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达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捷足者先得。”刘邦和项羽双雄并起，叱咤风云，合力灭秦，夺得天下，又一分为二，豆萁相煎，势不两立，经过旷日持久的楚汉相争，最后以刘邦的胜利和项羽的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历来众说纷纭。范文澜先生说：“推究刘项胜败的原因，主要在于刘邦的拥护者是广大农民特别是旧秦国农民，项籍的拥护者只是些野心的领主残余分子。两人所依靠的力量不同，因之后果也不同。”项籍“代表领主残余势力，要把社会倒退到秦以前的旧时代去，阻挠历史前进的趋势，他只能成为一蹶不振的可怜虫”。（《中国通史简编》）至“文革”中，此说被利用于“批儒评法”，进一步上纲上线，说刘邦是法家，主张统一，是进步势力；项羽是儒家，主张复辟分裂，是反动势力。给他们二人贴上“阶级”和“路线”的标签，只不过一厢情愿，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刘邦和项羽的起义，是陈胜、吴广率领的农民起义的一部分，顺应了天下反秦之暴政的历史潮流，客观上都代表了农民的利益，难分彼此。而在主观上，两个人都怀着做皇帝的野心揭竿而起，不管谁做了皇帝，都想统治整个中国，亦无所谓孰优孰劣。当初见到秦始皇的出巡的威仪，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是也！”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

　　这便是他们最坦率的自白。至于刘胜项败的原因，刘邦本人在做了皇帝之后有一番很为得意的“经验总结”。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天下大定，高祖置酒雒阳南宫，向群臣发问：“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都武侯高起、信平侯王陵答道：“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但是刘邦却说：“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魏，不绝粮道，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长期以来，论者多数以刘邦的见解为基础，从刘项两人在谋略和用人方面的强烈反差来分析刘胜项败的必然性，与前引“阶级”和“路线”的分析相比，倒更令人信服一些。

　　然而，这个答案还不是问题的全部。项羽的失败，还有一个致命的直接原因，两千年来一直被史学家们忽略。前引高起、王陵所说“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这句话至关重要。对于刘邦的“慢而侮人”，人们印象很深刻，最典型的事例就是他蔑视知识分子，往儒冠里面撒尿。而对于项羽的“仁而爱人”，则完全不予注意。项羽这个人的确可以称得上杀人如麻的魔王。早年他攻襄城，由于久攻不下，一旦获胜，就对手无寸铁的百姓大加杀戮，“襄城无遗类皆坑之”。进军咸阳的时候，新安一战，又“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他“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后来城阳之战“北烧夷齐城郭宫屋，皆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其至北海多所残灭”，外黄一战竟然要将城中15岁以上的男子一律坑杀……他一生杀了多少人，恐怕数也数不清，不仅杀“敌人”，而且杀俘虏，杀百姓。然而，正是他的敌对阵营中的高起和王陵说他“仁而爱人”，这又怎么解释？高起、王陵是汉臣，在汉高祖刘邦面前，他们不可能违背事实，为项羽涂脂抹粉，而且刘邦也没有反驳，可见“项羽仁而爱人”已是当时人们普遍的看法。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为项羽破例地作《本纪》，将其功其过其得失都秉笔直书，当然难能可贵。但司马迁毕竟也是汉臣，他不可能有意美化项羽，把不存在的美德强加于其身。“项羽仁而爱人”之说，必有所本。“仁”是什么？孔子曰：“仁者爱人。”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曰：“为天下得人谓之仁。”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项羽生性残暴，少时“学书不成学剑”，未必读过多少圣贤书。但他毕竟出身于贵族世家，耳濡目染孔、孟倡导的“仁义礼智信”这一套道德规范，虽不一定信服，却难以摆脱其约束。也正是这一点，成为他的致命弱点，在楚汉相争之中几个关键时刻都表现出来。

　　公元206年，项羽摆下“鸿门宴”，欲杀刘邦。以当时的军事力量而言，项羽拥有40万大军，号称百万，而刘邦仅10万，号称20万，悬殊很大。刘邦战战兢兢，俯首称“臣”地来见项羽，根本不是对手。当时，项羽想杀掉刘邦，简直易如反掌！然而他并没有这样做，最大的障碍不在刘邦，也不在暗中帮助刘邦的项伯，而在项羽的内心世界。樊哙带剑拥盾闯帐时所说的那番话，正中他的要害：“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劳苦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不管刘邦、樊哙的实际行动如何，至少在理论上满口仁义道德，头头是道，理直气壮，咄咄逼人，项羽竟无言以对。“义帝”楚怀王是他和刘邦拥立的，“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是共同约定的；如果他杀了刘邦，就毁了约，把自己陷入“不仁不义”的被动地位。而实际上，“义帝”只是个傀儡，刘邦和各路将领都惧怕项羽，他即使背叛义帝，杀了刘邦，也无人敢说什么。但他自己的内心深处有一个“道德法庭”，阻止他那样做。于是，不顾范增的劝阻，项羽放虎归山了。这是项羽的一次重大失误。正如范增事后所说：“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事实证明，这次失误造成了项羽的终生遗憾。刘邦死里逃生，得以休养生息，等到羽翼丰满，项羽再想消灭他，就难了。

　　公元前203年，在鸿沟为界的广武战场，项羽为了要挟刘邦，曾经做了一个水平不高的手脚，把刘邦的父亲抓了来，隔岸绑在高俎上，对刘邦说：“今不急下，吾烹太公！”他满以为，刘邦为尽孝道，一定会向他让步。却不料刘邦完全不为所动，从容答道：“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尔翁，则幸分我一杯羹！”这一招又失算了。他本来是以道德为武器，想制服刘邦，不料反为刘邦所制。刘邦这个人，为了全局利益，对于局部的必要的牺牲毫不怜惜。即使他的父亲真的被项羽所烹，也决不妥协。“治大国若烹小鲜”，“烹”一个太公又算什么？！何况他深知项羽的弱点。项羽既然和他“约为兄弟”，若烹了太公，就会落下“不孝”、“不义”的罪名，所以他断定项羽决不敢烹！而刘邦自己呢？他从彭城逃跑的时候，为了减轻负担，让车子跑得更快一些，以摆脱楚军的追击，曾经几次把自己的儿女踢下车！他心里只有自己，哪里还顾得上道德！可是在必要的时候，他又捡起道德这面旗帜，为自己大造舆论。项羽杀了“义帝”，刘邦借此做足了文章，为“义帝”发丧，联合诸侯讨伐“不义”的项羽，又击中要害！

　　公元前2002年冬，项羽在垓下大败，元气丧尽。在虞美人自刎以后，他随着自己南征北战的爱马乌骓交给了乌江亭长，也拔剑自刎，结束了英雄的一生。对于项羽之死，历来评说甚多。项羽临终之前自己说：“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完全回避了自己的责任，可以说死得糊涂。“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把一切都归于“时运”、“天命”，迂腐得可以。当时乌江亭长对他说：“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臣独有船，汉军至，无以渡。”而项羽却拒绝了这最后救他于危难的一次机会，说：“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他宁可死也不愿意回去愧对江东父老，可以说又死得明白，死得壮烈。此前他还说过一番更为壮烈的话：“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民之父子为也。”把急于结束战争的愿望提高到了忧国忧民的高度。当初陈胜、吴广起义时，曾打着项羽的祖父楚将项燕和秦公子扶苏的旗号，项羽和刘邦后来又立楚怀王之孙为“义帝”，都是为了在全国树立一个道德和道义的形象，把造反夺权的行为披上“替天行道”的色彩，易于获取天下人心。而当“天下匈匈数岁”，项羽速胜的愿望不但不能实现，反而一败涂地时，他便决心以死平息这场战争，即所谓“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也者。此时此刻，左右他的思想行为的只有两个字：道德。项羽一生做了许多不道德的事，也许是因性格使然，也许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他最后却死得非常道德，为自己画了一个完美的人生句号。后世人们把他看做失败的英雄，崇敬而惋惜，大概都是因为这一点。而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导致了项羽的最终彻底失败。试想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兵败乌江的不是项羽，而是刘邦，他会死吗？决不会。既然乌江边上只有一条船，追兵必然拿他无可奈何。江东又有“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的“根据地”，为什么不去重整旗鼓、招兵买马、卷土重来呢？杜牧题乌江亭诗曰：“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辱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但项羽毕竟是项羽，而不是刘邦，在生死关头，他没有选择生路，而选择了死亡。他对江东父老有情，对虞美人有情，对战马也充满了深情。他对乌江亭长说：“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幕，我们看到的仿佛己不是杀人如麻的西楚霸王，而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一个完美的殉情殉道者。甚至在死之前，他看到来追杀他的正是“叛徒”吕马童，还深情地呼唤：“若非吾敌人乎？”“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拔剑自刎，成全“故人”拿他的头去向刘邦邀功请赏。

　　楚汉相争之中决定胜负的不是政治上谁是谁非，甚至也不完全取决于军事上谁强谁弱，谋略上谁巧谁拙，更有一个无形的道德力量在左右着他们，成为胜败的直接关键。刘邦知己知彼，游刃有余，自己不为道德所束缚，却又以此为武器一次次紧逼项羽，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项羽处处被动，而又总想在“道德”上无懈可击，一次次地坐失良机，最终四面楚歌，饮恨乌江。项羽的悲剧其实是道德的悲剧。他之所以两千多年来一直令人感叹虚欠欷、追思怀念，多半在于其道德力量和人格魅力。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李清照的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稿件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