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统一模式有待创新

● 伍俊飞（伦敦）

　　虽然中国大陆对陈水扁“一边一国”论的反应极为低调，但这平静的背后恐怕潜藏着真正的凶险。孙子云：“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又云：“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北京不同寻常的克制，反而让追求和平者更加忧虑。

　　人们不禁要问：台海和平到底有没有希望？我想答案是肯定的，但需要两岸在统一模式上有所创新。笔者以为，不囿于政治学和国际法理论的束缚，不拘泥于政治人物意见的具体细节，从经验主义出发，以“一国两治，体制共新”，即“两治共新”模式来实现两岸统一，不失为良策。

　　　在详细论述这一模式之前，笔者先厘清并简单分析一下政界和学界的其它主要设想。目前，各方提出的主张不下百种。除李登辉的“两国论”和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之外，较具代表性的还有，邓小平的“一国两制”，蒋经国的“一国良制”，连战的“民主统一论”，陶百川的“中华共同体”，陈立夫的“文化统一论”，马彬的“中华邦联”，彭明敏的“一中一台”，严家其的“联邦制中国”，陆铿的“中华联邦”等等。如果粗略归类，可以分为“一国两制”、“邦联制”、“联邦制”和“一国一制”四大类别。

一国两制的局限

　　“一国两制”是邓小平的创造。邓小平不为马克思主义教条所困扰，也不为当时开始流行的西方理论所诱惑，秉持经验主义态度，大胆试验，边摸索边总结。基于同样的哲学态度，邓小平在国家统一问题上提出了“一国两制”模式。它结合了单一制与复合制国家权力结构的优点，对港澳而言，是一种比较切合实际的制度安排。大陆收回港澳的成功，是对邓小平远见卓识的最好注脚。

　　然而，把“一国两制”应用于当前的台海，存在两个非常大的局限性。第一，传统意识形态色彩太浓。“一国两制”中的“制”是着眼于冷战时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划分。在目前大陆的混合经济体制已成雏形的情况下，这一描述显得落后于现实。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早已突破了邓小平头脑中的意识形态框架。第二，“一国两制”中的“一国”理所当然地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而言，有盛气凌人之嫌。从邓小平的角度看，国民党作为其手下败将，能够从“一国两制”中获得诸多优厚待遇，已经是大大受惠于中共之恩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两岸谈判中的主体地位根本不容讨论。邓小平是创立新中国的元老，他的这一立场情有可原，问题是台湾对他的“慷慨”决不会心存感激。作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事实上的代表，大陆可以在现行国际法的框架内收回港澳，因为英、葡两国对大陆的这一地位不加质疑。然而，台湾作为中国事实上的一个治区，根本不承认大陆治区对中国的代表权。大陆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体地位，使两岸和谈始终无法重新开启。

　　“一国两制”模式中的经验主义取向是可取的，但其意识形态的分析方式，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主体地位的单方面界定，已经成为两岸和谈的障碍。

邦联、联邦与一国一制

　　邦联制为许多台湾政治家和学者所主张。邦联是多个主权国家的松散联合体。历史上最典型的个案是独立后十余年内的美国。邦联各成员国享有实质性的独立外交与国防权力，拥有不同的宪法或基本法，拥有各自独立的立法、行政、司法和军事全权。邦联没有司法终审权和最高立法机关，也没有统一的军队。台湾方面之所以热衷于邦联制，是因为它坚持了所谓两岸对等，促进民主的原则，照顾了台湾一向要求的尊严，也满足了两岸实现民族统一的共同心理。

　　然而，邦联制不可能被大陆所接受。根据此一安排，台湾成为一个国际法承认的独立国家。它固然维护了两岸和平，促进了双边交流，认同了民族统一，但在现行国际法框架内，几乎是背书了台湾的民族国家身份，使其得以名正言顺地进入联合国。这根本就是分裂中国，笔者坚决反对这一模式。

　　联邦制为一些身居海外的大陆学人所认同。联邦是由多个无主权地位的政治实体组成的国家。联邦成员拥有各自不同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也可拥有不与联邦宪法相抵触的基本法。联邦则有耸立于各成员立法权之上的共同宪法，拥有最高的立法、行政与司法机关，拥有司法终审权，也拥有独立的国防与外交权力。联邦成员不可以单方面退出国家。“一国两制”下的台湾，实际上享有的权力远大于一个联邦成员，因为邓小平允许台湾拥有自己的军队，享有司法终审权。

先要实现经济自由

　　联邦制的安排，一则不会被台湾真正接受，二则会产生溢出效应，使大陆本已存在的西藏和新疆问题变得更加棘手。在竞争性的民族国家体系当中，大陆的当务之急是在确保稳定的前提下，从整体上迅速提升国家的综合国力。在具有足够的中央财力以后，建立一个全国性社会福利保障体制，为进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打下牢固的物质基础。所以，大陆近期内不可能把中央权力过度让与地方，以免损害国家长治久安的大计。在这一问题上，胡鞍钢等学者的看法是正确的。笔者以为，以联邦制实现两岸统一，会妨碍中华民族的复兴，并极有可能导致国家混乱甚至解体，因此不应付诸实施。

　　“一国一制”为一些国民党人士所倡导。它主张在大陆快速推进民主化以后实现两岸统一。这一设想愿望是好的，但不太符合大陆实情。在自由和民主之间，自由具有更高的价值。民主只是诸多维护政治自由的形式之一。大陆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应该是司法的相对独立，实现对共产党权力的制衡，而不是多党制与普选。只要权力制衡原则得以真正确立，即使共产党一党执政，中国公民的政治自由也会得到实质性的提升。

　　再者，中国最迫切的问题仍然是经济自由而不是政治自由。在跨国公司富可敌国的年代，单靠公民个人而不借助国家来实施经济自由，并非是理想的选择。依靠强大的中央权威，以混合经济模式从整体上尽快实现财富增长，然后在适当时间以民主社会主义模式重行分配，从而普遍提升公民福利，促进公民经济自由，为促进政治自由奠定物质基础，这才是中国的正道。

　　在资本全球扩张的年代，没有财富的支撑，流于形式的选举政治并不能真正提高整体自由。打个比方，假若给予一个人逛超市的权利而不给他钞票，此人就没有什么实质上的自由。“一国一制”所能给予的，也就只是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