９.１１事件发生以后，我一直关注着来自各方面的消息。然而无论是报纸、电视，还是互联网络，都不能让人满意。由于无法获得更多信息，不了解事件背景和灾难状况，因此我宁愿保持沉默。后来看到网上比较热闹，许多朋友都发表了很好的意见，与此同时，也有许多人为９.１１事件喝彩，便忍不住要说几句。

一

按照我的想法，发生如此骇人听闻的事件，负责任的报纸应该出版号外，可是我没有听说，更没有看到。不仅如此，就连面向知识分子的《光明日报》，也只是在第一版右下角发表一则简单的消息，那无关痛痒的样子，真让人不可思议。所幸我生活的这个城市，还有两家小报表现不俗。他们为了占领市场，扩大影响，连续几天以好几个版面的篇幅对事件进行报道，那气度颇有一点大家风范。据说其中一张报纸在第一天就加印数万份，可见这种作法深受读者的欢迎。

电视是中国老百姓获得各种信息的主要渠道，我就是在当天早上７点钟打开电视机后得知这一消息的。为此我又收看了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早８点的新闻节目。然而不知是有意还是无能，从那以后，中央电视台对于这一事件的报道便少得可怜：它既没有把镜头对准事发现场，也没有动员驻外记者收集世界各地的反映，更没有组织专家学者对事件的背景和发展做进一步分析评论。这种状况，与该台在南联盟大使馆被炸、南海飞机相撞事件后那种喋喋不休的样子，形成鲜明对照。众所周知，中央电视台号称拥有十多亿观众，它有焦点访谈、直通现场、今日世界、实话实说等著名栏目，在香港回归、澳门回归等重大活动中，曾以现场直播等方式显示了强大的实力。然而，面对如此重大的事件，上述名牌栏目、著名主持人以及电视台的先进设备，却形同虚设，以至许多人为了及时获得信息，只好收看凤凰卫视的现场直播。我不明白，为什么堂堂的国家电视台竟不如一个香港的凤凰卫视？

好在我们还有互联网络，似乎可以弥补上述缺憾。然而当我浏览几个著名的中文网站之后，发现远远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样。记得小时候看《参考消息》，曾经遇上肯尼迪总统被刺等突发性事件。那时候，这份报纸上的消息真是应有尽有：无论是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塔斯社、共同社……，还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泰晤士报、真理报、朝日新闻……，来自世界各地的消息和评论，以及世界各国的态度和反应，几乎是一网打尽。那上面没有泡沫，没有垃圾，每天几万字看下来，基本上可以了解事实真相。现在回想起来，就我个人的成长而言，一些观念的形成，许多看问题的角度，还真是得益于这份“少儿不宜”的四开小报。遗憾的是，当时它还是一份控制很严的内部刊物，大多数同胞没有我那么幸运。当然，就实力而言，《参考消息》毕竟是隶属于新华社的，这个官方通讯社不仅有巨额经费开支，还有一支庞大的采编、翻译队伍。在这方面，如今的中文网站又怎能与它相比呢？

９.１１事件发生后，国际社会对恐怖活动及其幕后策划者的谴责，几乎是异口同声的。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我的同胞中，为这件事欢呼叫好的却大有人在。人们把网络视为一个虚幻的世界，因此我不愿意把网上的东西当真。但是，对于现实中的那些言论，我却不能充耳不闻。

记得消息传来的那天下午，我去邮局寄信，一个工人模样的人正在路边看报。当我经过阅报栏时，他忽然情不自禁地对我说：“太好了，太好了！总算有人教训美国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叫好声，我为之愕然。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对美国有那么大的仇恨，以至丧失了一个人对无辜死难者的起码的同情。他看我没有吭声，反而半是同情半是嗔怪地说：“唉，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都无动于衷。”好像我是一个对国事、天下事漠不关心、麻木不仁的人。

又过了两天，在早晨锻炼身体的时候，一位同事告诉我，她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正好发生９.１１事件，大多数与会者都认为“好得很”。当我稍微谈了一点自己的看法后，旁边一位同事居然指责我是亲美派。这吓人的“帽子”让我实在不愿意和他理论。

后来我还听说，９.１１事件发生后，许多教师在课堂上大放厥词，有的说“活该”，有的说“这是报应”，有的说“美国咎由自取”，有的说“本·拉登是英雄”，有的还因此而赢得阵阵掌声。学校的老师都如此信口雌黄，是非不分，使人不由得要为我们的下一代担心。

就在前几天，一位退了休的老同事还在收发室愤愤不平地说：“人家美国人想打谁就打谁，现在世界上已经没有一个国家敢对美国说‘不’了。”我知道他对现实不满，便有些怀旧，认为只有毛泽东敢和美帝、苏修抗衡。可见他是在表达对当道的一种不满和失望。

在中国，为９.１１事件喝彩叫好的决不是少数，其中有工人、农民、学生、学者、政府官员和学校教师。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恐怕并不多见。

二

要想说清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首先应该从历史上寻找原因。

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就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此期间，美国对中国人民犯下一系列罪行，即便是１９世纪末提出“门户开放”的政策，或者２０世纪初把庚子赔款改充中国教育经费，也都是包藏祸心。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成为划时代的一件大事情。作为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由于它长期接受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因此在哲学基础、政治理念和行为方式等方面，都与美国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再度陷入内战。从世界范围来看，这次内战乃是以苏联、美国为首的两大阵营在远东地区的一次大规模较量。战争以国民党政府的失败而告终，为此毛泽东曾用“别了，司徒雷登”等方式来表达对美国的厌恶和憎恨。１９４９年以后，新中国继续奉行所谓"一边倒”的战略，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成员。为了遏止共产主义的扩张，美国又与中国军队在朝鲜半岛上兵戎相见，两国关系遂成水火。于是在世界范围的冷战中，中美两国长期处于极端对立和完全隔绝的状态。冷战结束后，双方关系虽有很大改善，但由于政治制度、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巨大差异，中国对美国的基本看法并没有真正改变，再加上两国在人权和台湾问题上的一系列磨擦，便进一步深了固有的矛盾。

历史上的恩恩怨怨，其实与意识形态的对立有关。如今年纪稍大一点的人都还记得，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曾把苏联老大哥当作学习的榜样，所谓“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所谓“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既是最高领导人的治国方略，也是普通老百姓的美妙理想。与此同时，所有媒体乃至整个社会，曾不惜一切代价地把美国政府丑化成一个武装到牙齿的、到处发动侵略战争的凶神恶煞，把美国社会描绘成一个充满阶级压迫、种族歧视、暴力凶杀、吸毒卖淫的最反动、最黑暗的人间地狱，就连广告牌、黑板报和商店橱窗也不放过。这种意识形态所打造的深刻印记，要想在一两代人之间消除，又谈何容易！

文化大革命以后，国人才开始重新认识美国。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过去那种将美国妖魔化的作法早已不得人心，但是对于一个在经济上“改革开放”、在政治上固步自封的极权体制来说，美国的存在仍然是最大的威胁。因为它不仅有先进的科学技术，雄厚的经济实力，还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度。这个国家的一切，对于饱经贫穷折磨、饱受专制摧残的人们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于是，一方面承认美国的国力强大、经济发达，一方面还要宣传它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不适合中国国情，就成了新一代领导人的无奈选择。为了掩饰这种无奈，他们一方面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方面还必须坚持“舆论一律”的传统政策，继续在新闻领域加大监管的力度。

这其实是很滑稽的事情。比如在科索沃战争之前，普通老百姓对这场战争的起因几乎是一无所知。战争爆发后，由于当局对美国和北约持批评态度，再加上信息闭塞，观念陈旧，大多数中国老百姓还以为美国是在干涉别国内政。正在这时，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于是一场狭隘民族主义的反美风潮便席卷全国。社会舆论在抨击美国、向美国讨还血债的同时，还对南联盟政府寄予极大同情。直到去年６月底米诺舍维奇以被指控犯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并强行引渡到海牙国际法庭之后，人们才感到非常震惊。即便如此，也还是不知道所为何来。

再比如去年在南中国海上空发生了飞机相撞事件，许多人也义愤填膺，认为美国太猖狂了，居然派飞机来我国领空挑衅。在此期间，中国媒体不是进一步挖掘有价值的新闻，而是口径一致地要美国承认错误、赔礼道歉。于是人们不禁要问：既然是美国飞机侵犯我国领空，为什么不把它打下来，反而让它把我们的飞机撞入大海呢？对于这些疑问，有关方面始终是含糊其辞。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说美国佬欺人太甚，有人骂中国政府软弱无能，也就不奇怪了。后来我在《舰船知识》杂志上看到一篇《在南中国海上空巡航》的通讯，报道了王伟和他的长机段辉“与外机斗智斗勇”的事迹。该文写于王伟殉职之前，没想到发表时他正好出了事。文章说：“按照国际法公约，如果都在公海上空飞行，双方必须保持上下左右３００米×３００米的安全警戒距离。然而，段辉知道面前的这位老对手狡猾得很，你往外逼，它就向外飞一飞；你向里靠，它就再往里飞一飞。双方斗智斗勇，就像空中拉大锯，你侦察我，我实施干扰反侦察你”。可见中美两国飞机在南海上空“斗智斗勇”，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下面的一段描述就很可怕了：“段辉一边驾驶战鹰，一边观察外机侦察机的动机。透过座舱，他发现外机侦察机座舱里的飞行员在向他们作挑衅性的手势，有的用手指做成‘ＯＫ’形状，有的向他们挥手，有的还把‘圣诞帽’摘下来向他们比划着什么。”在风驰电掣的飞行中，驾驶员都能看清对方的手势，说明两架飞机早已突破了３００米安全警戒距离。这还不算，为了不让对方“戴着‘圣诞帽’……在我们家门口晃荡，段辉和王伟按地面协同动作，半（个）斤斗翻转后从外机上空横滚而过，这是两个战斗动作，警告外机不能再往里飞了，再往里飞就进入我方领海领空了。”这段描述使我想起事件发生后在网上看到的一份资料。据说王伟在执行任务中有一种玩命的勇敢，他的危险动作是出了名的，因此美国飞行员都很怕他。

无论如何，王伟已经献出他年轻而宝贵的生命。作为他的同胞，我们有权知道：第一，按照国际法公约，美国人究竟可以不可以在中国附近的公海上进行侦察？第二，美国飞机是否已经侵犯了中国领空？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虽然有庞大的传媒系统，却无法为大家提供确切的消息、可靠的新闻。

三

由于各种信息渠道受到严格的管制，中国老百姓很难了解到事实真相，也很难对周围的事物做出认真分析、缜密思考和正确的判断。如果这种封闭的环境不能改变，所谓目光短浅、心胸狭隘，人格扭曲的现象就会代代相传。这种情况，有点像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所揭示的“信息不对称”现象。说实话，我对经济学理论一窍不通，但是我总觉得，如果说经济生活中的“信息不对称”将会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话，那么其他领域的“信息不对称”也会对公众造成伤害。从这个意义上说，９.１１事件以后中国有那么多人幸灾乐祸，连声叫好，显然与阻碍信息传播的新闻体制有关。

这种落后的新闻体制能够长期存在，又与有人总是把自己当成救世主、把老百姓当作群氓有关。他们阻碍信息传播，限制新闻自由，不想让大家了解真实情况，说到底是害怕丧失自己的既得利益，打破他们一贯正确的神话。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进步，想要像毛泽东那样再搞个人崇拜已经没有可能。因为大家已经认识到：第一，这是一个“人的世界”，而不是“神的领地”；第二，人与神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是会犯错误的，由人组成的政府和政党也是会犯错误的；第三，不论什么人上台，什么党执政，都应该接受舆论的监督，即使因此而感到难堪，也不应该对新闻媒体施加任何限制。基于上述理由，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就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必备条件。对于这些问题，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波特·斯图尔特在１９７４年的一次演讲中谈得非常透彻。他指出：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的基本宗旨，就是为了创造一个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第四机构，从而对三个官方部门（行政、立法和司法）进行额外的检查。有人把新闻自由和舆论监督称为社会的“寻错”机制，也是同样的意思。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新闻界本来是有好传统的，比如当年的《大公报》，就曾经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宗旨，在争取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方面做出巨大贡献。胡适在该报创刊２０周年时也指出，《大公报》所以能有这样好的名誉，不过是因为它做了两件事情：第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第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他认为这是公众对报纸的最低要求。值得注意的是，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起，中国大陆的所有媒体都被纳入一个有组织的宣传系统，成为党和各级政府的喉舌和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独立于政府的第四机构，所谓最低限度的两个要求，不仅不可能实现，还要受到最严厉的批判。

这好像有悖于共产主义理论的初衷。早在１９世纪４０年代末，马克思就在《新莱茵报》被控案中指出：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无处不在的喉舌。报刊的义务，应该是为它周围的被压迫者辩护。可见此喉舌非彼喉舌也。大约１００年以后，即１９４６年１月，陆定一又在《新华日报》上撰文说：“……有两种报纸，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一种是新专制主义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前者，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民族，是有好处的，没有它，所谓文明，是不能设想的。后者，则与此相反，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这些话在今天看来，也是惊世骇俗、切中要害的。前两年，一个名为“笑蜀”的年轻人将当年《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关于民主、自由的言论汇集成册，取名《历史的先声》公开出版，其中仅在第四辑“让思想冲破牢笼”中，就有《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驳“灌输”理论》、《反对国民党反动的新闻政策》、《记者风格：威武不屈，秉笔直书》、《言论自由和民主》、《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为笔的解放而斗争》等文章，上述陆定一的话就摘自上述第一篇，可见这两张报纸当年也是追求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让这些文章与世人再度见面，本来是件好事。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据说有关方面对此十分恼火，于是这本好书遭到封杀。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为了“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但明眼人都知道这是自欺欺人。众所周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所谓安定团结，不可能靠封锁新闻、封堵言路来实现；相反，社会秩序的破坏，往往与公众的知情权被剥夺有关。这个意思用林肯的话来说，就是：“让民众了解事实，国家一定会安然无恙。”否则，贪污腐败就会愈演愈烈，社会动荡将会不期而至。因此，究竟是谁在破坏社会稳定，究竟是谁在为了个人利益而置国计民生于不顾，也就不言自明了。

话说回来，如今有些人在９.１１事件中表现得不可理喻，也不能全怪他们。在一个要把新闻媒体当作喉舌和工具的国家，在一个想把人培养成奴才或“机器”的社会，大多数老百姓只能是任人摆布，备受愚弄。他们没有了解事情真相的权利，因而也就逐渐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时间一长，整个社会便产生一种思维定势：大家不是反思自己不争气的历史，也不去寻找我们这个民族多年前误入歧途的原因，而是把中国的腐败落后归罪于别人。前几年有一本《中国可以说不》的书引起轰动，据作者回忆，他们小时候敌视“苏修”，长大后又仇恨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与成长的环境、所受的教育有关。更有甚者，有些人还产生一种“不盼自己发财，只盼别人倒霉”的变态心理。可见在这次突发事件中，许多中国人高声叫好、幸灾乐祸，其实是很可悲的。

总而言之，在一个封闭、禁锢的舆论环境中，只能造就愚昧、狭隘、麻木、无知、虚骄、狂妄的个性。这种个性不仅与人类的理性和爱心格格不入，还容易被专制统治者利用，从而对社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因此，恐怖分子及其幕后策划者固然可恨，为他们喝彩叫好的人也很可怜。要提高国民素质，改变这种状况，被誉为“无冕之王”的新闻记者负有特殊的使命。在这方面，美国著名报人普利策的一段话值得玩味。他说：“我们的共和国将与媒体共存亡。拥有训练有素、是非分明、有勇气为正义献身的智能型报人的有力、公正、具有民众精神的媒体，就能够维护那种公众品德，而缺乏它，人民大众的政府既虚伪又令人嘲笑，一个愤世嫉俗、唯利是图、蛊惑民心的媒体，最终会制造出一个像自己一样卑劣的民众。塑造共和国未来的力量掌握在未来的新闻记者手中。”

蛊惑人心的媒体和卑劣的民众，与虚伪可笑的政府是相辅相成的。真实的消息会启发民主思想，叫人聪明起来；错误的信息则会闭塞视听，使人变得愚蠢。这些道理，对于我们这个可以在经济体制改革上高谈阔论，却对于政治体制改革讳莫如深的“跛足巨人”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