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从出场到如今，也费了众人不少笔墨，可我觉得才刚刚评出点味道来。

　　秦始皇不论是不是英雄，已成古人，犯不着我们为他粪土其中或金玉其外动真格的。有意思的是，在“引无数英雄竟折腰”的中国，竟有更多的人，更多号称或被加封为“精英”的人，在所谓的“无数英雄”面前，更加诚惶诚恐地折下自己的腰。

　　　　　　　　　　　　　　　　（一）

　　中国，这九州八块，就是我们文字上或心目中的天下。没走出井圈，不知道天到底有多大，但是我们确实知道天下该有多大。我就是那只青蛙，我就知道井的直径，周长，或许能跳起来琢磨一下深度或高度的意义，但天下就是天之下，以下为本，天有多高又何必在意呢。再有闲情，还可以去探探水深，可是水再深不也只是我的“率为王水”吗？

　　当然，这样说法得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我就是这天下的唯一的青蛙。不管是不是最青最纯的蛙，只能有一个。如果不止一个，那么这天下到底是谁的，就要有一番争议。君不见，天下青蛙呱呱呱，天天争的吵的，还不就是这个井口一样大的天下到底归谁家。

　　不管天下有多大，只要个体要生存，种族要延续，那么再小的天下也不可能只容一只青蛙。如此一来，非原始的问题就马上发生。这就是典型的“鲁宾逊与星期五”的原罪或原暴的问题。

　　航海家鲁宾逊在海难后，被冲上一个孤岛，又从沉船上拖回了枪枝弹药，在一个巴掌大的天下里，开始享受大自然能给予他这个孤家寡人的一切。遵循伟人的教导，枪杆子里出政权，他成为这个小岛的文明鼻祖，权力一元。然后，在与代表落后生产力，代表落后文化，代表人吃人的腐朽阶级的武装斗争中，他又用现代化的生产力──枪枝弹药──击退了大洋土人的复辟反攻活动，并解放了正在受苦受难的被吞噬民族的遗民。

　　这便是星期五的来历，被先进的三个代表解放于星期五。星期五生活在血腥的人吃人的“旧社会”，没见识过先进，更不知道人竟然可以用一枝会喷火的直棒远距离“取上将军”，他于是自然而然地认为这个不同肤色的异人是天神的代表，用中国话汉语来讲，就是“天子”。

　　很明显，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恩格斯显然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没有能够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鲁宾逊与星期五”的原暴问题上，他犯了严重的“见物不见人”的错误。他也看见前者手中的枪，于是一口认定鲁宾逊是用暴力劫持了星期五的民意，用暴力把自己凌加于星期五之上。

　　他竟然没有从星期五的处境与角度来分析那种感恩戴德，诚惶诚恐的内心世界。用我们的最时髦的社会科学术语，这叫做“星期五选择了鲁宾逊”。在鲁宾逊与土人的武装斗争中，星期五看到，鲁宾逊不但代表了社会的正义，而且有万夫不挡之勇，他马上意识到，这个小岛的天下，非鲁宾逊莫属。他虽然属于第某落后世界，但他的心眼是聪明伶俐的，他马上感觉到鲁宾逊是这块巴掌大的天下的主流代表，于是他在心底高唱一声“英雄何逆天下势”，马上调整心计，心悦诚服地选择了鲁宾逊，而不须鲁宾逊前来向他宣讲伟大的三个代表。

　　恩格斯强调暴力在制定“安定团结”的社会结构与秩序中的决定性作用，是因为他把刚刚接触世界文明的星期五放到了与鲁宾逊同等的思维水平，并且认为人的，起码是作为自由人的，最根本的人性是追求与宣称自己的自由之身。在恩格斯看来，从星期五被从敌对土著手中“解放”的那一瞬间，他就不隶属于任何人，他是他自己的自由意志指导下的自由之身。

　　欧洲现代思想家恩格斯站在欧人的角度来猜度别人──是不是他也不知道他的井口有多大，可以包容几重天──他以为，出于人的本性，星期五一定会要求与鲁宾逊“共和”，共享人权。可他那里知道，在欧洲以外的地皮上，没有共和文明的基底，人的本性是不同的，在这里，人性不是要求自由，而是要求依附，依附于强者以求自己被强权压抑下的生存。

　　所以，星期五虽然被解放，但是他不能自己站立起来。因为他生来没有自己站立的能力。他必须要向英雄靠拢。这不，他马上转一个方向，跪倒在尘埃中，向他心目中的“天子”心悦诚服、诚惶诚恐地叩头称臣。

　　诚服？诚信地服从？要是没有那根“喷火的直棒”，星期五凭什么诚服？星期五又是对什么东西诚服？可怜的星期五，远远没有欧洲人所设想于他的自由感，在他看来，人和人之间，只有吃与被吃的关系。这不幸是他人生经验的全部，在他被捕获和被解放之前，他也一样地抓到别的部落的人来生食。人，生来不就是这样吗？

　　所以，第一个具有暴力手段，能够吃他而不吃他的人，就是他的救命恩人。在世界万物中，他就要一定“选择”这个恩人来为他终身作牛作马。而且他所选择的英雄，勇武无加，在日后的天下逐鹿斗争中，必操胜券无疑，紧跟英雄，肯定会给自己带来无穷无尽的活人来开新的人肉宴席。识时务，在他的眼里，就是找准提供更多更好吃的活人的万世不竭的源泉。

　　“不吃就是救命”，这恐怕要惹来某些“精英”的笑话，可是，不吃难道不起码是饶命吗？在我们所读的中国古籍中，难道不是有很多“谢大人不杀之恩”的经典吗？中国人，以前也是同样地不知道有“星期五”，有“礼拜日”，不就是比鲁宾逊的星期五少了点生吃活人的野性，而在其余的社会意识上站在同样的水准上吗？

　　站在这个水准上的“天下”观，会与鲁宾逊的星期五差多少呢？

　　　　　　　　　　　　　　　　（二）

　　我并不反对或小看张艺谋所表现的故事。我甚至也想过，如果要把“荆轲刺秦王”的故事重演，应该从什么角度来做，才能跳出历史上划定的圈子。

　　光推陈是不够的，还必须出新。但是新在哪里？就在每个人自己的心中。你的新可能只是换了一个嘴脸的陈，或者更可怜，只是画面上的新，而了无新意。

　　欧美影人，利用经典故事而发挥自己的表现手段，旧戏屡屡拍新，每次都会引起无限兴趣，因为大家都想知道，谁能，还有怎么能把经典拍得更上一层楼。那里没有所谓的“官方大批判”来哄抬艺术家的身价，要挑战艺术，挑战市场，就得向老传统挑战，把老经典来扒一层皮，好让新的表现手法上路。

　　如果不向经典故事挑战，那就只好在人性的经典上向新的深度上发掘。而在人性新的深度上发掘，就必须有历史的真实，比如《辛德勒名单》。任何人都知道，在恪守历史真实的前提下，要变换题材，变换新意是非常不容易的。

　　就说“荆轲刺秦王”一事，历史的真实在于，风萧萧兮易水寒，荆轲不辞艰险真正去刺了秦王，而秦王大难不死，终有统一天下的那一天。历来的故事都是站在反抗暴秦的角度来歌颂荆轲，描述一个失败的英雄。怎么能换出新意？我想好多人在用尽了想象力以后，都打消念头，把推陈出新的弘图不了了之。一个未死的王，与一个未成功的刺客，历史的偶然之中有什么必然吗？

　　必然性，是必然存在的。不是没人看到，也不是没人理解，但是，想到其中必然性的人，都自我告退。隐瞒或者隐藏必然？好大的历史罪名，难道可以这样说吗？又为什么要隐瞒？

　　说到隐瞒。中国人是惯于隐瞒的民族，我们的史书上，明明白白地标着大大的“讳”字，书史者，要担负起“为长者讳”和“为尊者讳”的民族大义。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为下九流的江湖刺客树碑立传，而竟然不替我们“千古一帝”的尊者讳其遭受刺客行刺的奇耻大辱，明明就是千方百计地与我们心中的红太阳过不去。同样是在这里，我们的新的隐瞒，不是遵循“为长者讳”和“为尊者讳”的民族大义，而是恰恰相反，是地地道道地替卑者讳！

　　谁是卑者？是秦王还是荆轲？都不是，甚至不是画面上的执戈武士，而是画面之外的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世世代代平平淡淡的中国人。他们没有地位，没有权势，没有钱财，没有温饱，但是，最可悲的是，他们没有自己的自由，甚至于没有有关自由的概念。历史的偶然之中有的关于他们的必然，就在于，不管是什么人在使用暴力，不管是最后鹿死谁手，不管是什么人凭借什么手段，打倒、消灭、并吞了其他的强者，我们就为他的杀戮血腥所吓倒征服，我们就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他，我们就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换一个户头，转到他的名下，选择他作我们的新的奴隶主。

　　当每一个奴隶都跪倒在他的面前山呼万岁时，他，就拥有了“天下”。

　　天下的取得，从一方面讲，是征，从另一方面讲，是服。合在一起，我们的胜者英雄号称是征服天下。那么我们的必然，不过是讲，天下其实是很好征服的，只要你去征，得到的必然是服。

　　只有荆轲等几个人，以及在他背后的一小撮教唆犯们，是不屈不服的顽固分子。但是，在中国，在中国的历史上，荆轲只是一个偶然，我们的必然在于，顽固不化者必然要被天下的王者屠杀，而只有杀死最后一个不服的顽固分子，天下才能瓜熟蒂落，砸到政治学家的脑门上。

　　这几条必然，就是我们的斗争哲学的本质。而对于非斗争非英雄非强霸的普通中国人，我们所恪守的必然性，才是卑者的必然：不杀我的强者暴者，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救命恩人，就是我必然为之效犬马之劳的主子。

　　是卑者的必然，也定是必然的卑者。

　　　　　　　　　　　　　　　　（三）

　　在强暴者与卑贱者之间，是我们的的智者。

　　强暴者处处主动，要征要霸；卑贱者时时被动，被砍被杀。而我们的智者呢，天天在日察地理，夜观星相，立誓要与时俱进，做到识时物者为俊杰。与卑贱者的愚昧被动不同，我们的智者，要的是附和天下大势，比卑贱者早一步跪倒在真龙天子面前，早一步加入征服大军的行列，成为同榜英雄，或者英雄的手下，以便在将来主子得到的天下大餐的宴席边，有一份残汤剩饭。

　　虽然不是原始的最先始的强暴，但我们的的智者在心目中还是有对暴力的高度崇拜，也希望以暴力，或者至少是借用他人的暴力，达到自己肆虐自己同胞的目的。

　　我们在历史上是如何称呼我们自己的智者？智，是脑力高度发达，不愚不蠢不麻不木，按我们的老话，是狡猾，或者是奸猾。于是，有他们的奸猾和我们的奸猾的分野。我们又把我们自己称为汉，所以，我们的奸猾，就自然地被简称为汉奸。

　　燕太子丹，以及荆轲，就不能列为我们的奸猾，更不能是是我们的的智者。不识时务者，难为俊杰，他们怎么就看不出将来的环球，必是强暴秦王的天下，怎么就不懂得早早拜倒在秦王帐下，送上自己的投名状，加入浩荡的天下大势。当然，进步大小是小事，千万不要无辜地愚蠢地做了“革命的对象”。

　　在燕太子丹，以及荆轲的身后，纵使司马迁褒轲贬秦，我们的智者们，还是从故事的必然性中看出了门道。蒙古人来时，我们的智者们就认定新王的历史趋向，替蒙古人战，满洲人来的时候；他们又摇身一变，成为满洲人的汉军旗；那么，同样，日本人来的时候，他们又组成浩浩荡荡的皇协军，成为首批加入大东亚共荣圈的圈民。

　　如果说卑贱者的被动，是天生的无奈，那么，我们的智者，我们大汉的奸猾智者，真正代表了中华民族的追求时务，附和大统的积极。这里没有出卖和背叛的贬意，这里只有对胜者的追随和附和，与胜者同声合气，对弱者对败者的不齿无情。历史原是无情的，所以，对理解历史的智者也不能强求他们原本缺匮的民族情份。

　　随着我们的智者的数量和质量的增加，随着我们的不智的历届历朝的“领导核心”的无耻腐败无能，一种离心力在中华民族的内部明智的诞生并生长壮大。反正天下最后是赢家的独家天下，那么最好是该跳离破船的都早点起跳，起跳得越迟，就在星相研究上越迟钝。与其让我们的“领导核心”把好东西都“宁赠友邦”抛尽荡光，不如我们比他们更主动更优先地参加友邦。

　　这叫什么？这叫千古不变的军事条例：如果不能战胜对方，就乾脆加入对方。每一份加入对方的力量，都在实力对比的天平上使强者更强，更加奠定弱者该输该垮的绝对力量对比。

　　整个中华民族，虽然一直都有这样的优良传统，但是，只是在我们的现代精英的带领下，终于整体地大张旗鼓地认识到了民族的最佳出路。

　　　　　　　　　　　　　　　　（四）

　　我们的智者，一代一代，坚持不懈地在选择叩头对象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们的精英，在这个方向上痛快地“活着”，努力着，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给主人，把自己的心身灵魂，也全数倾倒在胜者前进的历史车辆之下。

　　当二十世纪中国的头号文化人郭沫若把自己如此命名，他大概没有，或者已经存心，在为自己选择一条若沫，即“象泡沫一样”，的历史方向。在象肥皂泡一样盛开的日子里，他是那样地闪着时代的光芒，令人耀眼欲昏，他是那样地才华横溢，叫人不知道什么是他所不能不会。可是，他没有想作一个独立的人，他只是要象泡沫一样浮动，飘摇，然后附着。他在所谓的“解放后”的“新社会”中，把他的才华混成了讨食残羹的乞讨钵，把自己作成标签，贴在科学的殿堂的后门口，又把胜者的赌博入场券，象钦点恩赐的丹书铁契一样，贴在自己脑门上，自己也就“咸与俱进”了。

　　我不是要在几十年后来挖苦任何过势的天才。天才在我们的民族成见中，原是天生我为天子臣才。天子不弃，才是天才“成才”的唯一出路。郭先生的识时务，追主流，给中国的所有的文化人，立下了最好最典型的成沫模式。

　　只要天下还是王道乐土，只要天下还有胜者，只要胜者不放下屠刀，我们的智者精英，还会在若沫成沫的大道上让自己大放光芒。大腕张艺谋不过是众多若沫的咕叽喧闹中的一个，争取把自己的皂泡升上顶峰，好得到更多的霓虹照耀。

　　我们哈蜜胜者，只因为他有置我们于监狱，扣我们为右派，棚我们为牛鬼，驱我们做劳改，甚至置我们于死地的绝对暴力权势。他不但有这个能力，也已经曾经、正在、还将要这样的行为下去，这是我们大家都清楚的。所以，他现在还没杀我，就已经对我是赦命救命的大恩。加入胜者，参加人肉宴席，不但是我们的大智者张导的迫切要求，也是那些小小妖女们的一致趋向。一时间入党入场的狂流不可阻挡，“做识时务者”又成为中国精英们的最强的时代精神。

　　　　　　　　　　　　　　　　（五）

　　我对文化不敢有任何奢望，我只知道，如伟人所曾说，“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想伟人如此豪爽时，还未登伟人宝座，他所谓的我们，应该是像他当时一样的平民百姓。

　　中国的历史几千年，只是在伟人如此发言时，刚刚有天下可以不是某英雄的天下的开端，伟人当时的平民意识真是难能可贵。中国文化在王朝的统治下刚要站起来，可是我们的老传统却不让它站立在独立的势态。我们的现代精英们仍然一口咬定，“天下只能是某个个人的私有财产”。对比起将近一个世纪以前的一个湖南书生的平民意识，我们今天的精英们的奴才意识，是一种识时务的表现，还是一种历史的倒车？

　　为什么要把天下划为一人之垄断？为什么要以天下为幌子，把强权暴力的一切杀戮戕害裹上一层“天下牌”遮羞布？

　　我们的精英们要把天下奉献给“人主”，对比起五十年前，同一块土地上的志士仁人为反抗“党天下”所作出的牺牲，我们的精英不是在“大慷天下之慨”吗？

　　我们原以为，所谓的“我们的奸猾”，只是在外来的强敌面前才有表演，现在看来，我们的奸猾是一贯性的，是联绵不断的关于民族本身的意识，是对内对外一样的普适的。但是，这不是关于民族的自强的意识，而是暴露民族关于自身弱点的意识，只有自弱者，自卑者，才时刻留意“天下大势”，判断向哪一派势力“一边倒”地依附，才把自己的才华迸作胜者的泡沫。

　　中国这块土地，是孕育与培养若沫族的肥沃土壤，一切的机制具备无缺。不论是什么朝代，什么年代，什么时代，我们总会看见高高膨胀的光环，然后倾听那皂泡破灭时的一声不怎么清脆的响声。虽然不是惊天动地，也不会沁人肺腑，但是会令人痛惜一个天才在天子脚下的沦丧湮灭。

　　对比于我们的智者若沫族，我们的英雄们倒是中华民族仅有的想自己站立起来的少数。在哀悼英雄已逝的历史长河的这一头，我也无法不悲叹泡沫的永恒存在。

　　　　　　　　　　　　　　　　尾歌：《典卖无余》

　　　　　　　　　　　　有谁能阻挡焚书的火舌，

　　　　　　　　　　　　有谁能跳出驱儒的秦坑？

　　　　　　　　　　　　多情应笑我，为胜者多余濡沫，

　　　　　　　　　　　　寡意更嘲我，走眼判错满天星。

　　　　　　　　　　　　他有天下，我只有肉身，

　　　　　　　　　　　　他有坦克，我唯余弱声。

　　　　　　　　　　　　卖予他吧，为了不沾火舌，

　　　　　　　　　　　　典予他了，只要不下儒坑。

　　　　　　　　　　　　他是太阳，我就是只皂泡，

　　　　　　　　　　　　起舞自顾怜，翩翩的身影。

　　　　　　　　　　　　他是核心，我就是根藤萝，

　　　　　　　　　　　　紧跟高举，犯不着难为情。

　　　　　　　　　　　　识时务，翻译透彻了就是早识相，

　　　　　　　　　　　　有敬酒时切记断头台下警钟长鸣。

　　　　　　　　　　　　千斟万盏，将进酒，饮无悔，

　　　　　　　　　　　　只要他，御笔封咱，方巾一顶僭精英。

　　附：有关英雄的近作词二首

　　　　　　　　　　　　望海潮　－－回中贞（２００３－１－９）

　　　　　　　　　　　　　　荆轲，为天下止暴

　　　　　　　　　　重旌抚岳，交戈蔽日，大军驰进尘连。

　　　　　　　　　　血刃断头，雕弓殁骥，九州涂炭腥鲜。

　　　　　　　　　　万里乱烽烟。恨屠城征战，戕难经年。

　　　　　　　　　　壁峭风萧，水寒马咽挚情牵。

　　　　　　　　　　疾驱直入长安。卷城图以献，步上金銮。

　　　　　　　　　　言始意藏，图穷匕现，进阶绕柱击连。

　　　　　　　　　　天下怒情翻。借一身孤胆，止血人间。

　　　　　　　　　　抗暴舍身刺虎，浩气漫云天。

　　　　　　　　　　沁园春．化雪（２００３－０１－１３）

　　喜读中贞兄《沁园春．论刘璋谈古民主治国》，更忆旧读伟人雄文《沁园春．雪》。为辅国计民生，为解郁积在胸，特调寄同格，韵步中兄，为无数英雄接续更多的“俱往矣”篇章，为霜雪之后的解冻，赋得春回大地，还我河山。

　　　　　　　　　　堤阻澌凌，树映淞光，新霁晴云。

　　　　　　　　　　喜陈封始退，嫩芽欲绽，置耠秣牯，春早人勤。

　　　　　　　　　　社火歌船，庙香腾栋，敬祷秋值殷满囤。

　　　　　　　　　　惊霹雳，承□霖普降，略解沾尘。

　　　　　　　　　　民生寡乐艰辛，又多少枭雄，贤恶分。

　　　　　　　　　　叹明洪清圣，只争关隘，袁酋中正，更躏仁人。

　　　　　　　　　　舵手峰巅，混淆治乱，遏制思维剐重臣。

　　　　　　　　　　祸无尽，□婆媳父子，再造乾坤。

　　注：１、澌，凌，淞，皆冰霜世界的冷酷形态，但澌已是冰的“强弩之末”。２、　置耠秣牯，春早人勤：谚云，“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故一牛知春也。３、明洪清圣：明开国洪武，以及清圣祖康熙。４、袁酋中正：共和之后的洪宪帝制重蹈，蒋家王朝的血统承继。５、舵手峰巅：我们的伟大舵手和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峰巅。６、剐重臣：当代效法汉初伙同吕后屠杀开国功臣故事。７、祸无尽：天灾已过，人祸未央。８、婆媳父子：现代共和国的两种宫廷极权接班模式。

（２００３－０１－２９）