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长青·

　　巴以冲突成为全球关注焦点，不仅在当地你死我活，针锋相对，而且在世界各地也引起唇枪舌战，支持以色列的人们谴责巴勒斯坦人使用自杀炸弹有意杀害平民，是恐怖主义邪恶；声援巴勒斯坦的强调以色列占领巴人土地，使用飞机大炮以强凌弱，阿拉伯人没有别的办法，自杀炸弹是悲情的反抗。

　　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以色列具有强大的军力，都是不争的事实。但这种状况的发生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我们这里先暂不讨论这种特殊历史原因（它和占领及至今不退土地有因果关系），仅以目前的现状，那么就存在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被占领地的人民，以弱小和崇高目标为理由，用自杀炸弹有意杀害对方平民的方式是否可以被允许，被世人承认？换句话说，为了目的是否可以不择手段？

　　如果自杀炸弹这种手段被允许，那么劫持民航飞机，用乘客做人质进行政治讨价还价不就更可以被承认了吗？（它还不是杀死全部乘客）再进一步，那么像９１１那样用劫持的民航飞机撞毁世贸大厦，不也可以合理解释了吗？因为在拉登们的眼里，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和伊斯兰世界更是一强一弱，十分悬殊。拉登们可以说，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采取这种以平民生命为代价、同归于尽的反抗手段。

　　纵观人类的历史，即使两军交战，仍有一些规矩，譬如“不斩来使”，不杀战俘，不攻击红十字会人员，即使他们在战场抢救敌军的伤员。但现在巴勒斯坦人做的，远超过这些底线，他们是非常清醒地、有意地去杀害平民——

　　炸咖啡馆，炸超级市场，炸公共汽车，炸节日晚会，炸婚礼…… 这些地方都是像我、你、他一样非常平常的人聚集的地方，去喝杯茶，去买点菜，去开个ｐａｒｔｙ，还有的是去交换戒指，拥抱新娘，开始爱情的长跑……但就在这样的地点，这样的时刻，他们就被有意地杀害了。

　　被占领地的巴勒斯坦人民有没有权利反抗？当然有，包括武装反抗。你可以去端掉以色列的哨所，你可以伏击以色列的军队，每个通行检查站都有士兵，你都有机会。你说他强我弱，我打不过他们（潜台词就是我不敢打他们），我只能找更弱的下手，找老人，找孩子，找孕妇（一位怀孕５个月的以色列妇女去医院做超声波检查，看胎位情况，出来后即被自杀炸弹炸死），这难道是“烈士”？这难道是 “勇敢”？这难道是人干的事？这是最胆怯、最龌鹾的！不，根本就不是人，就像福克斯电视台（ＦＯＸＮＥＷＳ）去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采访归来的记者Ｇｅｒａｌｄｏ　Ｒｉｖｅｒａ所说，“这是猪和狗干的事！”

　　有些中国人为巴勒斯坦人的这种行为辩护，说这种反抗手段是迫不得已，是逼出来的。如果这种逻辑和道理成立，那么新疆的分离运动份子到北京用自杀炸弹炸工人体育馆，炸王府井大街，炸前门饭店，炸环城公共汽车，中国人干不干？

　　你说新疆的情况和巴勒斯坦不一样，巴勒斯坦是被占领。但你去问问那些主张独立的新疆人（还有西藏人），他们是不是像中国人一样看待新疆的历史，他们说维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化、宗教，有独立的历史，只不过后来被共产党占领和殖民了。如果他们说我们新疆人只有７００多万，你们中国人有１３亿，还有３００万军队和原子弹，我们太弱，根本打不过，只得采取特殊手段，包括用自杀炸弹来悲情反抗；那么那些为巴勒斯坦自杀炸弹行为辩护的中国人是不是还用同一个标准？

　　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设，新疆人没有这么做。更可以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在二战期间，日本军队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在很多地方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政策。其中南京大屠杀的最残暴之处，还不仅是有几十万中国人被杀害，最关键的是，其中大量是平民，而且被杀害的军人，几乎都是战俘，是放下武器的士兵。顺便提一句，现在有些中国人替日本人辩护，说南京大屠杀没有杀那么多人等，这里关键不是人数多少，而是被杀害的几乎都是战俘和平民，而日本至今没有道歉，更没有赔偿！

　　中国的土地被占领，侵略者如此凶残，又是完全的敌强我弱—— 中国当时还没有统一政令，没有军工业，完全是个农业国家，却要面对经过多年军事准备、具有相当现代工业的日本，以及它训练有素的正规军队。这是一场完全不公平的战争！史学家黄仁宇在《从大历史读“蒋介石日记”》一书中说：“淞沪战役历时１０周，中国损耗了８５个师的兵力（近５０万人！），整个防线暴露在日本海军大炮射程之内……徐州战役之后，中国只能以黄河决堤长沙大火等方法迟滞日军……”那份惨烈可想而知。

　　按照那些为巴勒斯坦自杀炸弹辩护的人的逻辑，在这种状况下，中国人绝对比巴勒斯坦人更有理由使用自杀炸弹，去东京炸日本人的咖啡馆，炸他们的商场，杀他们的平民。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当年日本侵略者都比今天的以色列军队残暴。今天人们在电视上经常看到巴勒斯坦青年向以色列军人扔石头的画面，但无论历史书籍，还是中国人拍的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什么时候有过中国青少年向日本军队扔石头的记载和画面？为什么没有？因为不曾有过，这不是中国人不勇敢，而是还没等拿起石头，早就被日本军人开枪打死了。南京大屠杀已清楚地证明，士兵放下武器之后也被集体屠杀，平民根本没扔过石头，照样被一群群地砍头，中国女性被强奸后还被用刺刀捣毁身体……这样的残暴，应该说是超过了二战中所有其它轴心国。

　　但迄今的抗日历史书籍以及当事人的回忆数据，都没有听说过中国人使用自杀炸弹的方式来有意杀害日本官兵的妻子儿女，更没有中国人到日本本土去炸婚礼，炸节日晚会，炸商店，有意杀害平民。中国人当时被侵略、欺辱、残杀到那种地步，为什么就没有采取这种手段来悲愤反抗？是中国人不智慧（没有想到这一点）？是不够勇敢？都不是！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奋勇用生命反抗的实例数不胜数！中国人之所以没有那么做，是因为中国人坚持了道德底线，坚持了 “人”的准则，即使面对日本禽兽，仍要用人的方式反抗，而不是用动物的方式。

　　我们假设，如果当年有中国人潜到日本，用自杀炸弹炸餐馆、炸教堂、炸婚礼、炸节日宴会，像今天巴勒斯坦人那样不择手段，有意地去杀害日本平民，来报复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这样的自杀炸弹者今天会被中国人当做烈士、当做英雄纪念吗？这种有意杀害老人、儿童和女性的人，不论出于什么崇高的理念，多么伟大的目标，什么样的理由，都绝不是英雄，而是绝对的狗熊，绝对的动物！

　　这就是为什么不仅中国没有，连整个欧洲反抗纳粹的战争中，也没有听说过有人使用自杀炸弹去炸纳粹军官的家属，去炸柏林的餐馆，去有意地杀害德国的老百姓。

　　这就是为什么爱尔兰人闹独立，在垃圾箱等地方放置炸弹，但却没有去用自杀炸弹炸人群集中的商场、闹市，和节日晚会等。

　　南非民权领袖曼德拉当年被白人种族政权判了无期徒刑，最后在监狱渡过了２７年；罪名是他组织黑人反抗军，他担任了总司令，并明言使用武力结束白人种族政权。但他不仅绝不允许黑人军队伤害到白人平民，包括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妻子儿女，而且都没有下令袭击白人军队，仅是割电线、炸毁桥梁，破坏一些军队设施。曼德拉在他的自传《走向自由的长征》中说，这样炸桥梁、割电线的做法主要是想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促使他们关注南非的问题。

　　我们设想，如果曼德拉像今天巴解主席阿拉法特那样暗中支持恐怖份子，并亲自去慰问自杀炸弹者的家属，并向自杀炸弹者提供２５，０００美元的奖励，他今天还能被世人尊敬，被当做民权领袖吗？

　　因此昨天获得今年新闻界最高荣誉“普利策奖”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中东问题知名专家托马斯．弗里德曼（Ｔｈｏｍａｓ　Ｌ．Ｆｒｉｅｄｍａｎ，这是他第三次获普利策奖，前两次因报道中东问题，这次是评论中东问题）在３月３１日的专栏文章中说，巴勒斯坦人的自杀炸弹“不仅仅是威胁以色列平民的生命，而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威胁。”弗瑞德曼指出，“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哈玛斯领导人ＩｓｍａｉｌＨａｎｉｙａ在《华盛顿邮报》说，‘犹太人比其它任何民族都更爱惜生命 ’，巴勒斯坦人终于找到了以色列的软弱之处，所以自杀炸弹是对付以色列人最理想的武器，可以炸得犹太人抱头鼠窜。”

　　弗里德曼结论说：“巴勒斯坦人被他们自恋的狂暴蒙住了眼睛，因而丧失了对人类文明底线的视野，那就是，人类最神圣的生命是从你自己开始。”“如果自杀炸弹被允许的话，那么下一步他们就会模仿这种方式，劫飞机、扔原子武器，毁掉所有的国家。”因此“整个国际社会必须谴责、制约、击败这种恐怖主义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