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29日是中日关系正常化30周年的日子，按理值得双方纪念一番，然而，两国的高层对此并无多少“热情洋溢”的说辞。而曾已拟议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问中国的计划也因其参拜“靖国神社”而没能成行，成为了中日关系停滞不前的一个显著标志。

未来的中日关系前景如何，是柳暗花明，还是行将摊牌，见仁见智。笔者就此也浅议一二。

1. “日美安保条约”决定了中日关系的基本面

鄙意以为，要想理清中日关系的基本面，应主要将其放在中美关系的大框架内进行观察和研判，因为日本目前在政治和军事上均相当程度地依附于美国。

日本通过“日美安保条约”与美国维持着盟友的关系。一方面，日本以此获得了美国的政治和军事支持，收益不菲；另一方面，日本必须有所付出，即服从于美国的亚太战略，呼应美国的战略行动，在美国与中国的竞争中成为美国的重要帮手。

尽管美日互为盟友，但中国在外交上对美国与日本是区别对待的，对美柔和对日强硬。这种区别对待策略的依据并非仅仅是由於美日两国的实力存在很大的差异，还在於美日两国的亚太战略以及双方签订“日美安保条约”的出发点存在着较大的不同。

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美国将继续位居全球主导地位，认为美国即将衰落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美国的本土仍然具有很大的经济发展潜力，美国经济与近邻其他国家的经济将逐渐融合，美国的势力范围目前仍在继续扩大。至於美日两国的亚太战略及其签订“日美安保条约”的初衷，显然并不相同。在数年前中日两国就“钓鱼岛”问题发生的争执中，美日两国官方人士曾对“日美安保条约”中“周边事态”的定义作出了不同的阐释，清楚地表明了美日两国在签订协议的出发点上存在着的差异。

美国的亚太战略是维护美国的既有霸业，尽力维持该地区的平衡与稳定格局，以守成为重；但日本则另有所图，期望借“日美安保条约”主动出击，以挽救其在与中国的竞争中江河日下的相对地位。

笔者认为，未来的中国和美国双方都将极力避免全面的正面对抗，这是两国的根本利益所在，而且两国的现有体制即已能够阻止两国关系走向全面的长期恶化，尽管两国间可能产生一些局部冲突。在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的现在，两国间的利益关联已是如此之深，以致于无法承受长期的直接对抗，让俄罗斯或欧盟渔利。

但是，中国主导亚洲事务的战略目标主要对日本的传统地位形成了很大的挑战，中日关系不容乐观。如果说中日关系将来也许会有一个改善的转折点，那么笔者认为这个转折点就应是日本停止追随美国，退出“日美安保条约”之时。

2. 日本未来的定位

在中美俄三大国的环视下，日本的战略环境十分被动。日本要想单独成为全球一极，几不可能。

日本未来的国际定位大体不出三途。一，与美国结盟，维持现今格局；二，退出“日美安保条约”，但与美国维持密切关系，如澳大利亚；三，疏远美国，持中立立场，甚至偏向中国或俄罗斯。

如果要设想日本未来能从目前之“日美同盟”战略上大幅转向，首先得问：有没有什么内部或外部力量能够促使其改弦更张？

笔者观察现今日本朝野的政治态度，认为日本仍有主导亚洲局面的立国思想，其与中国未来的战略目标是根本相左的，这是短期内中日关系难以改善的一个主因。只有当日本能够承认中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时，两国的关系才能从根本上逐渐改善。如果未来日本与美国结盟的收益将不足以弥补其与中国对抗所致的损失时，日本将可能在战略上有所修正。果若如此，则中国主导亚洲事务的局面就基本形成了。显然，中国对日强硬政策是促使日本权衡利弊的一个因素。

3. 中国的对日强硬政策是与中国的战略目标一致的

中国的对日强硬政策，不妨认为是中国在对美“韬光养晦”大政下对日本“有所作为”的具体体现，它与中国现时的战略目标是一致的。

在中国的周边国家中，只有日本是美国的军事盟友，“日美安保条约”是其法律基础。笔者以为，说中日关系与中印关系有质的区别，就在於这个“日美安保条约”。中国与俄结好，关乎大局；中国对印强硬，所获战略利益不多，而且印度已被巴基斯坦拖住后腿，很难脱身；而中国对东南亚某些国家借“南海问题”持强硬立场，又投鼠忌器；但唯有中国对日持强硬政策，特别是对日本右翼与台独势力的勾结行为进行坚决的回击，却收益最大。

简单地说，中国要想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国，迟早存在着一个“举旗”问题；而至少在亚洲地区，许多国家也还存在着一个“排队”问题。你自己都没有“举旗”的意识，谁会来排队？中国对日持强硬政策，就相当于某种意义上的“举旗”。

在2002年11月22日于中国南宁开幕的“中国---东南亚经济合作论坛”上，东盟秘书长特派助理德木沙克先生曾说，东盟本可以弃绝中国，并伙同其他国家试图抑制中国；而中国也可以忽视东盟，进而转向有选择地与东南亚一些国家培育特殊关系，以古老的分而治之的战略削弱东盟。这种相互破坏的政策只会造成新的不信任和对抗，从而使这一区域倒退到冷战时期。幸运的是，双边领导人都明智地选择了融入与合作，而不是抑制与对抗。

请注意，如果目前的日本属於“东盟”一员，就不会有德木沙克先生的这一番说词了。中国与“东盟”关系之所以能够逐步得到改善，与东盟区域内没有哪个国家有能力与中国争夺亚洲的主导地位不无关系。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现在对日本持强硬政策，并非是中国对历史问题的一种情绪化宣泄，而是中国现实战略的需要。日本军事实力的强弱，是与中国的两岸统一进展及中日领海之争息息相关的。在目前的局面下，所谓“中国应该尊重日本重新恢复作为军事及政治强国的权利”的论调是荒谬的。

4. 日本国内的“大国情结”不易消弭

自甲午战争以来，在中日互动关系中，日本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使得中日两国的相对地位产生了明显的变化，中方逐渐变得主动。

但日本的“大国情结”并未消除，只要想一想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2002年日本《文艺春秋》月刊3月号犹自撰文：“战胜中国重建日本的道路”，就可知日本某些人士希望日本主导亚洲事务的观念仍然是多么的根深蒂固。石原先生主张，为同中国对抗，日本除应促成建立日元圈外，还需要把日本企业的先进技术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廉价、优质劳动力相结合。为此，要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开发、生产和市场等亚洲网络，使东京地区发挥信息通信、金融、运输等中枢机能，使日本成为亚洲网络的指挥塔。如此一来，现在在中国的压制下，华侨资本被抽走、日益空心化的东南亚经济圈也将能求得一条生路。石原甚至呓言，在建立亚洲中枢机能时，必须考虑到中国将来分裂的问题，以日本为中心建立的亚洲经济圈可以把分裂的中国的上海及周围地区接纳进来。

另一位日本政要山崎拓则走得更远，竟公开宣称“日中再战”，其右翼思维几近偏执。曾任日本自民党干事长，现任日本国会“周边事态”委员会委员长的这位山崎拓先生声称，日美安保新指针之“周边事态”是一个地理的概念，它涵盖了中国的台湾地区，假如中国大陆兴“反台独”之师，统一台湾，那么就威胁到了日本的国家安全，日本就要以此为理由，派兵入侵中国的台湾地区，与中国交战，“征服中国”，把台湾重新“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

日本的其他一些右翼言论，无一不是体现了日本对中国行将主导亚洲事务的心有不甘和极力阻扰的心态，洋洋乎不一而论，由此可知日本的“仁人志士”们对“大国情结”迷恋之深。

而在日本民间，“大国情结”同样郁积在许多民众心中，幽幽然不输政客。“靖国神社”门前那些身着旧军服的老兵们年复一年的重温旧梦，为日本的大国理念作出了入木三分的注解。为了迎合读者，一些大众媒体也时常拿中国题材进行炒作，比如《文艺春秋》今年8月号即用上百页的篇幅刊发“不信任中国”的特集，组织了系列专题文章怀疑和诋毁中日关系，其中文章的标题有：“日中邦交正常化幻灭的30年”、“厉斥媚华派政治家”等等，与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的应有氛围何其迥异。

笔者深以为，日本对过去的战争罪行缺乏深刻的反省，决不是一个单纯对过去战争的认识问题，而是日本当代营建“大国理念”所必需的一种思想基础。只要未来日本称雄亚洲的情结犹在，“靖国神社”就不会弱化或倒塌。意识到这一点，对日中关系的前景才会有清醒的认识。

虽然，日本国内也曾出现过正视中国崛起的明智声音，比如上月出台的日本外交智囊团制定的有关日本在21世纪长期外交战略建议书，便提议日本今后应走独立的国防路线。 报告书指出，在经济、社会构造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快速扩大的前提下，日本的外交战略必须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报告书强调，尽早脱离美国军事思维的牵制，形成独立的军事观点，走日本自己的国防路线才是上策。

但是，期望日本主动承认中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是不现实的。在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的情况下，许多日本政治家越来越企图将右倾方针作为自己的施政纲领，期望以此来赢得选民，此举无疑将无助于中日关系的逐步改善。

5. 日俄联合是中国的大忌

在中国的战略环境中，日俄联合是中国的大忌，中国宜认真对待。如果日俄双方出现了彼此接近的基础，日本是不会顾及美国的态度的。此系中国的一大软肋，中国不可不察。

但是，只要日俄间“北方四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日俄关系将不可能得到实质性的改善。中国对日强硬，以及加强与俄远东地区的经济联系，均将有助于分担俄罗斯在远东的压力，减小日俄接近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