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战争难免引起无数死伤，幸存者之不幸就是成为战俘。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1949年8月12日签订的日内瓦第三公约），对战俘的处置有清楚的交代，可是此次阿富汗战争中却出现了美英大规模屠杀战俘的恶性事件。作者认为，美军固有其不得已“苦衷”，但一定会留给欧洲公众极坏影响，更会在外籍战俘最大来源地巴基斯坦的广大民众中，留下了极难弥合的心理伤痕，其长远效果难以估量。

　　阿富汗反恐战争已经进入尾声，战俘和“政治俘虏”的处理不得不提上议程。报载美国已经囚禁塔利班和卡伊达组织的政治领袖，同时在长期“租借”的古巴关塔那摩海军基地建造拘留所，以关押卡伊达和塔利班战俘。英国情报机构MI6和MI5也派员前往阿富汗调查战俘中的英籍人士的详情。

　　坦率讲，被俘的卡伊达组织和塔利班中坚成员，绝大部分是冥顽不化的宗教狂热分子，美英政府对“感化”他们，并不抱什么希望。

　　另一方面，如果听之任之，这些极端分子将是对美国和其他遭受回教恐怖极端主义威胁地区的极大后患。因此从一开始，美国军事行动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尽可能地在肉体上消灭这些极端分子。这不仅是美军近日不顾平民伤亡在阿富汗恢复轰炸的原因，也导致阿富汗战争中出现大规模杀俘现象。

　　这些不甚光彩的事件，“爱国自律”的美国媒体自然不愿报道，但是欧洲报刊却有不少揭露。连保守的伦敦《经济学家》杂志，也在12月发表专评，指出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明确表明美国既无意捕捉战俘，又不愿让塔利班的外族战士逃掉，几乎就是直接教唆屠杀战俘，从而有损西方的道德形象。

古时杀俘动机

　　《经济学家》的上述抱怨，未免有失迂腐，因为杀俘向来是人类战争史的组成部分。古时杀俘，不免有宗教祭祀之用，但是自很早起，杀俘的一个主要动机便是消除后患。

　　周赧王五十五年（公元前260年），秦军进攻赵国，与老将廉颇相持不下。于是秦用反间之计，诱使赵国以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取代廉颇，轻率中计，被绝粮道，“赵军食绝四十六日”后，赵括出战被射杀，于是“赵师大败，卒四十万人皆降”。这就是著名的长平之战。

　　对于这四十万战俘，秦军主将武安君白起认为“‘赵卒反复，非尽杀之，恐为乱。’乃挟诈而尽坑杀之，遣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赵国于是“壮者尽于长平”，从此一蹶不振。《史记》载后人评论白起“越韩、魏而攻疆赵，北坑马服，诛屠四十余万之众，尽之于长平之下，……遂入围邯郸，使秦有帝业。”竟然将白起杀俘之举，归为秦并吞天下的重要原因。

杀俘：普世现象

　　东晋孝武帝太元年间，拓跋鲜卑与慕容鲜卑逐鹿华北，太元二十年（公元395年）冬，魏王拓跋王圭在参合陂奔袭慕容宝所率燕军主力，出奇制胜，“燕兵四五万人，一时放仗敛手就禽，其遗迸去者不过数千人。”拓跋魏中部大人王建建言：“燕众强盛，今倾国而来，我幸而大捷，不如悉杀之，则其国空虚，取之为易。”于是“尽坑”燕军战俘。

　　《魏书》评曰：“太祖（拓跋王圭）奋风霜于参合，鼓雷电于中山，黄河以北，靡然归顺矣。”次年拓跋王圭便称尊号，建天子旌旗。元朝历史学家胡三省于此评曰：“拓跋王圭兴而南北之形定矣，南北之形既定，卒之南为北所并。”参合陂之役，不仅决定了拓跋与慕容争雄的结局，也决定了直到隋唐之后的中国历史。

　　杀俘是世界历史上的普遍现象。例如欧洲天主教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于1099年占领了圣城耶路撒冷后，便大开杀戒，不管军人平民，男女老少，将城陷被俘的“异教徒”（主要是回教徒和犹太人）杀得血流成河。

　　欧洲中世纪长期有以战俘勒赎巨款的习惯，例如曾参加十字军的英王狮心理查（Richard Coeur de Lion）就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六世俘赎。如果勒赎不成，有时不免“撕票”，成为杀俘现象中的下三滥者。

　　1415年10月，在英法百年战争著名的阿冉库尔（Agincourt）战役中，英王亨利五世下令屠杀了一两千名法国贵族战俘，再加上战场死伤，此役的结果犹如长平之战，法国“一整代贵族尽于阿冉库尔”，许多贵族世家就此绝嗣。如果不是亨利五世早死，后来法方再出圣女贞德，恐怕也难以挽回战局。

　　正是有这样的历史传统，在21世纪第一场“文明对抗邪恶”的战争中，杀俘现象又方兴未艾，不仅是向来有此传统的阿富汗北方联盟故伎重施，连美英军队也“共襄盛举”。

　　因为北盟与塔利班都有杀俘恶习，欧洲不少人士事先不断呼吁美国必须防止在阿富汗再出现这种违反日内瓦公约的战争罪行，可是在塔利班防线开始崩溃后，美国支持的北盟的杀俘行为又不断重现。

动机：“防止后患”

　　在塔利班重镇昆都士陷落前夕，牛津大学著名战争法专家罗伯兹（Adam Roberts ）教授特地在英国《卫报》上撰文警告，必须人道对待塔利班战俘，防止昆都士投降后再出现大规模杀俘现象。其他国际法专家则警告：北盟如果犯下战争罪行，美国和西方负有共同的法律责任。

　　尽管如此，昆都士投降后还是出现了所谓“战俘暴动”和美国出动军机帮助大规模屠杀战俘的恶性事件。事后收尸时，竟然还发现被杀战俘中有许多双手被反绑者。在屠杀中幸存者的塔利班战俘中，发现了一个美籍青年，在有关报道中，透露了中情局特工事先在审问他时，以“你是要死还要活”相胁。英国《独立报》指出，以死威胁战俘，不仅直接违反日内瓦公约，也揭示了战俘后来拼死“暴动”的背后原因。

　　事后，联合国有关单位和大赦国际等“人权”组织纷纷要求彻查这一屠杀战俘事件，为美国和英国政府断然拒绝，事情的真相，看来永无水落石出之日，也引起《经济学家》的前述批评。

　　其实拉姆斯菲尔德对于塔利班外籍战士的态度，正是历史上各种杀俘事件一贯的“防止后患”动机，《明史》载元末朱元璋与陈友谅争雄时，常遇春杀俘的理由“此劲旅也，不杀为后患”，和拉姆斯菲尔德之语一脉相承。

　　美国对塔利班和卡伊达“劲旅”这种斩草除根的做法，固然有其不得已，但是除了在欧洲公众中造成很坏的影响，更在外籍战俘最大来源地巴基斯坦的广大民众中留下了极难弥合的心理伤痕，其长远效果难以估量。另外，美国对被俘的中国“疆独”战士的下落闪烁其辞，其中更是大有地缘战略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