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外批判中国或中共，是一个最容易的行当。你用不著象在国内那样小心谨慎地 打擦边球，你可以开足了马力放炮，骂个痛快。而且更重要的是，人们很难说你讲的不对。不久前我和国内球迷有一次网上对话。预告早早就发出去了。球迷们的民族主义情绪很强，我因为借韩国队在世界杯上的争议把民族主义大骂了一通，球迷 们耿耿于怀，事先放话让我戴著钢盔来，等著他们的“板儿砖”。我则明知故犯， 在辩论时把骂的调门提得更高。没想到，这么一骂，他们竟哑了。我知道他们心里不舒服、不服气，但实在是没法还嘴。因为我骂的是中国。几乎怎么骂怎么对。证据凿凿，对手当然没有办法。

然而，事后想想，自己的表现并不高明。因为人家虽然辩不过你，却不会因此对你 更尊重。因为你讲的话，他们并不是不知道。你不骂，他们自己也会在那里骂。而他们真不懂、或没有想到的东西，你又没有说。这其实不是笔者这一次对话的问题， 而是许多海外的中国批判者们的共同问题。可以说，九十年代以来，批判中国的人 和中国的老百姓越来越离心离德。有人说这是极端的民族主义所致，我看这不免有些自欺欺人。

问题在哪里？我们批判中国时，拿著的是美国的尺子。这种批判，在七、八十年代 是一场及时雨。因为当时国人对外面了解不多，美国的尺子正好帮助中国人了解自由民主的基本价值。如今不同了。中国人民智提高，对外面了解得也多了。一次给国内一家媒体撰稿，稿子刚寄出去，编辑就回信说：“最近一期Newsweek上就这一 问题有些新材料，您能否参考一下？”拿来一看，果然自己漏掉了重要的信息。看来，美国这把尺子，其实大家手里都有。拿美国的尺子批判中国，并不一定能够让你成为先知先觉。

更重要的是，美国的尺子刻度太大，有些精密细小的地方量不出所以然来。比如美国的主流媒体有时提起中国，张口闭口“共产党”、“专制独裁”，等等，似乎中国或中共一无是处，和北朝鲜一样。我们中国人里的秀才们也跟著帮腔，不管中国出了什么事情，我们是一个诊断，一个处方：中国没有民主，出路是民主政治！

这话当然不能说不对。但中国的老百姓却越听越烦。布什在清华讲演后，一位学生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坦率地说：“自由民主，这个我早就懂。问题是，在我们现 在的环境和条件下应该怎么办？这他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要共产党下台？结束一党专制？这纯属废话！不管是在民主社会还是专制社会，当权者都是被逼著下台。克林顿若真能再当一届，他肯定当仁不让，哪怕黑一把也再 所不惜。让共产党自己想通了、自动放弃权力，是不是对人家要求太高呢？而更重要的问题是，在民主还没有成为现实之前，老百姓有没有可能改善自己的生活呢？

这就是中国的批判者们与国内老百姓越走越远的原因。我们在海外对中国品头论足： 这个不民主，那个专制，当然还有腐败等等，在这些黑暗的笼罩之下，任何进步都不足挂齿，都是共产党的小恩小惠，或者说是共产党借发展经济向全民行贿，中国人贪小便宜，给点好处就闭嘴，等等，等等。然而，共产党知道向老百姓行贿，难道不是比不向老百姓行贿的时代进步吗？一位台湾同学曾这样向笔者开玩笑说：台 湾的民主进程，起点就是国民党向老百姓买选票。后来要买的选票越来越多，买不起了，于是就民主了。

那些批判中国的人，自己大多也知道：在他们有生之年，是看不到中国的民主的。 但中国的老百姓还得过自己的日子，提高自己的生活。中国在专制制度下的每一个进步，在海外的批判家眼里都不值一提，但对于中国的老百姓而言，却是一生中数得著的大事。这样的分歧，其实就是大家感情不投机、渐行渐远的原因。

讲到这里，忍不住要批评一下胡平。胡平是在国内就认识的老友了。在某种意义上 说，笔者如许多80年代初的北大学生一样，是在他的启蒙下长大的。本人一生唯一 一次行使选举权，就是投他的票。不久前笔者撰文论曹长青，说他在国内时不是个人物，有网友马上出来说，胡平毕业时，曹已经当了主编了，意思是曹的地位应比胡高。但以笔者看来，胡平中国49年后第一位靠民选上来的人，按民主的规矩，他 的地位是最高的。可是不久前读他一篇文章，发现他竟在号召大家不要谈什么村民选举了。理由是我们已经玩这种小儿科的游戏二十年，还没有玩成。别再自欺欺人 了。

胡平手里拿著的，无疑是美国的尺子。用美国这把民主的大尺子一量，中国的村民选举确实如同朝三暮四地糊弄猴子，实在不值得挂齿。可以对那些一辈子也不可能看到总统直选的中国农民，这件事情是不是对他们的生活毫无意义呢？国内一位朋 友曾经告诉我，一个村子的民选村长竟有五上五下的经历。他靠代表村民利益而上 台，一上台就拒绝缴税，结果被上面撤掉。但换上来的人管不住这个村子，又得让他再选上台。如此已经打了五个回合。你可以说，民选的村长可以被上面撤掉，这 就是专制。但是从中国的老百姓的立场看，原来闹饥荒时连逃荒的权利也没有、只能在自己村里等著饿死农民，竟能借选举和政府打五个回合，这难道还不是进步？ 这种事情国内的老百姓关心，媒体也报导，我们则对之斥之以鼻。于是靠真正的民主选举上台的胡平，竟开始反对选举了。

可见，美国的尺子有时实在是太大而无当了。一次看电视，美国一位政治家谈起中国，大骂共产国家如何如何，并举出北朝鲜、古巴的例子，说这些都是一样的邪恶 国家，没有本质区别。我马上跟一位美国同学讲：“你们美国人真是站著说话不腰 疼。北朝鲜和中国怎么一样呢？我读完博士在美国找不到教职，我可以高兴地回中国，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生涯；但要回北朝鲜那样的国家，我说不定得自杀。这难道 还不是本质的不同吗？”改革二十多年，中国从一个北朝鲜式的国家，变成了现在 这样。这难道不是有意义的进步？也许，我们用民主与专制这样的大尺子衡量，这 不算什么有意义的变化。但对于真正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来说，却是生死存亡的大 事。

不过，笔者还是依然主张用美国的尺子来衡量中国，这依然还有意义。但条件是， 美国这把大尺子，还有些更精密细致的刻度，我们在外面的人，应利用自己的优 势， 把这些刻度好好看清楚，记录下来，告诉国人。可惜的是，大部分中国的批评家， 对这些刻度都不会读。记得两年前，美国媒体报导笔者原来的一位自由派同事，在 国内受了迫害。我正担心他的生计与安全，不想竟在美国的大街上碰上他！人家在 顶尖大学当访问学者，据说讲演从来不离中国的民主毫无进步之类的主题。我一边听他给我讲如何每天早晨让小保姆开车送孩子上幼儿园的北京生活，一边向他解释为什么对我这个买不起车的人，在美国骑车要比国内危险。临别时，我向他建议： 你英文这么好，应该旁听一些政治系、法学院的课。不想他竟说，“那些课都讲的是一些美国政治的细节，没什么用。”我听了只有目瞪口呆了。一个自由主义的代 言人，并且是以西学见长，但他对这个世界最大的自由社会的兴趣，竟是到此为止？！ 民主社会的运转，不仅是几条意识形态的口号，而是有大量的细节技术需要掌握。 这是国内的人还不太明白的，也是我们在海外的人应该学习，并且传达回去的。

笔者的建议：大家不如先放一放那些简单化的批评、声讨，去申请攻读博士学位， 配上个优质的老花镜，把美国这把尺子上的那些精密的刻度，看得细致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