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台湾热和台湾的上海热，这是一段时间以来两岸的热点话题。台湾的《商业周刊》曾搞过一个“年度风云产品”评选，十位评选人竟然全数通过，把“去上海”选为2000年最热门的“商品”。在上海的台商中，有这样一种说法颇为流行：两个台湾商界的骄子在台时，互相只闻名，从未谋面，但谁也没有想到，他们平生第一次见面，却是在上海的古北 新区，原来，他俩已双双移居上海。
据权威部门统计，目前在上海市区的常住人口中，外地、外籍人士已达30%，而其中，台商的数量更是不下20万人。来自上海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的统计数字显示：截至2001年11月已有4200家台企在沪投资，总投资额达66亿美元，仅2001年，上海就吸引了3亿多美元的台商投资。虽然，无论从投资额，还是投资主体的数量，台资与美资、欧资，甚至港资都不能匹敌，但或许是两岸分离得太久，或许是台商在沪的起起伏伏，沪上台商已成为众人的焦点。

为什么有如此多的台商选择上海？上海到底有什么在吸引他们？他们又是如何在上海工作和生活的？

冬日里，徜徉在淮海中路，和煦的阳光时常被与日俱增、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遮挡；夕阳中，漫步在外滩黄浦江畔，陆家嘴的繁华让老一代上海人乍一看有如海市蜃楼。的确，十年间，上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仅从城市建设来看，十年前，上海要落后台北30年，而今天，它已远远超过台北了。”作为台商，好易通科技(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胡牧群坐在自己位于中环广场宽敞的办公室里，指着窗外的繁华对记者说。

上海为何如此多娇？

在回答这个百问不厌的问题之前，不妨简单扫描今天的台湾经济。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台湾GDP基本上维持了5%～10%的高速增长，但随着天灾(地震、台风)不断，台湾的人祸(主要指政局不稳)更是迭迭不休，台湾经济开始风雨飘摇，2001年，终于难逃负增长的恶运，失业率上升，新台币贬值，股市更是一泻千里。一位长期研究台湾经济的人士用“阵痛”一词概括了今天的台湾，在他看来，台湾正在为台独付出代价，这种代价是痛苦的，也是有尽头的。但商人永远是逐利的，台商也不会例外。但在台湾为台独而激烈动荡的今天，商人们在内地，尤其是上海更能找到商人的感觉——一种带有些许特权阶层味道的感觉。毕竟，中国在发展，上海更在成长。在上海采访台商，本来对困难有着充分的估计，但现实让我倍感欣慰，所有接受采访的台商都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对祖国的认同，对内地的称赞，更有对上海的流连。“上海虽没有悠久的历史，但上海有独特的文化。”中芯国际公关部管理师黄贵美将这种她和许多台商都格外赞赏历史渊源的。

另一方面，由于皇权的真空，轻松、戏谑、玩世、自私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在上海大有市场。无论衡山路上的文化称为“异文化”。“各国人、各地人都能在上海找到与自己相亲近的文化，有了这种‘大同’的感觉，也就拥有了一种可贵的平等。”黄贵美的话，平凡但却充满真谛。

平等的商业文化

历史上的上海是没有厚重可言的。自1843年开埠以来，这个位于长江入海口处的小渔村便成为西方列强觊觎东方睡狮的跳台。高鼻蓝眼的英国人经过鸦片战争，终于在笼罩大清帝国的、壁垒森严的帷幕的最薄弱处，撕开了一个破口。今天的上海便是在这个破口处逐渐成长的。

这的确是一个微小的破口，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至高无上的皇权甚至不屑去弥补(其实也无能力弥补)。但对于西方列强们，这却足以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在以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市场经济与自由贸易的观念加杂着炮舰的轰鸣鱼贯而入。

就这样，皇权的不屑，当权者的逃遁，与侵略者卑鄙的自私，为上海作为一个城市奠定了发展的基调：契约式的平等与充满私欲的小资情调。

“历史上，无论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还是外国列强、国内商贾，各方在上海都没有绝对的权威，如何相互共处成为棘手问题。这时，规则就显得非常重要，大家只能通过平等谈判得来的契约关系来维系各自的商业利益。因此，上海人最守规矩，讲究按规则办事。”上海经济发展研究所所长、《经济时刊》杂志社主编沈晗耀在回答上海为何备受台商青睐的记者提问时说。

“这种建立在契约关系上的平等，形成了今天上海商业文化的主要内容。诚实守信，平等互利，今天对上海人发展上海经济功不可没，更对诸如台商这样因特殊政治原因而有天然戒备心理的商业群体起到了安抚、鼓励的作用。”在沈晗耀看来，台商之所以在上海成就了一番大气候，上海人的平等观念、包容性实为关键。

其实，上海本身就是一座移民城市，据历史考证，真正的上海“土著”居民只生活在今天南汇一带，而其余地方的上海人，均是近百年来从江苏、浙江等地移民过去的。可见，上海人的平等与包容是有历史渊源的。

另一方面，由于皇权的真空，轻松、戏谑、玩世、自私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在上海大有市场。无论衡山路上的酒吧，还是淮海路上的商铺；无论陆家嘴的现代，还是城皇庙的古朴，上海的一切都是那样小巧，那样别致，而这种小巧别致中所透射的诙谐与无畏，正是诠释小资情调的注脚。

虽然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小资情调总让人有些不屑，但又有谁真正思考过，现代商业文明难道可以没有小资情调这道绝美的调料吗？商业不是政治，商业就是要逐利；商业更非真正的战争，轻松幽默应该成为它永恒的基调。

总之，在张爱玲与白先勇所精心营造的“上海神话”中长大的一代台商们，在上海经商所要完成的文化跨越，较之他们在任何地方都要简单。

上海的地利与人和

如果说一视同仁、轻松逐利的商业文化吸引了一批批台商登陆上海，那么，上海优越便利的地理位置则足以让他们流连忘返。

如果仔细端详中国“雄鸡”状的版图，不难发现：从辽东半岛的鸭绿江口到广西防城港市的东兴镇，绵延18000多公里的大陆海岸线轮廓，正恰似一张拉满的强弓。弓弦是南北交通大动脉——京广铁路，滚滚东去的长江则是那支着力待发的利箭，而上海，这个远东最大的城市，就位于这支利箭最锋锐的前沿。而台湾则是“雄鸡”高高迈向太平洋的前足。

今天，这两个中国面向蓝色海洋最前沿的地带，正涌动着一股热潮：“利箭”的“锋芒”已日益受到“雄鸡”前足的青睐。

今天，上海作为中国大陆海岸线的中心，长江经济带的龙头，正在与北京、广州形成大陆沿海金三角，更与高雄、深圳连为两岸新三角。上海地区公路四通八达，铁路纵横交错，航空运输更是力拔头筹，规划中的浦东国际机场将成为亚洲最大的国际航空港。

此外，上海与台北气候的惊人相似，也在客观上给予众多台商宾至如归的感觉。在采访中，几乎所有台商都认为北京太冷，广州太热，成都太潮，西安太燥......，惟有上海，最适宜创造事业，享受生活。

有人说，上海人是水做的，因为这里河湖广布、气候湿润。而水最大的特性是包容一切，因此，在水边长大的上海人自然包容成性。但水也有它的劣性，人们常说，水往低处流。的确，今天的上海人确实自视不高，因为他们深知：海之所以能纳百川，是因为它最低。

还有一点足以说明上海人的包容。在上海，横七竖八的街道绝大部分是用全国各地地名命名的，这多少让人有一种“天南海北”的感觉。不是吗？如果上海人容不下那些天南海北的聪明人(当然也包括台湾人)，又哪里有上海繁荣的今天？

台商的困惑

上海备受台商之青睐已有一段时间，但随着两岸先后加入WTO，台商的困惑也与日俱增。

首先，由于历史及政治的原因，到上海投资的台商多是以服务业和制造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面对入世后在国民待遇原则之下的国内外资本的双重冲击，大多数台商面临着日益严重的产业升级换代问题。因为，两岸入世后，台商原先引以为荣的国际营销渠道、营销经验的优势，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萎缩，取而代之的将是效益更高的国内外新生力量。

除此之外，上海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定位也越来越不适合从事低附加值产业的台商的生存，一部分台商在面临产业升级的同时，也将不得以面对经营场所的迁徙。显然，安土重迁，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达，今天的台商注定要比他们的先辈付出更多的艰辛。

其次，大多数台商在面临产业升级的同时，也遇到了资金短缺的困扰。早期来沪的台商，多是小本经营，自有资金与国外借贷是主要资金来源。因为在内地现有的银行借贷体制下，台商无论在身份和规模上都不能满足内地银行的规定。本文所列举台商中，除富贵集团每年有不定额的内地银行借贷外，其余台商均从不向内地银行伸手，甚至交往也很少。“不是我们不需要，也不是我们不想要，而即使是上海本地的国有银行，向我们这样的企业贷款也比登天还难。”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台商无奈地向记者发着牢骚。

近日，有消息称，上海国有银行已进一步放松了对台商贷款的审批条件，但目前，记者尚不能确认这一说法。

第三，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台商在内地能够涉足的产业仍有诸多限制，如证券、广告等，有些甚至与外资所享待遇有明显的不平等。“政府应该注重事后的监管，而不应在事前设置重重障碍。只要不违法，就应放手让我们去做。”这位台商有些激动。

最后，台商在上海的生活还有后顾之忧，台商在内地的身份前景仍不明朗。后顾之忧主要是台商子女入学问题。由于两岸经济发展水平及意识形态的差异，基础教育的进度及内容存在鸿沟。如：一位台商在台湾上小学二年级的女儿进入上海的一所小学后，校方非要她重读一年级，否则不准入学。至于为子女请家教专门教授简体汉字的台商，则比比皆是。

此外，目前几乎所有台商均持台胞证进出上海，所谓的移民上海，只是台商青睐上海的情感化表达，台商在获得上海身份的问题上仍有诸多障碍。“虽然在上海这座移民城市中，我们几乎没有异乡的感觉，但每每想起我们的身份，一种难以名状的伤感便不期而至。”一位台商低沉地对记者说。

尽管未来有着太多的困惑，尽管明天可能重新奔波，尽管……，但台商作为一个群体，依然难解悠悠上海情，上海作为一个城市，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仍将成为海峡那边深挚的最爱。(中国经营报 崔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