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共中央迁到上海以后，就藏身在租界里。这是一块国民党势力无法直接插手的“国中之国”。“国中之国”有自己的“殖民政府”，公共租界的“政府”叫做“工部局”；法租界的“政府”叫做“公董局”。有自己的武装部队——“上海外侨义勇队”，还有自己的警察。法院和监狱。

　　租界的警察局叫做巡捕房，隶属于工部局或公董局的警务处。公共租界设有中央、老闸、新闸、虹口等十三个巡捕房，共有巡捕和便衣侦探六千多人（据一九三七年统计），每年所花经费经常占工部局全年预算的将近一半。法租界设有中央等六个巡捕房，共有巡捕和便衣侦探二千多人（一九三六年统计），所花经费经常占公董局预算的三分之一。巡捕和侦探中有英国人、法国人，他们大多是各级头目。经常在街头路口巡逻的多是肤色黝黑，身材高大，缠着包头巾的印度人（属于公共租界）和身材矮小，尖嘴猴腮的安南人（即越南人，当时的上海人多这样称呼他们，属于法租界）。不过，无论公共租界还是法租界，大多数巡埔、侦探还是中国人。

　　租界的法庭最初叫领事法庭，后来又出现所谓“会审公廨”，民国年间，又成立所谓“特种法院”。这些法庭名义上由中国当局和租界兰局共同主持，但实际上却成为工部局的附属机构，既不受中国当局管辖，也不适用中国法律。

　　上海租界内，人口众多而复杂，鱼龙杂混，又不实行国民党的保甲制度，不查户口，住房也很容易找。租界的街道里弄四通八达，出现紧急情况容易转移。这些，就为设立党的秘密机关，进行地下活动提供了便利。

　　虽然国民党当局同租界当局互相勾结，巡捕房和上海的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公安局狼狈为奸，互通消息，共同缉捕共产党和革命群众。但是，租界“国中之国”的特殊性，使它同国民党当局之间成了“国与国”的关系。国民党的警察、宪兵和特务不能进入租界执行“公务”，更不能在租界开枪和捕人。巡捕房捉到的共产党人，国民党当局只能通过法律程序进行“引渡”，不能随便提走。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活动在这里的共产党人的“安全系数”也为党组织营救被捕同志提供了种种合法或“非法”的手段。由于上海租界的特殊状况，加之这里是中国产业工人和进步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所以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上海作为自己根据地。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二大。四大都是在上海举节的。现在，当中国共产党陷入空前的危险状态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又一次选择了上海作为自己的藏身之地。

　　“茫茫人海一身藏”中共中央隐蔽在大上海的哪－个角落里呢？

　　　　　　　　　　　　　　　　　二

　　如今的上海市中心，也就是原来的公共租界中心地带，有一条福州路。这条东西走向的大街在解放前叫做四马路。四马路与云南路交叉的路口，有一座天蟾舞台。无论六七十年之前，还是九十年代的今天，天蟾舞台都算得上大上海响当当的大剧院。当然，今天的天蟾舞台早已翻修一新，非旧日面目了。

　　当年的天蟾舞台，东面隔壁有一幢那个时代上海常见的广式里弄住宅，住宅门开在云南路上，门牌是“云南路４４７号”。这幢住宅的主人是谁，现在已不得而知了，不过，房东的名字倒有记载。此人名叫周赍生，是个开业医生。他租下了这幢楼，在一楼开了一家私人诊所，招牌是“生黎医院”。开私人诊所用不了多少房间，周赍生便将二楼的三间屋子转租出去，当上了二房东。

　　租下二楼屋子的，是一位四十出头的湖南人。他在这里开了一家经营家乡湖南土布土纱的商号，招牌上写着“福兴字庄”。这位“老板”看起来似乎有些钱，因为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却娶了一位年仅二十上下的“老板娘”。老夫少妻，在那个时代是有钱的象征。

　　然而，就连楼下的二房东周大夫也不知道，每当夜深人静，这对白天看起来恩爱和睦的老夫少妻却分床而眠……

　　这一老一少夫妻俩是一对“怨偶”吗？不是。他们其实是一对假夫妻，是两个以夫妻名义在一起“坐机关”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

　　“福兴字庄”的“老板”，真名叫熊瑾玎，又名熊楚雄，湖南长沙人。早在一九一八年，他就在长沙参加了毛泽东创建的新民学会，一九二七年十月，他在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时刻，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一点上，他同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很相似。

　　“老板娘”叫朱端绥，是熊瑾玎的小同乡，也是湖南长沙人。她虽然比“丈夫”小了二十二岁，但是党龄却比他长两年——一九二五年就入党了。

　　这对假夫妻开的“夫妻店”，就是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的“大脑”——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所在地，实际也就是中共中央的藏身之地。

　　所谓中央政治局机关，就是政治局常委们经常碰头和处理日常事务，以及政治局成员开会的地方。那么，“福兴字庄”刚开张的时候，经常“光顾”这里的是些什么人？换句话说，中共中央刚刚迁到上海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是由哪些人组成的呢？

　　一九二六年，是中国现代上一个大动荡的年头，整个中国都在激烈地动荡，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也不例外。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频繁地改选着，变动着。

　　五月九日中国共产党五大闭幕时，新的中央委员会选出了由九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他们是：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苏兆征。　　在九个政治局委员中，又选出三人为政治局常委：陈独秀、李维汉、张国焘。

　　这三个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仅仅存在了两个多月，就被一个新的班子代替了。

　　六月十二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成立了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从一大以来一直担任总书记的陈独秀因仍然坚持右倾错误，被停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领袖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新成立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由五人组成，除了五大选出的李维汉和张国焘以外，又增加了三个人。他们是：张太雷、李立三、周恩来。

　　十天以后的七月二十一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廷召开临时中央常委会，他在会上宣布增加一名政治局常委，并指定这位新的常委主持中共中央工作。这位后来居上的常委就是瞿秋白。这位年仅二十八岁的年轻人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任领袖。

　　“七一五”政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已经到了万分危急的关头。在风云突变的局势面前，中共中央在汉口俄租界三教街四十一号（今鄱阳街一三九号）的一幢西式公寓里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这场会议只开了一天，史称“八六会议。”

　　在”八七会议”上，中共中央领导层又一次进行了改组。会议重新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名单如下：

　　正式委员：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

　　候补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

　　在两天后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推举出由三人组成的常委会，他们的排名顺序是：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

　　同年十一月九日至十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了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又有两人增选为政治局常委，他们是周恩来和罗亦农。三常委变成了五常委。仅仅半年时间，周恩来在政治局里的的身份就这样升升降降，由委员而常委，由常委而候补委员。再由候补委员而升为常委。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他便一直处于在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核心中，直至他离开人世。

　　经常光顾“福兴字庄”的，除了上面所说的这些政治局成员之外，还有一个人，此人就是邓小平。

　　邓小平不是政治局委员，但却是中共中央的秘书长。一九二七年八九月间，他随中共中央迁到上海，当年十二月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协助瞿秋白、周恩来等常委处理中央工作。每逢政治局开会，都由他作记录。许多日常事务，也是由他处理的。所以，他来这里的时间比大多数政治局委员还要多。

　　“福兴字庄”是由熊谨玎一手建立起来的。熊瑾玎接受任务后，立即以商人的身份四处觅房。几经周折，最后找到天蟾舞台隔壁的这三间房子。这个地方很适合秘密工作的需要：它同天蟾舞台相连接，从戏院的楼梯可以直接到达房间。楼下是医院，每天前来求医问药的人很多，来这里联络接头和办公的人员混在其中，一点也不引人注意。房背后另有楼梯通向一条僻静的弄堂，出弄堂就是繁华熙攘的汕头路，遇到紧急情况时转移起来十分方便。

　　白色恐怖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就这样建立起来并很快开始启用。作为掩护，熊瑾玎挂起了“福兴字庄”的招牌。当上了商号“老板”。

　　既然是“老板”，就应该有一位“老板娘”。否则，一个正当盛年的老板长期鳏居，会引起旁人的怀疑。何况，作为中央政治局机关，自然少不了机密文件，以及各种办公用品，包括洗抄机密文件的密写药水等等。这些东西都需要专人保管和整理。熊瑾玎要管理机关，还要兼任他的中央会计工作，一个人忙不过来。于是，中央就给熊“老板”择了一门“亲事”。为他配了一位“老板娘”。这位“老板娘”就是朱端绶，她是从千里之外的汉口“远嫁”而来的。

　　中央政治局机关在这里一住就是三年多，直到后来出了叛徒，才被迫放弃。这在当时为数不少的中央秘密机关中，是不多见的。

　　一九九Ｏ年，邓小平的女儿毛毛登门看望了还健在的朱端绶。老人向她谈起了当年开会的情景：

　　　　你爸爸是中央秘书长，经常来我们这个机关，来了呆半天就走，有时只呆一两个钟头，办完事就走。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会议都是在我们这个机关开。你爸爸管开会的议程，头一次开会定好下一次开会的时间。常委会人少，在一间屋子里开。政治局扩大会人多。有时两间屋子一起开。你爸爸常在会上发言。有一次他的发言我记得最清楚，就是李立三主张先取得一省数省的胜利，你爸爸反对，说国民党有几百万军队，我们刚刚组织起来，土枪土炮怎么打得赢？当时的总书记是向忠发，一点本事也没有，你爸爸和周恩来同志他们，到过法国和苏联，知道的东西多。

　　会议结束后，政治局的成员们常常在“熊老板”家吃饭。当时担任中央秘书处长的黄介然老人后来回忆说：　　　　朱端绶做的一种鸡汤煲牛肉我们最爱吃。吃饭的时候大家总是有说有笑。小平同志也爱说笑，而且诙谐得很。我对小平同志印象很深，他是非常镇静的，非常谨慎的，而且可亲得很。

　　　　　　　　　　　　　　　　　三

　　一九二八年四月中旬的一天，上海。

　　清息，震旦大学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一位蓄着胡须，身着长袍，腋下夹着一个公文包的中年男子迈着沉稳的步伐，朝着学院方向走去。站在路口值勤的是一个印度巡捕，当时的上海市民把这些肤色黝黑，头缠红色包巾，专在街上路口巡逻的印度巡捕称为“红头阿三”。看见这位颇具学者风度的男子走过来，这个身材高大的“红头阿三”下意识地向他微微点了点头，以示礼貌。

　　几个月来，每个礼拜总有几天早晨，都会看到这位男子向震旦大学走去。在他看来，这人一定是那个大学的教授，此时正步行去学校上课。

　　那个懂得尊敬斯文的印度巡捕并不知道，每次“教授”走到震旦大学的门口，都没有进校园，而是径直向前走去。因为，这位受到他敬意的男子并不是教授，他就是受到国民党当局重金通缉，租界巡捕房的侦探们千方百计想捉拿到手的周恩来。

　　周恩来擅长化装以骗过敌人，多年来一直为在他手下工作过的地下党员们津津乐道。他是众所周知的中国共产党领袖。是蒋介石悬重赏捉拿的“匪首”，在大革命时期又长期担任过国民党党政方面的重要职务，不仅黄埔军校的学生，国民党内的许多人也都熟识他。因此，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他的处境就格外的危险。

　　在险恶的环境中，周恩来以他过人的机智和冷静，积累了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他不停地变换姓名和住址，居住的地方大多只住个把月，有时只住半个月就搬家，最长的一处也只住了半年，而且每换一个住处就要改一次姓名，知道他住处的只有两三个人。由于社会上认识他的人太多，除了特殊情况，周恩来严格地把自己外出的时间限制在早晨七点以前和晚上六点以后。他对上海的街道里弄进行过仔细的研究，尽量少走大街。多穿小弄堂，也不搭乘电车或到公共场所去。通常，他化装成上海滩随处可见的商人，后来又蓄起了长须，因此在党内留下了“胡公”的雅号。

　　这一段时间，周恩来搬到震旦大学附近。为了适应环境。他便装扮成学者的模样，久而久之，就连街头值班的巡捕也要向这位“教授”颔首为礼了。

　　走过几条街道，周恩来来到同孚路柏德里，这条里弄的七ＯＯ号是一所常见石库门房子，两楼两厅。这是中共中央一个重要秘密机关周恩来和邓小平几乎每天都要来这里。中央各部门、各单位都来这里请示工作。当时党内的人都把这个地方称为“中央办公厅。”

　　通常，“中央办公厅”的事情繁多，前来请示工作的人很多，有时还要排队等候。不过这一天还比较清闲，下午三点以后，工作就已处理完了。周恩来便来到坐机关的王根英的屋子。他当过陈赓夫妇的“月老”，彼此间的关系亲密而随便。

　　正巧，陈赓这天回家来了。虽然同在上海，又直接受周恩来指挥。但陈赓能见到他的时候还是不大多。见到老上级和老朋友，大家都很开心。

　　坐了－会儿。周恩来突然想起一件事。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交给陈赓，向他：“你看看这是谁？”

　　陈赓端详着照片上那个头发从中间分开，戴着一副眼镜的中年人，想了许久，只觉得此人似曾相识，但就是说不出来到底是哪－个。

　　周恩来见这个素来以眼光敏锐，善于识别人而自得的情报科长都被难住了，忍不住提示了陈赓一句：“是黄埔军校的。”

　　陈赓又看了一会，仍然摇摇头：“实在想不起来了。”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在下！”周恩来忍不住开怀大笑。

　　“什么？是你！照片上的人比起你来起码大了十岁。”陈赓这才恍然大悟。“照这样的化装像作什么用？”

　　“自有妙用。不过，连你这个常在我身边的情报专家都认不出来，那一定万无一失了。”　　二十年后，担任国共谈判中国共产党方面首席代表的周恩来在接受美国《纽约时报》驻南京记者李普曼采访时，他还饶有兴趣地讲了这一则当年的轶事。说到这里的时候，周恩来的眼前似乎浮现出陈赓当时懊恼的窘相，禁不住开怀大笑。

　　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几年里，周恩来曾两次去苏联。每次出国，都是以合法的身份正式向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办理出国护照。周恩来照这张化装像的“妙用”，是要用它去办出国护照。因为，中国共产党即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和绝大多数中央委员要动身前往苏联。

　　就在“六大”代表们准备动身的时候，一次突发事件震惊了全党。

　　　　　　　　　　　　　　　　　四

　　四月十五日上午，一个年约二十五六的青年男子来到公共租界戈登路路口的一家住户。过了一会儿，另一个年纪相当的年轻人也走进了这家的大门。后来的这个人身材比较矮小，他就是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在他之前来到的那个男子，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即中央组织部长）罗亦农。

　　罗亦农是党内声望很高的年轻领袖，他是湖南湘潭人，一九０二年出生。一九二０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一九二一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他在苏俄学习了五年，回国后担任过江浙区委书记，并同周恩来一起领导了一九二七年的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此后又担任过江西省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十一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随即受中央委派出巡两湖，几天前刚刚回到上海。

　　邓小平是受罗亦农之约，来这个用于中央组织局的秘密机关商量处理一件事务的。两个精明强干的年轻人很快将事情处理完毕，邓小平便离开了。按照地下工作的惯例，两个人应该一先一后离开机关，所以邓小平就先走了一步。

　　邓小平从机关后门出来，走到弄堂口，习惯地看了一眼摆在街头的修鞋摊。他知道，这个“鞋匠”是特种的人，化装在这里望风的。一瞥之间，邓小平楞了一下，他看见那个“鞋匠”漫不经心地向他作了一个手势。这是一个暗号——“出事了，赶快离开！”他不敢停留，赶紧加快步子。在穿过街口的时候，他迅速回头看了一眼，只见几个身穿便衣的包探已经堵住了机关大门。

　　前后只差了一分钟时间！

　　邓小平消失在人群之中。罗亦农晚走一步，不幸被捕了。

　　一个小时之后，周恩来便得知罗亦农被捕的消息，他立即通知顾顺章，命令他负责组织营救，井照顾好罗亦农的妻子李文宜。

　　当天下午，一名特科的工作人员来到罗亦农的住处，要李文宜立即到愚园路亨昌里的一处秘密机关。在这里她见到顾顺章，获悉丈夫被埔的噩耗。顾顺章还对她说，原来的住所很可能暴露，不能再回去了，已经为她安排好一家旅馆。此后几天，李文宜每天换个住处，提心吊胆地等待丈夫的消息。

　　四月二十二日，顾顺章来到李文宜的住处，对她说：“你马上到龙华去，在文治大学的那个马路口右边的第一根电线杆上，去看看贴了什么样的纸条。”

　　李文宜疑虑不安地望着顾顺章，但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她不便追问，便雇了一辆黄包车赶往龙华去看个究竟。

　　在顾顺章所说的那根电线扦上，她果然看到了丈夫的消息。

　　这不是一张纸条，而是一幅布告，上面怵目惊心地用朱笔。打了－个大勾。

奉蒋总司令命，共党要犯罗亦农着即枪决。　　　　　　　　　　　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　　　　　　民国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原来，罗亦农被捕之后，只在公共租界巡捕房关押了三天，就被引渡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了。在劝降失败后，蒋介石下手令将罗亦农枪决。从被捕到牺牲，前后只有六天时间。特科的营救未能成功。

　　尽管已有思想准备，但李文宜还是被这噩耗击懵了，在布告处木然呆立了很久。绵绵的春雨逐渐浇醒了她的头脑，这个勇敢的女人决定马上寻找丈夫的遗骸。

　　龙华是当年上海人闻之色变的杀人魔窟，李文宜很快就打听到丈夫就义的刑场。这是一块面积不大的草地，当中有一滩鲜红的血泊，在血泊旁边丢着一根贴在竹竿上的纸标，人们通常把它叫做“斩标”。上面赫然写着“共党要犯罗亦农”，“罗亦农”三个字上还划了一个猩红的圆圈。李文宜看到丈夫的名字，顿时两眼发黑，双腿一软，昏倒在地。醒过来时，她看见周围站着几个当地的百姓，便向他们打听，这个被枪毙的共产党的尸体移到哪里去了？”

　　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向她作了一个手势，默默地领若她向前走了不长的一段路，在一丛灌木的前方有一个黄土孤坟，老人用手指了一指，就默默地离开了。这是一个草草堆起的新坟，没有墓碑，周围也没有任何标志。坟里埋的究竟是不是亦农？是谁掩埋的，是自己的同志，还是专行善事的经善堂用薄木棺材埋的？李文宜站在坟前想了好久，最后决定回去向组织汇报后再来查明。

　　第二天一早，中央秘书处工作人员杨庆兰找到李文宜的住所，要她立即转移到新的住所。到了地方才知道，这里的主人是牺牲于广州起义中的中央政抬局候补委员张太雷的遗孀王一知。当天晚上，周恩来代表中央到这里看望两位烈士的遗属。李文宜含泪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要一支手枪，亲手杀掉出卖丈夫的叛徒；第二，查看罗亦农是否已经掩埋，如果是经善堂的草草掩埋，要另行安葬；第三，请求去苏联学习革命理论。

　　周思来回答李文宜，中央理解你的心情，也相信你的决心，但是你没有使用手枪的技术，这事万万不能由你去做。处理叛徒由中央负责，要不了几天就会见分晓。其他要求不成问题。

　　草草料理了罗亦农后事，李文宜就同瞿秋白的妻子扬之华结伴同行，前往莫斯科。扬之华是去出席“六大”的。

　　中国共产党杰出的年轻领袖罗亦农，就这样同他曾经英勇战斗过的上海大地融为一起。　　可以告慰罗亦农英灵于九泉的是，他还关在巡捕房的时候，中央特科就提前为他报仇雪恨了。

　　　　　　　　　　　　　　　　　五

　　位于北四川路和老靶子路交界处，有一家“三民照相馆”。这是中央特科的一处秘密机关。

　　罗亦农被捕的当天下午，顾顺章和刚刚担任情报科长不久的陈赓一前一后来到照相馆。中央政治局常委被捕，这是一起极其严重的事件，周恩来立即命令顾顺章和陈赓全力处理此事。

　　罗亦农被捕时的情景十分蹊跷。带队前来捕人的是戈登路巡捕房的捕头洛克，他用德语同“坐机关”的贺芝华交谈了几句后，当即将罗亦农逮捕，并且直接了当地时他说：“你是罗亦农，我就是来抓你的。”除了罗亦农，在场的其他人都未被捕，放在办公桌抽屉里的秘密文件也没有被抄。这种值况，是从未有过的。

　　显然，内部出了奸细，是他出卖了罗亦农。

　　这个出卖罗亦农的奸细到底是谁？顾倾章立即派人找到巡捕房的内线打听。现在，他和陈赓正在照相馆焦急地等候着消息。

　　巡捕房就是租界的警察局，它同那个时代中国各地的“局子”一样，也是一个藏污纳垢的罪恶渊源。巡捕分为西捕（西洋人，公共租界主要为英国人，法租界主要为法国人）、印捕（印度人，法租界则由越南人充当）和华捕（华人）三种。巡捕房的各级头目大都由西捕充当，但人数最多的还是华捕。无论是盛气凌人的西捕还是甘当外国殖民者鹰犬的华捕，大多灵魂空虚、惟利是图，心中既无国家民族，更没有理想信仰。华捕的待遇很低，工资只有同级西捕的七分之一。因此，他们的收入更多的是靠收受贿赂和敲诈勒索而来。而西捕尽管收入已很优厚，但仍欲望难填。无论是谁，只要给钱，就可以向他出卖情报，通风报信，如此种种，就为特科获取情报，保卫中央领导和机关提供了许多方便。

　　旧时的上海，可以说是帮会的天下。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控制的青帮几乎渗透了社会的各个角落，即使是外国人控制的租界也不例外。从租界警务处长、总巡，到普通的西捕和华埔，许多人都与黑社会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华捕们更多为青红帮的各级喽罗。顾顺章原来就是青帮的活跃份子，主持特科工作后，便利用这些关系与各巡捕房的西捕、华捕们建立了联系。许多巡捕都定期接受特科的津贴，充当特科的“线人”，如果提供了特别有价值的情报，还有额外的“奖金”。因此，巡捕房出动缉拿共产党人或破坏中国共产党秘密机关，特科往往能在一小时或半小时前得到消息，从而避免了许多损失。

　　但是，这次罗亦农的被捕，事先特科的情报人员竟毫无所知。因此顾顺章格外恼火。他立即派情报科的一名工作人员火速与戈登路巡捕房的内线联系，一定要打听出个究竟。

　　顾顺章和陈赓等了很久，打听消息的人终于回来了。他带回的情报果然证实了大家的猜测——罗亦农是被叛徒出卖的。

　　来自巡捕房的消息说，当天早上，有一个能说一口流利英语和德语的漂亮女人主动找到总捕房政治部，自诩手中有三百五十多个共产党员的名单和地址，而且其中多数是参加过南昌暴动的各级负责人。只要捕房答应给她两张出国护照和二万美金，让她到她所想去的国家，并替她保守秘密，她就可以把名单全部交出来。为了证实自己所言不虚，她可以先提供线索。今天上午就可以抓到共产党总负责人之一的罗亦农。上午十点左右，西捕头洛克突然带队出动，不久，就把罗亦农抓回来了。

　　听了汇报，顾顺章和陈赓几乎同时想到了两个人——主持这个秘密机关的何家兴和贺芝华夫妇。

　　贺芝华是四川人，曾随何家兴一同到苏联东方大学留过学。从苏联回国后，双双被分配到中央组织局，在罗亦农领导下作秘书工作。他们主持的这个机关，是组织局的一个中心机关，主要是联系参加南昌起义后从潮汕和香港等地辗转来到上海的同志，为他们重新分配工作。所以，作为组织部的秘书人员，他们的手中当然能掌握数百人的名单和住址，而且其中有不少是中央的负责人。

　　情况紧急！现在的问题不仅是打探罗亦农被捕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必须迅速落实情报，避免更大的损失，这关系到几百个同志的生命安全。

　　情报很快得到证实。出卖罗亦农的果然是何家兴夫妇。

　　何家兴和贺芝华，素来爱慕虚荣，贪图享受。从国外回来后，仍然迷恋布尔乔亚的生活方式，经常出入茶楼酒馆、舞厅剧场，并且不遵守秘密工作纪律，有时外出很晚才回家。罗亦农多次对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们非但不改，反而心怀不满。当时，工作人员每人每月的生活费只有二十元，以当时上海的物价水平，这个数字足以维持普通市民的生活用度，但要想常常出入酒馆舞厅，就远远不够了。

　　何家兴夫妇早已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他们本可以象当时的许多人那样，与共产党分道扬镳，互不妨碍。以当时险恶的环境，这样做最多被人视为胆小鬼，也无可厚非。无论当时或后来，都不会受到追究。然而，他们却丧尽天良，处心积虑地要用自己同志的生命来换取一笔丰厚的赏金，以便能远走高飞，享受优裕的生活。

　　四月十五日早上，贺芝华与公共租界总巡捕房初步达成协议后，总房就通知戈登路巡捕房随时准备出动。按照约定，罗亦农一到机关，他们就派机关的烧饭娘姨送信给站在戈登路和爱义文路口的华捕。捕房西捕头洛克一接到消息，立即带队出动，罗亦农正准备出门，就被逮捕了。贺芝华在同洛克交谈时，还送给他一枚钻石戒指。

　　情报落实了，顾顺章和陈赓立即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当机立断，尽快处决叛徒，夺回那份关系重大的名单！

　　四月十六日凌晨，何家兴夫妇的寓所门外突然燃放起鞭炮。在震耳的鞭炮声中，“红队”队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踢开房门，冲进房内。何家兴夫妇还躺在床上，已经被手枪逼住，被迫交出了名单。这时狗男女吓得浑身发抖，跪在地上不断求饶。队员没有理睬他们，几声枪响，两个叛徒已经倒在血泊之中。完成了任务的“红队”队员们在鞭炮声中安然离去。

　　事后才知道，何家兴当场毙命，而贺芝华只受了重伤，被打瞎了一只眼睛。后来得知她被送到广慈医院治疗，因为防范很严，难以下手，加之名单已经夺回，她已无法作祟，“红队”便饶了她的性命，让她回到四川老家乡下去了。

　　罗亦农的在天之灵已得到安慰，中央领导人和数百名地下党员也转危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