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評論家謝詩堅对毛泽东的评论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横空出世”，今日的中国会是个什么样子？是四分五裂或是国富运强？远的不说，从洪秀全的太平天国革命（1851）到孙中山的辛亥革命（1911），彪炳的功绩在于动摇和最后推翻封建帝制，但转入民国的中国却是枭雄四起，坐地割据，国不成国，民不聊生，难怪孙中山慨叹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毛泽东（1893-1976）就是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政局中坐地而起，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于1931年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出任主席。1934年面对蒋介石的国民军五次围剿后全面撤退，进行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这种前所未有坚韧不拔的精神，终于在陕北的延安建立起新的革命根据地，逐步发展成红色政权。 也是在此期间，毛泽东在贵州的遵义的政治局会议上，确定他的真正的领导地位。他的雄才大略与运筹帷幄得当，不但与日本侵略者短兵相接，也与蒋介石的国民军在合作抗日时期争夺势力范围，一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后，剩下国民党和共产党在中国争天下。 由于国共和谈失败，彼此势不两立。毛泽东在1948年一鼓作气，通过三大战役（辽沈战役、准海战役及平津战役）打败了国民军，解放中国大片土地，而在1949年建立起今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参与创建中共到大胆转移阵地乃至在绝望中孕育希望，结果为中国现代史创造了奇迹。毛泽东成了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单此而言，毛泽东为新中国立下不朽功勋，无人能出其右。 但是，在建国之后，由于毛泽东坚持“不断革命和阶级斗争”的路线，也使中国在特定的时期，面临严重的考验。先是大批知识分子被批判和下放农村，而以1957年的反右斗争最为典型。 为了一左到底，毛泽东在1958年掀起了“大跃进”运动，把中国变成一个人民公社的大社会。 间中有亢奋的情绪，也有诸多失误在不断的调整；加上苏联克鲁晓夫政策的改变和对中国的打压（1960年撤走所有在华专家和援助计划），导致毛泽东决心要提早把中国纳入共产社会，也因此与彭德怀（时任国防部长）起冲突。1959年著名的庐山会议展示毛泽东的权威，一举扳倒彭德怀。这对1959年甫上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毛泽东仍保留中共主席，大权在握）蛮不是滋味，虽然表面上刘符和毛打倒彭。 随着时间的流逝，在施政方针和思想改造方面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激化和深化，促使毛泽东把“大跃进”运动提升一级，来一个澈底和触动人民心灵的大革命。于是一场史无前例，惊心动魄的“文化大革命 ”（1966）在中国政治大舞台上演了。最先被祭旗的自然是刘少奇。他的备受折磨至死（1969）及其它无数的冤案给“文化大革命”运动留下血泪交加和血迹斑斑的耻辱。而“文革”的“火热激情”在林彪事件（1971堕机身亡）后已渐渐冷却，直到周恩来逝世（1976年初）引起反弹，群众已不能再忍受“文革 ”之苦，矛头直指“四人帮”，接着毛泽东在同年9月9日逝世，也为文革划上句号。十年“文革”浩劫也遭致毛泽东受到种种责难。 “四人帮 ”（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及姚文元，均已作古）的被捕和邓小平的再次复出扭转了整个局面。他在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选择了一条“改革开放”的道路。既在政治上保留毛泽东的体制；在经济上提升刘少奇的政策。因而有了毛功过“七三对开”，刘被平反之举。这意味着邓小平路线没有否定毛泽东立国基业（中共一党专政），但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又挑战中共的政治体制。 今天轮到胡锦涛在两者兼顾下也面临巨大的压力。他如何在中共的体制下杀出一条前所未有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政经融合体的新体制（新理论），确实极不容易。江泽民走过一段钢索的道路，已交到胡锦涛的手上。他同样不可能把毛泽东的伟绩一举消除，又同样对新崛起的一代对毛泽东的全盘否定。在两难底下，封尘“文革”是权宜之计，用历史来维护毛泽东则是中共不变的原则。 在这种情形底下，中国政府正在做的也是要，中国人民紧记，不论毛泽东功过如何，也可以对“文革”的澈底否定；但在抗日年代，如果中国没有毛泽东，恐怕中国在今天或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因此对已逝世30年的毛泽东的评价要从历史全面检视，才能得出客观的结论。这就是说，要一分为二的看待前期的毛泽东和后期的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