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台独结要先作空间大迂回 (蒋经国核心幕僚谈台独)

● 作者为著名电影导演张彻，曾任台湾国防部简任专员（原载《明报月刊》2000年8 月号）

(本人评语：电影名导演张彻为香港人所熟识，以其曾在蒋经国时代的国民党核心工作过，对台湾社会历史脉络的了解和当时蒋经国应付台湾本土社会的对策，可让各位更明白两岸问题的症结在那里。各位网友在阅读本文和以前本人发表过的全部文章后，应可清晰了解台湾问题的来龙去脉和当前的局势。在文章末端有本人提供与本文有关的补充资料与网友参考，另文中的「王¤」是指王升将军)

　　本文作者是名导演张彻，他曾受蒋经国知遇，年未满30已被委为台湾国防部简任专员，后来却弃政从影，非不得志而改途，正因接近政治核心，看透外省籍人在台从政的困局。由蒋氏以“一手硬”、“一手软”轮替重用王¤与李焕，到本省籍李登辉的冒起，以至民进党陈水扁当选总统，皆可谓台湾政势所必至。他认为两岸的统一，要解开的是由日本人及国民党百年管治所形成的台湾人心结，固需要时间，国际上面对美国可能的干预，更需要时间、空间上的迂回，以求提升国力，方有望促成大业。

　　我虽以电影工作为正职，30 岁以前却曾从政，自大陆到台湾。也非从政不得志方改途，以仕途而论，我应算是“少年得志”的：抗战胜利后得国民党要员张道藩氏赏识，在他领导的“文化运动委员会”，协助“上海分会”的潘公展（时主上海市议会及《申报》）工作；张氏且一度要推荐我进“侍从室” （蒋介石的），但我宦情不浓，不想做那种太严重的工作，婉却了。

　　但我到台湾后，还是进入了政治核心，蒋经国氏在台湾首次任公职，是“国防部”成立一个“总政治部”为主任。在此以前，我已受蒋氏知遇，为蒋宅的座上客，“组部”之际，他约了一班亲信同游日月潭，商酌大计，我随侍左右。总政治部开台，我被任为简任专员，作为他的幕僚。台湾官职，院部长 “特任”以下就是“简任”，再下顺次为“荐任”及“委任”。我那时年尚未满30！后来王¤执掌军权显赫一时，被目为蒋氏的接班人，官至上将；然在当时的军阶，同我一样是上校。故我之弃政从影，可想真是自有见地的重大决定，不是由于仕途失意。

讲普通话被父兄斥“忘本”

　　我到香港来，人地生疏，全无知名度，支持我的只是一位女朋友（前电懋影星），而这种“女强男弱”的绯闻关系，还照例对男方不利；我能受张、蒋两位赏识，至少不是低智，自然一切都明白。其所以作一次人生赌博者，确是看透了台湾的政局，决无可为，才痛下决心。也正因为接近政治核心，才能看透全局！　　台湾受日本统治50年，日本人致力于台湾人民“皇民化”，学生上学只准说日语，说台语（闽南话）要受罚，而日本人的管治，确也较前此之清廷管治为佳。其后国民党政权是从大陆败退去的，也不受台湾人的尊重；国民党对台湾的经济发展有贡献，但本地人先入为主，只认为是日本人打下的基础，正如李登辉那一家人，多数觉得做日本人好过做中国人。“二二八”事件今已平反，其实问题有两面，一方面固是国民党带去的军队镇压本地人，但如不镇压，本地人也要屠杀外省人，尤其在南部。“新党” 初成立时，去南部发展，便受到暴力对待。

　　唐树备初出任海协会常务副会长时，我适在北京，有朋友介绍他和我谈台湾问题，一谈就近两小时。我告诉他有一次去南部，在一间日式咖啡馆，邻座有几个本省青年，用普通话（台湾称为国语）交谈，来了几个中年人，似是他们的父兄，当场斥骂说，“讲什幺国语?!忘本！”于是大家说台语，还夹杂着日语。如此心态，怎听得进“民族大义”?!

台军下层外省人渐少

　　当时大陆对台湾的思维，还以晓以大义为主题。须知日本人花了50年时间，国民党又花了50年时间，使台湾脱离中国，敌视中共，我们所认为的大是大非，未必使其认同。有些“天经地义”的事，不一定在另一时地也是“天经地义”的；如大陆地势西高东低，故凡水皆向东流，“大江东去”，“人生长恨水长东”，但台湾的中央山脉在岛上偏东，水皆向西流，正好相反。

　　蒋经国是头脑清醒敏锐的人，当时已看出了形势所趋，很难抑制，所以他一方面仍袭用蒋介石的方法，以军队和情治机构来镇压，“一手硬”；一方面逐渐对本省籍人开放政权，希望把台独化解于无形。他同时重用两个人：李焕和王¤ ，李焕管党，执行这“一手软”的政策，王¤管军，执行那“一手硬 ”的政策。后来蒋氏自己出任行政院长，总政治部便交给王¤。蒋氏用人自有一套，常对我们这些“左右”说“头等人才，三等职务，特等权力”，总政治部主任另以军方旧人担任，王¤是“执行官”，但权力之大，且凌驾国防部长、参谋长之上，执掌军队和情治单位的大权。

　　这一种违反多数本省人民意的管治，自然如坐在火药库上，以蒋经国的政治智能岂会不明？而且主要的管治工具是军队，军方上层虽仍掌握在外省人手里，但下级军官和士兵年龄渐大，终须退伍，而逐渐易为本省青年，一旦有事，要子弟去镇压他的父兄，其危可知，蒋经国自然心里有数。

　　所以他用的是一张一弛的手法，王¤的弓绷得太紧了，便要李焕来松一下，二人交替得势；但弓弦太紧固有断裂的危险，松弛下来危机却更快显现，地方选举便出了乱子，于是又不得不放开李焕，专用王¤。

本省人尽掌农工商业实权

　　但蒋经国本身年事渐高，健康情形日差，于是朝野上下以至国际上，都感觉到王¤可能接班，而王 ¤的高压政策又不得人心，所以会不会由王¤接班，就是定时炸弹爆发之日，蒋经国也觉察了此一危机。

　　于是他做了断然处置，把王¤ 外放去一个小邦交国做大使，明示不会要他接班。于是李焕又上，但李焕是“好人”不是“强人”，并无接班的才具，此所以造成了李登辉的机会。此后的事，众所周知，不用我在此介绍了。

　　台湾社会本以地主为中坚，辜振甫和连战之先世皆然，国民党陈诚主台时代，施行土地改革，用日本人经营的“国企”工商大企业的股权换地权，土地落在农民手中，而工商业落入原来的地主之手，农工商业皆入于本省人掌握。

　　“实力”全在本省人手中，支持国民党政权的社群，只是随蒋氏父子来的军公人员、“老兵”和其后裔，在本地人心目中，却是“外来的政权”（李登辉经常提醒这一点），且还是靠台湾人供养！国民党政权代表的中国贫弱，而日本富强，台湾人在“日本人”中虽是二等“皇民”，但却是骑在更低的“ 人”头上，抗战中欺压甚至杀戳华人的“皇军”，其中就包括了台湾省籍的人，这政权又失去大陆，败退台湾，如何能受到尊重?! 李登辉之能篡夺和摧毁国民党政权，就由于此。

　　时至今日，外省人中的精英如宋楚瑜、马英九，有际遇，有才能，有民望，人到中年，也要努力学台湾话，求变身为“新台湾人”。蒋经国在晚年开放大陆探亲，也何尝不是为外省人留一条后路。

　　我自问不是为国为民的“志士仁人”，只是为自己打算的普通人，也不是不贪慕荣华富贵，如此坚决的求退，自然是因为看透了外省人在台湾从政难有前途。就算蒋经国自己的儿子章孝严，我总感觉他是借绯闻就此下台，脱出难处的困局。

　　香港有些天真的民主人士，羡慕台湾的“民主”，可就没有明白那是怎样的“民”！外省人政党“ 新党”去南部发展，被那些“民”以暴力对待；大陆选出的立法委员被骂为“老贼”；香港人去支持保钓，被喝骂“????，滚回去！” 如此的“民”来“主”，台湾还能有“中国人”多大的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