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四　章

　　　　　　　　　　　　　　　　　一

　　位于南京丁家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在民国初年曾是江苏省议会。每天进出中央党部大楼的都是一些身着黑色中山装头戴礼帽或布履长衫的党棍和政客。这些神态俨然的人物在楼梯或走廊上相遇，彼此点头哈腰，笑容可掬，然后收起笑容步履匆匆而去。他们各怀心事，各有目的，到这里来无非是钻营仕途，追逐名利。

　　在一九二八年，这些匆匆出入于中央党部大楼的人们，很少有人注意到大楼西南角二楼的两间并不起眼的办公室，不知什么时候在门口钉上了一块“调查科”的牌子。

　　党部大楼二楼是中央组织部的办公区。组织部是掌管人事大权的地方，到这里烧香拜神的人特别多，各个办公室常常是门庭若市，香火旺盛。只有调查科冷冷清清，门可罗雀，相形之下这里似乎成了冷坛破庙。

　　然而，人们没有想到，后来国民党最大的两个特务系统之一的“中统”，最初就是从这两间无人间津的办公室中开始发端的。

　　三十年代初期，中共中央特科的一个最凶恶的对手，就在这间办公室内悄然降生了。

　　当初，即使在中央党部内，也很少有人知道这调查科的来头不小。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也有调查科。那时的调查科只是收集党内各种资料，如党员成份、经历、动态之类，有时也作一些一般性的社会调查。总之在人们心目中，在组织部内部，比起那些可以直接任免干部、决定仕途进退的部门，调查科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无关痛痒的清水衙门而已。但自从陈立夫于一九二八年亲自担任调查科主任之后，调查科的地位就今非昔比了。

　　　　　　　　　　　　　　　　　二

　　“蒋家天下陈家党”，这是国民党统治时期颇为流行的一句话。所谓“陈家党”，就是指二陈兄弟对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控制。二陈者，“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是也。

　　陈果夫生于一八九二年，陈立夫生于一九００年，两兄弟相差八岁。二陈是浙江吴兴县人。吴兴县在清代为湖州府。“苏湖熟，天下足”，苏，指苏州；湖，即湖州，皆为江南著名的鱼米之乡，膏腴之地。湖州地处东南，得风气之先。辛亥革命前夕，这里也是革命党人特别活跃的地区之一。

　　陈果夫、陈立夫还在童年时期，其父的两个兄弟就已经参加了同盟会的反清活动。特别是二叔陈其美，更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风云人物。而陈其美的经历对于他的两个侄儿陈果夫、陈立夫后来的政治生涯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并且构成了二陈兄弟在国民党内飞黄腾达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陈其美青年时代正值中国甲午战败，清廷对日割地赔款，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陈其美放弃原来商业救国的思想，加入了哥老会，开始秘密的反清活动，并逐渐成为上海青帮的大头目。后来，陈其美东渡日本，先入警监学堂，后改入东斌学校学习军事。在日本期间，他见到了孙中山，很快就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同盟会的中坚分子，并且成了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之一。

　　就在这个时候，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陈其美结识了一位刚刚来自浙江的小青年，此人就是蒋介石。

　　陈其美和落介石都是浙江同乡人，加之二人意气相投，因此一见如故，大有相识恨晚之慨，于是陈其美和蒋介石很快就结为拜把兄弟。陈其美比蒋介石大九岁，被蒋介石尊为大哥。此时的陈其美在革命党人中尤其是在会党中已经是响当当的头面人物，而年纪还不满二十岁的蒋介石不过是初出茅庐的黄口小儿而已。

　　小兄弟自然要靠老大哥提携。在陈其美的介绍之下，蒋介石加入了同盟会，成为陈其美手下的主要亲信。随后，陈其美又介绍蒋介石加入青帮。一九一三年，经陈其美引荐，蒋介石在日本第一次受到孙中山的单独召见。

　　与陈其美的结识，奠定了蒋介石政治生涯的基础。日后蒋介石受孙中山之命入主黄埔，进而总揽军权；蒋介石在上海靠青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相助发展势力，追本溯源都全靠把兄陈其美当初的引进之恩。因此，落介石一生都把陈其美奉为恩人。

　　武昌起义爆发后，陈其美在上海联络会党、防军举兵响应，攻克清军的主要据点江南制造总局，随即占领上海。陈其美在上海的起义直接推动了浙江、江苏两省的独立，给武汉的革命以强有力的支持。上海光复后，陈其美就任沪军都督府都督，立刻任命自己的小兄弟蒋介石为沪军第五团团长。

　　在南京，孙中山这位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席不暇暧，辛亥革命成果就被衰世凯纂夺。袁世凯称帝的野心很快就暴露无遗。陈其美奉孙中山之命在上海起兵讨袁，失败后，随孙中山流亡日本。不久陈其美返回上海筹划起义。蒋介石协助陈其美刺杀了袁世凯的湘沪镇守使郑汝成，并发动“肇和”号军舰起义。不料就在这时，袁世凯派遣的杀手溜进了陈其美寄宿的法租界萨坡赛路日本侨民山田纯三郎的寓所。两颗子弹洞穿了陈其美的头颅，陈其美顿时丧命黄泉。

　　蒋介石闻讯，痛哭失声，立即赶到出事地点，将陈其美的尸体载回自己在上海的秘密寓所入硷，并撰写祭文悼念。

　　陈其美死后，孙中山失去了一个重要助手，于是对陈其美的亲信蒋介石信任有加，逐渐委以重任，蒋介石遂得以发迹。落介石则把对陈其美的感念之情移注于陈的两个侄儿陈果夫、陈立夫身上。

　　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二人，不仅年龄相差较大，而且从小志趣各异。老大陈果夫很早就表现出从政的热情；老二陈立夫最初却不问政治，一心想当一名采矿工程师。然而，陈氏兄弟最后却殊途同归，携手从政，同为国民党党魁。

　　陈果夫热衷政治是受其二叔陈其美的影响。辛亥革命前，陈果夫就读于浙江陆军小学时，就参加了驱逐陆小总办的学生风潮，并成为学生领袖。武昌起义爆发后，陈果夫很快就加入同盟会，后来又跟随陈其美从事反袁起义，并在这时认识了蒋介石。

　　陈其美死后，陈果夫与蒋介石交往日益密切。从一九二０年起，陈、蒋二人与戴季陶、张静江还在上海搞过一阵证券交易所的投机生意。落介石去广东，将正在上海读书的儿子蒋经国托付给“果夫哥哥”照顾。蒋介石筹办黄埔军校，陈果夫就在上海替蒋介石采办军服、马匹等物资，并罗致军官、军医、无线电人才和其他技术人才。一九二六年四月，陈果夫离开上海前往广州，马上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开始从事党务。

　　陈立夫则是绕了一个圈子之后才进入政界的。当陈果夫和蒋介石等人在上海滩的证券交易场中盈亏增损、升降沉浮，在广东为孙中山的革命政府紧张奔忙时，陈立夫正在美国匹兹堡大学潜心苦读。此时的陈立夫两耳不闻窗外事，成天泡在图书馆和实验室，一门心思地攻读矿冶工程学位，对哥哥陈果夫从事的政治活动不屑一顾。

　　一九二五年，陈立夫以优异成绩获得矿冶工程硕士学位，本想留在美国继续深造，但在陈果夫的一再催促下只好启程回国。陈果夫之所以让弟弟离开美国，那是因为急于替落介石物色人才。

　　此时的蒋介石正在扩张势力，培植党羽，急需一批既忠实可靠又有能力的人才。陈氏兄弟是陈其美的侄儿，自然是最佳人选。并且蒋介石特别看重自幼聪明机灵的陈立夫，一心要将他网罗到自己麾下。

　　陈立夫虽然经兄长反复劝说，仍然犹豫不决，对于一向倾心的工程技术难以割爱，迟迟下不了从政的决心。于是蒋介石亲自出面，一再致电陈立夫，说现在是需要你革命的时候，还开什么矿？要开矿，可以开革命之矿。

　　陈立夫终于拿定了主意。一九二五年底，陈立夫带着陈果夫给蒋介石的信，在细雪纷飞之中登船从上海前往广州。

　　从此，在中国矿冶工程界，一面本来大有希望的新星中途殒落了；在民国政界却升起了一颗光芒有角的黑煞星。而对于肩负保卫中共中央重任的特科来说，则多了一个非常险恶的敌人。

　　陈立夫容貌清秀，又刚刚喝了几年洋水，西装革履，更加显得气度出众。蒋介石一见大有好感，立刻安排陈立夫担任黄埔军校校长机要秘书，让他跟随在自己身边参与机要。而陈立夫不从政则已，一旦从政，立刻显示出极大的政治能量，甚至超过他的老兄陈果夫。

　　陈立夫刚刚当上机要秘书没有几天就遇上蒋介石提出辞去“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广州卫戍司令”职务，声称要出国修养。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蒋介石为发展个人势力，与共产党和苏联顾问以及与汪精卫之间矛盾日益尖锐。正如蒋介石后来三番两次玩弄的辞职把戏一样，这时提出辞呈其实不过是一种以退为进的要挟手段罢了。不料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并未如蒋介石所期待的那样予以挽留，这就使蒋介石无法下台，只好派人购买船票，带着陈立夫准备离开广州去上海，然后出国。

　　陈立夫尽管初涉政坛，政治直觉却相当灵敏，他感到如果蒋介石此时离开广东很可能从此大权旁落，因此竭力劝说蒋介石留在广州与共产党斗。但蒋介石已经势成骑虎，只好仍然乘车前往码头。

　　“干，手上有兵为什么不干？”初出茅庐的小秘书在车上仍然对蒋介石陈述厉害。车到码头，轮船已经升火待发。蒋介石身披黑色大氅立于朔风之中，沉吟良久，最后断然将手一挥：“回去，不走了！”

　　一周之后，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了震动一时的“中山舰事件”。这是一起现代“白虎堂”事件，蒋介石借口中央舰擅入黄埔，逮捕了海军局代理局长、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并派兵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拘捕黄埔军校及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随后利用陈独秀和苏联顾问鲍罗庭的妥协退让，迫使共产党人退出第一军。此后，蒋介石加快了夺取军权和排斥打击共产党的步伐。

　　二十多年后，周恩来在分析当时国共关系时，谈到了陈立夫在“中山舰事件”中所起的恶劣作用：“张静江、陈立夫都于一九二六年一、二月回到广州，同蒋介石进行勾结，挑拨国共关系。这就是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变的原因，也是三月二十日事变以前的政治形势。”

　　中山舰事件使蒋介石对陈立夫大为赞赏。陈立夫很快就被蒋介石提升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机要科长。　　对于蒋介石来说，陈氏兄弟既是自己的恩人陈其美的侄儿．又颇具才干，并且对自己忠心耿耿，于是对二陈更加另眼相看，视为心腹，倚为股肱；而陈果夫，陈立夫也把自己的政治赌注全部押在了蒋介石的身上，决心与蒋介石同荣辱共沉浮。“蒋、宋、孔、陈”之中，蒋、陈最先结盟。

　　一九二七年“六一五”之后，尽管蒋介石、汪精卫以及国民党其它派别都一致联合反共，但争夺中央领导权的矛盾却日趋激烈。当时，除了蒋介石在南京、汪精卫在武汉各有一个中央党部，国民党老右派西山会议派在上海也搞了一个中央党部。一时之间中国出现了三个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宁、汉、沪三方的争夺中，蒋介石树大招风，成为众矢之的，为了摆脱被动局面蒋介石只好宣布下野。

　　蒋介石的下野促成了宁、汉、沪三方合流，，三方代表决定在南京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接收宁、汉、沪的中央党部，暂时行使中央职权。

　　陈果夫虽然被任命为代理组织部长，但二陈兄弟暗中却在为蒋介石的复出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号。陈果夫、陈立夫联络拥蒋政治力量，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取名为“中央俱乐部”。其英文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ｌｕｂ的缩写是ＣＣ，所以该组织简称ＣＣ。

　　一九二八年一月，蒋介石重新上台执政。二陈兄弟是患难之中的忠臣，拥戴有功，因此格外受到重用。蒋介石将党务交给陈果夫经营，由陈果夫、陈立夫负责主持“清党”反共。从此国民党中央党部成了二陈兄弟的禁地，开始了“陈家党”的时代。

　　二陈兄弟把持党务，炙手可热，权势熏天，自然趋附者众，于是在国民党中逐渐自成体系。因陈果夫、陈立夫的英文拼写第一个字母都是Ｃ于是人们便将过去“中央俱乐部”的ＣＣ移花接木，解释为陈果夫、陈立夫的英文名字的缩写ＣＣ。以二陈为首领的派系也就被称为ＣＣ系。

　　以二陈为首的ＣＣ系通过对各级党部的整顿和改组，控制了从中央到各省市的各级党部，成为国民党内一个庞大的派系。ＣＣ的核心是中央组织部。而在中央组织部，由“二老板”陆立夫亲自担任主任的调查科则是最为要害的部门。

　　　　　　　　　　　　　　　　　三

　　陈立夫堪称国民党特务的开山祖师。

　　当陈立夫于一九二八年草创特务机构时，戴笠当时是黄埔六期学生，毛人凤则是一个县政府内终日伏案抄抄写写的小秘书。这两个后来著名的国民党特务头子此时还是无名小卒而已。而这个时候，陈立夫已经在着手建立国民党的第一个特务组织了。

　　陈立夫亲自主持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之后，对调查科的职能作了新的规定：

　　调查科除了调查党员的思想及派系隶属之外，主要的任务是搜集共产党及其它党派的情报，配合国民党警宪机关破坏共产党及其它党派的秘密组织。

　　这样一来，组织部调查科由原来的党务部门，变成了一个专门镇压共产党以及国民党内异己力量的特务机构。调查科就是后来国民党两大特务系统之一的中统局的前身。

　　建立特务机构，这正是蒋介石的意图。蒋介石经过下野到重新上台的一番折腾，深知要建立对党、政、军的独裁统治，就必须严厉镇压国民党内的各派异己力量。但国民党至少表面上还是“五权共和”，蒋介石还不能肆无忌惮地公开动用国家机关来打击他的政敌，这就需要建立惟领袖之命是从的特务机构。

　　不过，蒋介石建立特务机构更主要的目的还是对付共产党。

　　“七一五”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销声匿迹，似乎已经不复存在，但各地的起义和城市暴动却此起彼伏连续不断，足见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仍在有效地活动，并且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机关在进行指挥。共产党无处不在，但又无处可寻。面对中国共产党严密的地下组织，国民党的警察和宪兵几乎是两眼一抹黑，不知从何着手。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首脑机关隐藏在上海租界之内，又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保卫机构中央特科加以保卫，就更加难以破坏。而在租界这个洋人统治的“国中之国”内，国民党公开的警宪机关不便公开进行侦破和搜捕，因此，要对付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必须依靠秘密的特务机关。

　　在蒋介石看来，特务活动的成败利钝，关系党国存亡。因此他对于陈立夫草创的特务机构，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尽力加以扶植。

　　最初作为党务部门的调查科只设采访、整理两个股，有总干事、助理干事共十来个人，几张写字台，如此而已。自从陈立夫入主调查科之后，调查科的状况就今非昔比了。调查科的机构迅速膨胀，陆续增设了特务组和言文股、文书股等机构。

　　陈立夫特地从中央党务党校和黄埔六期精心挑选了近三十名受过政治警察圳练的毕业生，充实到调查科。

　　在调查科内，新成立的特务组又是其中最要害的部门。调查科一般的特务活动由采访股等部门担任，而所有针对中国共产党的重大谍报活动、密谋策划以及被认为属于最机密的情报搜集、破坏指导等都由特务组负责。特务组的办公室，不但中央党部其它部门的人员禁止入内，即使调查科内部人员也不能随便进入。

　　过去冷冷清情的调查科，只因成了“特”字号，很快就身价百倍，成了中央组织部内机构最庞大、最为要害的部门。

　　陈立失将调查科改造为特务机构之后，就将调查科交给他的亲信去具体负责。

　　担任调查科主任的都是ＣＣ系骨干，这些人在调查科干不了多久很快就可以升官晋级。调查科成了登龙门的终南捷径。

　　继陈立夫担任调查科主任的是张道藩。张是贵州盘县人，二十年代初期留学法国学习油画。这位学艺术的留学生的志趣并不在形体和色彩，而是醉心于政治。张道藩因为是ＣＣ系的高级骨干，被陈立夫选中当了调查科主任。张道藩在调查科只干了几个月就升任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侍从室秘书，后来历任中央宣传部长、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抗日战争期间曾随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

　　张道藩的后任吴大钧是浙江人，曾留学美国，与陈立夫私交甚笃。吴大钧当了半年调查科主任，就升为中央统计处处长，同时又负责筹备开办中正书局。调查科主任一职交给了叶秀峰。

　　叶秀峰是江苏扬州人，与陈立夫是北洋大学的同班同学，后来又和陈立夫一起赴美留学，二人私交极深，互相称兄道弟。叶秀峰在调查科干的时间也不长，到一九二九年底就升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委员，以后历任南京市党部组织部部长、西康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中统局局长、国父实业计划研究会总干事。

　　担任调查科主任时间最长的是徐恩曾。徐恩曾，号可均，浙江吴兴人，与陈果夫、陈立夫是小同乡，并与二陈有表亲关系；毕业于南洋公学（现在的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电机工程。徐恩曾特别受陈立夫的信任，主持中统的时间长达十五年之久。在徐恩曾任职期间，调查科逐渐演变定型为后来的中统局。

　　一九三二年，按照蒋介石的指示，陈果夫、陈立夫在调查科基础上秘密建立了特务工作总部。这个特务组织即使在国民党内也是极端保密的，除了ＣＣ系核心圈子，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特务组织的存在。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或其它任何机关的组织条例中都根本找不到“特工总部”这个名称。

　　特工总部在南京和上海设有行动区，在各省市党部设有特务室。这些行动区和特务室都是秘密的，从不公开活动。行动区和特务室的负责人通常是以“特派员”、“督查员”或“肃反专员”之类的身份出现。特工总部与各地下属机构之间往来电报都是用代号，从不称“总部”或“行动区”，并且代号一年一换，显得极其诡秘。

　　直到一九三八年特工总部撤消，改为中统局之前，这个幽灵似的秘密特务组织始终是借用公开的行政机关作为它的躯壳，犹如幽灵附体一般。

　　特工总部所用的行政机关的名义，一个是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处，这是由调查科扩大而来的；另一个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表面上看，一个是党务机关，－个是政府机关，似乎互相独立，实际上不过是特工总部的两张画皮而已。特工总部负责人徐恩曾的公开职务便是党务调查处处长兼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处长。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此时的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并非后来由戴笠任局长的军统局。在三十年代初期，除了ＣＣ系的特工总部，黄埔系的军统也已经初具形态，因此蒋介石于一九三二年设立军委会调查统计局以协调这两个互不统辖的特务组织。该局以陈立夫为局长，下设三个处。第一处以徐恩曾为处长；第二处以戴笠为处长，第三处先是由叛徒丁默囤为处长，后由金斌继任处长。到一九三八年，这三个处分别扩大为三个特务组织：第一处为中统局；第二处为军统局；第三处成为军事委员会特检处，专管邮电检查。

　　特工总部的矛头主要对准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尤其是上海行动区更是将破坏中共中央机关作为首要任务。然而，无论特工总部行动如何诡秘，其保密措施如何阴森严密，但陈立夫和他的亲信徐恩曾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刚刚成立的特务机构内部，就已经有中共中央特科的人员打入了。

　　　　　　　　　　　　　　　　　四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上海的爱多亚路（现名延安中路）和成都路交叉的路口，有一家私人医院——牛惠霖骨科医院。

　　这是一家颇有名气的医院。医院的院长牛惠霖和他的弟弟牛惠生，－个曾经留学英国，一个曾经留学美国，都是出色的骨科医生。牛氏兄弟不仅医术高超，门第也很高贵，他们同当时中国最高贵的家族——宋氏家族是表亲，中华民国的“国母”宋庆龄，是他们的表姊。民国的“第一夫人”宋美龄，是他们的表妹。有这佯的渊源，牛氏兄弟其可以称得上中华民国的“国舅”了。

　　高超的医术和高贵的门第，使牛氏兄弟自然而然地跻身于上海的上流社会，也给他们的医院带来了众多既富且贵的病人。国民党的许多军政要员和腰缠万贯的阔佬，都在这里接受过牛氏兄弟的治疗。在那个战乱频仍的时代，这里还经常住着一些来历不明的病人，这些人各有各的背景，院方也不便多问。反正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图”。不该问，或者不能问的，就不必去管它了。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初，牛惠霖医院就住进了一个来历不明的病人。此人大约二十多岁，中等身材，英俊的面庞虽然因身体受伤而显得有些憔悴，但仍然透出掩盖不住的精明和强悍。

　　这个来历不明的病人，就是中国共产党著名的战将，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十员大将之一的陈赓。

　　这位赫赫有名的大将，当年也是一位相当出色的情报专家。就是他具体指挥中央特科情报人员钻进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心脏，并且还从敌特机关内部拉出为特科传送情报的特殊“情报员”来。陈赓的情报活动令陈立夫、徐恩曾等特务头子惊恐万状，为保卫中共中央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五

　　在为数众多的国共两党高级将领中，像陈赓那样，一生的经历带有如此强烈传奇色彩的人，是极其罕见的。

　　陈赓的传奇色彩，首先表现在他同中国现代史上的伟人们，都曾有过非同一般的渊源。　　孙中山先生创办的黄埔军校，曾经为国共两党培养出众多的高级将领，陈赓就是其中之一。他出身黄埔一期，是这所闻名于世的军校的首批学员。在黄埔军校期间，陈赓当过孙中山的侍卫，颇得孙中山和宋庆龄夫妇的赏识。孙中山去世后，他仍然是宋庆龄座上的常客。　　陈赓的另一件常常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轶事，是他曾经在万分危机的关头，救过蒋介石的命。这件事不仅在黄埔传为佳话，也使他一度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并被任命为蒋的侍卫参谋，可以自由出入蒋的居室，翻阅蒋介石的机密文件。

　　同孙中山、蒋介石这样的“风云际遇”，在为数众多的黄埔出身的将领中，是绝无仅有的。然而，有如此令黄埔同学艳羡的际遇的陈赓，却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

　　同国民党是如此。在自己的阵营共产党中，陈赓也以其独特的性格风貌为众人所瞩目。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有众多战功彪炳的名将。然而，这些叱咤千军万马的将军们一旦见到他们的最高统帅毛泽东，一个个都变得像老师面前的小学生一样拘谨，据说，在毛泽东面前，只有两个人“胆敢”高声喧哗，谈笑风生。这两个人碰巧都姓陈，都是以性格豪爽风趣著称，一个是陈毅，另一个就是陈赓。

　　一九五二年，陈赓从朝鲜战场回国，到中南海急于要见毛泽东，但在毛泽东的卧室门外被警卫挡驾：“请在外边等等，主席刚刚午睡。陈赓心生一计，坐下来开始小声给警卫讲朝鲜战场的故事，越讲嗓门越大，警卫听得入迷，等醒悟过来时，毛泽东已经被吵醒了：“是陈赓在外面吧？要进你就进嘛，在外面搞什么鬼？”陈赓笑咪咪地走进毛泽东的卧室：“主席，很对不起，我惊了你的美梦。”。“你呀，鬼点子就是多，声东击西的战术都用到我门口来了。有什么事，说吧。”毛泽东很喜欢他的这位大将的性格。陈赓与周恩来之间虽然是上下级，但两人的个人关系却是亲密无间，情同手足，这种关系是在几十年出生人死的革命生涯中结成的。一九三五年八月，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红军右路军过草地。途中，周恩来患了严重的肝病，体温高达四十度。毛泽东指定陈赓带领三十名战士专门照顾周恩来，用担架把他抬出渺无人烟的草地。躺在担架上的周恩来仍不失风趣地对陈赓说：“当年你救过蒋介石的命。如今你又来救我的命了。”

　　尽管陈康救过蒋介石的命，但他仍然与国民党分道扬镳。

　　从一九二六年春天开始，蒋介石逐渐脱去左派的伪装，公开在军校实行反共政策，要求黄埔军校的军官和学生填表声明党籍，不准跨党。表面上，蒋介石说得冠冕堂皇：“凡在本校本军里的ＣＰ（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同志，不管是愿意脱离ＣＰ，或者愿意脱离国民党，他总要作一个纯粹的党员。”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许多人都身兼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党籍，陈赓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也是如此。

　　蒋介石的这一手，在黄埔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人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一些不坚定份子就此退出了共产党。陈赓的密友和同乡，同他一起报考黄埔，又经他介绍参加共产党的宋希濂，就是在这时退出共产党的。而陈赓则坚定地向人们表承，愿终身作一名共产党员，他毫不犹豫地公开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同时声明脱离国民党党籍。

　　一九二六年九月，陈赓接到上级通知，要他到上海党中央报到，接受新的任务。就这样，陈赓永远离开了黄埔军校，开始了他一生最富传奇色彩的一段经历。

　　陈赓秘密离开广州到了上海，找到党中央机关。在那里。他见到了党的总书记陈独秀。陈独秀告诉陈赓，党交给他的新任务，就是到苏联去学习政治保卫工作。

　　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为自己培训专门的政治保卫干部。第一批前往苏联受训的一共三个人，除了陈赓，另外两个人是顾顺章和陆留。

　　见过总书记的第三天，陈赓一行三人分别来到上海杨树浦码头。在这里，李强用一只小舢板把陈赓他们送到一艘苏联货轮上。两年之后，李强和陈赓成了同在中央特科的战友。

　　几天之后，船到了苏联的海参崴。陈赓等人在岸上稍作逗留，即乘火车前往莫斯科。在那里办妥了一切手续后，随即又乘车回到苏联的远东地区。

　　在远东，陈赓等人被安排到苏联红军的一个特种部队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和武装暴动经验。他们先在伯力学习侦探、审讯；又到海参崴学习暴动、劫狱以及爆破、射击、秘密通讯等各种专门技术。当然，这一切都是在极端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

　　三个月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政治保卫干部以优异的成绩在“老大哥”那里拿到了“毕业证书”。

　　一九二六年二月，陈赓一行回到上海时，北伐军已经攻占长江流域，国民政府也从广州迁到了武汉。陈赓在上海稍事停留，便前往南昌。不久，又从南昌赴武汉。陈赓进入唐生智的部队。

　　唐生智字孟潇，是老资格的湘军将领，当时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湖南省主席，其部下控制着湖南、湖北和河南南部，是武汉国民政府中权势最大的人。

　　这个人称“老滑头”的军阀很善于审时度势，在国共合作的高潮中，他一方面率全军加入国民党，同时又向共产党表示友好，甚至提出过参加共产党的要求。

　　陈赓同唐生智之间也有一段间接的渊源。他在担任黄埔四期步科一团七连连长的时候，连里来了一名特殊的学员，此人就是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唐生明是一个典型的豪门子弟，纨绔习气十足，但为人很讲义气。他在六连的时期，陈赓对他很照顾，两人的私交不错。

　　因为有这样一层渊源，陈赓顺利地担任了唐生智总部的特务营营长。

　　特务营是一支精锐的部队，全营共有四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人数在一千人以上。这个营的武器装备也特别精良，步兵连都是清一色的汉阳造新式步枪，每个连还有二十支美造汤姆式冲锋枪。部队的士兵绝大部分是安源路矿的工人，官兵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很多，几个连长都是黄埔四期毕业的共产党员。

　　陈赓率领的这样一支部队，实际上成为了中共中央的警卫营。所以，陈赓可以说是中共中央的第一任警卫部队的首长。从这个时候起，陈赓就开始从事中国共产党最高机关的保卫工作了。

　　在指挥特务营的同时，陈赓还指挥着武汉工人纠察队。这个纠察队也是一支颇有实力的武装力量。它在名义上属于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领导，但实际上由陈赓负具体责任。特务营和工人纠察队两支力量，就确保了中共中央的安全。

　　一九二七年四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汉口召开。陈赓受命负责大会的保卫工作。凭着他的机警、干练和责任心，整个保卫工作作得十分周密，保证了“五大”的倾利召开。

　　中国共产党“五大”以后，局势迅速恶化。与南京的蒋介石遥相呼应，武汉国民政府内部先后发生了夏斗寅、许克祥的叛变。接着，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也宣布脱离武汉国民政府，并对部队内部的共产党员进行清洗。七月十五日．汪精卫举行“反共”会议，公开与共产党决裂，同时下令对共产党员进行疯狂的大屠杀。霎时间，武汉三镇被白色恐怖所笼罩。　　陈赓被迫将特务营交给唐生明，只身离开。武汉工人纠察队也被汉口卫戍司令李品仙下令缴械。因为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中共中央的第一支警卫部队在倾刻之间便不复存在了。

　　陈赓离开特务营以后，随同中共中央暂时由汉口转移到武昌，专门负责保卫周恩来的安全。大约在七月二十日左右，他护送周恩来从武昌秘密启程，前往南昌领导即将在那里举行的“八一起义”。

　　在南昌，陈赓担任起义总指挥部的保卫工作。起义胜利后，部队按计划向广东进军，陈赓被调到贺龙的二十军第三师第六团第一营任营长。南进途中，部队在江西会昌附近遭到钱大钧部的阻击。激战中，陈赓左腿三处中弹，膝盖处的肌腱和小腿的胫骨和腓骨都被打断。在他的坚持下，部队没有把他就地安置，而是抬着他一直到了广东的汕头。在汕头，陈赓终于同部队失散了，历尽千辛万苦，他和警卫员卢冬生辗转乘船到了香港，又从香港乘船到达上海。

　　在前往上海的途中，陈赓偶遇二十军第三师师长，共产党员周逸群，两人结伴到了上海，此时已是十月中旬了。这时，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已经从武汉秘密迁到上海。

　　陈赓到达上海后，很快找到了他的妻子王根英。王根英是党中央的秘密交通员，所以陈赓很快就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就这样，陈赓住进了牛惠霖医院。

　　陈赓住进医院之初，牛惠霖大夫怀疑他是一个强盗，以为他的伤腿是在作案时摔坏的，很不乐意为他治疗。虽经反复解释，仍不能消除医生的疑虑。陈赓觉得一味编造不是办法，又得知牛氏兄弟是宋庆龄的表兄弟，且为人正直忠厚，便索性把真情向牛医生合盘托出。这样一来，牛医生对他的态度立刻变得十分友好。因为他同情共产党人，又知道宋庆龄素来爱护黄埔军校的学生。当他得知陈赓是南昌起义的伤员，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上海求医，便决心无论多么艰难，一定要把他的腿治好。

　　陈康的腿途中虽经接骨，但是被接歪了。两个月来辗转流亡，艰难奔波，伤势已经恶化。按照通常的情况，只有截肢了事。

　　但是陈赓坚决反对截肢，牛氏兄弟决定满足他的要求。他们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终于保住了陈赓这条多处负伤的腿，使他得以日后重返沙场。为此，陈赓对牛氏兄弟非常感激，直到多年以后，每提起此事，对两位心地善良的名医仍然赞不绝口。

　　陈赓住院期间，宋庆龄曾亲自前来看望。周恩来更是经常派人来探望，其中来得最勤的，就是那个用小舢板送陈赓一行上苏联货轮的李强。

　　尽管牛氏兄弟对陈赓十分友好，又悉心治好了他的伤腿。然而陈赓终于不辞而别。

　　事情是这样的，在住院期间，陈赓发现这家医院里住了不少黄埔出身的军官，而且他们在上海的上司也常常来医院探望。陈赓是“黄埔三杰”之一，名气不小。他怕被认出来，就躲在病房里不出面。就在他的伤腿快要痊愈的时候，一位黄埔同学忽然走进了他的病房。原来，这个人也在医院治伤，他本人倒没有认出陈赓，但是他的马弁却认出了自己长官的这位老同学，向他报告了。那位黄埔同学似乎很关心陈赓，仔细询问了他是怎样受的伤。他刚离开，陈赓就意识到这里再也不能呆下去了，他当机立断，连招呼也来不及与牛大夫打，马上请当时也住在这里的一个同志背着他迅速逃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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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赓从牛惠霖医院逃出，回到家里疗养了一段时期。一九二八年初，受伤的腿尚未彻底痊愈，走起路来还一瘸一拐的时候，周恩来就派人来找他了。

　　在国民党警察、宪兵，特务和巡捕房的暗探、巡捕遍地密布的上海，中央特科要确保中共中央的安全，就必须建立一支高效率的情报队伍。这支情报队伍必须主动出击，对敌特机关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手段，深入到敌特机关最要害最核心的部门，这样才能及时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抢在敌人动手之前向党的秘密机关发出警报。

　　中央特科决定建立情报科来专门负责这项工作。

　　情报科人员要深入龙潭虎穴，周旋于国民党军、警、宪、特和巡捕、暗探以及上海摊的青帮、流氓、三教九流之间，因此情报科人员必须具有高度的机智勇敢和献身精神。至于对情报科科长的人选，要求就更高了。

　　那么由谁来担任情报科长呢？

　　周恩来想到了陈赓。他认定，陈赓是情报科长的最佳人选。

　　后来的历史证明，周恩来的这个选择是非常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