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哈丁和阎学通两位我相识的教授对话《与发展的中国相处》（8月8日“国际论坛”），观点虽有差异，但不失求实风范，读来饶有兴趣。现不揣冒昧，补充几点看法。

　　“对话”没有深谈影响中美关系的大前提，亦即各自的战略构想，也就是说，对方在自己的安全战略与发展战略中占据什么位置。中国是尊重客观事实的，承认美国是当今世界综合国力最强大的国家，愿意与美国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并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合作，乃至在1997年推动两国达成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但是，中国不能接受美国主宰世界、充当全球霸主的战略构想。这是中美分歧的根由所在。阎学通先生将此称作两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多少有点令人费解。美国历届政府的对华政策皆未超越“接触加遏制”的传统框架，而中国对美国的基本方针历来则是“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当美国强行“遏制”时，中美关系就恶化；当美国认真实行“接触”时，两国关系就有所改善。显然，中美关系能否顺利发展，主要矛盾方面在美国。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赞成哈里·哈丁先生说的克林顿和布什两届政府的对华政策没有多大差异。

　　中美关系总是呈曲折态势发展。之所以能发展，因为两国之间存在着结合点，这就是经济上互有需要，处理地区乃至全球性问题（当前特别是国际反恐斗争）以及在联合国双方需要合作。之所以曲折，因为两国之间存在排斥点亦即利益冲突，简言之，就是美国意欲推行并领导单极世界，布什政府更是执意奉行单边主义，况且还不时利用台湾问题找麻烦。总之，中美关系时好时坏的主因在美国。

　　阎学通先生说，布什政府对中国采取了一种双轨政策，在经贸上，美国要扩大在中国市场上的份额；但在安全关系上，美国却采取了相反的政策。这反映了客观现实。不过，这种现象与其称之为“双轨政策”，还不如说是美国全球战略的矛盾产物。哈里·哈丁先生说得巧妙：布什政府犯了一个很明显的错误，他们说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和经济“伙伴”，实际上应该恰恰相反。

　　“对话”谈到了台湾问题。这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笔者想说的是，台湾问题在颇大程度上折射出美国根本战略的内涵。“美国仍旧承诺在台湾没有挑衅而遭大陆攻击的情况下要保护台湾”，这实际上是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一种借口，必然导致危及这一地区安全的军备竞赛。阎学通先生严肃地指出，“美台关系的确朝着某种类似军事同盟的方向发展”。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警惕。

　　“对话”中谈到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的关系。和平共处指国家关系所应遵循的原则，这是一个久经历史考验的、了不起的理论和主张。在经济成为当今各国注意中心的情况下，和平共处其实就是竞争共处。不要把和平共处理解为静态的，它与和平竞赛之间，谈不上消极与积极之分。赫鲁晓夫当年谈论的和平竞赛，也是以和平共处为前提条件的。总之，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任何国家之间，只有真正做到和平共处，才谈得上和平竞赛。

　　哈丁先生在“对话”中提问，中美之间的冲突是不是不可避免的？他认为“这有赖于中美如何定义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大战略”。这恰恰证实了本文开头的那个论断。哈丁先生称：我们假设美国的战略就是要遏制中国，防止中国增长太快，那么中美之间的冲突的确是不可避免的；反过来说，如果中国的大战略是把美国从亚洲排除出去，这同样也会导致中美之间的冲突。我想着重指出，前者属于实情，后者才是假设，中国根本没有打算也没有能力把美国从亚洲排除出去。中国人民从来不把不敌视自己、不伤害自己的国家当敌人。

　　哈丁先生在“对话”中说，苏联解体后，“9·11”事件第一次为中美两国提供了重大的战略共同利益，成为中美之间的“战略黏合剂”。此话说得既形象又得体。他担心随着反恐战争的进一步发展，这能否还成为中美之间强大的共同利益基础？我想，如果美国布什政府切实履行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各项国际法条款，不再奉行单边主义政策，在反恐斗争中不搞双重标准，并在台湾问题上严格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那么，这种担心就可能是多余的了。▲

　　《环球时报》 (2002年08月22日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