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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力·繁荣及其它－－－军力对比与武器发展及其影响和思考

　　石荣

　　乍一看这个标题，似乎就有点别扭。但我的确不是在追求怪诞，而讲的是一
个思考很久的问题，又要在一篇短文中说明它，想来想去，只好这样断开来讲，
好在最重要的还在于下文能否剖析明白。
　　这个问题思考的源起，在于我国历史上发生的一些耐人寻味的事件，不止一
次了，仅以北宋和南宋而言，当时的皇朝统治尽管很腐朽，但从社会经济发展的
某些方面并非处于衰微趋势。无论在农业、商业和手工业等方面，较之当时周边
的少数民族地区不知要发达多少倍，而以北宋的都城东京（开封）为例，其繁荣
程度即使在当时的世界范围也是位居前列的。而且，城市的繁荣决不止于都城一
处，在这方面我们还可从《大宋宣和遗事》发展而来的《水浒传》中得到印证。
另外，从沈括的《梦溪笔谈》和毕发明活字印刷等诸多方面，亦不难看出北宋中
后期在经济和文化上堪称高度的发展。南宋由于“靖康之变”而基本上是局促于
长江以南，但总的说来，经济、文化诸多方面仍保持了发展的势头。这里不妨摘
录柳永词《望海潮》章句，即可见一斑。“……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
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清佳，有三秋桂
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
，吟赏烟霞……”不仅是都城临安有其繁荣的局面，其势且向江西、福建迅速推
进。也就是说，无论在生产水果和繁荣程度上，都是周边尤其是北方以游牧为主
的民族所不能比拟的。
　　但另方面也不能不看到，这种发展和繁荣是与上层统治者及贵族阶层的奢靡
享乐并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繁荣成为耽于安乐的温床，略带畸形的发展又为
软性消费增加了必要的条件。北宋末年皇家贵族在东京修建“艮岳”，在全国所
辖地区采集“花石纲”加重了民众的劳役和经济负担，就是突出的一例。南宋诗
人笔下的“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
州”也正是那个时期达官贵人淫逸宴乐的真实与照。过去传统的史书和文章理所
当然地将这些行径作为北宋和南宋统治机器之所以颓败并最后导致衰亡的致命原
因。
　　这不能说是没有道理的。
　　然而，很长时间以来我也常从另外角度来思考一个问题：既然北宋和南宋在
生产水平乃至整个经济都优于北方的辽、西夏、金、蒙元，那么为什么在军事较
量上不仅很少取胜，而且在“靖康事变”（1127）中被金兵攻破都城汴京并打过
长江追宋高宗于海着实作践了一番，最后才稳定在江、淮一线。公元十三世纪中
后期，蒙元军队以直捣南宋京城临安并最终占领了南宋全境。宋朝的军队，除前
期的岳飞、韩世忠、刘等所率的几支劲旅和后期的襄樊、合川保卫战中表现突出
之外，总的来说无论是前期之金后期之蒙元，其大军基本上是势如破竹、每攻必
克。这类似的情况还可上推及到“盛唐”下可延及明末。我们通常习惯的心理是
“盛唐”一切皆盛，时时都强，事实上并非如此。即使在唐玄宗开元年间，吐蕃
大军也曾扬威河陇，直薄平凉，威胁到唐都长安。玄宗不得不罢汉人将领王忠嗣
兵权，而起用突厥族出身的大将哥舒翰，以御吐蕃之侵。明末的情况更为显然，
清兵南进之后，多有明军爱国将领奋起抗击，虽有小胜但终不能成，令人发指的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就是清兵在打破城池之后的残酷记录。
　　上述种种，尤其是金之于北宋，蒙元之于南宋，后金（清）之于明（后来之
南明等），大都是以表面经济文化之落后击败了表面之先进，以表面之蛮荒战胜
了表面之繁荣，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可能过去已有诸多答案，但我在今日细思之，无论是北宋和南宋，更不必说
是后来的明朝，表面的经济、文化之“高超”掩盖着国力、心力之虚弱与涣散，
表面的繁荣之下覆盖着庞杂与臃肿。不错，在某些方面，生产水平是优于对手的
，但虽有生产却未必真正有力（所以我在标题上断以“生产”、“力”），尤其
没有真正用到应该使到的刀刃上。相反，其对手金、蒙元和后金（清），尽管人
口较少，资源稀薄，生产水平较低，但用之有效，且兵民凝聚力较强（俗话说“
心齐”）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冷兵器时代，骁悍善战的骑兵具有无可置疑的冲击
力和震慑力。“汉人”和“南人”固然也有骑兵，但多非来自生成者。而来自于
游牧为主的民族在这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马背上”的原生实力（古代骑兵中的
佼佼者犹如热兵器时代的坦克），故为对方所不能比拟。因此，尽管他们在其它
许多方面生产水平较低，经济发展后进，但在突出的一点或几点上居于局部的优
势。而这种局部优势在特定的条件下却显得极为有效，甚至能使对方的许多优势
变得不起作用。以我们今天所说的“综合国力”而言，也完全符合这一原则：即
从本质上的有效实力加以衡量而非表面上所拥有的不能奏效的东西。前者表现为
锐利便捷用之精当，后者往往涣散臃肿尾大不掉。表面上看是以小对大，实质上
却转化为从强对弱。故尔生产力者，有“生产”还得有“力”，有“繁荣”还得
真正有其“盛”，这才是名副其实的优势。
　　在面临骁骑旋风的冲击下，也不是所有的“汉人”和“南人”将领都无能为
力。不是的。其中也不乏出色的人物：如北宋的范仲淹，在镇守西北边陲抵御西
夏的金戈铁马生涯中，曾多次击退了强敌的侵犯，他的词代表作《渔家傲·秋思
》，以“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逼真地烘托出当时的特定
氛围和“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突现了爱国将士的矢志忠忱。至于南宋前期
的岳家军，后期襄樊保卫战中的将领张顺、张贵、牛富等，合川钓鱼城保卫战中
余、王坚、张珏等，不仅有效地抵御了金和蒙元一向势不可挡的骁骑，而且给予
了致命的杀伤；如果不是因为当时皇朝上层的腐弱和奸人弄权的制约和破坏，也
不是没有扭转局势的可能。当然，这仅是一种可能而已。那么，为什么在总体颓
溃而能够出现一枝和几枝显秀的局面？当然是因为这些杰出将领有爱国保土的忠
勇，有出色的军事才能，更主要的是训练成一支士气高昂、能征惯战的军队；而
且能够根据敌方的长短有针对性地有效破之。如岳家军创造奇迹，大破金人的“
铁浮图”和“拐子马”，使敌之突出优势顿减以至消失。南宋后期的钓鱼城保卫
战持续达36年之久，也就是因为守军同仇敌忾，军心合力，以坚城高垒，铁炮火
铳对付曾席卷欧亚大陆的蒙哥汗（元宪宗）军队，并使蒙哥“玉碎”于城下。只
可惜就总体而言，这样的例外毕竟太少，绝大多数宋军在敌方骁骑强弩奋突下，
迭遭重创，而终告不支。传统的戏曲和说书中尽情渲染的杨家将故事，虽然爱国
忠烈精神可嘉，佘太君、穆桂英相继挂帅出征情节感人，但毕竟并非完全出于史
实，而在很大程度则是基于人们的善良愿望，虚构出种种大获全胜的结局以激励
读者和观众，不使人们的心情过于沉重。更接近于史实的是，宋军在幽州高梁河
（今北京附近）惨败于辽军之手（公元979年）。倒是京剧《李陵碑》杨继业陷
入绝境壮烈自殉以及《四郎探母》中的唱词“金沙滩，一场战”杀得杨家将尸骨
不全比较接近于当时的真实情况。而更使人啼笑皆非的是“澶渊之盟”（公元10
04年），当时由于寇准等主战派说服宋真宗“御驾亲征”，前军本已取胜，但皇
帝仍与辽方订立了屈辱的条约，其目的无非在于委屈求和借以苟安而已。另一方
面，也反映出彼方的咄咄逼人之势，压得宋朝当局缺乏完全制胜的自信。
　　由此不难看出；在冷兵器时代，某种军力优势（包括军旅的气势）有时是可
以打破常规而创造奇迹的。譬如骁悍之铁骑，不可否认在制胜对方上起到了极其
突出的作用。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从另一角度看，在那一时期战争的双方固然有诸多
差别，具体到武器的使用上都并无太大悬殊，纵然是“揭竿而起”“斩木为兵”
的陈胜、吴广们，比之于秦皇朝的军队也只是农具与刀枪剑戟之别，大不过是锋
利程度、使用者是否训练有素罢了。何况古代民间舞枪弄棒的习武者所在多有，
其中“尖子”的武艺恐不在官府的“都头”“捕快”之下。正因如此，仅凭“乌
合之众”，在秦、西汉和唐末都出现过一度攻入都城之举。这在整个冷兵器时代
都是不足为怪的。不然为什么那时有多少啸聚山林、占山为王之辈据险而守并能
维持很长时间，这与当时攻防双方在武器上并无根本殊异不能说没有很大关系。
此种情况在“热兵器”前期似乎仍可适用。如人民革命战争中我根据地之建立尤
其井冈山之一度存在为最典型的事例。个中原因当然是由于我之正义而对方为非
正义，而且在一定时期内表现为我“小”敌“大”，之所以能够坚持和发展，除
了其它因素而外，在武器状态对比上有差别但还达不到极其殊异的程度，何况在
实践较量中尚可不断夺取敌方武器来加强自己。这种情况，基本上贯穿着整个人
民革命战争全过程，只是在发展中改变了力量对比而最后战胜了敌人。
　　这前后两个时期的战争较量在道理上好像并无联系，其实都在说明武器状况
，攻击方式的不同和消长不能不影响着双方的实力对比。表面上强大的一方尽管
具有较庞大的经济机器和生产能力，但由于自身的诸多缺陷使这些优势不足以成
为制胜的强点，甚至在不断消长过程中暴露出致命弱点而转化为劣势。
　　此一原则在热兵器发展至充分阶段尤其是在高科技用于军事手段，却需作具
体分析，不可粗率地加以套用。窃以为在新的情况下，传统的人心向背、士气高
低、措置当否乃至最广泛地动员组织民众的人民战争理论仍是正确的，无论在今
天和日后都不会过时，但随着情况的发展，势应赋予新的内涵。我们过去批评某
些外国人士那种唯武器论和蔑视人民战争的观点，如“民兵只是一堆肉”等等，
至今仍没有失去其本质的理论价值；过分迷信一两件新式武器和军事手段以为便
可稳操胜券的偏颇在今天亦应防止。但也不能否认，在高科技军事手段日趋发展
的今天，具有某些尖端有效的技术手段和武器装备对于捍卫国家的尊严反对它方
的侵略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当然这一切必须建立在综合国力提高的基础上，必须
同时注意民众的教育和动员，注重将士素质的不断提高，不论是士气和军事技术
的掌握和提高均应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线上。强调同仇敌忾在任何时候都不会错
的，但也不能把制敌的希望押在以肉体去抗击敌人上面；在恪信“得道多助，失
道寡助”“多行不义必自毙”原则的同时，也不可坐在这些精神原则上等待“侵
略者自败，正义者不死”的结局。
　　海湾战争和北约对南联盟的野蛮轰炸给善良的人们提供的经验教训的确是够
多的，恃强者有时并不顾及国际舆论而肆无忌惮一意孤行以达到战争的目的，日
后恐也不会鲜见。霸权主义者有时也会打着必要的惩戒、制裁的口号，但也是以
强势军力作后盾的一种策略手段。还有，在中东，一个从幅员上说是小小的以色
列与巴勒斯坦乃至阿拉伯世界的残酷较量和绞杀结果也足以引起人们许多严峻的
思考。
　　作为集中力量建设自己国家的我们，理所当然要加强各方面的工作，提高综
合国力，注重在发展自身的防卫手段。高精尖的军事技术无疑是一种有效的措施
，这本身就是对霸权主义和“台独”势力的有力警示。最近，我特别注意到苏联
解体后的俄罗斯军事方略的调整，尽管他们在经济、军事力量的许多方面较过去
有所削弱，但现在仍注重尖端有效武器的研制，并毫不含糊地申明在自身受到打
击后将作出何种反应。这很可能是符合他们自身具体情况的不失为一种比较俭省
而有效的举措。看来，每个国家均应根据主客观的具体条件采取符合实际的方略
，肯定将是明智的选择。这就是说，原则是坚定的，举措是灵活的。
　　自古而今，时光推移，情况多变，但某些基本规律都是有其内在联系的。何
谓强，何谓弱；何谓大，何谓小；何谓“力”，何谓“盛 ”，全面有效、有针
对性地发展自己，俾使自己处于真正有力的地位，是为大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