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仁祥：还庐山会议真面貌 　　关于庐山会议实际上包括三个会议，即：1959年7月2日至31日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1至2日上午政治局常委会议；8月2日下午至16日八届八中全会。现已统称为庐山会议，其实内容完全不同，扩大会是反浮夸风和“共产风”即“两风”的，其中夹了一些对彭德怀的信的争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全会是专门解决彭德怀的问题。首先摘引一些有关材料。 　　1、 刘少奇关于庐山会议对彭的问题后来解释说：“这里要附带说明一个问题。彭德怀同志在1959年庐山会议中间，写过一封信给毛主席。我们在庐山会议上进行了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书面报告中说到，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展开这场斗争是不是只是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仅仅从彭德怀同志的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问题不是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写错了。问题不在这里。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在反对高、饶集团的时候，没有把他提出来。他是高、饶集团的余孽，(毛泽东、周恩来插话：是主要成员)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所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说：到底高、饶联盟呢，还是高、彭联盟呢？恐怕应当是彭、高联盟 (毛泽东插话：彭和高，实际上的领袖是彭) 。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彭德怀同志除了在庐山写了那封信以外，还有很多其它的背后活动。他在党中央进行派别活动，他阴谋篡党。所以，在庐山会议进行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确的。我们把隐藏在党内几十年的隐患揭发出来，把它清除，从长远讲，对于我们党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彭德怀同志那封信上所指责的一些事情，是党中央早就讲过的，而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以前，却一直不讲。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他都是参加的他都不讲。甚至庐山会议的初期，他也不讲。到庐山会议中间，他才把那封信拿出来，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讨论如何继续郑州会议的工作。进一步纠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在彭德怀同志看来，如果那个时候再不讲，以后就没有机会讲了。所以他急急忙忙地把那封信拿出来，企图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向党进攻，以便达到他个人和他的小集团的篡党的目的。 彭德怀同志想篡党，这就是庐山会议要展开那场斗争的根本原因。必须在这里把这一点说清楚，目的是把有些同志和彭德怀同志区别开来。有些同志也讲过一些同彭德怀讲过差不多的话，例如什么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呀，什么食堂不好、供给制不好呀，人民公社办早了呀，等等。但是这些同志和彭德怀不一样，他们可以讲这些话，因为他们没有组织反党集团，没有要篡党(毛泽东插话：没有国际背景)。彭德怀同志带领我国军事代表团在国外走了几个月，回来以后就急急忙忙写了那封信，是有阴谋的。当然，不了解情况的同志，是看不清楚的。在庐山会议的时候，有些同志也看不清楚，那不能怪他们。 ” [刘少奇1962年1月27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国内形势问题”一节中第二个问题。选自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共和国风云五十年》一书 ]。 　　2、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回到住处，…，本来是让卫士们准备下山了，一些首长反映意见，据说是提议召开中央全会解决问题，结果不下山了，当天晚上就听说要召开中央全会，要讨论解决路线问题”、“( 毛泽东)把彭德怀提的意见说成是‘有目的、有准备、有组织的活动’，这与某些人不正确的汇报也是有直接关系的”。[见山岚着，2006年3月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红墙内的秘书们》李银桥，270、271页]。 　　 3、在两天政治局常委会上毛主席说：“彭德怀他们是要瓦解党，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从右面向正确路线进攻。上次(即7月23日在扩大会上讲话) 说的不正确，说是无计划、无准备、无组织，跑到右派旁边”。又说：“彭德怀出身劳动人民，感情站在革命方面，对群众有感情。问题是经验主义”。[见《毛泽东传》995页]。 　　 4、“庐山会上批彭总的会，毛主席一般不参加。但少奇、周总理他们是第一线工作的，不能不参加，还要主持。有时会场乱得开不下去了，有人甚至要打彭总，被少奇同志喝住。”[见《书刊报(参考)》2006年第10期，标题是“庐山会议期间不为人知—毛主席邀请王光美游泳的往事”]。 　　5、彭德怀同志说毛主席批判他那封信“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纲领；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有目的的。并且指出我犯了军阀主义、大国主义和几次路线上的错误。”[见《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出版。276页]。 　　彭德怀讲到批斗他的会议情况说：“我采取要什么给什么的态度，只要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行，而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期间，就有追逼现象，特别以后(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这种现象尤为严重。”[见《彭德怀自述》278页]。 　　6、毛主席同彭谈时谈起往事“(反)立三路线……，反对张国涛分裂…，也是坚定的。解放战争…成绩也是肯定的。…打败胡宗南…。这件事使我经常想起来。在我的选集上还保留你的名字。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一定要否定一切呢？…”、“请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注：指彭去负责建三线的工作)，要他来找我谈。”并留彭共进午歺。临别时毛泽东突然问：“你在中南海游泳池畔对我说过要斗刘少奇同志，恐怕你是参加‘髙绕反党联盟’吧？” [见《书刊报(参考)》2006年第7期，标题是“下庐山‘闲’了六年后的彭德怀 ”]。 　　7、1970年，彭德怀 “专案组”负责人黄永胜“三次上报了《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罪行的审查报告》，将‘里通外国’、‘ 篡党篡国’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等罪名强加在彭德怀头上、并提出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藉，判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的处理决定”、 “毛泽东、周总理看后都未作任何表示”。[见《书刊报(参考)》2006年第8期，标题是“彭德怀给毛泽东写最后一封信前后”]。 　　 8、毛主席在1961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一反右，就造成一种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内传达就行了，军队不搞到连队，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 又说：“ 1960年春看出‘共产风’又来了。” [以上见《毛泽东文集》第八卷，1961年6月12日“总结经验，教育干部”一文，273页]。 　　从上述材料可见按照刘少奇讲的，彭德怀的案子该不该平反，就成了问题。现仍按后来的中央作为冤案平反为前提进行探讨：1)、原定政治局扩大会议，尽管有批彭和辩论的问题，毛主席看了会议材料、文件也讲了话，批评了彭“ 右”了。但会议没有对彭作任何文字的处理决定，会议就结束了，并准备下山了，这就否定了毛主席容不得彭提的意见而把会议由反“左”而转向反右之说；2)、其它领导人坚持要召开全会解决彭的问题，另有一些报导说有人表示不解决不散会，看来毛主席服从了政治局或常委多数人或是有相当影响的领导人的意见，而同意开全会，毛主席在常委会上发表了前后自相矛盾的讲话，即上述第三条，表现了他当时的矛盾心态；他没有参加批彭的会议，这证实了他偏听偏信是事实；3)、批斗会上把个性那么坚强的彭老总，搞到了“要什么、给什么”的招供，会议乱到了开不下去，有人要打彭，证明存在严重的逼、供、信，其招供材料同某些人向毛主席汇报的内容、以及会议记录，三者显然会很吻合，这种三对证的材料，误导性很大。但毛主席当时以至他去世都不会知道有严重逼供信的问题，他也不会想到在如此高层会发生严重逼供信，因此，毛主席轻信了逼供信招供和汇报材料，对彭老总的问题作出错误的判断，情有可愿，因为他既不会想到那么高层人物会搞逼供信，也不会想到那么坚强的彭老总会“屈打成招”，该受到指责的是搞逼供信和汇报假情况的人，应按律受到处分；4)、庐山会议后，某些地方包括部分军队(如国防科委)，尤其是刮浮夸风和“共产风”，即“两风”严重的单位和地区，确实不反“左”而大反“右倾机会主义”，搞了不少“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 ”， 造成这个严重后果，不是毛主席主观意图造成的，而是关于芦山会议对彭等的处理材料等传达的面宽了造成的，一经发现，毛主席立即纠正，进行平反，并自我批评。问题是文件下发的面宽了，那个书记处该负什么责任？又有谁作了检讨？更不能容忍的是还把责任推给毛主席。事实恰恰相反，庐山会议后，毛主席不仅没有放松狠刹“两风”，而是抓得更紧、措施更有力。事实上60至62年七千人大会之间，针对刹“两风”，毛主席召集了不少会议、讲了不少话、作了不少批示、批发了不少文件，《毛泽东文集》均有详细介绍。有充分证据说明，称毛主席在庐山会议后反右不反“左”，纯属谎言，是对毛主席的诬陷。5)、刘少奇的讲话解释了彭德怀的主要问题是“参与了高、饶反党集团”，而不是他给毛主席的信，众所周知，高、饶的主要问题是反刘少奇。可见彭德怀得罪的不是毛主席，而是刘少奇，大量史实也证明：浮夸风和“共产风”是刘、邓刮起来的，这是任何人靠权势抹不掉的事实。 　　还应说明，在庐山会上，是毛主席不赞同一些人要开除彭的党籍，而坚持了保留党藉和政治局委员的意见。联想到文革期间，毛主席批评中南海工作人员批斗刘少奇和不同意把《我的一张大字报》向下印发 [注：某些人制造的对刘少奇的病“没有认真治疗，而进行迫害”之说，由中央医疗组的同志作了辟谣，在此略]；对邓小平是有批评有表扬；对林彪做到了仁至义尽。体现了他一贯主张的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并一再强调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留得人在，搞错了还可平反；还尖锐指出“文革中的专案材料基本不可信”…[注：《毛泽东传》有记载]。 　　顺便提一下，国防科委那位被歌颂为林副主席最亲密的战友的老帅亲自写信又转送材料给康生，诬告彭德怀等是“苏修特务”，得到了康生在这位老帅的信上亲笔“批示”后，一大批同志遭迫害，胡闹到了天翻地复，可见对迫害彭德怀等是立了“大功”的 (具体内容略)。 　　因此，彭案的正确结论应该是：由于彭德怀参于了高饶反刘集团、而又写万言书揭露刘邓刮“两风”造成的种种困难，刘、邓容不得彭的意见，并亲自主持给彭作了错误结论；毛主席坚持保留了彭的党藉和政治局委员，并决定让他负责建设三线的工作；文革中和周总理顶住了林彪集团对彭的残酷迫害。 　　从上述材料看，彭德怀的案子是真或假，都是那几个人闹的，说是真是为了需要、说假也是需要。这就难怪一些电视剧借古讽今：“说你行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在各地广为流传。彭德怀同志就成了牺牲品。证明当今确实是读书难、难读书，书上有多少是事实？严重困扰着读书人；也贬损了书本本的信誉，也是对某些史学“精英”的讽刺。看来追逐效益和收视率而见风使舵、投机取窍、墙上草随风倒、奉迎拍马的胡编滥造的“史学精英”，不仅严重损害党的声誉，同时坑了自己堕落为遗臭万年的文痞。害党、害人、又害己。 恽仁祥 2007年1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