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世贸大楼倒塌的烟雾，一个在过去为人所忽视的图象却变得更加清晰，这就是美国与欧盟之间日益加剧的冲突。如果说科索沃战争是北约内部团结一致的标志，那么，在国际反恐怖主义的斗争中，大西洋两岸的意见分歧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在环境保护，国际刑事法庭的建立，钢铁和农业的贸易保护等一系列问题上，二战结束后美国与欧洲之间形成的盟友关系正在逐渐走向破裂，并且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这个从伙伴到对手的转变过程并非来自偶然，它有着政治，经济和文化差异的深刻原因。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北约似乎也成了一个恐龙的化石。这也是继苏联的解体后，世界格局重组的又一重大事件。

　　欧盟与美国的分歧首先体现在外交政策上。即使美国官方一直强调北约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核心地位，但美国外交的实际核心却是对世界石油能源的控制。自从三哩岛发生核物质泄漏的事故后，美国全面冻结了国内的核电发展。作为它的直接后果，美国对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程度就远大于拥有众多核电设施的欧盟。由于世界上可开采的油气储藏大多集中在中东和中亚，因此美国外交活动的中心就是对石油通道的安全保障。尽管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的王室并非民主的模范，甚至是独裁的典型，但是出于能源提供的考虑，美国的历届政府还是尽力支持它们。（顺便说一句，许多反对美国的恐怖分子的来源是在本国失宠的阿拉伯精英。因为他们在当地的世袭王室的制度下得不到任何政治地位而产生了对本国体制，进而对美国－－这种制度的靠山的绝望和仇恨。）美国能源政策的目的是建立一条或几条从石油产地到地中海的输油管，并且输油管应该绕过俄罗斯，以便排除莫斯科对石油通道的影响。为此，美国在这条理论上的输油管地区要寻找可靠的盟友，他们是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及亚，土尔其。甚至，在911事件发生以前，美国与阿富汗的塔里班政权一直保持着暧昧的关系。与之相反，在这个地区对美国利益构成实质性威胁的国家就是伊拉克和伊朗，这就是美国为什么会把它们看作是“邪恶轴心”的原因。至于俄罗斯，美国的态度是十分矛盾的。冷战结束后，美国在裁军和欧洲重新布局的问题上需要俄罗斯的理解与合作，但又要防备它在中亚地区对石油通道的安全构成威胁。北约东扩的意义在于把俄罗斯的注意力吸引在西北方，而车臣，格鲁及亚和阿塞拜疆的不稳定状态也能使北极熊自顾不周，无力在中亚地区与美国争夺利益。

　　在国际政治的领域里，欧盟无法与美国形成共识，因为冷战结束以后，来自前苏联的威胁已经不复存在，欧盟的战略是实现内部的经济一体化，并且保证周边的安全。欧盟对石油的依赖大大低于美国，但十分迫切地希望在它的外围（东欧，俄罗斯，北非，中东）有一个和平的环境。科索沃战争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动乱和难民在北约干预前就已经存在。正是为了制止大量南斯拉夫难民涌入欧盟国家，北约才出兵平息了这场动乱。但是，欧盟自身的力量不足，如果没有美国的参与，科索沃战争的结局难以预料。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美国对欧盟“忘恩负义”，不在中东问题上支持它大为不满。而欧盟恐惧的正是中东的不稳定，而谋求现状的保持。打击伊拉克的后果会使整个中东局势恶化，使巴以冲突久无宁日，使整个阿拉伯世界与西方为敌。美国本土远在天边，可以对此不闻不问，而欧盟将是中东混乱的直接受害者。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打击伊拉克计划，在欧盟国家遭到一致反对的根本原因。除此以外，对俄罗斯的政策也是欧美的分歧点。欧洲人深知俄罗斯人希望融入欧洲的愿望。一个与欧洲融为一体的俄罗斯是欧洲大陆和平的最佳保证，也是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相反，一个经济困难，民族矛盾不断的俄国会滋长斯拉夫民族主义的泛滥，对西方，特别是欧盟产生威胁。自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和欧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了双方的共同利益所在，在客观上形成了遏制华盛顿的中东政策的力量。

　　在政治分歧的的背后，经济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欧盟和美国的关系。虽然两者都是巨大的经济实体，欧盟与美国的经济结构并不是互补的，而是重叠的。欧盟虽然是世界贸易大国，但80％的贸易额都是在成员国之间完成的。在欧洲的消费市场上，出了可口可乐和麦当劳快餐店，几乎没有其它美国商品的影子。靠着微计算机的潮流，英特尔和微软总算打入了欧洲市场，但由于欧盟采用了GSM移动电话的标准，风靡一时的手机市场的受益者是Nokia, Ericsson, Alcatel等欧洲公司，而不是美国的摩托罗拉。在航空和航天领域里，空中客车与波音平起平坐，阿里亚娜运载火箭更是世界排位第一的商用卫星发射手段。在高速铁路和民用核能的技术上，欧洲也比美国遥遥领先。欧盟和美国都是农产品出口国，在含激素的牛肉和基因转移的玉米问题上，欧洲人用欧盟制定的卫生标准极大地限制了美国产品的流入。反之，今年美国制定的钢铁业的贸易保护法律也限制了欧洲钢铁对美国的出口。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种类型的贸易冲突将会越来越频繁，因为它们反映了两个大致相仿的经济实体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利益的事实。

　　除了贸易上不可避免的竞争以外，货币市场将是美国和欧盟冲突的另一重要领域。自从1999年欧元发行以来，欧洲的统一货币逐渐地取得了国际货币，至少是欧洲通用货币的地位。除了石油，欧洲人能用自己的货币支付任何实物。货币的统一避免了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兑换危机，开辟了一个11国的大市场，并可以用它在国际市场上发放债券，而不受到与美元比值的影响。事实证明，欧元对美元的大幅度比值浮动（1欧元在不到4年中在0，82到1，17美元之间波动）并不影响欧盟内部的价格稳定。随着欧元信誉的建立，越来越多的非欧盟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会扩大其中央银行的欧元储备，这就在客观上降低了美元储备的重要性，在中长期将会造成美元的回流，间接的引起美国的通货膨胀，这正是联邦储备局不愿看到的前景。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反对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在欧元成为既成事实之后，美国也不承认其竞争能力。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并未在实质上抑制欧元在国际市场上的流通。对于美元的统治地位来说，欧元的存在必定对之产生严重的威胁，进而从根本上动摇美国在西方世界的领袖地位。

　　经济利益的冲突也反映了生活方式的差异。自然，在这个领域里，所有的讨论都带有主观的性质，但群体的主观意识往往会决定社会的导向。在欧盟和美国的民选制度下，公众舆论更是执政者决定取舍的标准。到欧洲旅游的美国人会觉得欧洲是一个保存古董的博物馆。他们认为高福利的欧洲社会正是大量失业的原因。而欧洲人认为美国社会的竞争过于残酷，拜金主义过于流行。欧洲人重视环境的保护，而对美国拒绝签署“京都协议书”不会理解。而美国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居于世界首位，如果受到“京都协议书”的规定限制，会对美国的经济活动产生高度的抑制，这是正处于衰退阶段的美国经济所不能忍受的。欧洲人有着国家主权让位于国际规则的传统，因此对美国拒绝加入国际刑事法庭大加批评，而美国的主权意识不会允许本国公民受到一个外国法庭的判决。更为细小的事情，比如娱乐的方式，也体现了美国与欧盟的差异。在巴黎郊区化了巨资建造的迪斯尼乐园竟然年复一年的亏损，原因就在于欧洲人认为好莱坞文化庸俗和幼稚。欧洲的很多精英人士也是对所谓的美国生活方式嗤之以鼻的，认为美国（除了波士顿和纽约）是文化的沙漠。

　　欧盟与美国的文化渊源却是共同的，这就是希腊的哲学，罗马的法律和基督教的信仰。它们之间并不存在类似二战时期纳粹主义与自由主义，或冷战时期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的争论。欧美的分歧是非意识形态的利益纷争，也许这就是21世纪国际竞争的模式。两个同根而生的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了严重的冲突，这正是西方文明的一大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