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３月２６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报道了一件鲜为人知的往事：早在３０年代，日本侵略者在我国黑龙江东宁等地修筑了许多军事要塞，其规模之大、设施之完备令人吃惊。为此，他们动用了大量的中国劳工，其中大多数人都死在那里。该节目的标题为《深山里的罪恶》，真是恰如其分。东宁位于绥芬河一带，与俄罗斯隔河相望，这些工事显然是针对当年的苏联政权的。令人奇怪的是，日军花了那么大力气来修筑这些工事，为什么到后来又弃之不用了呢？

这显然与日苏两国的妥协有关。

日苏之间的妥协是在１９４１年４月实现的。在此之前，即１９４０年年底，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炉边闲话”（亦称“炉边讲话”）中，把日本与德国、意大利两个法西斯国家相提并论，并宣布要进一步对我国实行军事援助。随后，美国国务卿赫尔也表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摧毁文明世界的第一步，美国不能坐视不救。

美国政府的态度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士气，也使国际形势更加明朗。１９４１年１月２日，《大公报》以《炉边爆弹破春晓》为题发表杜评说，德国和日本在欧亚两洲的穷兵黩武，使“ 一九四一年将为决定世界大局的命运之一年”。在这种形势下，除了“英国的战斗力量及中国的继续抗战，自然是直接的决定因素”外，还有两个足以左右局势的重要力量，那就是美国对民主国家的援助以及苏联和平政策的坚持。社评说：从罗斯福总统所表示的“对于暴力之不能妥协，一若我们不能与夷烧弹讲理”的观点来看，美国已经“走近参战之路”；因此苏联是否信守承诺，继续坚持其反法西斯立场，就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１月２１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议会发表演说，谈到要消除日苏之间的误会，重新调整两国关系。二月中旬，松冈在日本众院重申这个问题，并说两国关系“最近颇多改善”。日方对苏暗送秋波，自然引起中国政府的注意。２月２３日是苏联建军节，苏联驻华武官在重庆举行执行会。按惯例蒋介石是不参加这类活动的，这一次他却破例去苏联大使馆表示祝贺。

３月８日，《大公报》援引来自伦敦的消息说，《泰晤士报》认为日苏两国可能要签署互不侵犯条约，于是人们纷纷猜测松冈将访问苏联；但日本政府发言人在面对记者的询问时，却对两国即将开始的密月守口如瓶。两天后，路透社又报道说，松冈即将取道西伯利亚赴德国、意大利访问，而他此行的真正目的，则是为了签订日苏条约。

３月１２日，松冈开始赴欧洲访问。临行前他声称此行任务重大，返回途中将访问莫斯科，可见英国新闻界的消息并非空穴来风。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前后，美国参议院正式通过了军火租借法案，罗斯福也再次表示援华计划正在进行之中。

对于日苏关系的这种变化，中国官方和民间都极为关注。３月１８日，国民党宣传部长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松冈洋右已由日经苏联赴德，其任务不明，外间有无数揣测。”３月２２日，《大公报》也发表《松冈骗不了苏联》的社评，指出松冈此行的第一目的，即第一阴谋，就是“想在莫斯科挂一钩”。至于如何挂钩，“大概不外下述三点：（一）藉口南进，请苏联予以谅解及保障。（二）利用中国党派问题，劝诱苏联停止援华。（三）籍调停英德战争的姿态，使苏联感觉孤立，因而就范。”文章认为，这些浅薄的理由是骗不了苏联政治家的：第一，“苏联是中国的友邦，对中国同情最深，对日本认识最透，自然不会为松冈的如簧之舌所惑，而谅解其灭华。”第二，党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人有把握予以解决，所以这个问题不会改变苏联的对外政策。第三，关于调整战争，英国首先不会相信其诚意；要让苏联因为“感觉孤立”而就范，也没那么容易。另外，《大公报》还在３月２４日的短评中说，松冈路经西伯利亚时，苏联在那里举行了军事演习．这也表明松冈到莫斯科不会有什么收获。

然而，就如同罗斯福所谓“不能与夷烧弹讲理”一样，《大公报》的这些言论虽然用心良苦，但对于一个以暴易暴的政权来说，却完全是对牛弹琴。松冈是在３月２３日抵达莫斯科的，第二天他就破例受到斯大林的接见，可见斯大林对他的到来是多么重视。对于这种情况，也许局外人看得更为清楚。4月2日，《大公报》转载《泰晤士报》的评论说：日苏双方可能要签订一个商务条约，以便为缔结一个更广泛的政治协定――互不侵犯条约作准备；这样一来，日本就可以从３０万关东军中抽出大部分来用于南进，“并将压迫苏联，停止对华的援助。”第二天，该报又报道说，日本已宣布，它与苏联举行的经济谈判即将结束，可见《泰晤士报》的分析是有根据的。

４月４日，松冈在柏林踌躇满志地对新闻界说，这次出访比他“离国前所预期之成果，有‘ 加倍之收获’”，并声称现在的形势就如同“夜幕初启，东方发白”一样。４月７日，松冈访问德、意之后返回莫斯科。为分析松冈是否负有特殊使命，舆论界纷纷猜测他在莫斯科的逗留时间。有的说三天，有的说四天，也有的说“松冈因有极重要之公务，已决定提前返国。”最后，还是松冈自己揭开了谜底：“本人原计划于十日离此，但如展缓离此可有裨益，拟稍缓返国。”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双方的司马昭之心，已经是路人皆知了，然而《大公报》还是在４月９日社评中说：松冈此行的目的，是企图争取苏联在远东地区保持中立。根据常识判断，苏联是不可能否满足其欲望的。第一，如果苏联满足松冈的要求，就会使日本暂无北顾之忧，将力量用到对付中国和英美的战略上来，这不仅对德、意、日有利，也对苏联构成了更大威胁。何况三国同盟就是反共联盟，苏联绝不会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第二，中苏两国是唇齿相依的友好邻邦，“凡足以减弱中国抵抗力量或便利日本对华进攻的日本任何要求。苏联一定不会允诺。”基于以上判断，该报认为“聪明老练”的苏联当局，只有“发挥巧妙的手腕，使松冈到底猜不透”自己的真正意图，才能在外交上取得成功。

这显然是书生之见，因为在斯大林的外交辞典里，是找不到“友好邻邦”等词汇的。相比之下，倒是林语堂的分析较为透辟。他说：松冈此行的目标，虽然是想“借德方之力，谋解决苏联问题”，但由于苏联玩的是“放狗相咬”的手段，所以主动权仍然是握在斯大林手里。他强调，苏联的外并政策是先诱导德国进攻英国，再唆使日本占领中国并攻打美国，以便自己从中渔利。（林语堂：《美国通信》，《大公报》４月１４日）

在莫斯科，松冈与莫洛托夫进行了两天的谈判后，突然宣布要去列宁格勒访问。据说，松冈曾经在那里担任过外交官，这一次不过是旧地重游。但实际上很可能是等待苏联当局的最后决策。４月１０日，也就是松同在列宁格勒访问的时候，有消息说他的行程将延长到本月１３日。第二天，松而返回莫斯科后与莫洛托夫继续举行会谈。当天日本首相近卫还对新闻界发表谈话，但没有透露日苏会谈的具体内容。４月１２日，松冈和莫洛托夫在第四轮会谈后拜会了斯大林。这说明双方已取得满意的结果。

松冈的行动自然引起外交界的关注。４月１２日，我国驻法大使顾维钧“急欲了解松冈二次访问莫斯科有何用意”，会见了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顾在回忆录中写道：“鲍格莫洛夫说，此次会涉及到的只是对苏联和日本有关的问题，属于商业或者经济方面，诸如贸易和渔业等。他认为不会缔结政治协议，同时第三方的利益也不会受到影响。他向我担保苏联和中国的关系依然极其良好。他解释说，两国的边界线很长，彼此间的关系极端重要。苏联政府希望看到中国依然是以民治为基础的独立的民主国家。日本外相在苏联逗留时间之所以延长，是因为他想多参观一些地方。松冈刚刚访问了他青年时代曾居住过一段时间的列宁格勒。如果正在进行政治会谈，松冈似乎是不会离开莫斯科去作这次旅行的。”（《顾维钧回忆录》第四卷第七章第十节、第十一节）

鲍格莫洛夫话音未落，《苏日中立条约》签字仪式于４月１３日在莫斯科举行。４月１５日，《大公报》披露《苏日中立条约》内容。该条约共四个条款，其第二条规定：“倘缔约国之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第三国敌对行动之对象时，则缔约国之他方，在冲突期间，即应始终遵守中立。”这显然是对日本侵略的默许和纵容。与此同时，该报还刊登了两国《共同宣言》的全文：“遵照苏日于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是缔结之中立条约的精神，苏日双方政府为保证两国和平与友好邦交起见，兹特着重宣言：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于是，在这场狼狈为奸的交易中，蒙古和东北竟成了相互馈赠的供品。难怪斯大体夸松冈是他所见过的 “最直率的人”，松冈也信誓旦旦表示要信守协定。所以林语堂在另一封《美国通信》中极为悲愤地说：《苏日多约》“用意深长，盖本苏联自己不打劝人相打之八字金言，虽称之为含恶意之‘友谊条约’亦无不可。”（《大公报》１９４１年５月９日）

《苏日中立文约》和《共同宣言》使中国朝野极为震动。外交部长王宠惠发表声明说：“查东北四省及外蒙……为中华民国之领土，……中国政府与人民对于第三国间所为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之任何约定，决不能承认……苏日两国公布之共同宣言，对于中国绝对无效。 ”《大公报》也发表了题为《苏日中立条约》的社评，指出其三大危害：第一，苏联所谓中立，有利于日本侵略中国并向英美开战，这与苏联过去的立场是背道而驰的。第二，这个条约既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也破坏了１９２４年签署的“中苏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中国拒绝了日本倡导的防共同盟，这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主要原因。第三，苏联无视中国主权，公然承认伪满漩国的存在，也是对１９３７年《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背叛。在论及苏日妥协的影响时，该社评认为苏联背信弃义地与日本签订所谓中立条约，既“便利了暴日之侵华 ”，又“便利了暴日的南进”。这就要求国人必须肩负起抗战到底的职责，也要求英美等友好国家“要积极布防，准备截击太平洋上的海盗！”

４月１６日，《大公报》又刊登《松冈离莫斯科光景》的通讯，说斯大林为了取媚于日本，一反深居简出的习惯，专门到车站为松冈送行。斯大林在车站见到松冈后，不仅亲切握手，拍肩谈笑，合影留念，还依依不舍地登上列车又谈了十来分钟，国际列车因此未能正点发出。这种“向所未有之事”，至今读来令人作呕。

相比之下，美国方面的立场和表现却让人难忘。４月１４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在接近记者时说，美国政府的政策不但不会改变，还将密切注视远东局势的发展，并继续援助中国。第二天，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偕宋子文暨美财长摩根韬晋谒罗斯福，会商军火徂借问题”（《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一七一八页），罗斯福当即表示，中国所需要的军火，已依照前不久的军火租借法案予以考虑。此外，他已批准将美国现有的若干军火转让中国，并命令制造商赶造新军火供中国使用。为此，《大公报》于４月７日发表了题为《美国精神》的社评。认为在这机诈相尚、信义凋零、狂涛泛滥、精神堕落的时代，美国始终坚守信约，随时发出正义的吼声，对于浴血抗战的中国人民是最有力的支持。

４月底，有消息说松冈即将访问美国，美国务卿赫尔表示不知此事；有关人士说松冈即便要来，也是最不受欢迎的人。５月初，松冈又厚颜无耻地发出信息，表示愿邀请罗斯福访日。但是赫尔表示，美国并没有收到日方约请，即使收到，也将予以拒绝。５月２３日，赫尔约见胡适时指出：“日美交涉没有达成任何一项协议；同时更保证‘关于美日和平的任何问题，在没有事先充分和中国方面商讨以前，不会作结论性的交涉。’后来，美国一直恪守这个诺言，而到了最后，中国的意见乃产生了使美国坚持不对日妥协的效果。”（《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一七一九至一七二０页）

《苏日中立条约》和《共同宣言》发表后，中国知识界反应十分强烈。尤其是曾经把苏联视为“最好友邦”的救国会“七君子”们，更觉得“这个协定实在对中国是一个‘打击’，大家认为有公开表示的必要。”于是他们推举王造时“拟了一个致斯大林元帅的公开信，表示该项协定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是很大的遗憾。”（王造时遗稿：《关于致斯大体大元帅的信》，见《王造时：我的当场答复》，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这封信经张申府修改后，由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李公朴、沙千里、张申府、刘清扬、胡子婴和王造时共同签名，分别递交苏联驻华大使馆和国民党宣传部长王世杰。尽管该信的措词较为温和，但还是有人从中作梗，竭力阻止其面世。

据王造时回忆，当时张友渔也在场。张既是中共地下党员，又是救国会的核心成员，但不知为什么他在《张友渔回忆录》没有谈及此事。查《王世杰日记》，王也只是在４月９日记了一笔：“沈钧儒王造时张申府史良等九人素以亲苏著名。今日致一函于苏联大使潘又新，询问日苏协定之意义，意存质问。”至于公开信如何处理，从日记中看不出来。值得一提的是，王造时起草那封信本来是出于爱国热情，却被扣上了“反苏反共”的帽子。如果说当年的那些谣言，诸如王造时拿了国民党的钱之类，在事实面前还可以不攻自破的话；那么到五六十年代以后，这顶帽子便象达摩在利斯剑似的，成了王造时悲剧命运的一大祸根。

《王世杰日记》中还有些关于日苏条约的内幕。譬如４月１３日晚１０时许，王世粟得知日苏双方签署条约的消息后，“当即以电话报告蒋（介石）先生，并对通讯社及检查局有所指示。”第二天，他在“中央常会席上，报日苏签约之消息。会中讨论三小时。多数意见仍主我方应避免以刺激性之言论刺激苏联，惟对满蒙事不能不从法理上作一声明。”４月１５日，他又召开有关方面和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要求“各方言论务极慎重，以免造成反苏之印象。到会者颇有不以为然者，但予坚嘱必须如此。”在当天的日记中，他还写下这样一段文字：据中国驻苏联大使邵力子报告，日本代表团离开莫斯科时，斯大林“亲往车站送松冈行，并与之行苏联‘亲颊’礼。另据日方同盟社电，松冈在苏联政府公署签约后，曾题字纪念，所题者为‘言而有信’四字。”这些细节对于上述新闻也是很好的印证。

从《王世杰日记》中，还可以看出各方面对苏日条约的反应，以及该条约所起的作用。4月2 O日，蒋介石曾“约中央常委商谈对苏日协定之态度”。于右任认为，如今日军已无北顾之忧，势必要抽调东北驻军加强对我进攻；冯玉祥则主张应“再派大员赴苏”，以便弄清底细。然而蒋介石却笑着说，不论派什么人，恐怕也“见不着苏联政府当局！”第二天，从日本方面传来消息说：“苏联已开始将西伯利亚驻兵西撤，以示信赖日苏协定之意。”与此同时，日军对我国襄樊地区、东南沿海以及中条山一带发动大规模进攻。王在４月２３的日记中写道：“敌军连日以教师级之众闪击浙闽海岸，宁波台州温州相继被敌占领后，福州亦沦陷。敌人用意或系作南进之准备。……延安共产党发表关于日苏协定之意见，谓苏联将继续援华但以苏之接济不致用于攻击共产党为条件。又谓日苏关于蒙古及伪满之共同声明者为当然之举，利于苏亦于中国有利。”到了５月１２日，王又在日记中说:“敌军自本月七日起，大举进中条山一带，兵力甚厚（约四五师团），且已发现满洲驻军之符号。似乎敌军有大举西犯之意。”从此，中国人民的抗战进入了最艰苦最困难的时代。

最后，有两点并非题外的话需要交待：第一，我在学生时代，曾经从教科书中得知，在苏联的无私援助下，中国抗日战争才取得最后胜利。如今翻检史料，才明白一些事实真象。这是我撰写此文的主要原因。第二，任何国家的外交政策都是以本国利益为前提的，美国也不例外。然而，美苏两国之所以在对日问题上迥然异趣，恐怕主要是两国的体制、即民主与极权专制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