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大江东去，江雾迷茫。

　　一九二七年九月下旬，一艘悬挂“米”字旗的运木船离开汉口码头顺流而下，向长江尽头的上海驶去。

　　这艘货船属于英商祥泰木器行，经常往返于武汉和上海之间。本来，货船是不搭载乘客的，但一位姓陈的舵手却把几位乘客悄悄地带上了船。在其他船员看来，姓陈的舵手大概是在“捎黄鱼”——船员私载乘客捞点外快的事在船上是公开的秘密。在一艘船上，舵手的地位虽不能和船长、大副相比，毕竟也还算得上有头有脸的人物，所以舵手要带上几位客人搭乘货船并非难事。

　　从九月上旬以后的一个多月时间内，姓陈的舵手接连带了好几批乘客上船。这些不去搭乘舒适的客轮却跑来挤在既阴暗又闷气的货舱中的乘客，从穿着来看倒是生意人的模佯，但大都文质彬彬，眉宇间总有一种难以掩饰的知识分子特有的气质。不过这些乘客随身大都带着大包小包的货物，却也象是跑生意的样子。然而，这些“生意人”就象约好了似的，无一例外都是从武汉前往上海，似乎那里有什么生意特别值得去做。

　　沿江的各大码头上，全副武装的警察、宪兵以及身着便衣的密探在严密地盘查过往船只。鹰犬们的目光紧盯着每一张脸，竭力想在乘客中发现被通缉的共产党要人。因为这些共产党人差不多每个人的头上都悬有一笔令人垂涎的巨额奖金，警察、宪兵和密探们谁也不想放过这升官发财的绝好机会。

　　祥泰木器行的货船是一艘运木船，船上的货物一目了然，尤其是货船的桅杆上还悬挂着一面英国国旗。因此，军警和密探们要么是没有去注意它，要么是不敢去碰它以免自找麻烦。总之，他们没有想到要上船去搜查一番。即使是那些不时在江上游弋的巡逻艇也是匆匆地从它旁边疾驶而过。因此，祥泰木器行的运木船一路通行无阻直达上海。

　　国民党的鹰犬们万万没有料到，他们竭力想要搜埔的共产党的一些重要领导人，正是藏身于这艘货船之中从他们眼皮下安然通过。并且这艘货船上还藏有中共中央的文件、活动经费以及枪支弹药，这些东西就装在这些“生意人”随身携带的“货物”里面。

　　祥泰木器行运木船上那姓陈的舵手是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从一九二六年五月以来，这艘船成了中共中央在上海与武汉之间的一条秘密交通线。武汉“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共中央机关主要就是利用这艘运木船，避开国民党军警的严密搜捕，秘密地从武汉转移到了上海。

　　－九二七年十一月。上海。

　　警车不时在街头呼啸而过，凄厉的警笛令人不寒而栗；骑警的巡逻马队疾驰在大街小巷之间，马蹄敲击着地面有如雷呜一般；各个旅馆客店都受到警察仔细的搜查，车站码头上更是岗哨林立；暗探的眼睛在四下搜索，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国民党和租界巡捕房张开有形和无形的网，企图将共产党人一网打尽。

　　一幅厚厚的窗帘将屋子外面的白色恐怖世界暂时隔开。室内充满了呛人的烟味。十几个人围坐在一张桌子前，每个人讲话时都尽可能地压低声音。从十月九日至十日，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秘密举行扩大会议。

　　开会的屋子附近，蹲着几个卖香烟、水果的小贩。他们的目光警惕地打量着街口的动静，他们的货摊下面藏着子弹早已上膛的手枪。不时还有肩挑混饨豆腐脑担子的小贩吆喝着从开会的屋子前面走过－这些都是负责保卫会议的武装警卫和流动哨。一旦警车在街口处出现，他们将一面拔枪抵抗，一面掩护中央领导同志迅速撤离会场。

　　会议的主持者瞿秋白，只有二十八岁，皮肤白净，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看上去完全是一介文弱书生。而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此时实际上是继陈独秀之后的第二任中国共产党领袖。瞿秋白召集这次会议，中心议题是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创造一个总暴动的局面，以反击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人的疯狂屠杀。

　　对于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一九二七年是一个充满灾难的年头。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中共中央两次被迫迁移。第一次是从上海迁往武汉，第二次则是从武汉迁回上海。两次迁移，都是因为猝不及防地遭到过去的盟友的突然袭击。

　　“同志们，眼前这点挫折算不了什么！”瞿秋白的脸上看不到有丝毫沮丧的神情，他那苍白的面孔因激动和激愤而染上红晕。他挥动着有力的手势：“敌人越是屠杀进攻，反而证明革命潮流之高涨！我们坚信，在短期内，新的革命高潮将取代革命的暂时失败！”

……

　　周恩来的发言，冷静而务实，与大多数与会者愤激的情绪恰成对比。他面庞清瘦，大病初愈。他刚刚经历了一场九死一生的磨难。在南昌起义的部队向南方进军途中，部队被优势兵力的敌人打散，周思来不幸身患恶性疟疾，高烧和伤寒的轮番折磨，使他时常处于昏迷之中。最艰难的时候，他的身边只剩叶挺、聂荣臻两个人。此时，周恩来的警卫堪称“规格”最高：给他担任临时“警卫员”的，一个是北伐名将、未来的新四军军长，一个是未来的共和国元帅。然而，此刻周恩来的处境却是极端危险的，他们三个人只有一支手枪！而国民党的军警和地主武装在巨额赏金的驱使下正在拼命地搜寻他们的踪迹。

　　周恩来在叶挺，聂荣臻等人的护送下，历尽艰险辗转到达香港。在那里，他接到中央的通知，就立即冒着被国民党通缉的危险乘船赶到上海。在这次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和罗亦农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

　　周恩来关心的是当前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即如何充分保证党中央在上海的安全。这是他一贯的务实作风。

　　在国民党军警宪特和帝国主义的巡捕暗探云集的上海，党的中央机关要长期隐蔽下来并开展工作，就必须加强中央的政治保卫力量，就必须完善党的各项保卫工作，否则在极端险恶的白色恐怖的世界中，中央机关连一天也无法生存。

　　就在这次会议之后，周恩来受中央的委托，立即着手对中央的政治保卫机构加以整顿，组建一支强有力的政治保卫队伍。此后，在白色恐怖之下保卫中共中央的千斤重担就压在中央特科的肩上。特科的任务非常明确，就是保卫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向苏区通报敌情，以及营救被捕同志。惩办叛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