　“另一件让毛主席烦恼的事情就是流血。”

　　　　　　　　　　　　　　　　　　——摘自《走下神坛的毛泽东》

　　　　　　　　　　　　　　　　（一）

　　这种观察令人难以置信。作者是北京官办作家协会的一个御用文人，其文字取 材于对毛泽东前卫士李银桥的采访。这个卫士跟毛很亲近，是真的；他的一个重要 职责是，无论毛主席在哪里坐下来，他得赶紧去替主席解开裤子，因为“主席肚子 大”，不喜欢他的裤子“变得太紧，不舒适。”不象毛泽东的前私人医生李志绥后 来在芝加哥的自由空气下，写出他那本著名的描述跟毛在一起生活的书，李银桥从 未离开过中国，他是不会说出来他所知道的一个真实毛泽东的。

　　然而这些关于毛泽东的描述又并非完全不真实，常常可以发现冷酷之辈却很矫 揉造作、多愁善感。希姆莱从来不敢站在流血现场，甚至希特勒也如此。大多数凶 手通常不是这样，都是亲自下手去干罪恶勾当。希姆莱曾到过奥斯维辛一次，发现 那里乱七八糟，从此再也不去。这种人很少不是因为虐待狂才杀人，而一个虐待狂 者终究是个倒错者，不正当地粘着他的受害人。人杀人常常是一种强烈的表演—— 忿怒、妒忌甚至爱仇情恨。人若以嗜杀他者取乐而成家常便饭，就是疯狂了，然而 他们对成千上万人的死亡负有责任却压根儿无动于衷，所以那廉价的眼泪，乃是移 情的一点点潮湿的证据。

　　当眼眶潮湿起来时矫揉造作一番并非凶残暴君们共有的唯一性格。希特勒和毛 泽东都受折磨于“神经衰弱症”，那并不流行却蔓延在毛泽东周围的一种痛苦，他 的私人医生称之为“共产党员疾病”，其主要症状是失眠、头痛、晕眩交替，并且 阳痿。据毛泽东的医生描述，毛的权势、精力是那样地受制于他的政治运气，当毛 泽东感觉一切都在他的玩股之上，便万事大吉；若是他感觉到对他的绝对掌握有任 何真实的或想象的威胁，就会阳萎，不论有多少女孩子跟他共寝。这样的心理问题 ，也许是一种代价——那种永久处于芒刺在背者非得付出的代价，那威胁也来自拥 戴者——暴君和他的朝臣们互相威胁着。毛泽东的慢性便秘，与希姆莱的胃痉挛， 来自相同的源头。

　　但这只是某些症状。更有趣的，反而是探讨究竟是什么东西驱策着这些人，有 些似乎是相当平庸的人，变成了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这是一种罕见的特殊境况吗？ 是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的道德麻木之下不言自明的现象？或者，类似毛泽东、希姆莱 、波尔布特、希特勒，还有斯大林，根本不是常人，而邪恶天才一旦得势便无法无 天？

　　我便是带着这些问题，去阅读两本毛泽东新传记,一厚一薄：《Ｍａｏ：　Ａ　 Ｌｉｆｅ》，　Ｐｈｉｌｉｐ　Ｓｈｏｒｔ著，　Ｈｏｌｔ出版，　７８２页； 《Ｍａｏ　Ｚｅｄｏｎｇ》，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Ｓｐｅｎｃｅ著，Ｌｉｐｐｅｒ ／Ｖｉｋｉｎｇ出版，１８８页。两位作者各有自己的议题。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Ｓｐｅｎｃｅ是作一种松散的隐喻，据他的看法，毛泽东是那种“施暴政的统治者 ”，有点类似拉丁民族宗教节日里一个在黑暗中颠倒乾坤的王子，Ｓｐｅｎｃｅ以 伟大欧洲的中世纪王室作例子，那时一个暴君会选择在节日里颠覆和嘲弄天下事： 仆人扮演统治者，男人扮演女人，如此等等。那是嘉年华会式的狂欢节，在一种仪 式场合之下，每个人都可以抛弃自己平时惯常的角色而去发泄，但还是要回到现存 社会结构的常态里去；Ｓｐｅｎｃｅ认为，毛泽东却把这桩事情，把一种狂欢节弄 成真的了，而不仅仅是仪式场合，他要永远颠覆秩序，灭绝所有帝王将相，由往昔 的仆人来主宰，于是他自己便可以成为一个对人民的永远的施暴者，无法无天。

　　是一个有趣的隐喻，但无法精当地解释为什么毛泽东在早年就对灭绝有强烈的 渴望？ＰｈｉｌｉｐＳｈｏｒｔ的毛泽东传记，在各方面上都比Ｓｐｅｎｃｅ有厚 度，他描绘了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三者之间的道德区别，甚至他认为毛泽东是 “二十世纪暴君当中很特殊的一个种类”，希特勒主要是灭绝犹太人，因为他认为 他们是“害人虫”；斯大林亲自签发无数死刑执行命令去消灭那些可能威胁他的人 ；毛泽东不是这样，Ｓｈｏｒｔ认为，毛有一种想象力，在中国全面转型之中的一 种乌托邦之梦，因此算历史总账的话，或在历史最终审判下，他是杀了人，但不是 谋杀，如同煎蛋卷的过程中会有许多鸡蛋破碎。这就如同Ｓｈｏｒｔ所写到的：“ 虽然他的政策导致成千上万人的死亡，毛泽东却从来没有对他的思想改造运动的效 果和拯救的可能性，产生过怀疑。”

　　毛泽东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屠夫，但我看不出来Ｐｈｉｌｉｐ　Ｓｈｏｒｔ所 描述的这种道德区别有何意义。希特勒也有一种想象力，他的谋杀行为也是为了达 到目的的一种手段。是否Ｓｈｏｒｔ所谓的“不同分类”，乃是认为“杀人但不是 谋杀”，在结局上更不令人反感一些？或者说，毛泽东跟斯大林相比，他们两者的 乌托邦结局真的很不一样？也许他认为毛泽东实际上很抱歉自己必须谋杀，即如 Ｓｈｏｒｔ所写的：“那是他史诗般努力改造中国留下的人的废墟”？如若那样， 我们应该在Ｓｈｏｒｔ所描绘的毛泽东迷人的一生里去发现一些相关的证据。

　　毛泽东生于一八九三年，湖南一个富农的儿子。十三岁时他已经比他的父亲受 过更好的教育，虽然只读了两年书。一九一零年毛泽东还是个学生就尝到了第一次 政治暴力的味道，那是典型的现代中国造反者的一种发迹。长江洪水导致湖南发生 饥荒，人们卖儿卖女，以树皮甚至人肉充饥，外国商人和本地富人拒绝停止出口大 米以缓解当地人的饥饿，绝望的人民开始攻击外国人，那从来都是中国之不幸的第 一个祸根，然后才是当地的中国当局。打家劫舍、杀人放火，炮艇开进江里来，政 府的军队也赶来弹压，参与暴动的两个穷人被砍头，头颅被钉在街灯柱子上。

　　毛泽东说他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幕。“我觉得我跟那里的造反者在一起，他们都 是来自跟我一样的平民家庭”，他后来说，“我也痛恨对他们这种不公平的处置。 ”这两本传记都记录了这个事件，描绘毛泽东表现了极大的同情心。这也表明他有 一种社会良心——虽然说这番话的人，日后有一天将导致据说三千万人死于饥饿。 这个故事也勾画了他成长在一种暴力的氛围中。假若有希望得到一个反驳——毛泽 东不象希特勒那样一开始就是一个叛逆者——这个论证正好从这里开始。这也很能 配合流行在中国以及其它什么地方的那个神话：毛泽东直到五十年代都是一个大英 雄，只是当这个老人逐渐脱离现实，才变成一个偏执狂和残忍的专制君主。

　　然而，这里面也显示出年青毛泽东凶暴心智的早期征兆。他在中学就开始熟读 中国历史，极为迷恋古代造反起家当了皇帝的那种浪漫故事。常说毛泽东特别喜欢 统一中国的秦始皇。迄今为止，我们只知道这个秦始皇是个要求绝对服从的凶残暴 君，中国人视他为一历史恶魔也是一个常识。这个暴君只关心一件事情，那就是对 他的酷法的屈服，并确保此酷法不会被儒家道德松懈，不允许被知书达理的人所质 疑，于是焚书坑儒。

　　比秦始皇早一个世纪更遭人恨的人是商鞅，秦国的一个法家宰相，根据西汉大 史学家司马迁的说法，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毛十八岁时写一篇短文称赞这个 商鞅，说酷法就象鞭子抽打那些愚蠢、退缩和奴性的人；他还提升他的观点说，在 其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已经积累了无数不良习俗，精神萎靡不振，品行极坏 ……不施以巨大的压力便无法将其清除。

　　许多贫穷的、蒙受过耻辱的国家的知识分子，都乐意分享毛泽东的这种情绪， 尤其当他们到过富裕国家之后。波尔布特就是怀着这种心情从巴黎回到柬埔寨的。

　　毛泽东却并非必须离开他的原籍湖南，但他不屑于跟自己的那些邪恶、萎缩的 乡亲们混在一起，他渴望登高一呼。他“开创”他的伟大领袖原理极早，二十年代 末就写下：真正出色的人才能够最充分地发扬光大自己的天性。……他天性中的动 力能够摒弃一切束缚和限制……他的力量如同来自峡谷的巨风，如同为了爱情而无 法抗拒的性欲，一种遏制不了的力量。

　　性欲后来果然成为毛泽东权势、精力的重要部分。然而麻烦的是，认为英雄就 可以不受常规束缚的这种想法，便使得英雄凌驾于法律之上。毛泽东在那篇短文里 还提到他渴望乱世，希冀大混乱，“毫无骚动的太平盛世是难以忍受的……世局不 断动荡之中，人民祈望的英雄就能浮现出来。就是平时他们也把书本扔在一边。” ……毛泽东这些早年的激动仍不过是一个好读书的青年的胡思乱想，这离真刀真枪 地干起来还有相当一段距离。但是毛泽东在接受共产主义之前，他的基本思想，在 人文、领袖、历史和政治等方面，已经定型。

　　毛泽东也有过他的童年。他的学生时代处于一个文化自卑与革命狂热之氛围。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抗议北洋政府拿青岛跟日本交换贷款，稍后则变成 激进知识分子的文化与政治运动。当时毛泽东是一个中学历史老师。“科学”和“ 民主”两位先生是“五四运动”的双胞胎，但这个运动却是内在分裂的，囊括了激 进马克思主义和杜威版本的自由主义，当时杜威在中国到处演讲。毛还不是马克思 主义者，但他写了一本反儒教的小册子，这跟“五四运动”一样，既是激进的，又 是中国式的陈旧视角。他认为中国虽然还未成熟到剧烈变革，但“必须进行一场彻 底的改造，摧毁一切来重建，如同婴儿从母亲子宫里诞生。”

　　这种彻底改造的观念，原本也是蕴含在传统宇宙论之中的政治理念，庞大的中 国传统政治秩序建立在道德正统之上，由儒家的士族官僚所支撑，并由一个半神性 的秩序所象征，这样的道义性的政府必须反映宇宙秩序，你不可能改变一半而不顾 整体。时至一九一九年这个半神性的秩序已不复存在，基于儒学的政治正统也遭到 攻击，需要一个新的秩序取代它，共产主义及其巫术式的世界观、标榜的“科学性 ”、它的历史教条以及党性化的知识阶层，显然要比杜威清淡的自由主义更易于配 合当时的中国。这真是中国的大不幸，毛泽东将卓越地、不可阻挡地迎娶这个新的 洋货，并以“君权神授”的姿态“万里长征”大踏步地返回到最凶暴的秦始皇那里 去。

　　暴力，甚至大规模屠杀，都将为毛泽东的事功铺路。一九二零年他拒绝了周围 浮动着的形形色色“主义”，包括无政府主义，当然也包括自由主义，而独独选择 作一个共产主义者。他的第一次作业是动员湖南农民，对这些“泥腿子”，他刚刚 走自己村庄时以一个乳臭未干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典型口吻描述为“一群愚蠢、乏味 的人”。二十年代中国共产党还微不足道，那时党的领袖的策略是把共产党员掺进 国民党里去，以便使其尽可能左倾，这后来遭到毛泽东批判。胡志明也是如此，他 本来只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如果美国对其更亲切一些，他便不至于那么反西方。事 实上，早在一九二五年毛泽东加入国民党时，他已经明确地知道谁是他的敌人。他 说，国民党右翼推动的“一种西方式的资产阶级革命”，与共产主义革命之间，“ 绝无什么中间地带”，“国民党绝不是革命，而是反革命”。自从他坚信当时四亿 中国人的四分之一属于“无可救药的敌人”，便注定他有朝一日会解决这部分人。

　　两年后湖南农民暴动，攻击地主阶级，一派打砸抢，无论谁被指认是“敌人” ，就可以任人泄私愤，就要被游街、折磨直到处死，连一些共产党人也觉得湖南的 恐怖行为太过分了。毛辩解说，过激行为是镇压反动派的唯一有效方法，这就是他 的一句名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反动派”自然也不是“请客吃饭”的，国民党镇压农民很残忍。毛报告说： “湖北的反动派残酷处罚农运分子到了这种程度：挖眼珠、拔舌头、开膛刨肚、炮 烙、斩首等等，还刺穿女人的乳房，用电线将她们串绑起来，裸体游街，或干脆砍 成碎块。”

　　他的这些描述，至少可以说，给人“先入之见”（ｐａｒｔｉ　ｐｒｉｓ，此 处为法文）的感觉（好像他就在现场），便令人怀疑那种事情是否真的发生过。毛 泽东也在周期性的白色恐怖中承受了他的个人损失。一九三零年他的妻子杨开慧， 因拒绝背叛她的丈夫而被枪杀。事实上，那时毛已经为了贺子珍而抛弃了她，还有 点内疚。一九三四年毛与贺在国民党军队的追杀下，被迫丢弃了他们两岁的儿子， 这个孩子再也没有找到。Ｐｈｉｌｉｐ　Ｓｈｏｒｔ写道，由此“毛泽东身上又一 小部分人性凋零了”，这是可能的。但是极端残暴之心的种子在那之前已经在毛的 心底播种了很久了。

　　　　　　　　　　　　　　　　（二）

　　Ｓｈｏｒｔ关于一九三零年惊骇事件的描述，便显示了那些种子是如何快速成 熟的。他们为日后无数暴虐所最初设置的这个模式，却莫明其妙地被Ｓｐｅｎｃｅ 和Ｓｈｏｒｔ所忽略。当时毛泽东在江西建立根据地，共产党在江西非常吸引农民 中的能人、富农等等，他们不服湖南那边过来的人，如毛泽东之流，来对他们指手 划脚，特别是关于如何土地改革。突然出现一个谣言，说有一个秘密的特务组织， 叫做ＡＢ团，正在向共产党渗透。不论这是否真实，或者毛确实相信有，这都不相 干。对于毛泽东来说，党内长期的争权夺利，包括这次在江西，每一次打击反动派 特务的运动，不过是他用来翦除竞争者或潜在竞争者。毛在只拥有斯大林权势的一 个小分数的时候已经开始运用斯大林方式。

　　ＡＢ团是否真的存在是无所谓的，清除反动派同谋者的方式是，逮捕几个可能 的嫌疑犯，拷打直至认罪，供出同党，再予逮捕、拷打，如此轮番，拷打有所谓“ 青蛙喝水”、“猴子拽腰”等酷刑，则受刑者以为吐出一切才能活命，但其实不， 大部分人最终要给弄死；若是女性而要她们招供其丈夫，则遭致更为野蛮的处置： 割掉乳房、灼烧生殖器。 　　开始是几百人，然后上千、数千，直至所有共产党员。自然，毛泽东自己从来 没有亲手去拔过任何人的指甲，或烤焦谁的生殖器。那几乎不是他的工作。但，是 他下的命令，并且是他受益于这种他教唆的清洗，特别是在逼出了ＡＢ团与所谓李 立三路线之间的所谓关联之后。李立三曾在法国勤工俭学，一如周恩来，周后来在 上海变成党的领袖，他的策略，或者叫“路线”，是在中心城市进行革命。毛反对 ，认为中国还是一个农业社会，应该首先解放农村，结果他是正确的。然而这些争 论只是策略，要害是权力和党内的等级，反动派秘密跟李立三和其他的都市知识分 子勾结，于是毛泽东这个乡下的暴发户，便有足够理由怀疑他的党内竞争者，并且 得以接近党的权力中心并降服它。

　　正如Ｓｈｏｒｔ所指出的，毛只要需要，总是随时出卖最忠于他的战友或者最 德高望重的同志。四十年代初抗战时在延安窑洞安顿下来，他解开他的安全部长康 生膀子上的皮带，这是一个脸上有皱纹的贝利亚——爱穿黑皮革、精通阴谋与拷问 ，曾在莫斯科学过。史沫特莱，一个狂热追随到延安的美国革命分子，曾描述毛的 幽默感是“冷酷的”，康生则是污秽的。此人荒唐到逮捕一个名字叫牛的地主（也 是个共产党的支持者），用一只铁环穿在他鼻子上，再强迫他的儿子牵着他游街。 康生的特殊用途在于可以构陷任何一个毛泽东不喜欢的人。

　　延安暴行中的一部分是所谓“整风运动”，“特务”、“托派”（托洛斯基分 子）和虚构的“反党集团分子”皆在清除之列。康生的方法不过是把江西清除虚构 的ＡＢ团之法再用一次。编造指控，拷打口供并当众招认。最著名的案子是一些知 识分子认为他们有权利批评毛泽东，王实味，一个自负而有文学修养的人，被控告 是一个“托派”，监禁一年后被用斧子砍了头。然而，真正的目标，无非是毛在党 内、最终在整个中国的潜在竞争者。这些残酷运动就是为了设置党的正统戒律（如 毛自己所定义的），逐渐灌输无数恐怖，使任何人不敢再对毛泽东说三道四。所有 这些，就发生在延安那些浪漫的黄土窑洞里，那曾是无数革命朝圣者和二战期间倍 受西方新闻记者赞赏的目的地，而那不过是毛泽东想当皇帝的一点饰物而已。中国 人也是从那里开始唱赞美歌的，“东方红，太阳升”“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毛的 语录也是从那时起开始被引用的，如同引用一个圣人的智慧。但是感激涕零的人们 依然不能幸免于不做献媚者和奴仆，并且照样又有许多人不甘心，便很快就遭遇劫 难。

　　谋杀运动从未停止。李光耀消灭对手的技术也相当不错，曾极有施展（他谈及 对付英国殖民者）：我知道（压制）跟做爱一样：第二次就比较顺手，头一次可能 有良心折磨，一种内疚感，但是只要在那上头下手一次，接着不断重复，你攻击的 时候就越来越脸皮厚，攻击范围也越来越宽。

　　又是一种类推，残忍的伟大领袖与性欲，都是要攻击的。

　　但是Ｓｐｅｎｃｅ和Ｓｈｏｒｔ均无显示任何证据说明毛泽东曾经有过内疚。 对Ｓｐｅｎｃｅ来说，那是无所谓的，他对毛没有任何特殊的道德要求。然而， Ｓｈｏｒｔ理论基点乃是认为，毛泽东的受害者不幸成为他政治幻想的铺路石，因 而不是被谋杀的。单纯地说，他们是被谋杀的。毛泽东和斯大林杀掉许多人，纯粹 是为了扩展他们的个人权力，我看不出这种“杀”与谋杀在范畴上有何差别。

　　希特勒怎么样？我相信，毛泽东跟他相似的地方很多，不只神经衰弱症，还有 谣传说，这两个伟大领袖都是只有一个睾丸，即使毛从未企图灭绝另一个种族，他 只是很得意消灭了社会某些阶层的无数成员。一九五零年，“反动派组成部分”— —即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资本家、前国民党员，等等，在六个月里有七十一万人 被杀或被迫自杀。一九五二年就轮到地主和他们的家族：超过一百万人死亡。

　　数字令人晕眩，人命变成了可怕的统计数目，然而绝对的数字没有任何道德意 义吗？难道这八十万人的横死，就因为毛泽东说他们“该死”、并按照分类被谋杀 者就该是四百万、五百万、六百万？难道人们由于阶级成分而被谋杀，就绝对不同 于他们因为种族而被谋杀吗？这里有一种区别是确定的：希特勒要杀死每一个犹太 籍的男人、妇女和孩子，毛泽东则始终相信，至少有一些反动派是可是通过“再教 育”改造过来的，不过当毛泽东的受害者也包括阶级敌人的儿子甚至孙子时，迫害 就单纯到只是针对他们的出身，歧视并未消失，而是“反革命”范畴的区别却更趋 模糊。

　　“知识分子”，指凡是受过教育的人，乃是承受毛泽东愤怒的首当其冲的一个 群体。毛厌恶他们的程度跟希特勒差不多，为什么？此缘由倒是很能解释他们杀戮 欲的奇特性质。当教条变成一种压制工具时，任何人用知识去向它挑战，都会变成 一种威胁。这就是为什么秦始皇要坑儒。毛不象希特勒，他自己也曾是形形色色知 识分子中的一个，并曾从儒家开始，挑战许多教条，然而在北京大学众多有教养的 学生团体以及都市名人当中，毛泽东总是感觉不自在，觉得自己土。他的那些“发 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他的所谓的毛泽东思想，常常都是即兴之作、语无伦次的， 议题也是宽泛、游移、矛盾的。压制批评的唯一办法就是消灭所有可能的批评者， 把他们驱逐到劳改农场去生活，或者毁掉他们的职业，或者让子女们反对他们，或 者强迫他们当众认错以自辱，或者干脆从肉体上消灭他们。主席冷酷幽默的一个典 型例子是，他曾拿自己跟秦始皇比较：“秦始皇有什么了不起？他不过坑卒四百六 十个，我们坑了四万六千！”

　　一九五七年的运动是允许“百花齐放”之后，再以最邪恶的方式出卖中国的知 识分子，虽然不一定都杀掉。他们先是被甜言蜜语哄骗着去“鸣放”，有时甚至强 迫他们对党的政策提意见。要让人们知道正常批评所导致的后果，需要先“引蛇出 洞”。一旦他们开腔，后果就由不得他们了。有些人甚至大胆地质疑一党专制是否 正确。结果是：超过五十万人被清洗、下狱，或者带上“阶级敌人”的烙印及其连 带的后果——失去职业、孩子们被剥夺起码的教育，无穷无尽的困扰，等等。Ｓｈ ｏｒｔ认为“知识分子在反右派运动中的煎熬使他们再也不相信毛泽东”，我看未 必。可怕的事实是：许多人在后来的许多年里继续相信毛泽东，无论他怎么折磨他 们。

　　毛泽东憎恨知识分子的某些理由要比阶级嫉恨和教条主义更深。跟希特勒很相 似，毛也虚构地自诩为一个艺术家。Ａｒｔｈｕｒ　Ｗａｌｅｙ认为毛泽东的诗词 比希特勒的绘画好，但不如邱吉尔，这方面的专家告诉我，毛的早期诗词特别有一 股怪异的吸引力。Ｓｈｏｒｔ比他更欣赏毛的诗词，Ｓｐｅｎｃｅ则称毛的《蝶恋 花·答李淑一》（关于那个在被害之前已被他遗弃的妻子）很“感动”。不过，关 于毛泽东艺术兴趣的问题关键，不是他的诗词或书法水平如何，而是他有权力和渴 望把六亿人的一个国家当作他的画布。

　　Ｓｈｏｒｔ引述了毛泽东一个最冷酷、露骨的声明，还带着他那一笔狂草签名 ：“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 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 的画图。”毛的中国，还有希特勒的德国，是要成为一个人疯狂幻觉的综合艺术品 。在发表这个声明的第二年，一九五九年毛发动了“大跃进运动”，一个在二十世 纪无论绝对数字上还是毁灭性上都是最致命的编造出来的计划。这个白日梦是：让 中国通过每一个人在自己院子里溶化做饭的铁锅，和抄袭斯大林那些意识形态科学 家弄出来的奇异农业试验，几年之内赶上英国。结果导致三千多万人饿死。 　　这个想象力的例子自然不同于把数百万人送到毒气室去。但是这种大屠杀，却 是由于某种类似性质的半吊子艺术冲动，和基于伪科学的审美幻觉所引起的。如果 希特勒的白日梦里是掺进了生物学和人种理论的，那么毛泽东的幻觉则是基于想入 非非的农业理论，大部分都是借自苏联的Ｔｒｏｆｉｍ　Ｄｅｎｉｓｏｖｉｔｃｈ Ｌｕｓｅｎｋｏ，此辈试图为斯大林尝试“大自然改造”。任何地方都可以种粮食 ，而完全不顾其适应性，乃是一个苏联的灵感。这种理论还包括只要杂交就可以魔 幻式的召来奇妙的新农作物。河南省就拿向日葵跟洋姜杂交，而北京则用水稻跟玉 米杂交，据称棉花跟西红柿如果杂交得顺利就能长出红棉花。毛的智慧当然可以种 出一三二磅的巨型南瓜，这还有一个故事，即令人肃然起敬的Ｓｈｉｒｌｅｙ　 Ｍａｃｌａｉｅ在邓小平访美时，不断对他叨叨这件事，邓则轻轻地告诉她，不要 相信她听到的任何中国故事。

　　赫鲁晓夫曾警告毛泽东不要重犯斯大林的错误，但主席却刹不住车了，那块空 白大画布非得等他去涂满不可，任何东西如果挡住这位画家的视野就得清除：“资 产阶级科学家”若愚蠢地阻挡，就驱逐、嘲弄，甚至毙了。毛的忠贞元帅彭德怀， 认真而激烈地试图让毛注意到大跃进的悲惨结果，也被清洗、下狱、折磨最后杀死 。其他人如周恩来本来可以告诉毛一些真相，却反过来告发彭德怀，献媚毛是一个 天才。（Ｓｈｏｒｔ的书中描述了周之“不倒翁”的恶心细节。）

　　Ｓｐｅｎｃｅ将这些错乱皆归之于毛泽东由于实际情形而致的胡乱离婚，虽然 没人对此能够给他哪怕更多一点的事实；Ｓｈｏｒｔ则认为毛只具有中世纪的科学 观念。这两种观察大概都是对的，但他们都忽略了对知识分子学识的绝对厌恶支配 了毛泽东带有全能幻觉的失败艺术感。以货真价实的专业知识，去反对伪科学的白 日梦，是可以轻易击碎独裁者的荒谬迷梦的。请看这个非凡的声明：“改革教育有 进一步的必要性：今天我们的教育负担太重，只知道奖赏知识。假装博学是行动的 敌人。什么才是需要？本能和意志。”希特勒如是说，但是他还没有毛泽东说得好 ：“科学不过是大胆地演戏。没有什么神秘的。”或者：“你们不要担心一机部、 二机部，或者清华大学，放手大胆干，一切都会好的。”毛说得比希特勒要好。

　　他在疯狂之中还有某种利己的理性。不必怀疑，如同Ｓｈｏｒｔ所说，毛泽东 想改造中国，但这并不具有足够的论证说他是不同于其他现代独裁者的一个特殊道 德类别。从始到终，这里都有一个压倒一切的焦虑，控制着所有的政策、原则以及 扭曲颠倒的艺术幻觉，那就是毛泽东的权势感、他的全然控制的需要，他惧怕阳痿 的病态。

　　Ｓｐｅｎｃｅ说的不错，毛泽东渴望大混乱和暴政，因为他的目标之一是粉碎 旧秩序，但这也是他确保他的支配力的最有效办法。让他的同志们、臣子们和暴吏 们永无休止地互相争斗，把“人民”放在他们之上，让他们离间他们自己，再将他 们周期性地清洗一番，羞辱以至杀掉，他便确保没有人能篡夺他的王座了。这也是 希特勒和斯大林，以及所有使历史黑暗的暴君的本能。

　　文化大革命就是为此发动的。上了年纪的毛泽东看到所有影子里都藏着刀子。 老一辈的同志们，尽管很久以前就已哆哆嗦嗦、如履薄冰，依然被视为威胁。多少 年前那“一小撮”批评者始终令毛冥思苦想，并终于在他偏执狂的心智里化为清晰 的征兆：反抗即将达到沸腾状态。于是一九六六年他决定煽动数百万深怀挫折感的 青少年，猛地扑向他们的老师、父亲、母亲，最后直至党的最高领导人，除了毛泽 东、几个有用的弄臣，以及毛所厌恶的妻子江青周围的一个极端主义小圈子之外。

　　一九六六年五月人民日报说，毛泽东是“我们生活的源泉”，任何人胆敢反对 他，“必将穷追猛打并消灭之。”一场谋杀的狂欢节在所有城市展开，并在党内大 规模清洗，照例又是整人专家康生大显身手了（他是何等渴望整人，甚至他得了癌 症后还想整他的盟友江青）。Ｓｈｏｒｔ提到的一个实例，显示了这场毛泽东最后 也是最恐怖的运动范围之广，远在内蒙古的政治局委员乌兰夫被控组织“内人党” 威胁了中共，三十五万人被逮捕，八万人被折磨致残，一万六千人被杀。

　　其实这并不新鲜。人所皆知的毛泽东之杀人记录至迟始于五十年代，并急速地 增长，然而毛在民主西方的声望却如日中天，与二十世纪其他暴君完全是一个不同 的待遇。希特勒在那里从未有过如此声誉，很久以后斯大林也彻底破产，毛泽东却 始终在巴黎、柏林、伯克莱、伦敦和纽约享受着新闻好评，我们不能因此完全责备 诸如斯诺和韩素音这类“毛泽东迷”。一方面，毛是一个抗日英雄，尽管他的策略 是尽可能让蒋介石军队去抵抗日本；另一方面是因为毛的对手实在声名狼藉：国民 党的腐败以及被说成“邪恶”的地主阶级。但毛泽东的最佳资本，就西方所关心的 公共关系而言，乃是第三世界浪漫精神与某种异常而不健全之文化例外论的组合。

　　毛泽东特别在法国是左右两边都讨好。右翼一侧如Ａｌａｉｎ　Ｐｅｙｒｆｉ ｔｔｅ这样的人物，前戴高乐的教育部长和中国问题专家，认为毛泽东是“中国传 统”的伟人，自然，这种传统在Ｐｅｙｒｆｉｔｔｅ看来，也是没有人权或市民自 由的，所以我们不必把它硬套在毛的身上，这种看法回响至今，最明显的响应者是 亨利·基辛格。左翼一侧，一个典型的仰慕者是Ｊａｃｑｕｅｓ　Ｖｅｒｇｅｓ， 一个激进的律师，因辩护Ｋｌａｕｓ　Ｂａｒｂｉｅ而成名，他有一半越南血统， 善于受理传奇性的第三世界案子。他很迷恋中国，说这可以一直追溯到他的童年， 他的法国父亲非常仰慕亚洲文明，这个儿子则说“中国是英勇豪杰的典范，万里长 征，等等、等等。一九四九年中国的胜利令我陶醉，但一九五一年访问中国时，我 完全被瞒骗。”

　　像许多毛的崇拜者一样，Ｖｅｒｇｅｓ很轻蔑民主政治。他特别仰慕毛泽东还 包括斯大林的什么呢？乃是他们的罗伯斯比尔式的特质，他们愿为崇高目的牺牲一 切，Ｖｅｒｇｅｓ称此为“庄严”，他“对命运着迷，而不是幸运，特别是当幸运 在欧洲变成一种被社会民主所污染的概念。”一切都成为刺激位元（ｂｉｔ），你 也无需承受任何个人后果。

　　毛泽东已经死了二十三年。中国也已由官方“非毛化”，更有一九八零年代的 改革，无论胡耀邦还是赵紫阳并不敢走得太远。他那做了防腐处理的尸体，连带着 周围生了绿斑的塌陷嘴唇，被永久陈列在占据天安门广场的纪念堂里。我最后一次 访问北京期间，叫了一辆出租车去广场，在稍微有点恐怖娱乐的感觉中注意到，一 个镀金垂饰里的青年毛泽东像晃动在出租司机的后视镜上。如今他是一个上帝了。

　　我的这位出租车司机并不古怪，毛确实是一部分人的上帝，不只在他的故乡湖 南，那儿有朝圣者去访问毛的故居、毛氏宗族祠堂和主席一尊十公分高的青铜雕像 。这是毛家族的传奇故事，有点像你在欧洲到处可见的圣母传说。据说这雕像是香 港首创的，跨越边境到最早现代化的深圳，一个金光闪闪、贪婪、相对随心所欲的 中国资本主义的展览品，却是毛泽东绝对憎恨所在。某天，深圳有个人驱车出了车 祸，撞死了好几个人，他自己却被挂在仪表盘上的毛像所保护，安然无恙。类似事 件的新闻不久传遍中国。

　　这样的故事在中国流传，是跟那尊毛的神像究竟如何拯救此人的真相不相干的 。也许是真的。历史是历史，传说是传说。但无论中国发生什么，毛泽东都将作为 一个“伟大领袖”被纪念，也包括自秦始皇以来大多数惊天动地的统治者。总之， 我想毛泽东压根儿不必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