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不尽的毛泽东。

自从在邓小平领导下编纂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后，走下了神坛的毛泽东就成为普通大众议论的一个话题，包括他的成就，也包括他的缺点错误，甚至是私生活。而在文革当中这是不可想象的禁忌。这无疑是社会的进步。

在互联网上与政治和社会有关的论坛上，每当出现关于毛泽东的贴子，都会引起一番激烈的争论。评论毛泽东的人带着个人的经历，观点和目的，相互争的面红耳赤，甚至是原本在很多问题上观点一致的网友也会反目成仇。这其实很不利于网友间的团结，不利于网络民主力量的形成。关于毛泽东的问题，变成了分化瓦解网络中各种力量的有力武器。

网络是社会的缩影，社会上对于毛泽东的认识，其实也和网络世界中一样混乱。一边是文革中树立起来的“四个伟大”的光辉形象，一边是《私人医生回忆录》为代表的诋毁，中间夹着一个快被淡忘了的《决议》。

今天，真正相信两个极端的人恐怕不多。但是在争论的过程中，《决议》的观点也很少有人拿来做论据。这说明这至少说明《决议》中对于毛泽东的所作的结论，并不被这些人认同。

一个社会要形成一种稳定的力量，需要在重要问题上取得基本的共识。谈论毛泽东的人并不是单纯地争论一个历史人物，而是争论共产党的历史，争论中国的一段历史。如果要想团结网络中的大多数，如果要形成一种稳定的力量，如果想结束论坛中的争论局面，似乎有必要在网友中形成一个能普遍接受的《关于毛泽东若干问题的决议》。

二，几乎被淡忘的《决议》。

《决议》在它出台的那个特定历史时期，有着不可低估的凝聚力量。它是“思想解放”和“维护安定团结局面”的平衡点和支撑点。

首先是认为毛泽东晚年犯有严重的错误，文革是毛错误发动的，被少数坏人利用的。这就为文革中受迫害的老干部重新担任领导工作扫清了障碍。这是《决议》在“思想解放”方面的突出表现。

其次，是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本人区分开来。将毛泽东思想提到了“全党集体智慧结晶”的高度。在纠正毛泽东本人错误的同时，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维护了党的正确性。这使得一些人“借否定文革，否定毛泽东，进而否定整个党的领导”的想法落空。《决议》本身就是“四项基本原则”的理论基础。这也就是《决议》在“维护安定团结局面”上的突出表现。

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决议》对于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就象“梵二会议”（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对于当代天主教。“梵二会议”除了一系列的革新以外，最明显一点就是不再强调“教皇永无谬误论”，而是把“永无谬误”的属性，在一定条件下让主教、全教会和大公会议也分享。

无论如何，《决议》在当时使各种政治力量形成了一股合力，对坚持党的领导，对这二十年的稳定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今天，至少在网络这个世界中，对于毛泽东，对于共产党的那段历史再次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这种分歧甚至延续到了对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冲突。加之改革中遇到的种种困难，就使得问题更加错综复杂。固然有人是借着反毛，反对党的领导；也有人拥毛压邓；还有民族自尊心与民族虚无主义的较量。

毛泽东的成就与错误，总是与党的成就与错误纠缠在一起的，也是与近现代中华民族的成就与错误纠缠在一起的。这一切又怎是一个二十年前的《决议》能够了得的？特别是在网络这个信息高度发达，思想高度活跃的世界，要形成一股新的合力，就需要一个新的划时代的文献，或称《决议》。各种思想和各种政治力量，需要一个新的平衡点和支撑点。

三，毛泽东一生干的两件事和两个角色。

毛泽东暮年自己总结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不多……。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在前一件事中，毛扮演的是竞争者的角色，毛的胜利是历史和民众的选择，想否认也否认不了。在后一件事中，毛既是竞争者，同时也是仲裁者。

物竞天择，历史是一位无情的仲裁者。历史的竞争规则从来不会以白纸黑字的方式，向竞争者加以说明，你可以违背它，可你却无法逃避它的惩罚，而且它会惩罚的你无话可说。远的不说，就说辛亥革命以后，各种势力都想让中国按照自己的构想发展，除了抗日战争以外的连年内战，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难道能说清谁应该对此负责吗？失败者有怨天尤人的借口吗？

作为仲裁者的人，竞争规则往往是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小到足球裁判，大到象毛那样的一代伟人，从足球规则到党的方针路线，无不如此。但是人就是人，而不是神。对人的裁决，一些失败者总是会心有不甘的情况出现，要么是怀疑裁判不公，要么是怀疑规则本身。在文革问题上反对毛的人也无外乎这两种情况。

四，物竞天择出了个毛泽东。

前面讲到，毛泽东的成就与错误，总是与党的成就与错误纠缠在一起的；也讲到《决议》将毛泽东思想（集体智慧的结晶），与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加以区分。这里说的是1949年以前，毛泽东的思想如何最终成为党的指导思想。

考察1949年以前的中共党史，也许你会发现：在很多时间里，共产党执行的并不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毛个人的思想，可以说从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形成了。但是，即便到了遵义会议之后，毛个人的思想也没有变成党的指导思想。恐怕要到延安整风之后，才能算是成为党的主导思想。在此之前，毛个人的思想，一直是处于党内各种思想的竞争之中，包括遵义会议之后张国焘、王明等人的竞争。

这里我是用“竞争”一词，而不是用传统的“党内路线斗争”一词，这是有原因的。因为思想路线的矛盾在党内，裁判却在党外。要把“党内路线斗争”放在整个中国的大环境中考察。竞争的失败者不仅是党内的不同路线，还包括国民党和其中的不同派系。残酷的竞争容不得丝毫错误，任何“路线错误”都必然意味着肉体上的被消灭，更不用说政治生命了。

物竞天择，这个“物”不仅包括共产党，不仅包括王明，张国焘等，还包括国民党及其各派系，包括北洋军阀各派系。这个“天”就是中国的老百姓。蒋介石把美国选成了朋友，把地主、资产阶级选成了朋友，最终这些朋友靠不住，自己也就被成功所抛弃。毛泽东是这场竞争中的胜利者是毋庸置疑的。毛泽东早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分析中，就为自己选择了“朋友”和“敌人”。正是他选择的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民，最终也选择了毛泽东。毛选择的“朋友”中，还包括了参加新政协的各民主党派。总之，毛是尽可能多的在人民中选择了“朋友”，也最终被成功选择。

“历史实践证明，凡是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路线走，革命就从胜利走向胜利。反之，必然遭受挫折和失败。”这是文革中非常熟悉的词语，也是解放前这一段党史的真实写照。

五，作为仲裁者犯错误的毛泽东。

由以往实践中总结出的，毛泽东个人思想的成功，到将毛泽东思想抬高到“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的高度，这可以说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的最早体现。

过去正确现在一定正确，将来也一定正确，认为能完全掌握“真理”，这显然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其实只有“变化”才是“真理”。毛泽东思想其实是在党内外的比较和竞争中体现出其正确性的。建国后，失去了党内外的比较与竞争，党内的民主集中制，除了毛泽东思想之外，竟然没有了最终的“仲裁者”。纵然当时能将“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与毛本人的思想区分开，也可以想象：指责毛泽东本人违背了毛泽东思想，是多么荒唐可笑。

当毛泽东的思想成为公认的最终仲裁者之后。即便面对强硬的政治对手刘少奇以及刘所建立的强大阵线时，他只需说明刘及其阵线的阶级属性为资产阶级就足够了。一个盘根错节由上百官吏组成的，并掌握了全国绝大部分行政权力的集团，顷刻间即告瓦解。

对付林彪的军队集团也是同样。他在1970年8月31日写的《我的一点意见》中号召全党：“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仅此一句话就足够了，所有的军人们都开始忙着转变“立场”，林彪手中积聚的权力随即就被剥夺一空了。林立果曾谋划用暴力消灭毛本人。但是当真的要实施这个“五七一工程”的计划时，却发现了一个难以解决的难题：击毙毛以后，怎样向社会公众做出合理的解释？很显然，没有任何人拥有可以宣布毛泽东犯了“立场”错误的仲裁权。也只是由于这个问题最终未获得解决，计划也就一直停留在笔记本上。

建国以后，党内所谓“红区党”与“白区党”的斗争也就开始了，一方指责对方“洋奴哲学”；另一方指责对方“不懂经济”。各方面力量冲突的仲裁不是靠一种机制，而是靠一个真理化身的人，就是毛泽东。不论毛是否自觉自愿走上这个仲裁者的位置，都难免最终成为失败者发泄怨恨的对象。即便是伟人也都难免犯错误，作为仲裁者犯错误就尤其不容易被宽容。

你可以把文革看成毛的仲裁者的地位受到刘少奇的威胁而做出的反击。而问题并不在反击本身，作为竞争者的反击是理所当然的，问题是反击的仲裁者地位。其实不论谁是仲裁者，文革都难免爆发，只是方式不同罢了。即便是作为仲裁者的邓小平对付赵紫阳，不也是一句“资产阶级自由化”就轻易地解决了吗？

六，作为仲裁者的无奈

早在夺取全国胜利之前，毛就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对中共成为执政党做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这可以说是出于毛个人的远见，更应该说是以党的方针路线的形式，为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内定下了“竞争规则”。但是这些竞争规则并没有得到遵守。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以后，以彭德怀元帅为代表的农民将领集团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文官集团的冲突随处可见，而毛则身处调停人和仲裁者的位置。

首先是农民出身的将领在进城后的表现一再让毛失望，毛不得不做出痛苦的抉择。第一个动作是党的八大会议上选举出来的政治局常委名单中没有彭德怀。紧接着毛宣布开门整风，对“三个主意”打一场“人民战争”。在这“三个主义”中，如果说“官僚主义”是文、武官僚都有涉嫌的话，那么“命令主义”和“关门主义”就是专指那些进城以后既愚鲁无知又飞扬跋扈的农民出身的各级干部。1957年夏天整风运动期间，各地汇总的由知识分子揭露的中共干部腐败无能事实的材料大量飞到毛的书桌上。毛曾日以继夜地看这些材料。他对自己的老部下和那些仅凭战功升至高位的农民实在是太熟悉太了解了，他完全可以分辨出这些揭发材料的真假和是非。令人惊异又最难堪的是：干部腐败无能的事实几乎全是真的。毛应该如何裁决？

毛的开门整风本身就可以看成一种态度、一种裁决。但是，竞争的另一方却并不满足于这种裁决，形成了“猖狂向党进攻”的局面。面对这种情况，难道我们能指望毛能按照一些知识分子的意愿，裁决共产党放弃政权？把57年反右的责任完全推到毛的身上是不公平的，我们不能强迫毛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党内出现了资产阶级怎么办？”这是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一直萦绕在毛脑海中的一个问题。所谓“以阶级斗争为纲。”并不是指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而是针对共产党的干部掌权之后产生的特权思想。

刘少奇组织领导了1964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明确提出了要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斗争。但是运动中倒霉的人只是那些挂着牌子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一些多吃多占的“小官”。毛对刘的不满是在这一时期加剧的，因为毛认为刘在运动中的做法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所谓“阶级斗争扩大化”按现有的资料来看，应该是刘少奇的“杰作”。刘把阶级斗争的目光始终盯着党外，自然无法找到毛所说的“阶级敌人”，尽管毛一再提醒说“阶级敌人就在党内”和“党要变色”。

如果把毛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修防修的理论”，翻译成现在的提法那就是：“反腐败是关系到党生死存亡的一件大事。”这样也许就会明白毛对刘“裁决”的依据了。但是，这里又牵扯到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能不能有更民主的裁决方式？”“如果民主选择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已经不是对仲裁者公正性的怀疑了，而是对仲裁规则的怀疑了。我们可以说文革时民主制度不健全，但是我们不能拿今天标准去衡量过去。就象足球规则是在不断改进一样（例如：突然死亡法）。我们不能说过去的裁判依据旧规则的裁决是不公正的。

七，仲裁者的悲哀又岂止是毛泽东。

任何一位伟人都跳不出历史的局限性。如果让伟人充当仲裁者的角色，伟人也必然会背负上很多历史的无奈。

毛泽东如此，邓小平又何尝不是如此？尽管腐败绝不是邓改革开放的初衷，尽管邓也一再提反腐败的问题，但还是有人用腐败问题攻击邓的政策。邓所说的“如果出现了新生的资产阶级，改革开放就是真的走上了邪路。”与毛的“党内资产阶级”无疑是出于同一套话语系统，尽管两个“资产阶级”所指各有不同。

面对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受到威胁，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毛和邓能做的没有什么本质区别。89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坚决反击，比57年反右更高明的地方就是对精英知识分子“网开一面”，使他们能够流亡国外。紧接下来的苏联解体，使得中共高层官员对邓平息暴乱更是加深了理解。毛没有邓那么好的运气，尽管毛一再提醒防止中国出赫鲁晓夫，但是当时以刘为首的党内高级干部就是不能理解。

说毛在现代民主意识上有欠缺，是不能脱离“坚持党的领导”这一大前提讨论的。尽管毛可以用群众运动的“大民主”方式来反对党内的官僚主义，但是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还是坚持原则的。1967年1月，张春桥和姚文元在上海市夺取了政权，新政权的组成完全按照1817年法国巴黎公社的模式和原则，所有“服务员”（即市政府成员）将通过普选从普通公民中产生，工资待遇不变，他们定期向选民汇报工作情况以争取支持，未获支持就意味着撤换。上海新政权的名称即上海公社。毛对这次直接民主的试验表现出了强烈的担忧，他把张、姚召回北京，命令他们把公社改为革委会，毛斥问道：“还要不要党的一员领导？”这是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张、姚这种乌托邦式的实验只能是增加社会的混乱。这和邓在文革后取缔西单民主墙、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不成熟的民主方式，完全是出于同样的考虑。

58年大跃进是中央的决议，是包括刘在内的很多常委都同意的，大跃进的失误除了中央方针路线的偏差之外，还有各级干部的官僚主义扩大了错误的危害。但是毛作为仲裁者，还是要背上这个黑锅。大跃进之后毛做了检讨并退居二线，在中央主持工作的是刘、邓等人，但是在这期间的三年自然灾害和饿死人的情况，毛还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新中国的毛时代只有27年，至今毛去世已经24年了，改革开放也已经超过20年了，可还是有人把今天的困难怪罪到毛身上，这些人的目的无非是想摧毁坚持社会主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把毛的错误与毛所坚持的社会主义混淆在一起，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毛、邓都不是神，却都同样背负了太多的历史无奈。但愿后人能给他们一个公正客观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