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的第一个重要因素：战争中的效能。

战争中的效能对于西方文明的发展，对于西方的崛起，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很多人没有说出来过，包括某些西方学者也不愿意说。这大概就是老子所说的“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但西方负责任的历史学家还是告诉了我们，西方文明的中心因素，是它在战争中的效能。有本书叫《剑桥战争史》，我认为是本很好的书，是现代人写的。这是一本很通俗的书，不是很专业化的，只是全景的描述。但它参考了西方军事历史方面研究的最新成果。书中有这么一段话：

“这些发展（指军事方面的发展）的重大意义远远超过它的发源地。因为侵略——“武力掠夺”——在‘西方的崛起’中扮演了中心角色。在过去2500年中的绝大部分时期，不是更为丰富的资源，或更为崇高的道德价值观，也不是无可匹敌的军事天才，也不是直到19世纪才出现的发达的经济结构，不是这一切，而是陆海军的绝对军事优势，为西方的扩张奠定了基础。这种优势，意味着西方很少为成功的侵略付出过痛苦的代价。来自亚非国家的军队很少能成功的开进欧洲本土，但也有许多的例外——薛西斯、汉尼拔、阿提拉、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但他们只是获得了短暂的成功。没有一个敌人能从整体上摧毁他的对手。相反，西方军队在数量上居劣势，却能击败波斯人和迦太基的入侵并进而灭绝他们的国家，甚至伊斯兰的军队也从未成功地以西方方式在欧洲分割他们的势力范围。然而，另一方面，时光的流逝，军事力量的重新平衡关键性地促进了西方的扩张。

“到1800年为止，西方国家已控制了世界陆地表面35%的地区；到1914年，这个数字已增至85%——仅在1878年到1914年之间就获得了100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合2590万平方公里，即在36年里攫取了相当于近三个中国的土地）。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虽然其直接控制地区的面积急剧收缩，但西方军队仍能或多或少地直接插手它所选择的陆地或海洋地区，这一能力为保护其附属国家的经济利益和维持全球的势力均衡提供了帮助。这一能力曾在萨拉米斯战役（公元前480年）和拉茨菲尔德战役（公元955年）中保护了西方，也曾在特诺奇蒂特拉战役（公元1519-1521年）和普拉西战役（公元1757年）中扩张了西方的霸权。今天，或好或坏，它仍然在世界上维持着其支配地位，没有它，‘西方的崛起’是不可能的。”

这里讲得很明确，在西方崛起的因素中，军事强大占据了最中心的地位，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是次要的。所以我在《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论》中讲过，这个世界过得好的民族都是在战争中表现优秀的民族。在战争中打不好仗，就过不上好日子。有人讲，日本不是打了败仗吗？今天不也是过上好日子了吗？我认为，日本不是个例外。日本是非西方国家当中唯一学会了西方军事传统的精髓的国家，它在战争方面的表现是极其优异的。它是在第二次大战中战败了，但在此之前，它已经利用自己在战争中的胜利积累了大量的财富，特别是人力资源；在战败之后，它又把军战效能迅速的转化为商战效能。这是它今天能过好日子的根本原因。我们中国在朝鲜战争中似乎也学会了高军事效能，但我认为我们只是局部的、暂时的学会了，很快又丢了。从整个民族来说，并没有像日本那样，真正掌握西方军事传统的精髓，所以我们还过不上好日子。 商业是跟着军事走的。我们的主流思想家有很多错误的认识，认为西方的崛起主要是由于商业上的原因。比如哈耶克什么的，包括中国一些思想家们，认为商业主导一切。这种认识和宣传明显的带有意识形态的欺骗性。严肃的历史学家是不同意的。西方在其历史的大部分时期中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商业，至少不比中国强。西方崛起的根本原因就是军事的强大，所以我们要学这个。

当然现在人们都会说，有原子弹了，还能打仗吗？可能不能打了，但是，一些原则性的东西，精神文化的实质，我觉得没有变。这些原则和实质不仅仅适用于热战，还适用于很多其他方面。

那么西方在战争中为什么这么强大，它有哪些特点呢？

在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说明一下西方人眼里的西方和非西方概念究竟是什么。我们很多中国人不知道，西方中心观的那些人，他说的西方是哪一块，这一点必须明确。西方人所说的西方就是西欧。东欧是不算的，俄罗斯是不算的，那是东方。在我们看都是西方，看他们长得都一样。在我们看来薛西斯也是西方人。西方和东方是文化和种族的概念，不是地域的概念。举个例子，像埃及艳后，从种族上讲她是纯得不能再纯的希腊人，但她被西方人认为是东方人。东方人是什么样的呢？奢侈的、豪华的、腐朽的、堕落的、淫荡的。所以西方对东方是极其蔑视的，有没有道理呢？有。因为就像《剑桥战争史》中讲到的，西方人对东方人，特别是正统的西方人在与东方人的战争中都是轻易取胜的，损失极小。先不要说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在美洲，那简直是几百人打几万人。西方人对东方人的战争当中一般都是兵力不到二分之一，但都打了胜仗，而且损失极小。

西方人在战争中遭受的重大损失都是基本上都是他们自己内部战争造成的。顺便说一句，这说明窝里斗是东西方都有的，把它强加给中国人和东方人，是对中国人和东方人的污蔑。所有的民族都会窝里斗，我认为窝里斗的民族有两种：一种是最弱小的民族；一种是最强大的民族。最弱小的民族外边打不出去只能在窝里斗；最强的国家窝里斗是因为外边太好打了。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是窝里斗，美国南北战争也是窝里斗。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南北战争中军队死了62.5万人，相当于美国南北战争之后到越南战争，包括越南战争的大部分，美国参加的所有战争中死亡军人的总和。如果考虑到人口基数，这个死亡数字就更令人骇然了，那就要超过美国在全部外战中死亡人数的很多倍了。也就是说，美国从南北战争后在国外一直打到现在，还远远没窝里斗打得厉害。造成西方军队被大量杀伤的，基本是内讧。这和中国过去强大时是一样的。但现在的中国窝里斗就不是这种了。现在的中国是属于太弱了，打不出去的窝里斗了。所以窝里斗不能一概而论。

西方的军事传统有几点。第一是高度地依赖技术上的先进性，可以说就是武器决定论。这一点从古代就开始了，虽然古代的技术不象现代技术起到那么决定性的作用，但西方人在古代的战争当中非常注重应用技术。毛主席讲了武器在战争中是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一类的观点，但我们要明白，这是毛主席在没办法的情况讲的，要鼓舞士气。实际上他知道武器的作用很强大，别把毛主席看得太糊涂了，要不他怎么知道造原子弹的重要性。毛主席也说了原子弹不重要的话，但他知道花这么多钱造原子弹。为什么毛主席不仅仅用革命化就去打败原子弹呢。当然，到了文革又变形了。什么你打你的机械化，我打我们的革命化，用我的革命化打败你的机械化。革命化怎么打得过机械化？在一般的情况下革命化是打不过机械化的，会在现实中被打个粉碎。革命化打不败机械化，最好的例子是义和团。义和团不可谓不勇敢，不可谓不怕死，但几万人打不下几百人的守军。差距之大，现实地摆在面前。

但单靠技术确实是不足以战胜敌人的，这在古代尤其如此。西方军事传统的第二点是高度的组织纪律性。这一点和崇洋媚洋但不懂洋的那些人的认识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所说的西方人的特点就是自由、个性。但至少在军事战争中，西方人提倡的是纪律，提倡的是完全抹杀个性。比如说，西方和中国基本上同时发明了最早的步兵操练，是在公元前五世纪（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发明了步兵操练的文明。中国在早期战争中的表现和西方惊人的相似，这也是中国人当时很强大的一个原因，但后来这个传统被中断了，比如到了大清，日本人眼里的清兵是很散漫的一支军队，打不了仗的）。步兵操练传统在西方一直贯穿到现在的：比如说西点军校，到现在吃顿饭还要击鼓列队，纪律性很强。

那步兵操练为了什么？就是要强调纪律性，抹杀个性。吃顿饭都要排队打着鼓点进去，形成了一种习惯，到了战场上，鼓一敲，就列队往前走，就没人想别的，步调就很一致。这是西方军队非常强大的一个传统。

我们知道古希腊就有方阵，马其顿有马其顿的方阵，罗马有罗马的方阵，这些重装步兵的方阵在希腊、罗马的战争中起了最核心的作用（在西方的战争中，骑兵作用很小。骑兵讲个性，讲个人的武艺，讲谋略，讲运动。但是骑兵在战争中的作用跟重装步兵方阵没法比）。马其顿的方阵比较有代表性，我现在就讲讲它。它的矛有二十英尺，也就是6米多长（这样长的矛必须双手持，故此，马其顿的盾牌很小，是挂在脖子上的）。用这么长的矛你能选择对像去刺吗？不行，没有这种选择的可能性（古希腊的矛短一些，8-9英尺长，可一手持盾，一手持矛，但也没有这种选择的可能性），只能往前走，士兵所能发挥的个性很少。马其顿的矛后端也有锋刃，防你从后边上来。整个方阵像一只刺猬。当遇到组织的不那么好的军队，也包括骑兵时，它不是一个个人，而是挤在一块的人肉机器。其实这个人肉机器也说不上什么勇敢，因为没有活动的余地，你保持自己生存最重要的方式是站直了，别趴下。里面的人不能跑，跑就首先死。后来的考古证明，那时的战殁者大都不是被砍死，而是被践踏致死。也就是说，谁要想干点别的，与这台人肉机器不一致，就会被大队踩死。这就是当时的战争，这个细节是很重要的。罗马是三个队列，最后一个队列还是矛，前面是投枪，但总体上差不多。

这里我想再讲一下当时军队里的阶级问题。这些重装步兵的主要构成阶级的成分是什么？都是自耕农，即中产阶级。他们是军队的主体。骑兵是上层阶级，最穷的是散兵，不排队的。为什么呢，在古时候，装备都是士兵自备的，骑兵没有钱你是备不起的。最穷的那些人又备不起重装步兵的铠甲，所以重装步兵是由中产阶级组成的，而且这种作战方式很符合他们的性格——保守，守纪律。从另一方面看他们又是民主的，这帮自耕农以投票的方式决定是否一起去打仗。

在过去西方的美术作品中，强调骑兵的很多，《剑桥战争史》分析了为什么。它说艺术作品往往是富人弄的，夸大了自身阶级在战争中的作用。在西方，实际上骑兵没有那么大的作用。起作用的是重装步兵，即中产阶级。这里我们应该厘清中产阶级的概念，中产阶级就是指在一个社会中，拥有中等收入的人。中国主流认知在这里把这个概念搞错了，按他们的说法，我们这些人还没够得上中产阶级，但我们想想，在坐的很多人一个月的收入相当于中国一个还算不错的农民的全年收入。搞清这个概念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中产阶级保证了民主制的延续。

自耕农兵士不依赖政府或将领提供的福利。打完仗就回家种地。罗马有一个在非洲作战的叫马库斯的将军，一边打着仗就向元老院写信，请求放假回家照顾自己的庄稼。马基亚维里就分析说他肯定不是很有钱的人，不像恺撒，能从战争中得到巨大的利益。但后来从马略开始招收大量的贫雇农入伍，这就出问题了，他们需要依赖于贵族豪门，依赖于将领，所以成了将领手里推翻民主制的工具，这在后面还会细讲。

据西方的军事史家说，公元前的中国在军事方面和西方有惊人的相似。关于中国方面的研究细节，我不是很清楚，不知道中国战国时期是怎样作战的。但从兵马俑可以看出当时的阵势，与西方是很相象的。但西方的传统贯穿下来了，而中国中断了。我想有一个原因，秦朝以后中国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内战是没有了，是大一统了。而后只有游牧民族的侵略，历史环境和西方有了很大的不同。

依赖技术和纪律，是西方军事传统中最重要的两点。战术、谋略西方是不重视的，如古希腊的相当于孙子的军事家色诺芬就认为，“战术仅是军队指挥中一个极小的部分”。西方军事传统讲求的是实力的对撞。从整个战争史看，短期内，战术、谋略是有效的，从长期看就不行了。如汉尼拔对罗马的战争，在坎尼之战中，汉尼拔使用谋略屠戮了人数和组织都占优势的罗马军队，一个下午杀了5万罗马士兵，平均每一分钟杀100人以上。然而，在长期的战争中，汉尼拔还是被打败了，他的祖国迦太基也被灭绝。

如果不想法在真正的实力上强大起来，单纯强调谋略就会变成取败之道。像我们这样，老是强调谋略是不行的。我对于田忌赛马这种故事有些看法。田忌赛马，不光说是违反了比赛规则，其实，就算允许你随意出上中下马，齐王只要随机出马，根据故事里双方马的强弱，田忌赢的概率只有六分之一，多赛几场，田忌是输定了的。战争，往往就是要打许多场战役。已经开战了，敌我双方的实力对比已经就是这样了，当然要强调谋略，如田忌的马已经是这样了，赢一场是一场吧。但就长期而言，则一定要使自己的马的速度真正超过齐王。我们过于强调谋略，这不是取胜的正道，正道是拼实力，实力强才能立于长胜不败之地，谋略只能取一时之巧，这一点我们应该像西方学习。

西方的第三个传统可能使很多崇洋媚洋的中国文化精英听了以后大不高兴，但这是西方人自己说的：讲究彻底的毁灭对方，简单说，也就是极为凶残地杀人。这也是西方军事传统的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剑桥战争史》为此做了关于地理条件的解释，我不知道对不对，里面说，很多民族自然条件很好，土地很肥沃，人口不多，这些民族的作战的主要目的是虏获人口，作者说中国也是这样的，但西方人就没这个地理条件。在印度的英国军官说，印度打七年仗也不一定死七个人，但西方不一样，它是要彻底的摧毁敌人。罗马灭亡迦太基后，不但把迦太基的城墙给夷平了，而且把迦太基的土地都洒上盐，让它永远种不上庄稼，永世不得翻身。当西方人和印地安人作战的时候，印地安人也是弄不明白，西方的军队怎么会见人就杀，印地安人以为最多打输了给你当奴隶，西方人却对他们进行了灭绝性的杀戳。

似乎中国在战争中俘获人口的概念是比较强的。据说有日本人总结过，有三种帝国主义：一个是盎格鲁·萨克逊人的帝国主义，这种帝国主义到了一个地方就是男女全杀光，自己去殖民；还有一种西班牙式的，是把男人全杀光，女人留下为妾；第三种也就是中国历史上所表现的方式，让被征服的民族归化。那个日本人认为这是最人道的。但中国的这种仁义的做法没有得到好报，劣币驱逐良币了。你人道了，可你最后没强起来，人家也不承认你是优秀文化，甚至不承认你是人道、仁义，你的人道、仁义被认为是搞阴谋，最后发现你也没搞什么阴谋，那你就是愚蠢（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印度人和世界其他人，就是这样看待中国的撤军的）。最后连自己都觉得自己是最缺德的“吃人者”了，而杀人成性的的西方文明却被我们中国人自己认为比我们更“尊重生命”。冤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