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伊始，世界各国都在进行历史上最为深刻的战略调整，调整的深度和广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有过的。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范围、深层次的战略调整？战略决定全局，决定方向。无论是高技术战争还是其它类型的战争，较量往往首先在战略领域发生。在世界战略格局急剧变化的复杂形势下，战略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已经成为理清思路、把握未来、夺取主动的前提。

军事战略为国家安全利益服务，并随安全利益目标的调整而改变。当今世界形势急剧变化，创新战略理论是维护国家利益的呼唤

任何理论无不打上时代烙印，战略理论必须顺应时代特征和发展趋向，适时进行创新。恩格斯指出：“新的军事科学是新的社会关系的必然产物”。历史上的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拓展了人类生活和发展空间，而人类生活的空间延伸到哪里，新的战场就开辟到哪里，随之也必然有新的战略思想和理论问世。随着内燃机技术的产生及其在军事领域的运用，催生了机械化战争时代的到来，伴生出“制海权”、“制空权”、“闪击战”等战略理论。美国“曼哈顿”计划的成功和广岛、长崎上空升起的“蘑菇云”，不仅加速了二战结束的步伐，而且“聚变”出“大规模报复”、“核大战”等军事战略和相应的理论。1957年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进入太空后，政治家和军事家就逐步认识到，太空是维持国家利益的重要领域，因而出现了“制天权”理论。近30年来，世界范围内军事战略由核大战调整为高技术常规战争战略，由机械化战争形态下的军事战略向信息化战争形态下的军事战略转变，这些无不烙上时代的深深印记。随着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生物技术、海洋开发技术和航天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特别是以微电子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应用，使战争的样式、武器装备的性能等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国外相继出现了“软边疆战略”、“渗透性战略”和“空地一体战”、“制信息权”理论等。我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也昭示，军事战略理论必须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紧密结合当时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持久战等一系列适应当时时代要求的战略理论，指引我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可见，我军战略理论必须适应时代变化，立足国情、军情，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国家利益是军事战略的最高目标，战略理论必须适应国家利益动态性变化的要求，积极进行创新。国家利益是制定战略的出发点，也是战略实施的归宿点。当今世界，安全和发展成为国家利益的主要目标，战争仍然是赢得和平、保卫和平，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但是经济、科技等因素的地位明显上升，战略理论发展除了依赖于对国际环境变化、战争特点规律的科学分析外，还应关注经济和科学技术等可能提供的条件，更多地考虑维护国家发展的需要。目前，经济全球化的步伐不断加快，世界各国无不把发展经济作为第一要务。科学技术与军事战略的联系日益紧密，通过军事战略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出要求，从而促进科学技术向更高水平发展。当今世界，军事战略理论越来越涂上浓厚的经济和科技色彩。海湾战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冒着种种风险，积极出兵，为的就是石油资源。北约东扩和美英出兵阿富汗，也有看重中亚地区丰富石油资源的一面。我军所处的环境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科技强国、加入世贸组织、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等都有赖于良好的内外环境，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战争的根源并未消除；周边热点问题随着世界战略格局的调整变得更加复杂；祖国尚未完全统一，海洋权益受到严重挑战；境内外敌对势力严重威胁着社会的稳定与祖国的统一。军事战略理论必须着眼于维护国家安全、发展和统一，积极进行创新。

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需要科学的理论引导，战略理论必须跟踪军队建设全局的新情况、新问题，主动进行创新。战略理论是武器装备发展、编制体制调整、人才培养、作战方法变革的基本依据，它必须提纲挈领，关照全局，统筹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形成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体系。如果哪一方面的理论不够完善配套或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都会影响军事战略整体目标的实现。两伊战争被军事评论家称为“用现代化的武器打的一场非现代化的战争”，甚至被认为是“外行战争”，就是由于两伊只注重购买新式武器，而没有先进的军事训练、人才培养和作战理论作支撑。目前，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军事革命正在全球迅猛兴起，对军队全面建设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武器装备向高精度、超远距、智能化方向发展，部队编制结构向数字化、小型化、一体化方向发展，战场也趋于信息化、网络化，加之非战争因素对战略发展的制约作用不断增大，这些都使军队建设中出现了以前所从未碰到过的局面和情况，战略理论必须关注这些新问题，大胆创新。

前瞻性是战略理论的根本要求，适应时代特色的战略理论，必须与国家发展战略相适应，与战略环境相适应，以不断创新保持生命力

战略理论不仅要立足现实，更要前瞻未来。一位战略家曾经说过：战略思想必须不断考虑变化的事实，不仅要考虑可预见到的变化，而且要考虑多年以后可能发生的变化。战略理论的价值就在于对未来发展蓝图的勾画，以此拉动军队和国防建设。我军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指引下，国防和军队建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信息时代，军事变革的节奏越来越快，对战略理论的前瞻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世界许多国家对军事战略的预测已由5-1 0年，延伸到10-20年甚至更长，为的是构想未来的作战背景、联合部队的建设模式、作战方法等。

战略理论只有与国家发展战略相适应，才能促进军队和国家建设的协调发展。军事战略和政治、经济、外交、科技发展战略一样，都隶属于国家战略，它们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协调配合，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国家战略的内在要求，共同为国家战略服务。军事战略必须与国家发展战略相适应，与国家的经济实力、科技发展水平相协调。没有相应的经济实力、人才和技术等作支撑，军事战略理论必将成为空中楼阁。前苏联之所以在冷战对抗中失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军事战略与国家经济战略失调。

战略理论必须时刻关注多变的战略环境，积极适应战略环境的改变。战略环境是产生军事战略的客观基础，战略理论必须适应国际战略格局、安全威胁和冲突样式的改变，给战略环境带来的变化。首先，两极战略格局解体后，战略力量失衡的危险期并没有很快过去。在“一极多强”向多极化的过渡阶段，各种战略力量的消长极易引发相互之间的磨擦与冲突，从而使国际安全环境在相当长时间内呈现出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其次，国家安全威胁随着国际战略环境、主要国家战略动向、周边安全形势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我国地处大国地缘战略利益的交汇处，安全环境复杂，未来可能的冲突样式也在变化，特别是当宗教矛盾、文明冲突、恐怖活动等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诸因素中趋于活跃时，可能诱发种种新的冲突形态。军事战略理论既要着眼打赢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又要充分考虑如何应对新的冲突样式。

战略理论既要随着军事实践而发展，又要保持特色和相对稳定性。战略理论处于军事理论的最高层次，指导范围广，影响重大而深远，发展完善和贯彻落实都有一个过程。战略理论必须根据国情、军情，继承传统的理论的精华，保持其独有的特色和相对稳定性。如果一味地追求超出自身能力的东西，就会失去自己的特色，甚至拖垮自己。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了军事战略始终是以维护世界和平和国家安全为目的的防御性战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决定了经济基础还不够雄厚，军事战略受制于经济和技术的发展。这是我们创新军事战略理论的最大的实际。我国经过几千年文明的积淀与升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传统智慧和谋略思想。我军经过70多年的风雨洗礼，形成了适应各个时期不同要求的一整套军事战略理论。积极防御、文攻武备、军队建设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武器装备发展“有所为、有所不为”等，都是独具我军特色的战略理论的生动体现。

科学的理论来源于科学的方法。欲拓展战略研究的领域，把握正确的研究方向，根本点在于更新思维方法和研究手段

跨入新世纪的门槛，倾听战略理论发展的波涛声，人们往往把全部注意力放在了战略理论的新成果上，而忽视了战略研究方法的创新。实际上，科学方法历来是新理论的“催生婆”。恩格斯说过，每个在战争史上采用新办法而创造了新纪元的伟大将领，不是新的物质手段的发明者，便是在以正确的方法运用他以前所发明的新手段的第一人。克劳塞维茨正是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和牛顿力学方法，分析战争现象，创立了《战争论》。我军形成的一系列军事战略理论，无不渗透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崭新科学方法。

思维是理论的“加工厂”，创新军事战略理论首先要创新思维。科学的发展，不断拓展认识论的领域。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种思维就是一种智慧，思维转变了，思路就更开阔，研究方法也会随之更新。法国生物学家贝尔纳说过，“妨碍人们学习的最大障碍，并不是未知的东西，而是已知的东西。”实践证明，当我们面临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开拓创新时，思维定势往往就会变成“思维枷锁”。打破惯性思维，要变换思考方向，对一些问题不但顺向思考，还可以逆向思考；要善于换位思考，不仅由此及彼，还可以由彼及此；要多角度进行思考，“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角度变了，创新的意识便油然而生；此外，还要不断解析怀疑点。巴甫洛夫说过：“怀疑是发现问题的设想，是探索的动力，是创新的前提。”哥白尼就是由于对“地球中心说”的旧观念产生了怀疑，才创立了崭新的“日心说”……总之，创新研究方法要克服直线式、对应式、浅层次的思维习惯。

现代信息网络技术为理论创新开辟了新渠道，实验室已成为战略理论创新的温床。驱散战争迷雾，有效控制战场，是历代军事家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微电子技术和虚拟技术，把人们的视野扩展到一个全新的领域，也为实现“先胜而后战”提供了新的手段。人们不仅可以借助计算机技术，建立作战实验室，把对历史经验的归纳和对未来的预测融为一体，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解析计算和过程仿真、计算机自动推理与专家经验指导结合起来，而且可以合成动态的人工模拟战场、造就逼真的作战环境，为战略理论的研究提供新的渠道和广阔空间。军事理论研究首先在实验室“生产”，再回到实践中进一步充实和完善。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在作战实验室对未来战争与军队建设进行“预实践”，检验和论证作战预案，得出相关的数据和结论，并以此为依据，确定武器装备的发展方向，调整军队编制，提出新的作战原则和理论。美军入侵格林纳达、空袭利比亚、发动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等，都是首先在实验室进行反复推演，完成模拟评估后才进行的。建立和完善作战实验室体系，可以为战略理论的创新提供新的“平台”。

战略理论既要吸纳蕴藏在历史中的智慧之光，又要警惕禁锢人们思想的无形枷锁，在批判地继承和科学地借鉴中创新。“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军事史是创新战略理论的渊源，新的战略理论的诞生，离不开战争史和传统战略思想中蕴藏着的启迪未来的丰富营养。同时也应看到，历史可以开阔人的思维，但拘泥于历史也会使人思想僵化。创新战略理论要敢于放弃一些老办法，包括一些曾经创造过辉煌的思想。除旧方能立新，只有大胆地破，才能真正地立，在原有的圈子里修修补补，是不会有多大名堂的。创新战略理论还要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博采众长，注重吸收外军先进理论的精华。但借鉴不是简单地拿来和照搬照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外军先进的战略理论，只有扎根于本国国情、军情的土壤，才能结出理想的果实。

战略研究并不仅仅是少数人员的事，只有植根于广大群众的深厚沃土之中，战略理论才能不断创新繁荣。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战略理论的创新同样离不开广大群众的参与。许多有造诣的战略专家认为：“战略是一个任何人都可以参加的、引人入胜的、有教育意义的并在智力方面能使人振奋的游戏”，“不论是理论家还是实际家，是专家还是一般的实际工作者，在这个领域里都可以大显身手”，“如果说在某个领域里，通才比专才更为可取，那么这个领域就是战略”……在一些国家，研究战略问题的民间团体众多，一些新的战略理论也常常是民间研究机构或军中无名之辈提出的。有的国家军队，战略理论不仅是所有军官的必修课，而且士兵也要学习战略理论。可见，战略理论的创新并非只是领率机关、科研部门和高等学府的“专利”。一些在非战略层次和其它领域工作的人员，由于受传统制约较少往往可以从新的角度、用新的眼光提出一些更有利于创新的观点和意见。拓展战略理论学习研究的群众基础，应从基层抓起，加强战略基础教育，不断增强官兵的战略意识、全局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